复制子和载体

为了穿透围绕着进化论的迷雾，为了让宇宙酸着手工作，我将使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出现过的生动语言。道金斯因为使用这些语言饱受批评，不过，这些说法有助于令我们震惊，使我们完整了解进化起源的寓意之后，接触一种新的世界观。我们特别想从道金斯那里得到的是他的术语，是他对复制子和载体的概念区分，以及他阐述进化逻辑的方式。他所使用的进化模型的技术细节，跟我们这里的目标没关系。道金斯在那本书中做了脍炙人口的总结，这对我们很有帮助。说实话，我在这里就靠它了。而跟这一过程的细节有关的所有争论，都跟本书提出的概念主张没有关系。 ^[1]

故事是这样开场的。很多进化理论家依然在细节上争论不休，可他们所有人都同意，在某个历史时间点上，地球上存在着一种化学成分的原始汤，从中演化出了稳定的分子，道金斯把它们称之为复制子，因为它们能复制自身。复制子越来越多，达到一定程度，它们就发展出了复制的精确、多产和长寿等特征。也就是说，它们能精确地复制自己，制造数量巨大的副本，而且自身能保持稳定。紧接着，原始食肉动物出现了，它们能分解竞争性分子，还能使用其中的成分复制自身。其他的复制子发展了蛋白质保护涂层技术，以此来抵御这种食肉动物的“猎杀” ^[2] 。当然，还有的复制子创造了更复杂的容器，把自己安置其中，这些复制子也能存活和繁殖。

道金斯把这种复制子置身其中的复杂容器称之为载体。跟环境互动的其实就是载体，而且，载体跟环境互动的差异化成就，决定了置身其中的复制子的成就。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复制子的成就不外乎就是跟对手复制子相比，增加自身在复制子群体中的频次。简而言之，复制子是这样一种实体，它们能在复制之后，把自身结构相对完整地传递下去。载体是跟环境互动的实体，它们跟环境互动的差异化成就，导致了置身其中的复制子的差异化复制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道金斯把载体称之为复制子的“生存机器”（survival machine）。接着，他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惊天秘密：

生存机器变得更大，更复杂，这一过程是渐进的、累积的……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自然选择将会产生怎样怪异的、自我保存的机器呢？40亿年的时间过去了，古老的复制子的命运是什么呢？它们没有消亡，因为它们是过去的生存艺术大师。但是，不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寻找它们；它们很早以前就放弃了自身的自由。现在，它们像殖民者一样群居在一起，安稳地寄居在庞大而笨拙的机器人体内，远离外面的世界，通过迂回曲折的间接途径跟它沟通，通过遥控的方式操纵它。它们在你体内，也在我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而且，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就是保存它们。这些复制子远道而来。它们现在的名字叫基因，而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1976，19-20）

我们的基因是复制子。我们是它们的载体。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强调过这一点）现代进化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对于基因复制来说是一个好载体。思考一下相反的情形，即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复制自己。正如道金斯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错误”（237）。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在思考进化时都很容易犯这个错误。即使在生物学家中，一不留神，它也可能成为一种默认的思维模式，因为“单个有机体在生物学家的意识中最早出现，而复制子——现在被称为基因——被看作单个有机体所使用的机器的一部分。需要靠深思熟虑的心理努力，才能让生物学重新走上正轨。这种努力也会提醒我们，复制子在先，无论是它的重要性还是它的历史，都是如此”（265）。

简而言之，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最终目标，就是作为一种复杂的生存机器，为现在的复制子（基因）服务。面对这一点，我们畏葸不前，惊惶不安。

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存在终极理由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继续扮演生存机器的角色。我们有逃生出口。被称为人类的笨拙的机器人能逃出自私的复制子的魔爪。而且，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个想象的寓意，你肯定希望有这么一个逃生出口。道金斯承认，自然选择的进化有一个非同凡响的洞见，让自己也大吃一惊。从基因眼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生存机器，是盲目的机器人载体。我们被植入程序，以保存被称为基因的自私分子。这是一个直到现在也令人震惊的真相。虽然很多年前我就知道这一点，但现在自己也没有完全适应。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拿这个事实把其他人也吓一跳。”这个观点的确令人惊诧。如果你愿意，请想象一下，“独立的DNA复制子像羚羊一样跳跃，奔放不羁，自由自在，世代相传。它们通过生存机器而临时组合，聚在一起，摆脱了芸芸众生终有一死的不断演替，打造出属于自身的永恒不朽。……身体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好战的遗传代理人松散的、临时的联盟。这些代理人彼此之间并不熟悉，直到在精子或卵子中准备下一次伟大的基因混合时才会见面。”（234）

简单地说，这就是令人恐惧的事实：我们是盲目的复制子制造的生存机器，这是一种叫作自然选择的算法导致的结果。而且，哪怕我们转过头去，不去看它，希望那个长毛怪像个小娃娃一样走开，我们也依然心有余悸，没法逃离这种恐惧。只有通过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了解人类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存机器，我们才可能逃离恐惧，抑或找到方法对付它。

当然，我使用机器人 ^[3] 这样的说法，是想让读者浮想联翩，以便对付我们朴素心理学中根深蒂固的直觉。举例来说，有一种直觉认为，基因存在，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目标。相反，我们需要明白，人类存在，是为了构造载体（在植物和动物中有成千上万种不同载体，人类不过是其中的一类），以便为复制子的繁殖目标服务。

