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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体内有一个僵尸，它能处理你的意识自我有意识处理的所有信息，只有一个不同，“里面一团漆黑”：这个僵尸就是无意识。根据这种观点，认知与生俱来就是不透明的、意识性的。当呈现时，提供的仅仅是对内部事件状态的一种观点，既不完整，也不完美。
——阿特金森、托马斯和克里尔曼斯（2000，375）
再看一次表2-2中重要的自发式模块表单，这是认知心理学家至少研究了十年的成果（不管怎么看，这都不是一个完整表单）。显然，我们通常有意识思考的东西，我们分析式系统正在处理的东西，都是来自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输入信息。自发式模块无意识地把这些信息提交给分析式系统，任其调用。因此，很多理论家都强调，我们大部分的精神生活都带着自发式系统的痕迹（Cummins 1996；Evans and Over 1996；Hilton 1995；Levinson 1995；Reber 1993）。自发式系统不只直接引发自动反应，而且，在那些自发式系统不直接引发某个反应的情况下，它也会给分析式系统提供输入信息，因而通过自己提供的认知表征的特点对分析式加工施加影响。倘若某些自发式反应或产物对我们的行为有不利影响，我们就需要加以补救，使用分析式系统提供的策略来对付它们。这将是本书后面章节要阐述的问题。现在，我想强调的是，自发式系统很常见，很重要，而且它能在我们意识之外工作。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
自发式系统子过程的本质就是，每当适当的刺激被探测到时，它们就会触发或启动。它们不能被选择性地“关闭”，而且这一过程发生在无意识中。这种过程甚至有可能引发被分析式过程认为不适当的反应。而这意味着，正如本章标题暗示的那样，在某种重要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人的大脑有时候会跟自己作战。假如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一个人最深层、最反思的自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得采取某些认知矫正措施。这是一个社会向善论者的认知变革项目。这个项目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同的“我”（就是那个侏儒。虽然在前面讨论过了，侏儒是虚构的，它依然是我们朴素心理学的一部分）并没有控制大脑的所有部分。不过，“我”可以从某些大脑活动的操作中被积极分离出来，而这些大脑活动通常发生在意识之外。
要是我们真正理解，绝大多数大脑活动发生在我们意识之外，它们彻头彻尾地令人不安，我们将因此体会到一种疏离感。在认知科学家安迪·克拉克的《存在》（Being There，1997）一书中，这种疏离感被一篇作为最终总结的论文给捕捉到了。文章幽默生动，题目叫“大脑讲演”。克拉克总结了他书中的所有主题，让一个名叫“约翰的大脑”的人物向约翰致辞；他其实是一个由大脑活动引发的自我。约翰对他的大脑持有诸多误解，大脑想要澄清它们。大脑承认，他跟约翰的关系相当亲密，不过约翰对这种亲密想多了。比如，约翰倾向于认为，他的所有思想都是大脑的思想，而大脑所有的思想也都是他的思想。大脑向读者保证，事情远比这复杂。
大脑阐述了本章的论点。他说，“约翰像天生的盲人一样，对我每天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都视而不见”（1997，223）。大脑慢慢向约翰宣布，不仅他的知觉和营养功能受他意识之外的大脑过程指挥，甚至他深层的概念加工也不全受他有意识心智的控制。大脑说，尽管约翰认为他作为一个普罗米修斯式控制器，负责和指导大脑的活动，而事实上，约翰“被通报的，仅仅是我内部活动的极少数知识”（223）。跟我在本书中对自发式系统的描述一致，约翰的大脑告诉他，他大脑中的大多数活动都由诸多平行的、相对独立的计算通道执行。这些活动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输出成了约翰分析式活动有意关注的焦点。
出于这些原因，大脑告诉约翰，他的想法很落后。约翰以为“他”控制着自己大脑的活动（的确，约翰的朴素心理学带有强烈的笛卡尔式二元论色彩）。事实上，大脑告诉他“我可不是约翰概念化的内部回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它们的怪异来源”（225）。使用我在这里提到的术语，大脑在告诉约翰，自发式系统对他的分析式加工提供了重要的输入信息。尽管约翰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也不能控制在他有意识推理和决策过程中的一切输入。
