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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辗转多地方才完成。除了我所在机构多伦多大学之外，还包括圣艾夫斯、康沃尔郡、奥本、苏格兰以及旧金山。我要感谢安妮·卡宁汉，因为无论是在旧金山还是在伯克利大学，她都为我安排了住处。我还要感谢理查德·韦斯特，因为有很多个夜晚，我们都在多伦多家中的阳台上畅谈甚欢。理查德是一个重要的共鸣板，他在很多年里都在回应我的这些想法。对这个项目从一无所有到结出硕果而言，保拉·斯坦诺维奇给了我最需要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对这项任务的承诺，对它的信心，以及对它的热情。要不是有她对我信念的支持，这个任务是完不成的。保拉和理查德就是我私人的月光社（Lunar Society）。
这本书的早期版本得到了很多有益的批评，它们来自苏珊·布莱克摩尔，乔纳森·埃文斯，丹尼尔·卡尼曼，艾伦·林奇，戴维·欧沃，院长基斯·西蒙顿，金·斯特瑞尼，以及理查德·韦斯特。来自芝加哥的读者，金·斯特瑞尼和戴维·欧沃都给了我极为重要的珍贵意见。无论是确定这本书的风格，还是用自己的话评价它，我的读者都很慷慨。本书的主张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实证研究，而是依赖于认知科学中的广泛主题，我毫不愧疚地就把它们熔为一炉。这些评价者对本书的参与，恰到好处，最能帮助我。
我的编辑是多伦多出版社的戴维·布伦特，他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看出我想要在这本书中说什么。他富有洞察力地看出了主要议题，同时在具体观点上也持续改进和润色。理查德·艾伦的稿件编辑做得极为周到，裨益良多。伊丽莎白·布兰奇·戴森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学识方面的债务涉及本书正文中出现的很多学者，在参考文献列表中，我把这笔债务记录在案。不过，特别重要的灵感要归功于这些学者工作的启发，他们是：丹尼尔·丹尼特，罗伯特·诺齐克，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乔纳森·埃文斯，以及戴维·欧沃。
写这本书时，我所在院系的领导基斯·欧特利和珍妮特·阿斯廷顿提供了一种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融洽氛围。玛丽·马克里，我们部门的业务人员，以非凡的奉献精神，悉心满足我的技术和后勤需要。这本书的写作，因为我的一项任命而大受鼓舞——我被任命为多伦多大学的加拿大应用认知科学主席。对于本书讨论的若干问题，我做了相关的实证研究，这要归功于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的持续支持。
罗宾·麦克弗森和乔治斯·波特沃若斯基为我做了重要的图书馆工作，帮我追查参考文献。罗宾是一位了不起的多面手，他做了一系列学术工作，完成了很多学业任务，这些都对本书有帮助。当我被其他事情缠住脱不开身时，卡洛琳·何在我实验室里进行了有效的领导。玛丽莲·柯陶和安妮·卡宁汉始终给予我个人和学术支持。
本书的第4、5、6章涉及的观点在之前的出版物上发表过，相关的参考文献如下：“The fundamental computational biases of human cognition：Heuristics that（sometimes）impair reasoning and decision making，”in The Psychology of Problem Solving，ed.J.E.Davidson and R.J.Sternber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Evolutionary versus instrumental goals：How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misconceives human rationality”（with R.F.West），in Evolut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inking：The Debate，ed.D.Over（Hove，England：Psychology Press，2003）；and“Rationality，intelligence，and levels of analysis in cognitive science：Is dysrationalia possible？”in Why Smart People Can Be So Stupid，ed.R.J.Sternberg，124-58（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
当某个行星上的智能生命开始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时，他们才算是成熟了。……30亿年以来，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存在于地球上，却从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存在，直到最终，他们中的一个人揭开了真相。他的名字叫查尔斯·达尔文。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1976，1）
在适当的时候，达尔文革命将要占据一个……大脑和心灵中安全而平静的场所，这将发生在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地球人身上。但是，直到今天，在达尔文死后一百多年里，我们还没有跟这些难以置信的寓意达成妥协。
——丹尼尔·丹尼特
《达尔文的危险观念》
（Darwin Dangerous Idea，1995，19）
母鸡仅仅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方式。
——塞缪尔·巴特勒
《生命与习惯》
（Life and Habit，1910，编著）
这场游戏就是复制东西，除此无他。
——马克·里德利
《孟德尔的魔鬼》
（Mendel Demon，2000，8）
