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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类认知的两个方面引发了生存机器的抗争。第一方面已经在前一节中讨论过了，如图1-1中区域B所示。人类发觉，许多镶嵌在他们头脑中的目标为基因服务，而不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他们是第一种意识到这一点的有机体。同时，他们也是第一种可选择不追求这些目标的有机体。 [1] 不过，另一种人类认知的特征同样重要：他们是具有灵活智能和弱约束目标的物种，而不是像图1-1所示的情形。人类能发展出跟基因最优化完全无关的目标。在进化史上，我们第一次拥有了如图1-2所示的目标结构（再一次声明，这些区域的大小纯属虚构）。这张图上有A区域（基因和载体的目标一致），有B区域（目标为基因而不是载体服务），这跟前面的图1-1相同。不过，我们在图1-2中有了一个新区域。这个区域表明，在人类中，我们可能拥有服务于载体而不是基因的目标。
图1-2 人类目标结构的逻辑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区域C只出现在拥有弱约束目标的物种之中？
当载体即时反应的编码达到极限，基因就开始在载体头脑中增加弱约束策略。进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这些弱约束目标在灵活性上将会达到一个临界点。模仿人类的口吻，基因会说类似下面的话：“事情变化得太快了，鞭长莫及。大脑，让我们告诉你具体怎么做吧。你只需要在考虑我们（基因）已设计好的、既定的通用目标（生存和有性繁殖）前提下，继续前进，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自然，存在摩擦。在弱约束大脑中，基因编码的目标只能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得以表达。不存在下面这种具体的目标：“6月13日，星期五，下午6点57分，跟X交配”。相反，通常的形式如下：“做爱，因为它有趣”。不过，要是目标变得如此宽泛，一种潜在的鸿沟就横亘在眼前了：某些行为服务于载体的目标，它们未必有助于实现基因的目标。
我们不用到处寻找，戴套做爱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种行为服务于载体的快感目标，但不服务于基因的繁殖目标。这种情形的逻辑就是，载体（ 往往 是实例化的事物，有产生基因的倾向）目标可以跟具体的繁殖目标背离。一个灵活的大脑通常很忙，它要不断协调众多的长期目标，比如它自身的生存目标和快乐目标。此外，这些众多的长期目标甚至会强大到压抑其繁殖目标的地步。从基因的角度来说，人类的大脑有时就像是狼奔豕突、横冲直撞的火星探测器。它太忙了，总在不停调整自己的次要目标，比如掌控你的环境、跟其他人交往，诸如此类。于是，大脑有时就会忽略复制基因的主要目标，而次要目标本来是要给主要目标服务的。
复制子跟它们载体之间存在利益分离，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疏忽。在社会生物学的早期发展中，该领域研究者就犯了这个错。而较为晚近的进化心理学家有时候也这么做。 [2] 虽然他们强调，人类认知适应器的进化环境跟现代环境不同，可在自己的著作中，进化心理学家一直拖延，不怎么情愿深入讨论这一事实的影响。他们不做，我做。我将在本书第4章详细阐述这些影响，还会指出，现代生存环境很容易就创造出跟基因决定的倾向相分离的人类目标。在过去十年里，进化心理学对心理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大多是正面的。不过，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进化心理学低估了人类潜能，因为它倾向于把基因目标跟载体目标混为一谈。进化心理学推动了达尔文时代的来临。可如果它的发现基于不合适的语境，那么，进化心理学也许就会有效地制止机器人叛乱。
举个例子，进化心理学家喜欢强调认知机能的有效性、合理性。在他们的研究中，有一部分重要成果表明，某些推理错误被认知心理学家描述成人类心理的问题层面，事实上拥有合乎逻辑的进化解释。 [3] 这种说法的含义或背后的假设就是，没什么可担心的。既然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行为实现了最优化，那么，关心许多认知心理学家提出的认知变革，就是瞎操心。可是，这种乐观态度过于轻易地把基因跟载体的最优化合二为一，混为一谈。人类渴望超越他们作为生存机器、为基因的目标（就是简单纯粹的复制）而服务的命运。理查德·道金斯极为生动地讲了这么一段话，这段话经常被引用但很少被听取：“我们在想象中模拟未来的能力，能把我们从盲目复制子的执迷不悟中拯救出来……我们能藐视创造我们的自私的基因……我们作为基因机器被制造出来……但是我们有反对我们创造者的能力。我们，孤独地存在于这个星球上，能反对自私的复制子这样的独裁者”。（Dawkins 1976，200-201）因此，只有人类 真正 能扭转局势，或至少有潜力做到这一点。他们能偶尔忽略基因的利益，以便更好地实现载体的利益。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完全阐述这个影响深远的见解。
[1] 严格来说，在区域B中存在两种概念上不同的亚区域。有的目标目前服务于遗传适应度，但跟载体的利益对立，而有的目标既不服务于基因的利益也不服务于载体的利益。后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基因目标产生于我们大脑演化的古老的进化环境中（进化适应器的产生环境，EEA）。环境比进化适应器的改变更快，因此，基因目标可能并不能永远完美地适应当前的环境。不管这些目标当前是否提升遗传适应度（或者仅仅在过去提升遗传适应度），都跟本书的主张没关系。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跟载体目标有分歧的目标都由于基因而留在了大脑中。举例来说，不管过多消费脂肪是否对当前的繁殖适应度有利，它是一种对载体有害的倾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而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过去能提高繁殖适应度。
[2] 对于早期社会生物学中所谓的“起源谬误”，见Symons 1992。进化心理学在过去十年中对心理学的主要影响记录在各种来源中—e.g.，Barrett，Dunbar，and Lycett 2002；Bjorklund and Pellegrini 2002；Buss 1999，2000；Cosmides and Tooby 1992，1994b；Geary and Bjorklund 2000；Geary and Huffman 2002；Over 2003a，2003b；Pinker 1997，2002；Tooby and Cosmides 1992。
[3] 关于推理偏差，见Kahneman and Tversky 1984，1996，2000；Gilovich，Griffin，and Kahneman 2002以及本书的第4章。而该领域进化心理学的解释汗牛充栋—e.g.，Brase，Cosmides，and Tooby 1998；Cosmides and Tooby 1996；Fiddick，Cosmides，and Tooby 2000；Gigerenzer 1996b；Over 2003a；Rode，Cosmides，Hell，and Tooby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