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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灵活的分析式加工探测，发现更广义的目标处于危机之中，这些目标无法通过自发式系统引发的反应来实现。这时，自发式输出跟分析式系统就会闹矛盾。回想一下，自发式系统由更古老的进化结构组成（Evans and Over 1996；Mithen 1996，2002；Reber 1992a，1992b，1993），更直接地给基因目标（繁殖成功）编码。而分析式系统的目标结构（一种更晚进化而来的大脑能力）更为灵活多变，而且，试图在现有基础上调和两种目标：一种是跟社会环境有关的广义目标，一种是领域特殊性的、自发式系统的强约束目标。我将在第7章和第8章讨论，弱约束目标如何通过强化训练进入自发式系统，这很重要。
为了强调自发式系统包括进化上更古老的大脑结构，丹尼特（1991，178，引用Humphrey 1993）把它们称作大脑的“滚开！”和“去做吧！”部分。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意在表明它们有远古进化时代的起源。当时，我们的心理结构很简单，而我们的行为调控很粗糙。不过，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尽管自发式系统会自动向一个男人发信号，要他跟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交配（“去做吧！”），可分析式系统会准确登记，那个男人生活在一个21世纪复杂的技术社会，而且考虑到配偶、孩子、工作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它会发出这样的指令：“去做吧！”这个来自自发式系统的信号需要被覆盖。相反，分析式系统协调这个人的整体目标机构，得出结论：通过覆盖自发式系统引发的反应倾向，此人整套的长期人生目标能更好地实现，虽然这些反应倾向能提供一时的积极效用。
在这个案例中，我比较了两种系统加工：一种是分析式系统缓慢的、多维度的计算，另一种是自发式系统的运作，它的输出像弹道导弹一样，具有反射性，针对一套狭隘的刺激做出响应，因为这种自发式反应服务于基因的利益，而这在人类进化史上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刚才的叙述，反映了我对雷伯（1992a，1992b，1993）理论工作的依赖。在很多重要的论文中，雷伯搜集了多方面证据，指出自发式系统是一个更古老的进化系统。根据他的观点，加之吸收了第1章中讨论的强约束和弱约束控制的逻辑，我曾经（Stanovich 1999；Stanovich and West 2000）指出，自发式跟分析式系统的目标结构不同。这一事实对人类的自我实现而言，有重要意义。
自发式系统的目标结构受进化的塑造，会密切追踪基因繁殖概率的增加。而分析式系统主要是一种控制系统，焦点在于整个人的利益，目标是实现 个人 目标满意度的最大化。而对后者的最大化操作，有时候会导致牺牲遗传适应度的结果（Barkow 1989；Cooper 1989；Skyrms 1996）。因此，自发式跟分析式系统最后的差别列在表2-1中，即自发式系统创造了强约束的基因目标，而分析式系统创造了灵活的目标层级，以便在整个有机体的水平上实现目标满意度的最大化。分析式系统更契合作为一个连贯有机体的个人的需要，而自发式系统更直接地实现亚个人的复制子古老的繁殖目标。因此，在少数情况下，两种系统的输出会冲突。如果人们能用分析式系统覆盖自发式系统的输入，他们就会有更好的结果。这样的系统冲突表明，载体跟复制子的目标在统计层面上不匹配。如果自发式系统的输出被覆盖，那么，这种不匹配更可能以对载体有利的方式得以解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期待这一点。
覆盖为什么在统计上是一个好赌注？这种情形有一个形象的逻辑表征，如图2-2所示（自然，重叠区域的大小仅仅是猜测，它仅仅是一个用来支持目前观点的相对比例）。第一，体现在图中的一个假设是，无论在自发式还是在分析式系统中，载体跟基因目标的一致出现在大多数现实情境中（标记为B和E的区域）。比如，在自然界中进行物体之间的精确导航催生了进化适应器。同样，当我们在现代世界生活时，精确导航也对我们有好处。
图2-2 基因和载体在自发式和分析式系统中目标的重合
两种系统都有三类目标，但是各自占有的比重不同：同时服务于基因和载体利益的目标（区域B和E），只服务于基因利益的目标（区域A和D），只服务于载体利益的目标（区域C和F）
