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本书辗转多地方才完成。除了我所在机构多伦多大学之外，还包括圣艾夫斯、康沃尔郡、奥本、苏格兰以及旧金山。我要感谢安妮·卡宁汉，因为无论是在旧金山还是在伯克利大学，她都为我安排了住处。我还要感谢理查德·韦斯特，因为有很多个夜晚，我们都在多伦多家中的阳台上畅谈甚欢。理查德是一个重要的共鸣板，他在很多年里都在回应我的这些想法。对这个项目从一无所有到结出硕果而言，保拉·斯坦诺维奇给了我最需要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对这项任务的承诺，对它的信心，以及对它的热情。要不是有她对我信念的支持，这个任务是完不成的。保拉和理查德就是我私人的月光社（Lunar Society）。
这本书的早期版本得到了很多有益的批评，它们来自苏珊·布莱克摩尔，乔纳森·埃文斯，丹尼尔·卡尼曼，艾伦·林奇，戴维·欧沃，院长基斯·西蒙顿，金·斯特瑞尼，以及理查德·韦斯特。来自芝加哥的读者，金·斯特瑞尼和戴维·欧沃都给了我极为重要的珍贵意见。无论是确定这本书的风格，还是用自己的话评价它，我的读者都很慷慨。本书的主张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实证研究，而是依赖于认知科学中的广泛主题，我毫不愧疚地就把它们熔为一炉。这些评价者对本书的参与，恰到好处，最能帮助我。
我的编辑是多伦多出版社的戴维·布伦特，他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看出我想要在这本书中说什么。他富有洞察力地看出了主要议题，同时在具体观点上也持续改进和润色。理查德·艾伦的稿件编辑做得极为周到，裨益良多。伊丽莎白·布兰奇·戴森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学识方面的债务涉及本书正文中出现的很多学者，在参考文献列表中，我把这笔债务记录在案。不过，特别重要的灵感要归功于这些学者工作的启发，他们是：丹尼尔·丹尼特，罗伯特·诺齐克，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乔纳森·埃文斯，以及戴维·欧沃。
写这本书时，我所在院系的领导基斯·欧特利和珍妮特·阿斯廷顿提供了一种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融洽氛围。玛丽·马克里，我们部门的业务人员，以非凡的奉献精神，悉心满足我的技术和后勤需要。这本书的写作，因为我的一项任命而大受鼓舞——我被任命为多伦多大学的加拿大应用认知科学主席。对于本书讨论的若干问题，我做了相关的实证研究，这要归功于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的持续支持。
罗宾·麦克弗森和乔治斯·波特沃若斯基为我做了重要的图书馆工作，帮我追查参考文献。罗宾是一位了不起的多面手，他做了一系列学术工作，完成了很多学业任务，这些都对本书有帮助。当我被其他事情缠住脱不开身时，卡洛琳·何在我实验室里进行了有效的领导。玛丽莲·柯陶和安妮·卡宁汉始终给予我个人和学术支持。
本书的第4、5、6章涉及的观点在之前的出版物上发表过，相关的参考文献如下：“The fundamental computational biases of human cognition：Heuristics that（sometimes）impair reasoning and decision making，”in The Psychology of Problem Solving，ed.J.E.Davidson and R.J.Sternber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Evolutionary versus instrumental goals：How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misconceives human rationality”（with R.F.West），in Evolut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inking：The Debate，ed.D.Over（Hove，England：Psychology Press，2003）；and“Rationality，intelligence，and levels of analysis in cognitive science：Is dysrationalia possible？”in Why Smart People Can Be So Stupid，ed.R.J.Sternberg，124-58（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