约翰的大脑想向他解释，约翰对他整个大脑的观点存在严重偏差，因为他过于依赖语言以及语言提供的概念。可约翰不能理解，这让大脑很伤心。当约翰继续坚持“他对我产生的梦幻式观点”时，大脑变得沮丧起来（226；参考前面提及的，分析式加工具有虚构倾向，以及下面要讨论的内容）。大脑感叹，说约翰看起来像个幸福的笨蛋，他对跟自己基于语言的认知模式不同的信息加工和信息存储操作一无所知。约翰的概念化倾向同样过于受语言的影响。他没有工具，不能思考跟他观点不同的加工模式。认知科学在继续探索平行的联结主义架构以及动力学系统模型，通过它们发展这种概念化工具。不过，这些努力带来的概念化工具，还没有进入像约翰这样的人的朴素心理学中。
不断受挫的大脑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想跟约翰解释清楚只能徒劳无功。因为，约翰一直“忘了，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台生存导向的装置，比语言能力的出现要早。而且，我帮助推进有意识认知和一般认知方面的角色，仅仅是最近才有的一项副业……尽管我们很亲密，但约翰事实上对我了解甚少。想一想，其实我是约翰头脑中的火星人”（227）。
我们就像约翰一样，脑袋里都有火星人。我们有众多的自发式系统。在我们没有输入或意识（更确切地说，没有分析式系统输入）的情况下，它们忙于自己的业务。认知科学文献中，到处都有这样的发现：我们拥有很多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且，在我们的头脑中有很多像火星人一样的子系统，不只跟知觉或内脏机能有关，也跟概念功能有关。
这里有一个案例。在每一本认知科学和神经心理学的教科书中（比如Clark 2001；Harnish 2002；Parkin 1996），几乎都有它的身影。它就是盲视现象（Marcel 1988；Weiskrantz 1986，1995）。某些视皮层受损的病人表现出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症状。他们的视野中有一个盲点或暗点。他们说，在自己这个特定的区域看不到任何东西。然而，实验者会说服他们，要求他们对一组固定的刺激做出迫选（比如，从两种形状的灯中选出一种）。面对这组置于他们盲视区域的刺激，虽然他们在现象性经验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可选择的准确性高于随机水平。举例来说，当在两种刺激中迫选时，他们的正确率居然高达70%；尽管在每一次选择中，他们都说自己看不见。通常，这些病人需要被说服，必须强制选择，尽管他们认为这毫无意义。许多人报告，说他们只能靠猜，因为他们“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还会怀疑，无聊的实验者到底能从这种无意义的任务中发现什么。
对盲视现象的解释，在细节方面依然充满争议，因为视网膜把信息传递到很多不同的大脑区域。然而，这一发现最基本的寓意却极少有争议。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病人大脑的某些区域能处理视觉刺激，但是负责整理信息、对意识经验进行言语报告的大脑系统没有达到阈值。说白了，它们没有发现这些信息。
盲视病人表现的无意识加工，不应该被认为仅仅发生在脑损伤的病人身上。在过去数十年里，知觉心理学家通过大量心理学实验，在大脑和知觉系统完全正常的实验参与者身上，证明了无意识加工现象的存在。 [1] 这是一种正常的认知活动，无处不在。这些实验在细节上各有特色，但实验情形大致是下面的形式。一个参与者盯着一台速视器（这是一种用于呈现视觉刺激的设备，呈现时间极短，短至千分之一秒的数量级）或一个电脑屏幕，看见A、B、C、D四个字母中的某一个，不同字母一次又一次地在他们眼前快速闪现。慢慢地，实验者减少呈现时间，使得这些字母难以辨别，以便衡量人类的识别阈限。随着呈现时间的缩短，确认正确字母的准确度不断降低、降低。比如，从100%降至90%，再从90%降至75%。在某个呈现时间上，参与者常常说他们做不下去，因为看不清楚，没法识别呈现的字母。然而，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参与者抗议说自己看不清，他们通常也能以高于随机水平的正确率报告目标字母是什么。比如，对于四个字母来说，他们报告的正确率也许是45%，这要明显高于25%的猜测水平。高于随机水平的正确率意味着，参与者其实能辨别某些信息，即使他们坚持，说实验者要求他们继续是白费功夫，因为他们只能瞎猜。就像盲视病人一样，这些实验表明，正常人能加工一些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刺激。
我们可以把正常人身上的这些现象加以扩展，即无意识加工的信息在整个大脑中会产生回荡效应，包括对语义水平加工的影响。认知心理学家广泛研究了所谓的语义启动效应（semantic priming effect），即如果每个词呈现之前先呈现一个跟它语义相关的词，这个词加工起来就会更容易。比如，如果在呈现启动词“医生”之后及时呈现目标词“护士”，人们对这个目标词的加工会更容易（通过反应时、电生理记录或其他技术来测量）。有趣的是，即使启动词呈现的时间极短，以至于参与者不能有意识地确认它们的身份，对目标词加工的促进效应还是会出现。跟前面描述过的实验一样，在这些启动实验中，参与者报告说，他们不能确定前面呈现的启动词是什么。可是，启动跟目标之间的语义关联还是会影响他们的行为。