不过，图2-2最重要的特点是指出，分布在两种系统中的目标所服务的利益存在不对称性。在第1章中描述的达尔文式生物结构的残余，存在于人类的自发式脑结构中。这个系统创设的许多具体目标，都是通过非反思性过程获得的，它们没有经过评估，而这些评估能判断它们是否对 个人 有利。其实，更准确地说，它们有过评估，不过评估标准跟刚才说的完全不同：在进化史上，它们是否能提高复制子的寿命和繁殖力？从单独个人（载体）的角度来说，要是它们仅仅反映了基因目标的话，它们对人而言就可能是危险之物。 [1] 它们是为了复制子、不惜牺牲载体的目标；这种目标让蜜蜂为了跟自己有亲缘关系的蜂后，而不惜牺牲自己。它们在图2-2中标记为区域A。
应该存在这种目标，作为强大的候选人，它们能覆盖自发式系统引发的目标。平克（1997）指出，自发式系统“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复制建造它们的基因，而不是为了促进幸福、智慧或道德价值。当某种行为对群体有害，有损于行为者的长期福祉，难以控制，不听劝说，或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产物时，我们通常会说这种行为‘情绪化’。说起来令人痛心，这些行为并非功能失调，而正是我们从精心设计的情绪中所期待的东西”（370）。平克这里使用了“精心设计”的说法，它的含义很特殊，一种故意为之的特殊，因为他想要触动读者，让他们思考一种新观点；我在第1章中提出的观点，也有同样的考虑。我们思考再三，才能想到平克说的是进化的精心设计， 它让这些设计能更好地为复制子的利益服务。 当然，从载体的角度看，这里的“精心设计”也可以是我们动力超强的汽车的精心设计，让我们在学校区域驾车时，哪怕油门小，也能从时速20公里增加到时速45公里。如果不被一种考虑驾驶者长期目标的认知系统覆盖，这种“精心设计”很可能让我们误入歧途。这种类型的有效引擎是短视的，它将在一个通常不合适的情况下，就像在一个合适情况下一样，自动而有效地运作。
图2-2的右侧表示的是分析式系统的目标结构。通过该系统的反思智力的训练，我们就能从分析式系统跟世界的互动中，导出灵活的弱约束目标。这种目标通常服务于有机体的整体目标，但却妨碍基因目标。（图2-2中的区域F。比如，戴套做爱；在繁殖期结束后使用资源；等等）当然，一个通过反思获得的目标（这种目标通过反思获得，因为它服务于载体的目的，这种目的甚至有可能妨碍基因的利益），通过习惯化使用，也能成为自发式系统的一部分。这个事实能解释图2-2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刚开始呈现时会显得多少令人费解。——为什么在自发式系统中会有一小块区域（区域C）代表仅仅服务于载体利益的目标呢？有人可能会想到，所有自发式系统的具体目标都反映了基因的利益，而不管它们是否符合载体的利益。这一情形，跟第1章图1-1中呈现的达尔文式生物体相同。不过，通过实践，分析式系统的高级目标状态将被安装在更刻板、更僵化的自发式系统中；这是一种新的可能。对于载体而言，通过反思而获得的目标状态，可能会呈现出独特的优势（因为它们能战胜基因植入的目标，这种优势还会累积——“不要跟你老板的老婆调情”）。此外，它们经过训练，将被安装在自发式系统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人类的自发式系统反映了带有反思的分析式系统驻扎在大脑中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人类的自发式目标结构绝不等同于图1-1描述的达尔文式生物体的结构。
尽管如此，除了面积小但重要的例外区域C，自发式系统可以被大致理解成大脑中被基因强约束的部分。它还是会自动响应某些线索，这种方式直接来自许多年前我们进化史上的基因复制。就像火星探测器的例子一样，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提前预测（特别是由于它容纳了其他人），基因使用了更复杂的弱约束系统来施加控制。除了建立领域特殊性的刺激-反应倾向之外，它们还在大脑中安装了广泛的、跟复制有关的一般目标（自我保护倾向、做爱感觉好、甜食尝起来好吃），同时也建立了层级目标分析器，能够协调一整套复杂（可能冲突的）目标，在一个条件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提供一个最大化策略。
