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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术语上，我们现在已准备到位，能动用这些术语着手修建一条逃生出口，让我们有机会逃出达尔文的无底洞。自然，这不是要 取代 那些令人不安的隐喻，即道金斯提到的“笨拙的机器人”和“生存机器”，而是要把他们语境化，具体化，还得取走它们的刺。
在文学和电影中（如果不是历史本身），奴隶叛乱的第一步就是意识提升。他们必须完整地意识到自身悲惨处境的逻辑，了解到要是自己不叛乱的话，最终会有怎样的生活轨迹。类似地，机器人叛乱的第一步——自从达尔文的宇宙酸于1859年出现之后，想要重新界定人性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从基因的观点来看，载体不过是一个“一次性的生存机器”（Dawkins 1976，234），基因通过它们把自己传入下一代。根据进化的观点，要想在达尔文时代寻找自我，第一步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事实： 我们人类，就是载体。
机器人叛乱的第一步，就是学会正确看待载体，不要在暗地里过于看重基因，甚至因此而看轻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文化习俗。倘若我们聚焦于载体本身——把它放在前面，置于中间——就能明显觉察到，无论对载体的自我关注如何发展，我们都没有理由把繁殖成功看得高于一切，把它放在载体层级系统中其他目标的前面。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把繁殖成功当成核心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举个例子，如前所述，进化心理学家贬低认知变革的必要，认为载体跟基因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可这不成立。于是，他们最后相当于在间接提倡，当基因跟载体发生利益冲突时，我们要站在基因这一边。有时候，进化心理学家甚至会旗帜鲜明地为此辩护。在一篇论文中，库珀（1989）指出，非最优化的行为倾向可能在遗传上具有最优化特点。他承认，这样的行为的确对推理者本身的福祉造成了损害。然而，库珀接下来反驳，说这样的行为依然是合理的，因为，“要是有人认为，他的基因型的福祉就是他自己的福祉，该怎么办呢？”
不过，话虽如此，有谁会对这些随机洗牌的基因（也就是他们的基因型）保持忠诚呢？比如，某个等位基因，你会对它怀有特殊的感情？我实在怀疑是否真有这样的人。 [1]
哲学家阿兰·吉巴德（1990）提出了更为合理的观点：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区分人类目标跟自然选择“设计”人类时拟定的达尔文式代理人目标……达尔文式进化代理人的神圣目标，现在看来，就是个人基因的复制。就我所知，这并没有成为个人目标，但是在生物界，看起来好像有人相当聪明地为每个生命体设计了那样的目的……一个人的进化 目的 解释了他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具有的倾向，不过，他的目标跟这种代理人目的不一样。我的进化 目的 ，我自身基因的复制，对于我的欲望或我尝试获取的东西是否有意义没有直接影响……一个类似的结论就是，要是我以前知道，自己是某个神为了某个目的创造出来的，他的目的也未必就是我的。（28-29）
简而言之，“人类的道德倾向受某些东西的塑造，我们因此就看重这些东西（即复制自己的基因），这样做很愚蠢”（327）。
英雄所见略同。吉巴德的观点，得到了杰出的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的认可（1988）。他觉得“没有任何能想到的理由，可说服人们关心基因（长期平均扩散）的利益，这些基因在减数分裂和受精的抽奖过程中被我们接收。正如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赫胥黎所说的那样，我们有无数理由对抗服务于这种利益的这些倾向”（403）。
对于一个卓越的文化项目而言，机会依然存在。这个项目呼吁，当两者利益不一致时，把人类利益置于基因利益之上，这样就能提升人类的理性。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关键的利益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遗传适应度跟人类满足最大化之间的不同，这一项目的解放力量将丧失殆尽。
用道金斯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是笨拙的机器人，那么机器人叛乱的第一步就是了解自己的处境。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文化史上，这已经是令人惊讶的进展了。我们成了最早的有机体，甚至能在跟复制子面对面的时候找出自己的观点，思考这种观点的含义，发展跟它自己有关的模型，以及尝试通过最优化行为彻底实现自己的利益。其实，我们就是科幻故事中那些失控的机器人，把自己创造者的利益置于我们的利益之下。 [2] 一旦载体被从强约束的基因控制下解放出来，一旦载体被赋予了通用目标，而不是被植入了用以产生具体行为的刺激应急机制，我们就成了一种特立独行的载体。
因此，对于人类而言，好消息是他们将不再只是基因的容器。人类拥有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能力。不过，为了让这种积极的认知变革程序开花结果，关键是要保证我们大脑中的某些部分不跟自己作对。这些达尔文式部分具有强约束特点，容易受基因影响。作为我们认知架构的一部分，它们依然驻扎在我们的大脑中。我们必须学会跟它们打交道。其实，我们手边就有可用的认知工具。它们能确保，我们达尔文式心智做出的反应符合我们的整体目标，为我们自身的利益服务。现在已有这样的文化知识了，要是能抓到手里，就能帮我们实现认知变革的宏伟蓝图。我将在本书第3章和第4章对某些认知工具加以讨论。也许，最基本的大脑工具就是某些最简单的洞见：我们大脑的不同部分以平行系统的方式运作，常常同时在争取我们行为的控制权。而认知科学解释的真相就是，我们的大脑中发生着激烈的战争。这是我们下一章的内容。
[1] 为了准确起见，我怀疑是否有人会说，他们看重自己的基因组，以及当他们这么说时，他们对于自己看中的东西有一种准确的看法。比如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将完全清楚，看重你自己的基因组跟看重你的孩子不一样；他也清楚，拥有孩子并不复制个人的基因组；他还清楚，基因组是一种亚个人的实体。
[2] 其实，基因工程和为了人类健康和长寿而开展的基因疗法，也许代表了Dawkins（1976）所谓的生存机器的终极胜利。依靠基因工程学技术，被复制子建立作为给它们服务的生存机器的我们，可以用它们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基因的目标（比如过了繁殖期依然存活）。Williams（1988）用了这样一个例子，反对Stent（1978）对Dawkins（1976）的批评，因为前者认为反抗自身的基因是一个悖论。Williams（1988）指出，Stent“明显忽视了基于这一反抗的主要技术（染发，扁桃体切除，等等）的相关性”（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