我在前面引用了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的话。他提到的观点，很多知识精英都有耳闻，可普罗大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现代进化理论的寓意以及认知科学的进展，将在21世纪导致许多传统概念的土崩瓦解，即使人们已跟这些概念共同生活了很多个世纪。举个例子，假如相信传统的灵魂观念，你就应该知道，对进化论的寓意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更完整评估正在摧毁这个观念，而且，这个过程将在你临死之前完成。在这本书中，我打算敦促世人，我们必须 接受 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努力建构另一套跟生物科学和认知科学一致的世界观，而不是花力气避免或掩盖这些影响。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认知科学和进化论揭示的令人不安的事实，而不是跟它们战斗。面对它们，把自己藏起来，这将使我们冒险制造一个双层社会。这个社会的其中一层由行家里手组成，他们具有理解这个世界的特权；而另一层则由受骗上当的普罗大众组成，他们就是知识上的无产者。他们情感脆弱，不够强大，没法跟真相打交道。
为了避免这样一个双层社会的出现，我们必须公开承认，一场知识的大灾难已然来临。旧有的世界观轰然坍塌，虽然它们曾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维系着人类的精神。我打算告诉读者，如何建立另一种人类状态的替代观念。这套观念以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哲学以及现代新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洞见为基础。
在本书中，我把现在称之为“达尔文时代”。因为，尽管早在140多年前，达尔文就写了《物种起源》（The Origins of Species）这本书，可那么多年过去，我们仍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来自达尔文的真知灼见，依然在有力地塑造着人类知识的整个领域。事实上，被称之为普遍达尔文主义（Cziko 1995；Dawkins 1983；Dennett 1995；Plotkin 1994；Ruse 1998）的这么一个东西，最近创造出了许多新兴学科，比如进化经济学、进化心理学、进化认识论、进化医学，以及进化计算科学（见Aunger 2000b）。在达尔文去世很多年以后，我们才真正进入达尔文时代。这些相对较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将为我们提供人性的背景假设，而这些假设将被未来的社会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吸收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洞见，将会给我们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带来破坏性影响。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我们编造了很多神话，以便解释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的心智具有怎样的特点。我们也一直在编故事，想要说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会存在。现在，这样的历史潮流偃旗息鼓，我们也许最终站在了对人类地位进行事实理解的门口。然而，想要获得这种理解，首先就得把我们曾经创造的神话炸掉，这种做法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某种认识上的痛苦。这是因为，面对达尔文主义那不合时宜的寓意，唯一的办法是通过科学自身进行应对，而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勇敢面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寓意。一旦我们采取了这种不退缩的态度，本书的主题将令人振奋。在认知心理学、决策论和神经科学等人类的科学发现中，正是某些未被揭示的寓意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能够把人类对意义的需求跟达尔文主义的生命观协调起来。
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一书中，丹尼特（1995）认为，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这一观念，其实是一种知识层面的宇宙酸：“它把几乎所有的传统观念都销蚀掉，在其身后留下一个革命化的世界观，大多数旧有的景观仍然依稀可辨，但也经历了彻底的改造”（63）。简而言之，达尔文主义的冲击波刚刚能被世人感觉到，我们还没有彻底吸收进化科学中包含的破坏性洞见。
说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达尔文主义的寓意，一个理由是存在这样的现象：最激烈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人，其实也最清醒地意识到，达尔文主义在知识上扮演着宇宙酸的角色。举例来说，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信徒认为，自然选择的进化这一观点，将毁掉他们心目中大多数神圣的东西。比如，对进化论的完整理解，恰恰就会威胁灵魂这样一种概念。