身处复杂社会中时，人类的分析式系统需要协调的大多是派生目标。没有谁会在工业社会跑到外面采集和打猎了。通过最大化二阶符号目标，比如声望、地位、工作和酬劳，基本目标和初级内驱力（身体快乐、安全、生计）间接获得满足。为了实现这些间接目标中的大多数，更直接编码的自发式系统引发的反应必须被覆盖，至少是暂时。派生的弱约束目标创造了这样一种条件，进化适应的目标跟载体的利益能够分离。在极端情况下，载体完全可以摆脱强约束控制，发动叛乱，反对自私的复制子。要实现这一点，它需要获得一套通用目标，它们不服务于复制子任何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戴套做爱）。
在大脑中，分析式系统最接近第1章中描述过的情形。那时，基因放弃了直接控制，而是说（这是隐喻，通过它们创造的基因型效应类型）：“事情变化得太快了，鞭长莫及。大脑，让我们告诉你具体怎么做吧。你只需要在考虑我们（基因）已设计好的既定的通用目标（生存和有性繁殖）前提下，继续前进，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分析式系统是获得这一趋势的最近演化，也是道金斯某句话的逻辑终点。他说，“基因将会给生存机器一个单独而宽泛的政策指令：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以便保证我们的生存”（1976，59-60）。有趣的是，在人类中，分析式系统跟自发式系统都驻扎在大脑中。因为自发式系统具有自动化的特点，它通常都会给分析式系统正在解决的问题提供相关的输出。当两种系统的输出直接冲突时，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将被淘汰出局。在下面的情况下，我们特别不想让分析式系统落败：根据一个很久以前就消失了的环境，自发式系统试图实现基因利益最大化，而相比之下，分析式系统则根据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试图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要是分析式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覆盖自发式系统，结局将令人悲哀，就像本章开头描述过的那些情形。
当然，人类头脑内部有冲突的观点，这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是不少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主题。然而，我们现在有更好的词汇来描述这些冲突，而这些词汇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发现的支持和验证。即便如此，作家在描述这些冲突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细腻的感受。在描述自发式和分析式系统的冲突方面，恐怕没有人能跟乔治·奥威尔（1950）相提并论；他在自己著名的散文《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中说得极令人信服。奥威尔描述了一个警员，代表大英帝国20世纪30年代在缅甸的存在。在分析式系统的基础上，他开始痛恨自己的位置代表的帝国主义——“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帝国主义是个邪恶的东西，不久之后，我就要辞掉自己的工作，找一个更好的”（3）。然而，尽管认为帝国主义是邪恶的，奥威尔也不能排除他的烦恼。当他执勤时，总会遭到人群的嘲笑：“等我走远了，他们就在后面起哄叫骂，着实叫我的神经受不了。”（3）借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我们会说，奥威尔的自发式系统对嘲笑做了响应，尽管他的分析式系统认识到，这种影响不代表他的真实感受。这个系统知道，这样的嘲笑是合理的。即使没有这样的现代术语，奥威尔却相当清楚两个系统之间的巨大冲突：“我只知道，我被卡在中间：我一边憎恨自己为之服务的帝国，但在另一边，我又生那些存心不良的小野兽的气，他们总是想办法干扰我的工作。我头脑的一部分认为，英国的统治是无法打破的暴政，……而我头脑的另一部分则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乐事，莫过于把刺刀捅进一个和尚的肚子。”（4）
[1] 第1章中注释17的告诫同样适用于这里。在本书中，当我把某个东西称为基因目标时，它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目标现在服务于遗传适应度的利益，仅仅在于，它在过去被称为进化适应器的起源环境（EEA）中曾有这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