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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一书中，丹尼特（1995）认为，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这一观念，其实是一种知识层面的宇宙酸：“它把几乎所有的传统观念都销蚀掉，在其身后留下一个革命化的世界观，大多数旧有的景观仍然依稀可辨，但也经历了彻底的改造”（63）。简而言之，达尔文主义的冲击波刚刚能被世人感觉到，我们还没有彻底吸收进化科学中包含的破坏性洞见。
说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达尔文主义的寓意，一个理由是存在这样的现象：最激烈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人，其实也最清醒地意识到，达尔文主义在知识上扮演着宇宙酸的角色。举例来说，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信徒认为，自然选择的进化这一观点，将毁掉他们心目中大多数神圣的东西。比如，对进化论的完整理解，恰恰就会威胁灵魂这样一种概念。
简而言之，在理解达尔文主义方面，恰恰是站在路中间的信仰者错了。他们是所谓开明宗教的信徒，认为自己了解自然选择意味着什么，但没有意识到这一概念的阴郁含义，因而对达尔文主义存在多处错误理解。显然，这些错误中的每一种都让达尔文主义变得可口，变成人们容易接受的教义，可达尔文主义中更令人震惊的寓意被隐藏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歪曲了。比如，普罗大众继续相信进化式进步的错误概念，尽管史蒂芬·古尔德写了很多畅销书，坚持不懈地跟这种错误观点做斗争。这种观点中有一个很重要，但其实具有误导性，即认为人类是进化不可避免的巅峰之作。这就像那首古老的歌谣中吟唱的那样，人类是“群山之王……独占鳌头”。虽然古尔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要纠正这个错误观念，可它依然存在。古尔德不断提醒我们，人类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事情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也就是说，某些其他的有机体本来有可能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对进化的误解，跟本书的主题关系更密切。这个误解就是，我们携带基因“是为了物种的生存”。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想法，认为我们携带基因，基本上“是为了我们更好地繁殖自己”。在第一种情况下，基因为物种服务。在第二种情况下，基因为作为有机体的我们服务。两种错误观点都认为，基因服务于我们的目标。在著名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理查德·道金斯抛出了一枚定时炸弹。到目前为止，这颗定时炸弹还没有完全爆炸。它指出，实际情况跟刚才说的完全不同：我们被构造出来是为了给基因服务，而不是相反。流行的观点认为，“基因存在，是为了制造我们的副本”，这里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我们存在，是为了让基因制造它们的副本！它们是主要的，我们（作为人）是次要的。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为基因服务，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基因才把我们制造出来。
事实上，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知道，“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制造自己的副本”这种观点说不通。我们从不制造自己的副本，只有基因才这么干。显然，我们的意识并没有在我们孩子那里得到复制，因此，我们没有在这个意义上延续自我。我们把一半随机的、乱成一团的基因传给自己的孩子。到了第五代时，我们跟后代的遗传重叠将减少到1/32，这个比例通常在表现型水平上都难以觉察。“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制造自己的副本”，这个谬论背后存在一个错误观念。道金斯对此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被制造成基因机器，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传递自身的基因。不过，三代之内，我们这一方面就会被人遗忘。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孙子孙女，都可能跟你长得像……但是当每一代人不断生儿育女，往下传递，你的基因的贡献就会减半。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达到一个可以忽视的程度。我们的基因可能是不朽的，但是基因的 集合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事实上注定要分崩离析。伊丽莎白二世是征服者威廉的直接后裔。然而，她很可能并不携带老国王的任何一个基因。我们不应该在繁衍之中寻求不朽”（199）。
我们的身体由一个独特的基因联邦建立，这个联邦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走到一起。从欣赏我们自身独特性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但是对于那些认为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繁殖自身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景象。即使我们认为，基因在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繁殖我们自身”，这也不能减轻我们面对死亡时的哀伤之情。相反，令人震惊的是，难以置信的是，备受屈辱的是，我们存在，是为了在基因复制的过程中帮助它们—— 我们存在以便它们能复制。 用道金斯的话来说，永垂不朽的恰恰是基因，而不是我们 [1] 。
这就是道金斯扔给流行文化的知识手榴弹， [2] 而这种文化还没有准备好消化它的影响。这种消化过程被延迟了。一个原因是，即使是那些声称相信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人，也低估了彻底接受普遍达尔文主义之后由此导致的概念革命的影响。比如，在通常的讨论中，一种理解问题的方式是拿科学和宗教做比较——前者通常是进化论的幌子（Raymo 1999）。接着，讨论者会把问题界定成可兼容的或不可兼容的两种立场：前者认为，科学世界观跟宗教的能兼容，而后者认为不可以。开明宗教的信徒常常都是可兼容主义者，他们热情洋溢地主张，科学跟宗教能调和起来，像情侣一样手拉手、肩并肩。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不想走这么远，因为他们只想让宗教压倒科学。
