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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哪种机器人

站在人类基因的立场上,我们使用机器人这个词来描述人类时,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必然缺乏复杂性或没有智能。恰恰相反,人类是地球上最复杂的载体,拥有灵活的智能,他们这种心智设计对于环境改变极为敏感。这种灵活的智能允许人类这种生存机器逃脱基因的要求,这种方式在其他动物那里从未有过。为了理解人类怎样才能反抗基因的独裁,我们必须使用另外一套隐喻,即所谓的火星探测器类比。很多进化心理学家使用过这个术语。 [1]

比如,丹尼特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当控制一个仪器(比如模型飞机)时,控制范围仅仅受到装备功率的限制。但是,当距离增大时,光速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里举一个例子。美国宇航局(NASA)负责火星探测者运载车的工程师知道,在一定距离外,从地球上直接控制运载车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信号来回需要的时间大于采取适当行动的时间……因此地球上的控制者鞭长莫及,不能继续操纵它们,它们只能 自己控制自己 ”(1984,55,强调来自原文)。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必须转变他们的控制方式,从“强约束”(short leash)的直接控制(就像在控制模型飞机案例中的情形一样)转变为“弱约束”(long leash)的间接控制。在弱约束的情况下,载体不再被给予一个即时的、如何行动的指令,而是被给予一个更灵活的智能类型,加上一些通用目标。

道金斯对科幻故事《寻找仙女座》(A for Andromeda)的讨论,跟我们这里讨论火星探测者的逻辑相似。正如他(1976)指出的那样,当基因建立大脑时,跟施加控制的类型颇为相似:“基因常常为所欲为,不过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更快速的执行计算机 之后 ,它们就没法这样做了……就像国际象棋的程序一样,基因为了‘指导’它们的生存机器,必须采取宽泛的策略和巧妙的技巧,而不再是面面俱到……这种编程的优点是,它大大减少了细节性规则,而这些原本都要内置在原始程序中”(55,57)。人类的大脑代表:

朝向生存机器解放的进化趋势的高潮,这里的生存机器是它们最终主人基因的决策执行者。通过左右生存机器和它们神经系统建立的方式,基因对行为施加了终极控制。但是,那种即时反馈的接着要做什么的决策被神经系统承担了。基因是主要的政策制定者,而大脑是执行官。然而,大脑变得越来越发达,通过玩弄学习和模仿这样的伎俩,它们接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甚至能自行制定实际的政策。这一趋势的逻辑结果——目前还没有在任何一个物种中出现——将是这样的情形,基因最后给生存机器一个整体的政策指导:为了让我们活着,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59-60)

道金斯说的弱约束控制, 额外 建立在强约束的遗传控制机制上,这是一种更早内置在大脑中的进化适应器。两者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弱约束机制没有取代强约束机制。可以说,不同的大脑控制类型进化而来,并没有取代早期的控制模式,而是在它们那一层之上又加了自己这一层。 [2] 当然,后者也可能导致早期结构的改动(见Badcock 2000,27-29)。不同的大脑系统给基因目标编码时,直接程度不同。在人类中,所有形式的大脑控制通常同时运作(这一主题将在下一章中详细阐述),这就有了认知协作的需要,因为不同程序之间可能存在认知冲突。机器人叛乱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些冲突,实现个体的最广泛利益。在下一章中,我将介绍一些心理学中的任务案例,这些都是心理学家开发出来,用以评估哪种类型的控制系统说了算的工具。对现在的讨论来说,读者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是自然选择的创造物,进化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灵活的系统,这个系统具有道金斯暗示的终极的弱约束目标“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然而,有趣的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动物,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要问:最好的选择,这是对谁而言?

[1] Dawkins(1976),Dennett(1984)和Plotkin(1988)都讨论了火星探测者逻辑。

[2] Dennett写了一本简短但却富有启发性的书《心灵种种》(Kinds of Minds,1996;也见Dennett 1975,1991,1995),在其中描述我们大脑中重叠的强约束和弱约束策略,把它们称之为不同的“心智”—它们都存在于人类的同一个大脑中,它们同时运作以解决问题。这些心智反映了预测未来的日益强大的机制。它们也反映了基因直接控制的减弱。达尔文式心智使用预先植入的反射,因此产生了硬连接的表现型行为类型(在它们建立这样心智的时候,基因以隐喻的方式“说”,要求“当X出现时这样做,因为这是最佳选择”)。斯金纳式心智使用操作性条件作用在一个不可预测的环境里塑造自身(基因以隐喻的方式说,“学习你做得最好的选择”)。波普尔式心智(以哲学家波普尔命名)能表征概率,并且在反应之前在内心里检验它们(基因以隐喻的方式说,“在你做之前,想一想最好的选择是什么”)。格里高利式心智(以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里高利命名)使用他人发现的心智工具(见Clark 1997),帮助自己预先测验一下反应(基因以隐喻的方式说,“模仿和使用其他人用过的能解决问题的工具”)。Godfrey-Smith(1996)和Dennett(1975)讨论了在什么情况下,基因构造一个具有灵活智能的载体更有利,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一种更刻板的预定程序更有效(也见Papineau 2001;Pollock 1995;Sterelny 2001b)。 rd24SsBI2EBUCAyhO8z0tRBWQ+PO1CA7G9DdOqNeiNWsuAk74SuANZjxCtfU15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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