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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比我做得好。
——鲍勃·马利
“I Shot the Sheriff”（歌名）
多年以来，我跟自己作战。医生告诉我，这对我的健康不好。
——斯汀
“Consider Me Gone”（歌名）
公路狂暴，每天在各个国家不断上演，它现在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James and Nahl 2000）。一个蒙特利尔男人的案例极为典型（Dube 2001）。当时，一个女人驾车行驶在他前头。虽然是快车道，可她开得太慢，这让那个男人顿时陷入狂暴。那个女人其实很无辜，她想给他让道，可惜交通拥堵，一直没成功。最后，她终于想办法给那个男人让出了一段空隙。而他呢，此时在卡车上早就暴跳如雷，对她大喊大叫，气急败坏。接着，他从侧面猛烈加速，试图超车。女人成功地把车停在了马路上，而那个男人的卡车突然失控，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顾一切地冲向灯柱，此人当场死亡。他没有喝酒，不是酒驾。
露西·格里利写了一本书，名叫《面孔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Face）。她在这本书中写道，自己九岁时因患癌症，医生把下巴某些部分给切除了。因为癌症，她动了很多必要的手术，结果她破相了。露西的生活变得凄惨。其实给她带来生活变化的，并不全是她个人的身体状况，相当一部分是别人对她的反应：拒绝、言语侮辱还有敌意。这些反应在过去许多年里不断出现。而且，做这些反应的绝不仅仅是最年幼的、懵懂无知的孩子。露西早已习惯了。她不时就能从大一点的男孩口中听到这些无缘无故的轻蔑说法：“ 那 到底是什么？”“她是我 曾 见过的最丑陋的女孩”或者“你到底是怎么变这么丑的？”
许多其他的破相者，就像露西一样，也报告了自己毫无缘由就被人羞辱的情形（Hallman 2002；Partridge 1997）。这些人走在街道上，这时一辆汽车驶过，有人就会打开车窗，丢下一句伤人自尊的挖苦。他们走在学校礼堂里，这时一个非亲非故或素不相识的人就会走过来，看着他们，说“你为什么不随便钻进一个洞里去死？”对于破相者来说，遭受这些言语的无端羞辱，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说实话，人类表现很糟糕。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于是我们就想问，这到底是为什么？现在，认知科学家开始揭示我们认知架构的特点，这些特点有时会让我们轻易就做出招人谴责的行为。不过，在揭示这些认知架构的特点之前，我还想再说几个例子。
其中一个来自1974年的一个著名实验，设计者是当时耶鲁大学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这个实验表面上跟学习有关。所有参与者两人一组，每个人都可能被分配到两种角色中的一种：教员或学员。不过，真正的参与者其实被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另一个跟他们配对的人其实是实验者的同谋。这些同谋都被分配了学员的角色，因此，真正的参与者都会扮演教员。实验者告诉这些教员，如果学员做错了题目，他们就要惩罚学员；其实你也猜得到，这些学员都会犯错，专门写跟标准答案不一样的回答，这样，教员事实上就必须不停地惩罚他们。扮演教员的参与者被要求施加电击，电击强度会不断增加，通过这种方式来惩罚被关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学员。作为同谋，学员事实上没有受任何电击。不过，他们演得很像，因此，扮演教员的参与者都相信，他们正在给学员施加电击。的确，在好几个实验中，教员都能听到学员假装被电击之后发出喘息和尖叫。虽然有迹象表明，电击会让人越来越痛苦，可大多数参与者依然使用了机器上标明的最高电流。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没有遭受强迫。他们有疑问时，实验者仅仅会平静地重复这么一句话，“实验要求你继续”。事实上，许多教员在这种情况下也很苦恼。然而，仅仅是听了“实验要求你继续”这样的话，他们就毫不犹豫继续给学员用刑，让他们叫苦连天。看得出来，许多参与者脸上的表情并不轻松。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问题是，他们照做不误。
最后这个可悲的案例不是来自实验室研究，而是存在于现实中。强奸危机咨询师研究受害者遭受强奸后的情绪调试。他们发现，配偶以及其他重要他人的反应，对这种调试结果的好坏具有关键影响。然而，通常而言，配偶的反应并不是支持（Daly and Wilson 1983；Rodkin，Hunt，and Cowan 1982；Wilson and Daly 1992），而这种不支持的反应本身就会延长受害者心理复原的时间。事实上，配偶常常能意识到，他们的反应（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是在指责受害者）不正确，可他们报告说，自己很难压抑这些可怕的反应，即使他们知道这些反应不合理。在接受团体咨询时，有一个男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她曾经全部属于我，现在，她已经被损坏了”（Rodkin et al.1982，95）。而另一个人说的是“有人从我这里拿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她从前属于我，现在不全是这样了”（95）。很多研究者发现，可悲的是，“虽然丈夫、爱人和父亲经常被视为获得支持的来源，他们最适合给予受害者以安慰和理解，而受害者可以也应该向他们寻求支持。可事实上，他们给予的理解可能最少”（Rodkin et al.1982，92）。
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案例，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呢？首先，它们当然都是不幸，代表着人类表现糟糕的方面：公路狂暴是一种致命的社会问题；对破相者冷嘲热讽是一种残忍；仅仅是为了服从实验者的命令，就无端伤害另一个人，这很可悲；强奸受害者还要遭受来自爱人的拒绝，这无异于是在伤口上撒盐。其次，跟本书目的更相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案例中表现糟糕的人常常也 同意 ，自己的行为不合理。在凉爽的一天，要是有时间反思，很多由于狂怒而危险驾驶的人都会承认，他们的行为没道理。嘲笑破相者的人，通常也不想在公共场合文过饰非，为自己开脱。面对类似情况时，他们中不少人都会致歉。不支持强奸受害者的丈夫或男友也都知道，他们的做法该受谴责。还有，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参与者看起来并不舒服。
因此这些案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每一个表现糟糕的人看起来都很纠结，都在跟他们的“真我”打架。每个人似乎都知道思考和行动的正确方式，可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在强奸受害者的案例中最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受害者配偶知道他的行为不合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也为自己不能提供支持而感到羞耻。可是，他们就是不能克服这种糟糕的做法。两种反应倾向的冲突，同样清晰地存在于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参与者身上。许多参与者向实验者抗议，他们显然不舒服，可还是继续对学员施加电击。这些人清楚更好的做法是什么。他们知道正确的选择，可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最后，那些打开车窗、对破相者甩出言语侮辱的人们，他们到底相信什么？一旦远离当时的狂热，冷静下来，他们难道真的以为，脸被毁了人就该死吗？或者，破相者就应该待在自己屋里，远远地避开其他人？大多数人，甚至包括这些案例中的肇事者，远不是如此地堕落不堪。在这些案例描述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假如表现糟糕的肇事者能有时间反思，就会承认他们的做法是错的，虽然他们还是执行了备受谴责的方案。
肇事者的所作所为，常常被他们自己或其他人描述为“跟本人不符”。这看起来似乎意味着，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心智，一种选择做某件事，而另一种则知道更好的方案，虽然这个方案失败了。事实上，这就是现代认知科学试图告诉世人的，也是我要在本章中阐述的内容。这些问题中的人，的确有两种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