简而言之，在理解达尔文主义方面，恰恰是站在路中间的信仰者错了。他们是所谓开明宗教的信徒，认为自己了解自然选择意味着什么，但没有意识到这一概念的阴郁含义，因而对达尔文主义存在多处错误理解。显然，这些错误中的每一种都让达尔文主义变得可口，变成人们容易接受的教义，可达尔文主义中更令人震惊的寓意被隐藏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歪曲了。比如，普罗大众继续相信进化式进步的错误概念，尽管史蒂芬·古尔德写了很多畅销书，坚持不懈地跟这种错误观点做斗争。这种观点中有一个很重要，但其实具有误导性，即认为人类是进化不可避免的巅峰之作。这就像那首古老的歌谣中吟唱的那样，人类是“群山之王……独占鳌头”。虽然古尔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要纠正这个错误观念，可它依然存在。古尔德不断提醒我们，人类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事情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也就是说，某些其他的有机体本来有可能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对进化的误解，跟本书的主题关系更密切。这个误解就是，我们携带基因“是为了物种的生存”。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想法，认为我们携带基因，基本上“是为了我们更好地繁殖自己”。在第一种情况下，基因为物种服务。在第二种情况下，基因为作为有机体的我们服务。两种错误观点都认为，基因服务于我们的目标。在著名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理查德·道金斯抛出了一枚定时炸弹。到目前为止，这颗定时炸弹还没有完全爆炸。它指出，实际情况跟刚才说的完全不同：我们被构造出来是为了给基因服务，而不是相反。流行的观点认为，“基因存在，是为了制造我们的副本”，这里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我们存在，是为了让基因制造它们的副本！它们是主要的，我们（作为人）是次要的。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为基因服务，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基因才把我们制造出来。
事实上，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知道，“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制造自己的副本”这种观点说不通。我们从不制造自己的副本，只有基因才这么干。显然，我们的意识并没有在我们孩子那里得到复制，因此，我们没有在这个意义上延续自我。我们把一半随机的、乱成一团的基因传给自己的孩子。到了第五代时，我们跟后代的遗传重叠将减少到1/32，这个比例通常在表现型水平上都难以觉察。“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制造自己的副本”，这个谬论背后存在一个错误观念。道金斯对此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被制造成基因机器，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传递自身的基因。不过，三代之内，我们这一方面就会被人遗忘。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孙子孙女，都可能跟你长得像……但是当每一代人不断生儿育女，往下传递，你的基因的贡献就会减半。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达到一个可以忽视的程度。我们的基因可能是不朽的，但是基因的 集合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事实上注定要分崩离析。伊丽莎白二世是征服者威廉的直接后裔。然而，她很可能并不携带老国王的任何一个基因。我们不应该在繁衍之中寻求不朽”（199）。
我们的身体由一个独特的基因联邦建立，这个联邦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走到一起。从欣赏我们自身独特性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但是对于那些认为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繁殖自身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景象。即使我们认为，基因在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繁殖我们自身”，这也不能减轻我们面对死亡时的哀伤之情。相反，令人震惊的是，难以置信的是，备受屈辱的是，我们存在，是为了在基因复制的过程中帮助它们—— 我们存在以便它们能复制。 用道金斯的话来说，永垂不朽的恰恰是基因，而不是我们 [1] 。
这就是道金斯扔给流行文化的知识手榴弹， [2] 而这种文化还没有准备好消化它的影响。这种消化过程被延迟了。一个原因是，即使是那些声称相信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人，也低估了彻底接受普遍达尔文主义之后由此导致的概念革命的影响。比如，在通常的讨论中，一种理解问题的方式是拿科学和宗教做比较——前者通常是进化论的幌子（Raymo 1999）。接着，讨论者会把问题界定成可兼容的或不可兼容的两种立场：前者认为，科学世界观跟宗教的能兼容，而后者认为不可以。开明宗教的信徒常常都是可兼容主义者，他们热情洋溢地主张，科学跟宗教能调和起来，像情侣一样手拉手、肩并肩。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不想走这么远，因为他们只想让宗教压倒科学。
说出来有点儿奇怪和反讽，因为，恰恰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把事情看得更透彻。而且，恰恰是相信进化论的那批人没看到普遍达尔文主义中内在的危险 [3] 。这些危险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看一个显而易见的选项：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这就意味着，人类不是上帝或其他任何神灵的特殊设计。它意味着，人类的出现没有任何目的。它还意味着，就生命形式而言，没有任何天生的“高等”或“低等”（见Gould 1989，1996，2002；Sterelny 2001a）。简单地说，一种生命形式跟另一种一样好。