需要澄清的是，并不是只有外围加工才显示出自发性，大部分概念加工也有这种特征。因为自发式系统的概念加工为分析式处理器提供输入，当深层的概念加工任务无意识中发生时，这些输入的根源对于意识而言难以触及。比如，许多最近的研究指出，社会和文化群体的刻板印象能通过无意识的激活加工而发生，这不完全是有意识思考的结果（Brauer，Wasel，and Niedenthal 2000；Frank and Gilovich 1988；Greenwald and Banaji 1995；Greenwald et al.2002）。
被自发式系统自动引发的概念联想影响重要的外在行为。数十年前，在一篇被广为引用的经典论文中，尼斯贝特和威尔逊（1977）搜集了很多证据，指出存在自发式的概念加工，而人们通常不清楚导致他们行为的原因。结果呢，当分析式系统（这个加工系统以维持跟个人行为有关的因果模型为己任）必须解释这些情况下的行为时，它经常会为这个行为编造一个理由。而 真正 的原因存在于自发式系统中，在认知层面上难以触及。
尼斯贝特和威尔逊（1977）讨论了这方面很多案例，不胜枚举。而在他们的综述发表之后，这方面的文献还在不断增加。尼斯贝特和沙克特（1966）做了一个对实验结果的归因研究，非常典型。在研究中，参与者需要接受不断提高的电击，以确定他们能承受多大的疼痛。其中一组服用安慰剂（糖丸），然后被告知，这种药会产生呼吸不规则、心悸和恶心的效果。研究者假设，安慰剂组会把任何他们感受到的神经症状（呼吸不均匀、出汗、恶心）都归结为糖丸，而不是对遭受电击的焦虑，因此，他们更容易忍受强烈的电击。结果的确如此。跟没有服用药丸的控制组相比，安慰剂组忍受住了4倍强的电流冲击！
有趣的是，当询问他们为什么有能力忍受这样的电击时，安慰剂组参与者从来都没提糖丸的影响。他们的行为，受到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某个因素的深刻影响。比如，当询问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强的耐受能力时，一个典型的回答就是“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好吧，我想想。当我习惯鼓捣无线电之类的玩意时，只有13岁或14岁。也许，我已经习惯了电击”（Nisbett and Wilson 1977，237）。当研究者直接刺探问他们是否在实验中考虑过糖丸时，典型的回答如下：“不，我太担心电击了，根本不会想糖丸。”当更直接问他们是否认为糖丸引发了身体的各种反应时，典型的回答是：“不，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太忙了，老在担心电击。”（237）当研究者把实验假设拿给他们看，问他们觉得这些假设是否说得通时，通常能得到肯定的回答。参与者认为，很多人的行为的确在假设情况下容易受影响，不过他们的行为是例外！
这种现象，即人们无法触及导致自身行为真正的大脑过程和刺激，在尼斯贝特和威尔逊（1977）综述的许多其他实验中也屡屡出现。在他们描述的一个实验中，参与者看电影，在各个不同维度上评价电影。实验过程涉及的若干因素都会变化，比如屏幕的视觉焦点，以及观看电影时外面出现的噪声。某些因素影响参与者的体验和他们对电影的评价，而其他因素则不起作用。大厅的噪声其实并不影响参与者对影片的评价，不过，有55%的人都误以为他们的评价受到了噪声的影响。跟我刚才描述的电击实验不同，那个实验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影响他们行为的某个因素，而在这个实验中，参与者报告了一个事实上不起作用的因素，认为它有影响。
电影实验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人类的虚构能力，这一点被尼斯贝特和威尔逊（1977）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加以强调。他们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我们说的比知道的多：对心理过程的言语报告》（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我们说的比我们知道的多”，指的是即使面对那些在认知上没办法触及以便反思的行为和大脑活动（因为它们是自发式模块的输出结果），我们也倾向于提出解释。在尼斯贝特和威尔逊描述的电影实验中，分析式系统仅仅是不能触及所有对电影评价的因素。这些因素数量众多，而且，它们由诸多的自发式模块提供，在认知上难以触及。然而，在为一个已发生的行为编造一个貌似合理的因果模型时，分析式系统毫无困难。不过，这个模型建立在朴素心理学的基础上，解释为什么人们通常做了他们做的事，而不是基于实际上起作用的内部认知过程的优先知识。
