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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来自认知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脑在运作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认知，它们貌似拥有不同的功能，以及不同的优势和劣势。 [1] 各种各样的证据交汇于这个结论。这些证据来自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比如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神经心理学、自然哲学、决策论，以及临床心理学。这些领域的理论家提出了被称之为认知功能的双过程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大脑有两套认知系统，每一套系统都有一个独立的目标结构，和独立的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结构的机制。 [2]
表2-1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双过程理论，以及提出这些理论的理论家。这些模型的细节和术语都不同，但是它们具有家族类似性。而且，对当前讨论来说，理论之间的具体差异不重要。为了避免理论预判问题，这两个过程有时会在文献中被称之为系统1和系统2（见Stanovich 1999）。不过，为了更好地描述它们，我将在本章引入两个新标签。
表2-1 不同理论家使用的双系统术语，以及推理的双系统理论的属性
在本书的剩余部分，我将使用双过程理论作为讨论人类认知的工具。
[3]
而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阐述两类加工系统的特点，它们对于理解人类行为（包括在本章开头提及的那些可恶的做法）的影响，以及这样的理解为什么重要：它们对于我们第1章中提到的机器人反叛很关键。
根据双过程理论，其中一类加工过程的特点是自动化，基于启发式，计算能力要求相对不高。因此，这种系统（经常被称为启发式系统，在斯坦诺维奇[1999]的分类中被称为系统1）结合了自动化、模块化和启发式加工的特点；这里提到的几个概念，在认知科学中有过多次讨论。除此之外，即使在注意力投向其他方面时，某种自动化过程也可以执行（见LaBerge and Samuels 1974）。模块化过程运行于独立的知识基础上，我将在下一节中加以讨论。启发式搜索过程非常快，但也很冒险。换句话说，启发式搜索并未使用所有的相关线索，仅仅依赖于最容易被提取的线索（见Gigerenzer and Todd 1999；Kahneman and Frederick 2002）。启发式系统（系统1）对刺激的整体特征做出快速的自动反应。它偏向于根据存储原型的总体相似性而做判断（见Sloman 1996，2002）。
另外一类加工系统经常被称为分析式系统；在斯坦诺维奇（1999）的分类中，它被叫作系统2。这一系统具有心理学家眼中典型的受控加工的特点。分析式加工是串行而非并行，基于规则和语言，计算量很大，而且是我们意识关注的中心。当心理学家和门外汉讨论诸如“有意识的问题解决”这样的话题时，分析式加工就会起作用。这一加工使用的是系统规则，根据刺激组成成分的特点运行，而不是以整体方式表征刺激。镶嵌在这个系统中的规则具有系统性和产生性，这两个特点被认知科学家称为分析式系统的组合性。也就是说，加工 顺序 不同，结果就不同。 [4] 而在整体的、基于刺激的启发式系统中，不存在这一特点，而且，这个系统不善于一步一步地、按顺序解决问题。分析式系统跟计算能力的个体差异有着更强的关联——计算能力常常通过智力测验或其他认知能力测验来检测，它的更直接指标是工作记忆。分析式系统有一个重要功能，它可以用来覆盖（orverride）启发式系统导致的不适当的、过于泛化的反应（本章后面几节会涉及这个问题）。因此，人们倾向于把分析式加工的相关倾向跟抑制控制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后面几节中，我将花费笔墨，描述每一种系统的关键属性。让我们从系统1或启发式系统开始吧。
[1] 在什么程度上，这种区分应该被认为是严格类别型的，还是被认为反映了不同加工模式的连续体，是一个问题。使用明确区分的认知类型将有助于阐明本书中涉及的问题，不过，我们要是采用更连续性的概念，沟通起来恐怕就会有麻烦。
[2] 在第6章中，我将讨论算法水平的分析跟意图水平的分析（它被理解为多组目标层级）。需要留意的是，大脑由许多不同的子系统构成，这种观点在许多不同学科的概念中反复出现：从人工智能中的心智社会的观点（Minsky 1985），到弗洛伊德式类比（Ainslie 1982；Elster 1989；Epstein 1994），到哲学、经济学和决策科学中多个自我的讨论（Ainslie 1992，2001；Bazerman，Tenbrunsel，and Wade-Benzoni 1998；Dennett 1991；Elster 1985；Hogarth 2001；Loewenstein 1996；Medin and Bazerman 1999；Parfit 1984；Schelling 1984）。
[3] 认为大脑中存在许多不同系统的观念非常古老。柏拉图（1945）认为，“我们可以把灵魂中反思的一面称作理性，而另一面感受饥渴，容易被性欲和其他欲望的激情干扰，可被称作非理性的欲望，伴随着需要满足之后的快乐”（137）。新鲜之处在于，认知科学家开始理解这些系统背后的生物学和认知结构（Goel and Dolan 2003；Harnish 2002；Kahneman and Frederick 2002；Lieberman 2000；Metcalfe and Mischel 1999；Pinker 1997；Sloman 1999；Sloman and Rips 1998；Slovic et al. 2002；Smith，Patalino，and Jonides 1998；Sternberg 1999；Willingham 1998，1999；T. Wilson 2002；Wilson and Keil 1999），也开始就它们的进化和经验起源提出一些可检验的假设（Barkow，Cosmides，and Tooby 1992；Carruthers 2002；Carruthers and Chamberlain 2000；Evans and Over 1996；Mithen 1996；Pinker 1997；Reber 1992a，1992b，1993；Shiffrin and Schneider 1977；Stone et al. 2002）。
[4] 关于组合性，见Fodor and Pylyshyn 1988；Pinker 1997；and Sloman 1996。关于分析式加工跟智力的关联，见Engle，Tuholski，Laughlin，and Conway 1999；Kane and Engle 2002；and Stanovich and West 2000。很多文献把分析式加工跟一致控制联系起来—e.g.，Barkley 1998；Case 1992；Dempster and Corkill 1999；Dienes and Perner 1999；Harnishfeger and Bjorklund 1994；Kane and Engle 2002；Norman and Shallice 1986；Zelazo and Frye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