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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描述分析式系统（系统2）加工特点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说它跟自发式系统具有相反的一套特征。自发式系统的加工是平行的、自动的、通常意识不到的，对计算能力要求相对较低，它们计算处理的通常是领域特殊性信息。而分析式系统可以说是序列的，有中央执行控制，能意识到，要求较高的计算能力，计算过程中处理的是领域一般性信息（见表2-1）。使用这种策略界定分析式系统，初步看来是对的，但也可能会引起细节方面的争议。
围绕着分析式系统，有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谈论它，才不会犯一些非常初级的哲学错误，或暗示一种在功能上绝无可能的大脑模型？我们粗糙的自然语言，很难精确对应认知科学的概念，或我们了解的大脑神经生物学知识。在更高的非模块性水平上理解大脑机能，需要牵扯到递归性和自我指涉性，两者都很难描述。在讨论高级的大脑系统时，沟通的便利跟事实的精确难以兼顾。
当你转身，想要使用心理学中分析式系统的隐喻时，立马就会觉察到困难。一种最流行的隐喻把分析式系统视作一个中央处理器。对它漫不经心的使用，很可能就会引起所谓的侏儒问题（就是“头脑中有一个小矮人”的问题）；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这个问题很熟悉。这个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我们提出大脑中有一个很复杂的假想实体，以此解释复杂的行为辨别或选择，那么，我们仅仅是把一个难题从大脑外部移到内部，可它还是跟从前需要解释时一样复杂，一样令人困惑。比如，我们会简单认为，一个人决定去做X是因为他的处理器决定去做X，这不能代表我们理解上有进展。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一个人想做某件事，是因为存在另外一个对应的小矮人（脑子里的侏儒），是它决定那样做的。
这种侏儒假设什么都没解释，除非侏儒（比如，那个假设的处理器）能被更简单的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过程给释放出来，而这些过程的理解更全面，神秘性也更少。 [1] 只有当假想的侏儒太聪明时，侏儒问题才会出现。假设复杂实体被分解为足够简单的概念实体，而且它们的运作被认知心理学家或神经生理学家用他们武器库的有效方法给检测到了，那么，这些理论家自由使用这些实体就是合理的。要是复杂实体未经分解，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谴责这个侏儒。
哲学家不断监督心理学家，防止他们因为使用这个隐喻描述分析式加工而陷入侏儒问题或其他的概念谬误。跟侏儒问题一样，许多围绕意识讨论而提出的隐喻，同样具有误导性。这跟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关系，因为分析式加工经常跟自发式加工对比，前者是有意识的，而后者则是难以提取的、意识之外的过程。在《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一书中，丹尼尔·丹尼特设计了一系列思想实验，初衷就是为了把我们从一种笛卡尔式二元论（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独立实体，心灵与物质）的默认假设中解救出来，也是为了训练我们，以便重新改变我们与生俱来的二元论语言。他特别警告，不要使用暗示所谓的笛卡尔式剧场的语言——在某些地方，所有的大脑活动“聚到一起”，并被提交给“中央代表”（侏儒），而它对剧场里发生的事的理解就演变为我们的意识。
作为个人决策的某种解释，很容易就会陷入这种观点，其实质就等于说中央代表（观看剧场屏幕上有意识的“表演”，剧场就是“聚到一起”的地方）变成了我称之为普罗米修斯式控制器的东西。它开始做决策，接着按杠杆，这样，某个人就会根据这些选择行动。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不会提出这种模型。不过，它可能被一个普通读者给暗示出来，因为他不熟悉很多概念语言。对他而言，这些来自认知控制的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的术语晦涩难懂。（Baddeley 1996；Harnish 2002；Johnson-Laird 1988；Miyake and Shah 1999）