其次，存在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进化无意义。这个问题来自一个事实，即进化是一种算法过程（Dennett 1995）。一个算法仅仅是一套形式步骤（即配方），用以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我们熟悉一种算法，即计算机程序。进化就是一种在自然界中而不是在计算机上执行的程序。设想有一种最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即复制那些在选择过程中存活下来的实体。根据像这种程序一样简单的逻辑，算法式自然选择过程（机械地、盲目地）构造出了像人脑一样复杂的结构（见Dawkins 1986，1996）。
很多人认为自己相信进化论，可他们没有想清楚这一过程的含义。这一过程是算法式的：机械、盲目、无目的。不过，乔治·萧伯纳早在1921年就觉察到了这些含义。他写道，“这个理论看起来很简单，因为你最初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不过，当你慢慢理解它的整个寓意时，你就会万念俱灰。它蕴含着一种可怕的宿命论，无论是美丽和智慧，力量和目的，还是荣耀和抱负，都将发生可怕和该死的衰减”。我这里可不是说萧伯纳说得对，仅仅是说，他准确地觉察到达尔文主义对他世界观的威胁。事实上，我并不认为美丽和智慧在达尔文式的观点中就会衰减，而且我会在本书的第8章解释为什么。这里，重要的是，萧伯纳说对了一部分。他聪明地看到了进化的算法式本质。一种算法式过程也许会被描述为宿命论，而且，加之这种算法跟生活有关，于是萧伯纳觉得它狰狞可怕。
我相信萧伯纳得出的结论是错的，不过为什么错的原因他永远都没法预见。我想到了一种办法，能让我们逃离“狰狞可怕的宿命论”（请继续阅读，看看我认为这个方法是什么，以及需要哪些认知科学的概念来激活这种方法）。然而，至少可以认为，萧伯纳说对了一点。他认为完全接受达尔文的观点，势必要求我们修改很多经典概念，比如人格、个体、自我、意义、人文内涵以及灵魂。当然，这些概念没必要被还原到萧伯纳所暗示的那种程度，但它们必然需要彻底重构，我至少会在本书中对这种重构进行勾勒。
作为一个科学社会的公民，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达尔文主义的深刻见解。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可能一边享受科学产品带来的种种便利，一边不接受科学在其初期带来的跟宇宙中人类有关的破坏性观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社会将考虑放弃前者——我们继续被科学提供的种种产品包围着、吞噬着：DVD光碟、便宜的食品、核磁共振成像机、电脑、手机、高品质蔬菜、高泰克斯服装，以及大型喷气式客机。因此，意义、个性和心灵的概念将不可避免地继续遭受破坏性冲击，这种冲击是一种科学发现引发的连锁反应，即科学揭示了生命、大脑、意识和世界其他方面的本质，从而引发了这种动荡。这些发现构成了我们对人类存在本质假设的语境。达尔文主义的概念洞见紧跟着人们想要的科技产品。这些技术伴随而来的某些洞见将给人带来深深的不安。
在进化这个话题上，温和的宗教徒以及几乎同样多持有世俗世界观的人，都在犯错误。他们以为，科学仅仅想要拿走我们的半条面包，绝不会碰我们超验价值观（这是另外半条面包）。然而，普遍达尔文主义不会满足于仅仅拿走半条面包。对于这一事实，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比温和的宗教徒看得更清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宇宙酸。自然选择这一概念作为一种算法过程，将溶解跟目的、意义和人文内涵有关的任何一个概念，除非它被同样强有力的其他概念给打败。不过，在21世纪，这种同样强有力的概念必然植根于科学，而不是来自宗教神话——它们出现于科学产生之前的时代，现在早已灰飞烟灭。我认为，这样的概念的确存在，而且要花费大量笔墨在本书中描述它们。但是，不破不立，第一步还是让宇宙酸发挥作用，开始它那令人战栗的毁灭性过程吧。一旦宇宙酸把表层的、短暂的结构给销蚀掉，我们就能看见科学留给自己用于建设的岩床是什么了。
[1] 更准确地说，Dawkins（1976）讨论时使用的术语是“以副本形式存在的、潜在的、近乎不朽的基因”（34）。
[2] 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Dawkins讨论的概念当然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综合了Hamilton（1964），Maynard Smith（1974，1976），Trivers（1971，1974），Williams（1966）以及其他很多人的成果。这些成果已成为进化科学的主流。Dawkins的综合强调了相对晚近的发现，有时候被称之为“基因眼观点”，即为了全面理解进化的影响，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焦点放在单个有机体或物种上，而要放在最基本的单位基因上，还要关注基因通过什么机制增加自身繁殖成功，打败跟自己竞争的等位基因。Hamilton（1964），Williams（1966）和Dawkins（1976）告诉我们，这些机制基本上有三点：作为基因，你必须直接复制你自己；你可以帮着建立一个有机体（即所谓的载体，见下一节），接着帮助它存活和繁殖，从而使得构造该有机体的基因得以复制；你也可以让自己构造的有机体帮助其他含有你的副本的有机体（相关入门讨论见Badcock 2000；Barrett，Dunbar，and Lycett 2002；and Buss 1999）。有些可读性较强的讨论包括基因眼观点，但也强调自然选择具有多层次，见Sober and Wilson 1998；and Sterelny and Griffiths 1999。
[3] Radcliffe Richard（2000）指出，“当前的最重要争论不在于是支持达尔文还是反对他，而是在于对那些跨入达尔文门槛的人来说，他们对达尔文式解释能走多远持有不同意见”（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