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有一个场景困扰着自己。这是一个未来的、反乌托邦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知识精英独自享用了现代科学的成果。可是，他们或明目张胆，或心照不宣，认为其他普罗大众没有能力吸收和消化这些成果。相反，留给普罗大众的都是出现在我们科学史之前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简单、叙述平缓，并不涉及多少概念调整，人人都懂。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未来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场景。其中，社会经济层面的无产者被消灭殆尽，而取代他们的将是知识层面的无产者。

这种趋势，其实早已存在于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中了。现代科学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转变，它正在彻底翻新许多基本概念，诸如意识、灵魂、自我、自由意志、责任、自我控制、意志薄弱，以及其他——尽管我们的朴素心理学依然远离进化心理学的洞见，也远离神经生理学的发现，对它们一无所知，也不受它们影响。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普通读者介绍这些概念性的重新定位。这是生物科学和人文科学施加于我们自身的必然结果。

科学家一直犹豫着，没有把这些概念性的重新定位强加在外行人身上，特别是面对带有破坏性影响的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深刻见解，他们噤若寒蝉。若干年前，丹尼尔·丹尼特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他的《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rwin Dangerous Idea）一书中这样做了。果不其然，很多人群起而攻之。据说，公众想要一种更温和的取向。这种取向更乐观，更鼓舞人心，也能保留更多的传统观念，让它们完好无损、不受冲击。其实，存在一种对人类生存状态更乐观的看法，这种看法跟达尔文主义一致，它也能维持下去，但它不会让老概念纹丝不动、坚如磐石。本书就采用了这种办法。它接受认知科学和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洞见，让它们完成对我们朴素概念的转换过程，然后看还有什么能留下来。我有一种乐观的看法，这种尝试将会导致一种相对开放的自我概念。本书的主题是，在认知心理学、决策论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中，存在着能帮助我们跟达尔文主义的生命观和解的寓意，而这些寓意通常不怎么被人关注，也没有得到深入探讨。

普遍达尔文主义有一个令人震惊、叫人不安的洞见：人类是两种复制子（基因和模因）的寄主，而它们不关心人类的利益，仅仅扮演着复制管道的角色。理查德·道金斯总结了20世纪生物学的深刻见解，让我们在惊惶不安中意识到：作为人类的我们自己，事实上不过是基因的生存机器。现代进化科学让我们正确了解生物学，不过，这个学科带有很多令人不安的寓意。比如，人类被视作巨大的复制子殖民地，这些为数众多的复制子拥挤在笨重的载体中。本质上，人类就是一架复杂的机器，为基因殖民者服务。

同样，我们也是模因（文化的信息单位）的寄主；这是一种破坏人类自主的亚个人实体。跟基因一样，模因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私的复制子。总之，基因包含构造身体的指令，这个身体可携带基因，帮助它们传播自己。总之，模因被用来建立某种文化，这种文化则帮助模因传播自己。模因研究引发的最根本洞见就是，一种观念，即使不是真的，即使不能以任何方式帮助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也能传播开来。

就在二十多年前，道金斯大声疾呼，要人类发动叛乱，反对自私的复制子。这很有必要，因为人类作为一种连贯的有机体，也许拥有跟任何一种复制子都对立的利益。在本书中，我使用“机器人叛乱”这种说法，谈的是进化洞见和认知变革组成的一个包裹。如果我们想超越复制子有限的利益，想界定我们自己的自主目标，这个包裹就是必需的。我们很可能就是机器人，一种为了复制子繁殖而设计出来的载体。不过，我们是一种特殊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发现，自己拥有的利益可能独立于复制子的利益。我们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是科幻小说中那些失控的机器人，他们把自身创造者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下。

当人们开始使用他们自己大脑机能的知识，使用不同大脑机制（它们组织自身行为以实现自身目的）所服务目标的知识，机器人叛乱就有可能实现。对于一个卓越的文化项目来说，这个机会是存在的。这个项目将会在人类跟复制子发生利益冲突时，把前者的利益置于后者之上。然而，这个认知变革方案需要一个前提，即我们必须知道如何解决人类决策中的目标冲突，而当代的认知科学和决策论将会在这一点上扮演关键角色。这个方案的第一步，就是要我们认识到，人类大脑有很多不同部分，分别用以实现复制子跟载体的不同目标。

