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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向自己证明，在你的大脑中，的确有同时运行的不同系统（存在潜在冲突）；它们都可能影响你的行为。要做到这一点，你只需要完成人类推理方面的一个任务就行了。这个任务最初由彼得·沃森（1966，1968）提出。在过去数十年里，沃森任务得到了极为广泛的研究，目前跟它有关的论文已经多达好几十篇。 [1] 在继续阅读之前，请你试着解答这个问题：
每个方框代表放在桌上的一张卡片。每张卡片的一面写着字母，另一面写着数字。有这样一个规则：要是一张卡片的一面是元音字母，那么它的另一面是偶数。正如你所看到的，有两张卡片是字母在上，而另外两种卡片是数字在上。你的任务是，决定要翻开哪些卡片以便确定这个规则是对的还是错的。请指出哪张卡片必须被翻开。
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也是为了让解答更值得期待，请思考另一个出现在认知心理学文献中的著名问题，即所谓的琳达问题（Tversky and Kahneman 1983）：
琳达今年31岁，单身、率真、非常聪明。她的专业是哲学。作为一个学生，她格外关心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也曾参加过反核示威游行。请根据可能性对下面的陈述进行评价，1代表可能性最高，8代表可能性最低。
a.琳达是一名小学老师。_____
b.琳达在书店工作，上瑜伽课。_____
c.琳达积极参加女权运动。_____
d.琳达是一名精神病学的社工。_____
e.琳达是妇女选民联盟的一员。_____
f.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_____
g.琳达是一名保险销售员。_____
h.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积极参加女权运动。_____
现在我们依次解说每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被称为四卡片选择任务，曾被广为使用。有两个原因：第一，大多数人都回答错了；第二，研究者很难知道为什么。答案看起来很简单。假设规则是：如果一张卡片的一面是元音字母，那么它的另一边就是偶数。因此，答案看起来是翻开A和8：A是元音字母，翻开它是要看看这张卡片的背面是不是偶数；而8是偶数，翻开它是要看卡片的背面是否有元音字母。大概有50%的人会这么选。可是这个答案是错的！第二种最常见的回答，是只翻开写有A的卡片（看是否有偶数在背面），这样选的人有20%，可这个回答同样错了！另外20%的回答是翻开其他的卡片组合（比如，K和8），问题是这些组合也不对。
在过去30年里的数十个研究中，有90%的人给出了五花八门的错误答案，如上所述；我猜，你很可能跟他们一样。而且，在你的情况中，你甚至错过了本节标题给出的暗示，这是帮你抑制当前反应的！让我们看看大多数人是怎么错的。第一，他们在K卡片和A卡片上没什么问题。大多数人不会选择K，他们选择A。因为这个规则没说某张卡片的背面会有辅音字母，K跟这个规则没关系。A就不一样了。在A卡片的背面可能有偶数，也可能有奇数；尽管前者跟规则相一致，但后者则是关键的可能结果，它能证明这个规则是错的。简而言之，为了证明这个规则没错，A卡片必须被翻开。这是大多数人都能选对的地方。
然而，8和5是两张棘手的卡片。许多人把这两张卡片选错了。他们错误地认为，必须选择8卡片。这张卡片被错误翻开，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必须检查一下卡片的背面是否有辅音字母。不过，举例来说，要是8的背面是K，这也不能表明规则就是错的，因为尽管规则说了，元音字母卡片的另一面必须是偶数，但是它没说偶数卡片的另一面必须是元音字母。因此，发现背面有辅音字母不能说明这个规则是对的还是错的。相比之下，大多数人都不会选的5卡片，则绝对重要。5卡片背面可能有元音字母，如果是这样，规则就是错的。简而言之，为了指出这个规则不对，卡片5必须要翻开。
总结一下，类似于“如果P那么Q”条件推理形式的规则，只有在它出现由P和非Q构成的情况时才能证伪，因此，P和非Q卡片（在我们的例子中是A和5）是唯一需要的两张卡片，它们翻开就能判定规则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P和非Q的组合存在，规则就错；如果不存在，规则就对。
这么一解释，问题很容易，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有回答正确？起初，研究者认为，元音字母和数字规则比较抽象，这增加了人们的理解难度，因此，使用更真实的问题或所谓的主题问题，将会明显提升人们的表现。研究者设计出了类似于下面的“目的地问题”：
下面的每张卡片，一面是目的地，另一面是一种交通方式。这里有一个规则：“如果巴尔的摩在卡片的一面，那么飞机就在卡片的另一面。”你的任务是决定翻开哪些卡片，才能判断这个规则是对的还是错的。请指出哪些卡片必须被翻开。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类型的内容丝毫没有提高人们的表现。大多数参与者依然选择了P（巴尔的摩）和Q（飞机），或者只有卡片P，而正确的P和非Q答案（巴尔的摩和火车）被大多数人忽视了。
