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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蜜蜂。作为一种动物，它通常被描述为具有典型的所谓达尔文式心智。 [1] 蜜蜂拥有如图1-1所示的目标结构。标记为A的区域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复制子跟载体目标一致。在这个区域中，很多目标同时并行不悖地服务于复制子（在蜂巢里，蜜蜂拥有促进复制的功能）的利益，以及作为一个连贯有机体的蜜蜂的利益。 [2] 当然，A代表的精确区域不过是一个猜测而已。要点在于，存在一个非零区域B，这里的一整套目标仅仅服务于复制子的利益，而跟整个载体的利益对立。要是通过牺牲自己帮助其他个体，能为基因的传递带来更大的好处，一只蜜蜂就可能牺牲作为载体的自身。比如，蜜蜂可能为了保护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蜂后，跟外来入侵者殊死搏斗，失去蜂刺而死。有时，基因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载体 [3] 。理解这一情形的寓意，将对我们理解人类的困境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具有多重心智的物种。这是因为，正如在下一章中将要讨论的那样，人脑的某些部分执行的是弱约束目标。
图1-1 所谓的达尔文式生物体（比如，一只蜜蜂）的目标结构。这些区域指出，载体和基因的“利益”在有些地方重合，有些地方不重合。
蜜蜂的所有目标都是简单而纯粹的基因目标。在它们中，其中一些跟作为载体的蜜蜂的利益相一致，而另一些则不一致，但蜜蜂不知道这一点，也很难说它们在乎。谈到基因，基因目标跟载体目标有多大的重叠不是很重要，问题在于蜜蜂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对基因利益和相关的载体利益做出区分。
当然，说到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基因利益跟载体利益具有分离的可能性。对于作为载体、拥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人类来说，这种可能性影响深远。对于人类而言，把基因利益跟载体利益混为一谈，事实上就是把人看成蜜蜂。可有时候，在进化心理学文献中，不少学者就是这么做的。它其实排除了这么一种可能性，即人类能意识到载体跟复制子之间的目标冲突，还能想办法来协调相互矛盾的心理输出。
然而，意识到这些潜在的目标冲突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理解这里谈到的复制子和载体的逻辑，以及它们的含义。对很多人来说，复制子的目标可能跟载体的福祉相冲突，这是一个违反直觉的观点。的确，他们早已习惯这样的观点：进化的运作是为了有机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复制子的利益。复制子跟载体具有不同的含义，理解这种不同有困难。这一点，在道金斯（1982，51）说的一个故事中得到了揭示。他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接受了一个大学生研究项目的申请。这个大学生是一个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不相信自然选择的进化，只想研究自然界中的适应器（adaptation）。他认为适应器来自上帝的设计，而且，他只想研究上帝已经制造出来的适应器。但是，道金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立场寸步难行。那个学生陷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中，难以自拔：“上帝发明适应器，谁是受益者？”鲑鱼适应竭尽全力游回它们的产卵地然后死去的方式。要是我们认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即对于大多数活着的生物体来说，活着而不是死去能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那么，鲑鱼的这种行为显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要是不掺和耗尽心力的产卵洄游之旅，鲑鱼会活得更久。不过，这种行为的确是服务于鲑鱼基因的繁殖利益。上帝设计这些适应器，是为了活生生的有机体，还是为了它们的基因？生物学的事实很明显，看起来上帝站在后者那一边。
就像道金斯接着指出的那样，那个学生的争辩完全忽略了令人尴尬的要点，“在生命的层级中，对一个实体有利对另一个就有害，而创世论没理由让我们假定，一种实体的福祉将比另一种得到优先考虑……他或许设计了它们以便对单个的动物有利（无论是它的生存，或者另外的东西，比如它的整体适应性），对物种有利，对其他比如人造物有利（这也是通常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对‘自然的平衡’有利，或对其他的莫测高深的、或许只有自己知道的目标有利。这些都是经常提及的跟进化观点不相容的选项”（1982，51-52）。当生物学继续寻找适应器服务的目标时，答案最终被找到：它是一种活跃的种系复制子——基因。因此，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恰恰支持一种真正古怪的宗教立场。这种立场认为，上帝的恩泽（以他设计的生物适应器的形式）并非指向人类或其他任何物种，而是指向微小的、在细胞内复制的大分子。
在其他著作中，道金斯向普通读者提问。他的问题看起来有点儿诡异，“为什么是人类？”我们现在知道，令人懊恼的是，这个答案来自生物学：人类是生存机器，善于帮助他们自身的基因复制，因此，相互合作构造人体的基因才生存得相当惬意。而且，现在，我们拥有了理解那个无比重要的洞见所需的语言：这是一个令人眩晕的见解。毫无疑问，它是机器人叛乱的第一步。作为载体的人类，破天荒地意识到一个惊人事实： 要是符合自身的利益，基因将总是牺牲载体。 人类独一无二，他们有能力面对这种令人震惊的事实。而且，他们还会借此激励自己，设计出一套独特的认知变革方案。
[1] 达尔文式心智这个术语来自Dennett（1991，1995，1996）的知识塔模型（Tower of Intellect model）。
[2] 尽管看起来有点儿奇怪，面对一个简单如蜜蜂的生命体，谈论跟严格的基因目标不同的“利益”。Sen（2002）认为，事实上，我们的确对非人类的动物下了生活质量如何的判断，而且这样的判断，带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痕迹，难以避免。最为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判断是，动物活着要比死了好。
[3] 我将再次重申这一点，哪怕这可能让人不高兴，即这种语言当然是隐喻。意向性语言用来描述基因的效果，因为这是一种方便的简单说法，更复杂的说法可能是“一种增加行为X频数的基因，跟不增加行为X频数的它的等位基因相比，将具有相对更多的频数”。没有一个使用意向性语言的生物学家会暗示，基因进行有意识的计算。相反，他们仅仅在说基因库中将充斥这样的基因，它们以这样的方式影响行为，就好像它们做了计算一样。当然，这里依然没暗示存在有意识的计算。基因有“利益”的说法，跟福特汽车公司或明尼阿波利斯城有利益的说法一样，没什么可奇怪的。就像这些案例一样，基因分布在不同的实体分组中，而这个集体的行为是无意识的，但看起来“好像”在最大化某些数量。因此，“生物学家对自然选择过程中无意识行动的人格化说法的发明，自然而然，可以理解”（Dawkins 1993，22-23）。作者Robert Wright（1994，26）认为，这种拟人化的隐喻将帮我们根据达尔文主义的鲜明寓意来寻找道德。我同意，隐喻能帮着实现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