我们的自主性受基因威胁。这是因为，基因在我们大脑中建立了一套自发式系统（the autonomous set of systems），这套系统受到基因的有力控制。然而，基因同时也在我们大脑中建立了一套分析式控制系统（analytic control system），这套系统或多或少地指向工具理性，用以实现人类自身的目标。理性原则告诉我们，当自发式系统没有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我们最关心实体（我们的个人欲望）的利益时，就该启动分析式系统，以便实现我们的人生目标。本书的一大主题是，理性以及它在机构中的化身，为我们提供手段，给我们创造条件，让人类的目标而不是基因的目标实现最大化。而这，就是机器人叛乱的开端。

鉴于许多理性工具都是文化发明而不是生物模块，因此，它们在技术社会的用途很容易就遭到进化心理学家的忽视和贬低。我现在提议的这个卓越的文化项目，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促进人类的利益，而不管它们是否跟基因的利益一致。要是忽略了最大化遗传适应度（genetic fitness）跟最大化人们欲望满足之间的差别，我们就失去了独一无二的解放力量。

然而，另一套自我洞察使得情形变得格外错综复杂。人类最近才刚刚获得这套见解，即存在着另一种不同于基因的复制子，模因。个人确定很多目标，以作为界定工具理性的载体最优化的成功标准。可这些目标不应该被视为既定前提，理所当然，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傻乎乎地把自己置于复制子的魔爪之下。一旦理解了这一点，人们为什么必须追求广义理性就变得昭然若揭了。广义理性要求我们对进入工具性计算的信念和欲望持有批判态度。否则，模因设定的目标就可能跟基因安装的目标是一丘之貉。来自认知和决策科学的自我评估的理性原则，为我们提供了把寄生虫模因连根拔起的工具——这些模因可能隐藏在我们的目标层级中，服务于它们自身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它们寄生于其中的寄主的目标。有人拥有评价性的模因丛，比如科学、逻辑和决策论。他们因而有这样一种能力，能创造出一种人类自我反思的独特类型。

面对两种盲目的复制子，它们自我复制的目标跟人类利益毫不相干这种情形，一个人怎样才能找到自主性、意义和价值？通过前几章中讨论的人类认知结构的某些特征，我认为，找到意义是有可能的。在最后一章中，我探讨了寻找意义过程中的两个死胡同，它们被我称为大分子和神秘果汁。很多世纪以来，人们相信，人类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特殊性，想以此找到生活的特殊意义。普遍达尔文主义毫不留情地嘲弄了这种信念。正如一个笑话所说的那样，我们一路走来，本质上还是大分子。其次，人们接受了一种朴素的心智理论，它是笛卡尔式的。这个理论包含一个普罗米修斯式控制器，它的运作基本上是一个神秘过程，无人得知。可是，现代认知科学发现了行动控制的纯粹机械模型，从而给这种信念投下了阴影：我们的头脑中并没有一个普罗米修斯式控制器。

我认为，事实上，人类的独特性来自他们心智的架构特征。这种特征就是高阶表征的倾向。人类，跟其他所有动物都不一样，他们能尝试批判自身的一阶欲望（first-order desire）。这样，跟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笔下的玩偶（wanton）相比，人类就成了一种高级存在。要知道，玩偶只会像机器人一样追求他们的一阶欲望。其中，很多都是基因预设的目标，而在人类中，另一些可能就是模因病毒。面对一阶偏好，我们做出二阶评估，这就是所谓的强评估。这么做，我们其实是在问自己是否偏爱对某一种结果的偏好。

人类的价值观常常表现为，对我们的一阶偏好进行批判。于是，实现我们一阶偏好跟高阶偏好一致性的努力——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称之为实现理性整合的努力——就成了人类认知的一个独特属性。这种属性能更明确地把人跟动物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它要胜过其他心理特征，包括意识。意识跟强评估能力不同，它更可能是以连续等级的方式，分布于动物界不同复杂性的大脑中。

在我看来，我们想要归功于人类精神生活的价值，需要被分配给这些大脑的评估活动，而不是分配给伴随它们而来的内部体验。接受达尔文主义，开始构造基于人类真正独特性的自我概念，我将在本书中勾勒这样做的意义：通过理性的自我决定，跟地球上其他生命体相比，人类将以一种独特方式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