分析式系统的虚构倾向，在一系列经典研究中得到了惊人的展示。这些所谓的裂脑人研究，由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和同事合作进行。 [2] 裂脑人经历了联合部切开手术，他们的胼胝体被切断（这是两个大脑半球之间最庞大的一组联结）。人类的右视野刺激投射到大脑左半球，而左视野投射到大脑右半球。这就意味着，对于裂脑人来说，视觉刺激可以很轻易就被完全投射到一个孤立的对侧脑半球。根据这个事实，加扎尼加探讨了两个大脑半球不同的加工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左半球大脑具有某种程度的虚构能力；这是控制语言产生的脑半球。
在一个著名实验中，加扎尼加把一张鸡爪照片快速闪现在裂脑人的左半球，同时把一张雪地照片投射到他的右半球。在很多照片中，右手（联结到对侧的左脑半球）正确指出了跟原来投射到左脑半球最接近的一张照片（鸡），而左手（联结到对侧的右脑半球）也正确指出了跟原来投射到右脑半球最接近的一张照片（雪铲）。然而，当问及为什么选这两张照片时，左脑半球（唯一能说话的半球）回答说“哦，这很简单。鸡爪是鸡的一部分，而雪铲能用来清理鸡棚”（Gazzaniga 1998b，25）。参与者的左脑半球根本没接触雪地照片。不过，加扎尼加指出，左脑半球能看到左手（沉默的右脑半球）指向一把雪铲。裂脑人把这两个选择联系起来，编造了一个解释。
加扎尼加强调，这种虚构解释的倾向很普遍。他指出，参与者不会做出另一种反应：直言不讳，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选雪铲。相反，他编造了一个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他做出了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承认他没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原因。请留意，加扎尼加提醒我们，这种解释令人信服，因为裂脑人没有做出下面决定合理的回应，“你看，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选雪铲。我的脑袋被割裂了，难道你不记得了？我可能把某些东西投射到自己不说话的脑半球；这事儿经常发生，有一段时间了。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选择那把雪铲。不要再问我这种愚蠢的问题了。”（1998a，25）可惜，左脑半球没这么做。在自己完全控制身体一举一动的假设下，左脑半球编造了一个故事。在尼斯贝特和威尔逊描述的实验中，参与者编造了他们为什么喜欢影片的解释，根据的是通常的朴素心理学，而不是对大脑内部过程的了解（因为认知难以渗透，他们无法触及这些信息）。跟这种情况类似，裂脑人也炮制了一个连贯的故事，而不是准确思考相关的内部过程。
有的人有心理疾病，是因为脑损伤导致自发式模块运作失常，导致他们接收了很多不正常输入，于是，他们的翻译开始编造离奇的故事。替身综合征（Capgras syndrome），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3] 在这种疾病中，人们相信他的一个近亲（比如父亲或母亲）是一个替身。由于相信自己的父母或伴侣可能是替身，要欺骗自己，这些病人会攻击甚至杀死他们。这种病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神经系统接受的自主指标跟明显的识别指标不同。替身综合征患者的脑损伤不影响他们的面孔识别系统，因此，他们能认出自己的亲人。然而，跟这些面孔进行情感联结的系统遭到了干扰。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可是没有适当的情感反应，这就带来了一种反常体验，这种体验需要翻译给出一个解释。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可能预先）有归因偏差、推理偏差和信念固着，翻译可能就会跳到一个极端假设上（这些反常经验说明他们是骗子），然后参与维持这一假设的偏差性加工。就像加扎尼加的裂脑人在鸡和雪铲实验中的表现一样，替身综合征患者没有考虑下面的假设：他的分析式系统处理的信息有错误，因为他脑子坏了。无论是裂脑人还是替身综合征患者都坚信，他们知道自己脑子里发生了什么。而事实上，他们没有接触到自发式系统运作出故障的信息。
朴素心理学拒绝承认我们大脑中自发式系统的影响，这也会给没有脑损伤的正常人带来灾难性后果。洛温斯坦（1996）指出，这种倾向是导致人们药物成瘾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一篇跟行为的内脏影响（内驱力状态直接影响跟饥饿、疼痛和性欲望有关的快乐体验）有关的综述中，洛温斯坦认为，大多数人都低估了内脏反应的未来效果，因为他们高估了自己直接控制的效果。对于早期药物吸食而言，个人强烈的好奇心是主要原因。因此，洛温斯坦提出，相信自己能停止吸食，这是导致人们决定吸食药物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可悲的是，他们对自己控制大脑能力的理解是错误的，而这被当成了他们吸食药物的一个根据。他们的朴素模型，极力夸大了自己对内脏过程有意识控制的程度。
