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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在前一节中警告，说类似反射的自发式系统加工可能会带来问题。不过，即使强调自发式系统可能存在功能失调，我也没有因此暗示，自发式系统永远都有问题。恰恰相反，跟其他很多理论家一样， [1] 我认为，自发式系统执行很多有用的信息加工操作和适应行为，比如深度知觉、面孔识别、频次估计、语言理解、意图归因、欺骗探测、颜色知觉，等等。事实上，这个名单很长。很多理论家都强调，大部分精神生活其实都来源于自发式系统的输出。不过，如前所述，自发式系统的输出有时会跟分析式系统指定的高级行为目标相冲突。因此，有时候，我们必须借用分析式系统的监督和评价功能，以便平息或覆盖跟更一般目标相冲突的自发式输出。
自发式系统的逻辑，以及它们作为领域特殊性进化适应器的起源，或它们作为训练有素、自动激发的刺激-输出关系的根源，都意味着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分析式系统的一个计算任务，就是作为监督系统以脱钩或覆盖自发式输出，要是这些输出有可能跟高级目标相冲突（Navon 1989；Norman and Shallice 1986）。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系统相互配合，不需要脱钩，也不需要覆盖。然而，当分析式加工发现自发式过程（尽管在既定问题上，他们表现良好）正要阻碍更一般的目标和欲望时，一种潜在的覆盖情形就会发生。这会偶尔出现，因为许多自发式加工是为了实现遗传适应度这个目标，而它跟个人层面的效用最大化不同（这一点将在第3章中加以讨论）。极少数信息加工情境需要这种覆盖作用；虽然不常见，但这些情境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我们在第4章中将会看到这一点）。
波洛克（1991，1995）是出现于表2-1中的一个双过程理论家。他的研究发现，分析式加工作为一种覆盖系统，对自发式系统提供的某些自动或强制的计算结果进行矫正。他的双过程模型来自想要在计算机中植入智能或理性的科学家。在波洛克的术语中，自发式系统由快速刻板的模块组成，它们执行具体计算。分析式系统被他称为思维。跟我在本书中勾勒出的通用式双过程模型一致，波洛克强调，分析式加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覆盖自发式系统。快速刻板模块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被触发，或在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被触发，它就不能“快速”应对，因为它的速度来自它反应的刻板性，而这时的环境要求反应灵活。
作为一个例子，波洛克（1991）知道，快速刻板模块能预测移动物体的运动轨迹。针对这一计算的快速刻板模块运行得又快又准，但它依赖于对世界结构的某些假设。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快速刻板模板就必须被覆盖。比如，当一个棒球接近电线杆时，我们最好覆盖自己的自动化轨迹模块，因为它不能准确计算来自一个不规则曲面的弹跳轨迹。同样，来自自发式系统的概念和情绪信号 [2] 有时也需要被覆盖。覆盖功能也跟最后一章中对弱约束和强约束基因控制的区分有关。自发式跟分析式系统的冲突，通常也可以理解成是这两种控制类型的冲突。 [3]
[1] 许多有用的信息加工操作和适应行为都由自发式系统执行（e.g.，Cosmides and Tooby 1994b；Evans and Over 1996；Reber 1993；Gigerenzer 1996b；Gigerenzer and Todd 1999；Pinker 1997），大部分精神生活都涉及自发式系统的输出（e.g.，Cummins 1996；Evans and Over 1996；Hilton 1995；Hogarth 2001；Levinson 1995；Myers 2002；Reber 1993；Wegner 2002；T. D. Wilson 2002），这两个自然成了认知科学中常见的默认假设。同样，正如我将在第7章和第8章中强调的那样，不是所有自发式跟分析式系统的冲突都需要以青睐后者的方式来解决。
[2] 在Pollock（1991，1995）的模型中，情绪被认为是一种用作实践（i.e.，手段/目标）推理的Q&I模块，这种思想被众多的理论家探讨过（e.g.，Cacioppo and Berntson 1999；Damasio 1994；de Sousa 1987；Frank 1988；Johnson-Laird and Oatley 1992，2000；Oatley 1992，1998；Simon 1967）。当然，有意识的理性思维应该被用来战胜非理性的情绪，这一观念要追溯到柏拉图（见Nathanson 1994）。但这不是跟情绪有关的非理性产生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存在两种可能出差错的情绪调节。他们粗略地对应于一种粗糙的分类：在行为调节中情绪过少卷入，或情绪过多卷入。前面的观点，即Q&I情绪模块可能并不足够活跃—一种在认知科学中得到广泛表征的观点（Damasio 1994；de Sousa 1987；Oatley 1992）—但在朴素心理学中并没有得到多少重视。认知科学的若干架构，相反，看到了这两种可能性（Damasio 1994；Johnson-Laird and Oatley 1992；Loewenstein，Weber，Hsee，and Welch 2001；Oatley 1992；Pollock 1991，1995；Stanovich 1999）。更重要的是，存在两种类型的理性失利的实证证据。侧前额叶损伤跟执行功能困难（或工作记忆困难）有关，这可被认为是覆盖自发式系统执行的自动化过程失败的结果（Dempster 1992；Dempster and Corkill 1999；Duncan et al. 1996；Harnishfeger and Bjorklund 1994；Kane and Engle 2002；Kimberg，D扙sposito，and Farah 1998；Norman and Shallice 1986；Shallice 1988）。相反，前额叶的腹内侧损伤跟伴随着情绪混乱的行为调节问题有关（Bechara et al. 1994，1997，2000；Damasio 1994）。前者而非后者的困难跟智力下降有关系（Damasio 1994；Duncan et al. 1996），这跟心理测量中智力跟分析式加工而非自发式加工（Stanovich 1999；Stanovich and West 2000）有更强关联的观点一致。
[3] 尽管分析式系统通常都能有效地覆盖自发式加工，但这不是必然的。当然，有可能元认知判断误入歧途而覆盖自发式加工，而事实上后者比前者能更好地实现个人目标。其中一个案例由 Wilson和Schooler（1991）的研究给出。他们要求参与者评价他们对不同品牌草莓酱的偏好，然后把这些评价跟专家评价（来自消费者报告的评价）对比。他们发现，鼓励人们分析他们的评价反而导致他们跟专家不太一致，而不要求他们动用分析式系统效果反而更好。因此，认知系统有可能覆盖自发式系统时阈限太低从而犯错误。这样一种明显较低的覆盖阈限，可能被视作像史波克先生那样的超级理性，而这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会目标实现带来负面影响。同样的观点也存在于道德领域（回想一下注释25提到的哈克·芬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