不过，我得警告读者（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打算使用被某些哲学家认为危险的隐喻，特别是跟执行控制和系统覆盖有关的隐喻。我这么做，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沟通，还因为便签上引用了诸多证据，能给我提供概念和实证基础，方便我用来分析分析式系统运作的构念。 [2] 跟很多心理学家一样，我比许多哲学家都容易接受中央处理器这样的说法。我认为，这个领域已发出了适当的警告，如上所述，而且也积累了很多正面和负面的例证，中央加工的概念可建立于其上，作为原型使用。跟哲学家相比，心理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更喜欢冒险使用高级控制的语言。对他们来说，一种有效讨论实验结果和新实验设计的方式很有必要，因而他们更在乎沟通是否顺畅。如果完全采用语言的分布式系统，这种沟通很容易被打乱。
几乎所有的认知科学家都同意，笛卡尔式剧场或普罗米修斯式控制器的观点是谬论。此外，他们也都同意，大脑的控制分布在广泛的而非单一的神经区域。同样，大多数人也都认可平克（1997）的说法：
心灵社会是一个美妙的隐喻，在解释情绪时，我会满怀热情地使用它。不过，这个理论可能会走得过远，要是某些大脑系统被控告有时会给代理人以绳子或地板，于是就被它宣布为不合法。大脑代理人可能是分层组织、良好嵌套的一套决策规则、一个计算式的妖怪、代理人或好心的侏儒的子程序。它不是机器中的另一个妖怪，仅仅是另一套“如果-那么”法则或神经网络；它们分流控制着下一级最响亮、最快速、最强大的代理人。（144）
平克的看法，更接近于我在这里采用的观点，即认知控制分布于整个大脑，但它的方式依然可以用执行或中央控制的语言来描述。 [3] 因此，在这一章后面以及其他章节中，我将使用诸如分析式系统控制这样的说法。它应该被理解成这些说法背后默认的机械模型，不含有一个假定的侏儒或普罗米修斯式控制器的问题。 [4]
[1] 如果我们把一个聪明的侏儒不断分解成越来越简单的侏儒，使得他们的行为的神秘性越来越少，那么，我们事实上就获得了科学进步“智能可以被分解成非常细小、非常愚蠢的碎片，以至于它们根本不能被称为智能”（Dennett 1995，133）。
[2] 对于初学者而言，请参阅Baars 1997；Baddeley 1996；Baddeley，Chincotta，and Adlam 2001；Harnish 2002；Kimberg and Farah 1993；Miyake and Shah 1999；Pennington and Ozonoff 1996；Shallice 1988，1991；and West 1996。他们都认为，存在一种科学的、受尊重的方式谈论下面的概念：中央处理器、策略控制、注意加工以及决策制定，而不必让我们陷入侏儒问题的麻烦中。
[3] 我在前一章讨论基因时使用意向性语言提出过警告，这里有一个直接类比。使用“基因想要”的说法，并不暗示基因有一种有意识的愿望。为了方便，使用拟人化的语言其实也没什么坏处，只要每个人清楚，它背后实际的生物学解释是什么就行。同样，谈论执行控制或分析式系统覆盖自发式输出也不意味着，承认存在一个幽灵似的侏儒在脑子里做明确决定。这样的说法可以用认知控制的机械模型来表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模型回答下面的问题：分布式系统共享一个工作空间存储它们计算的中间产物，在这样的认知架构中如何维持控制测序（Anderson 1983；Baars 1997；Johnson-Laird 1988；Lindsay and Norman 1977；Newell 1990；Selfridge and Neisser 1960）。在谈到有机体受到这些系统影响时，使用执行控制这样的说法并没有错，因为，所有的高级控制语言都能找到合适的科学表达，而不必提出主张说有一个侏儒，他的智力令人尴尬。
[4] 我想到的典型的机械模型存在各种各样的变体，可以从我大量引用的文献中找到，见Anderson 1983；Baars 1997；Baddeley 1996；Carruthers 2002；Clark 1997；Dennett 1991；Evans and Over 1996；Johnson-Laird 1988；Miyake and Shah 1999；Newell 1990；Norman and Shallice 1986；Perner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