说出来有点儿奇怪和反讽，因为，恰恰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把事情看得更透彻。而且，恰恰是相信进化论的那批人没看到普遍达尔文主义中内在的危险 [3] 。这些危险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看一个显而易见的选项：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这就意味着，人类不是上帝或其他任何神灵的特殊设计。它意味着，人类的出现没有任何目的。它还意味着，就生命形式而言，没有任何天生的“高等”或“低等”（见Gould 1989，1996，2002；Sterelny 2001a）。简单地说，一种生命形式跟另一种一样好。
其次，存在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进化无意义。这个问题来自一个事实，即进化是一种算法过程（Dennett 1995）。一个算法仅仅是一套形式步骤（即配方），用以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我们熟悉一种算法，即计算机程序。进化就是一种在自然界中而不是在计算机上执行的程序。设想有一种最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即复制那些在选择过程中存活下来的实体。根据像这种程序一样简单的逻辑，算法式自然选择过程（机械地、盲目地）构造出了像人脑一样复杂的结构（见Dawkins 1986，1996）。
很多人认为自己相信进化论，可他们没有想清楚这一过程的含义。这一过程是算法式的：机械、盲目、无目的。不过，乔治·萧伯纳早在1921年就觉察到了这些含义。他写道，“这个理论看起来很简单，因为你最初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不过，当你慢慢理解它的整个寓意时，你就会万念俱灰。它蕴含着一种可怕的宿命论，无论是美丽和智慧，力量和目的，还是荣耀和抱负，都将发生可怕和该死的衰减”。我这里可不是说萧伯纳说得对，仅仅是说，他准确地觉察到达尔文主义对他世界观的威胁。事实上，我并不认为美丽和智慧在达尔文式的观点中就会衰减，而且我会在本书的第8章解释为什么。这里，重要的是，萧伯纳说对了一部分。他聪明地看到了进化的算法式本质。一种算法式过程也许会被描述为宿命论，而且，加之这种算法跟生活有关，于是萧伯纳觉得它狰狞可怕。
我相信萧伯纳得出的结论是错的，不过为什么错的原因他永远都没法预见。我想到了一种办法，能让我们逃离“狰狞可怕的宿命论”（请继续阅读，看看我认为这个方法是什么，以及需要哪些认知科学的概念来激活这种方法）。然而，至少可以认为，萧伯纳说对了一点。他认为完全接受达尔文的观点，势必要求我们修改很多经典概念，比如人格、个体、自我、意义、人文内涵以及灵魂。当然，这些概念没必要被还原到萧伯纳所暗示的那种程度，但它们必然需要彻底重构，我至少会在本书中对这种重构进行勾勒。
作为一个科学社会的公民，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达尔文主义的深刻见解。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可能一边享受科学产品带来的种种便利，一边不接受科学在其初期带来的跟宇宙中人类有关的破坏性观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社会将考虑放弃前者——我们继续被科学提供的种种产品包围着、吞噬着：DVD光碟、便宜的食品、核磁共振成像机、电脑、手机、高品质蔬菜、高泰克斯服装，以及大型喷气式客机。因此，意义、个性和心灵的概念将不可避免地继续遭受破坏性冲击，这种冲击是一种科学发现引发的连锁反应，即科学揭示了生命、大脑、意识和世界其他方面的本质，从而引发了这种动荡。这些发现构成了我们对人类存在本质假设的语境。达尔文主义的概念洞见紧跟着人们想要的科技产品。这些技术伴随而来的某些洞见将给人带来深深的不安。
在进化这个话题上，温和的宗教徒以及几乎同样多持有世俗世界观的人，都在犯错误。他们以为，科学仅仅想要拿走我们的半条面包，绝不会碰我们超验价值观（这是另外半条面包）。然而，普遍达尔文主义不会满足于仅仅拿走半条面包。对于这一事实，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比温和的宗教徒看得更清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宇宙酸。自然选择这一概念作为一种算法过程，将溶解跟目的、意义和人文内涵有关的任何一个概念，除非它被同样强有力的其他概念给打败。不过，在21世纪，这种同样强有力的概念必然植根于科学，而不是来自宗教神话——它们出现于科学产生之前的时代，现在早已灰飞烟灭。我认为，这样的概念的确存在，而且要花费大量笔墨在本书中描述它们。但是，不破不立，第一步还是让宇宙酸发挥作用，开始它那令人战栗的毁灭性过程吧。一旦宇宙酸把表层的、短暂的结构给销蚀掉，我们就能看见科学留给自己用于建设的岩床是什么了。
[1] 更准确地说，Dawkins（1976）讨论时使用的术语是“以副本形式存在的、潜在的、近乎不朽的基因”（34）。
[2] 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Dawkins讨论的概念当然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综合了Hamilton（1964），Maynard Smith（1974，1976），Trivers（1971，1974），Williams（1966）以及其他很多人的成果。这些成果已成为进化科学的主流。Dawkins的综合强调了相对晚近的发现，有时候被称之为“基因眼观点”，即为了全面理解进化的影响，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焦点放在单个有机体或物种上，而要放在最基本的单位基因上，还要关注基因通过什么机制增加自身繁殖成功，打败跟自己竞争的等位基因。Hamilton（1964），Williams（1966）和Dawkins（1976）告诉我们，这些机制基本上有三点：作为基因，你必须直接复制你自己；你可以帮着建立一个有机体（即所谓的载体，见下一节），接着帮助它存活和繁殖，从而使得构造该有机体的基因得以复制；你也可以让自己构造的有机体帮助其他含有你的副本的有机体（相关入门讨论见Badcock 2000；Barrett，Dunbar，and Lycett 2002；and Buss 1999）。有些可读性较强的讨论包括基因眼观点，但也强调自然选择具有多层次，见Sober and Wilson 1998；and Sterelny and Griffiths 1999。
[3] Radcliffe Richard（2000）指出，“当前的最重要争论不在于是支持达尔文还是反对他，而是在于对那些跨入达尔文门槛的人来说，他们对达尔文式解释能走多远持有不同意见”（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