在本书中，我有意使用道金斯用过的术语，因为它们富有煽动性，比如载体和生存机器，而我不想减弱语言所能唤起的进化的洞见，想要使它富有感染力。只有当我们能理解这些另类的观点，体会到它们是多么令人不安时，我们才有动力付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认知变革的努力。比如，生物哲学家戴维·赫尔和其他人 ^[4] 更喜欢用交互子（interactor）而不是载体这样的术语，因为后者含有被动和消极的意味，看起来减少了有机体本身（跟复制子相比）的因果主体性。他们认为，交互子这个术语更好地传达了有机体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交互子的说法在严格意义上更合适，但是我会继续使用载体这个词，因为它传达了令人不安的逻辑。通过这些逻辑，进化论颠覆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动摇了我们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特殊位置。对我的目标而言，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到自身的生物起源时，载体这个术语更清晰地刻画了人类面临的挑战。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是人类不能认识到他们是以盲目复制子的载体这一身份诞生于这个星球上，那么，他们就有成为被动管道的风险，而这些管道是为了基因的利益和目标存在的。在人类语境中使用时，载体的说法带有轻蔑的含义。它丢下一封必要的战书，在我看来，这反而更能激起人类认知变革的努力。

类似地，使用“生存机器”和“机器人”这些术语，遵循相同的逻辑。它们同样被有意地、带有挑衅意味地加以使用，这是为了引发令人不安的直觉——我们必须寻找出路的直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令人不安的直觉促使我们推进必要的认知变革，因此，这样的术语大有用处，它们帮助我们维持这些战栗不安的直觉。举个例子，道金斯曾经雄辩地指出，人类能反抗自私的复制子的独裁统治，他们是能这样做的唯一载体。要是可以把人类理解成生存机器——笨手笨脚的机器人，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由复制子制造出来——那么，他们也是唯一被设想能煽动一场反对复制叛乱的生存机器。根据道金斯的优秀传统，我将使用“机器人叛乱”指代来自进化洞见和认知变革的方案，它们将带领人类超越复制子的有限利益，以界定自身的自主性目标。

[1] 我只是在最极端粗糙的水平上使用这些概念，我的观点不受生物科学任何一个具体争议结果的影响。正如Dennett（1995）所说，“围绕进化论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不过，那些感觉自己受到达尔文主义威胁的人并不能从这个事实中得到安慰，振作起来。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话）争论涉及的仅仅是‘科学层面’，不管那一边获胜，结果都不会影响进化论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跟其他任何科学观点一样稳健，对于我们回答生活的意义（或许）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19）。同样，本书中讨论的主要观点不受进化生物学中任何微型争论结果的影响。对于其他可读性较高的总结，见Cairns-Smith 1996；Eigen 1992；Maynard Smith and Szathmáry 1999；Ridley 2000；and Szathmáry 1999. 有些讨论不怎么“基因中心”，强调多层选择理论，见Gould 2002；Sober and Wilson 1998；and Sterelny and Griffiths 1999。

[2] 读者应该理解，对复制子活动的拟人化描述仅仅是一种简单说法，这在生物学著作中很常见。因此，对于这里提到的句子“复制子发展了蛋白质保护涂层技术来对抗攻击”来说，它的更完整也更笨拙的说法是，“构造具有蛋白质保护涂层的载体的复制子，它们在群体中将更为常见”。我会继续这么做，即使用隐喻语言描述复制子和基因，说它们有“目标”和“利益”。我对读者有信心，他们会明白这些仅仅是简单说法。正如Blackmore（1999）指出的那样，“‘基因想做X’的简单说法，永远可以被更详细地表述为‘做X的基因更可能传递下去’”（5）。不过在表达复杂观点时，后者会显得笨手笨脚。因此，我将学习Dawkins（1976），“给我们发通行证，让我们讨论基因，就好像它们具有意识目标一样。我们能把自己草率的语言翻译成备受尊重的术语，要是我们愿意的话，而这会让我们安心”（88）。Dawkins指出，这是“无害的，除非它恰好落到了没有能力理解这些表达的人手里”（278）。他们会自鸣得意地引用一个哲学家的话，卖弄学问地告诫生物学家，基因不自私，而原子也不会嫉妒。我相信，跟Dawkins谈论的哲学家相反，没有读者需要指出这一点。

[3] 在随后出版的著作中，Dawkins（具体见1982，15-19）澄清了围绕他使用机器人这个术语而产生的误会。他当然是从控制论中机器人技术化身的角度讨论的，不能等同于公众通常对它的朴素用法。现在，跟撰写《自私的基因》（1976）那一年相比，控制论中“机器人”并不含有僵化的寓意。恰恰相反，很多高水平电脑程序在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实体配备了相当灵活的能力，使它们能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输入。现在，人们更普遍地意识到，当一个现代机器人穿越它的环境时，并不是被一种基于每时每刻的程序控制着，而是在机器人开始执行它的环境设定之前就完成了编程。这里的类比是，基因编程产生载体，但并不精确地知道载体在环境中会遭遇什么。在这一节中，我们将看到，这种属性（基因缺乏远见）将给载体事实上逃脱基因控制创造机会。

[4] 关于这个主题，见Hull（1982，1988，2000，2001）以及其他人，e.g.，Plotkin 1994；Sterelny 2001b；Sterelny and Griffiths 1999；Williams 1985。 TIJi3TGQvZSi5y2BrtdfaOpyttI00rcoFlYaKFi8UoVGEd+i89YUDAPjWJwaXA8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