这些是某类情境中的若干案例。在这类情境中，我们必须让自己习惯于我们的自发式系统，它们就像火星人一样。自发式系统是一种进化史上的古老系统，它有时候会引发一些跟现代世界不搭配的输出。本书的一大主题就是，现代生活创造了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境：我们身居其中，必须诉诸分析式系统的评价和监督功能，必须克服长久以来服务于我们的习惯化反应。
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1992）指出，我们拥有专门的味觉机制，作为我们偏爱甜食的基础。这些可能是受下列事实塑造的进化适应器：当含糖量最高时，水果的营养价值最高。今天，在我们现代的工业社会中，甜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对它们的偏爱有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不过，我们的甜食偏好依然存在，自发式系统依然会引发这种偏好，即使我们有意识地想要节食。不过，这个事实也没否认，大多数自发式系统在我们现代生活中依然很有用（表2-2列出的过程毫无疑问很重要）。然而，我在本书中的要点是提倡认知变革，而这就需要对某些自发式功能进行批评。
因为具有古老的进化根源，我们的自发式系统容易引发某些反应，而它们很不适合我们目前的状况，这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脑子里恐怕有火星人。当我们节食时，对甜食的不断渴望叫人心烦意乱。或者，举我在本章开头说的那个例子。当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被另一辆汽车挡住时，我们暴跳如雷，即使我们知道，这样做在当时的情况下没任何意义。自发式系统的进化联结在某些其他的案例中更明显。强奸受害者的配偶可耻地拒绝她们，这植根于男人的性所有权模块（Wilson and Daly 1992）。对破相者的排斥，则植根于探测对称性和其他所谓美貌线索的进化模块，而这些线索仅仅是繁殖适应度的代表。（Buss 1989；Langlois，Kalakanis，Rubenstein，Larson，Hallam，and Smott 2000；Symons 1992）
我们想要在分析式系统中拥护这些自发式输入吗？不，我们想要克服它们。仅仅因为它们有进化根源，我们就要认为它们合理吗？当然不。如果要做点什么的话，我们也是想克服这些倾向。当然，某些自发式系统引发的反应倾向并不需要被克服，因为它们并不压制我们的分析式系统决定的反思价值。在我们的大脑中，有想吃甜食的按钮，有拒绝被强奸配偶的按钮，有看到一个破相者就觉得厌恶的按钮。这些都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可我们不想认同它们。 [4] 对于我们深思熟虑的自我而言，它们很怪异。它们是我们头脑中的火星人。我们不能删除它们，但是我们能克服它们的影响，找到办法帮分析式系统战胜它们。因此，我们不用落到跟鲍勃·马利一样的结局；他在本章开头说了这么一句话，“反射比我做得好”。
[1] 无意识知觉的文献非常多，见Cheesman and Merikle 1984，1986；Greenwald 1992；Holender 1986；Marcel 1983；Merikle，Smilek，and Eastwood 2001；Purcell，Stewart，and Stanovich 1983。无意识语义启动的文献也很多，见Fischler 1977；Masson 1995；Neely and Keefe 1989；Stanovich and West 1983；Stolz and Neely 1995。
[2] Gazzaniga的作品很多，见Gazzaniga 1989，1997，1998a，1998b；Gazzaniga and LeDoux 1978；Wolford，Miller，and Gazzaniga 2000。需要留意的是，Gazzaniga（1998b，24）指出翻译过程可以同时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然而，在本书中，我将强调明确执行的翻译过程，也就是说，把它视作一种分析式过程。
[3] 关于替身综合征，见Davies and Coltheart 2000；Stone and Young 1997；and Young 2000。关于维持某个假设的偏差式加工，见Mele 1997，2001。
[4] 我这里不是主张一种简化的柏拉图式观点，认为低级心智（自发式心智）应该永远被更高级心智（分析式心智）统治。我们将在第7章和第8章看到，有时候我们应该在自发式跟分析式系统冲突是，认同前者。有一篇哲学论文（e.g.，Bennett 1974；MacIntyre 1990）讨论了马克·吐温的一个小说主人公哈克贝利·芬，他经历了一场冲突：一边是感情上他应该帮助一个奴隶朋友逃跑，一边是分析判断认为，帮助努力逃跑在道德上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