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么难？许多理论家提出了解释这种困难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多数人思考否定例证时总是很困难——否定例证是那种可能发生，但没有明确表征的例证。还有，我将在第4章中讨论，人们也不擅长思考可能会证伪他们假设的例证。这也是这个问题最初让彼得·沃森着迷不已的原因所在。研究者（特别是像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这样的人）认为，人类具有良好的科学思维。因此，设计一个实验，表明人们能指出一个理论不成立就很重要。事实上，人们（包括科学家）倾向于寻找证据证实理论而不是证伪它们（见Nickerson 1998，以及本书的第4章）。根据一种理论的说法，这就是导致人们翻开P卡片（为了证实Q）以及Q卡片（为了证实P）的原因。它也导致了人们错过了相关的非Q卡片（背面可能含有证伪P的信息）。
认知心理学家乔纳森·埃文斯（1984，1998，2002b）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理论，能解释为什么卡片P和Q是最流行的选择。他认为，这种做法反映了所谓的“匹配偏差”（mismatch bias），这一偏差很原始，能被表面相关的线索给激活。“如果”把关注点引向卡片P，而卡片Q则成了规则的焦点。根据埃文斯的理解，PQ反应基于启发式，即它由自发式系统引发。在他的观点中，PQ反应（以及在更轻微的程度上P反应）来自自动化加工，并不反映任何分析式推理。大多数人都把问题回答错了，这一事实说明，分析式系统没有成功覆盖自发式系统。
在这个任务中，研究者观察到的反应类型被视作覆盖失败。因为研究者假设，所有没通过的大学生其实都有计算出正确答案的逻辑能力，只要他们依次检查每张卡片的逻辑意义。不过，自发式系统引发的反应占据优势地位（它没有被覆盖）。如果埃文斯和其他研究者是对的，那么，在四卡片选择任务中，我们存在一种明确的自发式倾向（PQ），它反对分析式系统的反应倾向（P和非Q，依次检查每张卡片的逻辑意义，就能得出这个结果）。有人在得出错误答案之前想了一阵子，这个事实跟参与者的选择是自发式加工的假设并不矛盾。设计巧妙的研究（有些涉及在线反应时技术）表明，大多数进行中的思考其实都只是对自发式系统引发的反应倾向进行合理化而已（Evans 1996；Evans and Wason 1976；Roberts and Newton 2001）。
跟四卡片选择任务一样，前面给出的琳达概率问题也反映了冲突性的自发式系统输出未能被有效覆盖。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结合偏差”谬误。因为选项h（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积极参加女权运动）是选项c和选项f的组合，因此，选项h的可能性不能高于选项c（琳达积极参加女权运动）或选项f（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一名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也是银行出纳，因此，选项h在可能性上不能高于选项f。然而，在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83）的研究中，有85%的参与者表现出组合偏差，他们认为，选项h比选项f可能性更高。这些研究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逻辑推理（分析式加工）被自发式加工中所谓的代表性启发式给击败了。 [2] 代表性根据相似度给出问题的答案：跟“银行出纳”相比，对琳达的描述跟“一名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存在更高的相似度。当然，要是判断概率有争论，逻辑要求，子集（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跟父集（银行出纳）的关系理应打败对代表性的评估。可以看到，在琳达问题上，存在两种对抗的倾向：一种是自发式的反应倾向，即基于相似度的代表性判断，另一种是分析式的反应倾向，即子集父集的逻辑关系。
[1] 选择任务方面的文献极为丰富（综述见Evans，Newstead，and Byrne 1993；Manktelow 1999）。研究者记录了许多不同的反应倾向（Cummins 1996；Dawson，Gilovich，and Regan 2002；Gebauer and Laming 1997；Hardman 1998；Johnson-Laird 1999，2001；Liberman and Klar 1996；Manktelow and Evans 1979；Newstead and Evans 1995；Sperber，Cara and Girotto 1995；Stanovich and West 1998a）。关于匹配偏差，见Evans 1984，1989，1995，1998，2002b。不过请留意，关于启发式、基于自发式系统的加工如何导致PQ选择还有很多其他模型（e.g.，Oaksford and Chater 1994，1996；Sperber，Cara，and Girotto 1995）。
[2] 关于表征作为一种属性替代形式的当前解释，见Kahneman and Frederick 2002。其他的自发性启发式被认为在这个问题中引发了结合谬误，许多跟自动应用于这个问题的会话假设有关。这将在第4章中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