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年曾国是个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它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阶段。人们不仅可以用青铜铸造复杂多样的器皿，而且还能用它来铸造音阶齐全、音色优美、音域宽广的乐器。因为曾候乙墓出土了一批堪称世界音乐史奇迹的青铜编钟。据说当年人们从水中把它取出来的时候，甚至用蛟龙出水来形容发现编钟时的兴奋心情。
谭维四：5月21号开始抽水，22号水一下降呢，就看到看到三根木杆，我们这些队员们心急如焚啊，下去一摸，结果是编钟，于是大家很兴奋。
主持人：没见过这种阵势是吧。
谭维四：没见过。编钟怎么个悬挂法，文献上有记载，但没有见过真实的。队员们一看有人摸到了编钟，很兴奋，都在水里摸。我说你别摸，摸掉了找你算帐。当时大家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编钟全部浮出水面，规模之大，超乎想像。它上下3层，共65枚，所有钟俑总重量达2500多公斤，在几个青铜小人的举托下，竟然完好地伫立在地下，好像2400年只是一场睡梦，醒来后又大放光彩。
王红星：我们馆接待了不少中外游客，他们一到编钟原件这地方便肃然起敬，被中国先人们的聪明才智震撼了。他的第一个疑问便是：这是真的吗？
王鲁湘：它的基座做得非常大，只有这么大才能撑得住。但是座上起支撑作用的支柱又做成人的样子，好像把力分解掉一样。这是符合力学原理的。
王红星：当时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几位专家说这简直是个地下音乐宝库。
王鲁湘：而且改写了中国音乐史和世界音乐史。我们过去一般说中国古代的音乐只有“宫商爵徵羽”，也就是“哆来咪嗦啦”，没有“发”和“西”是吧。但是曾侯乙墓中的编钟有“发”和“西”。
王红星：对。当时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同志们把这些编钟弄到部队的小礼堂里面去，进行了初步的测音。经测定，编钟的音乐性能良好，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共5个八度音节。这就改变了以前人们认为古代只有“宫商爵徵羽”的看法。编钟架、编钟上也有些关于乐理的记载。这就是双重证据了——编钟本身记载的和它的测音的结果是相吻合的。
王鲁湘：所以他们说这套编钟不仅能够演奏简单的音乐，而且还可以演奏很复杂的，于是在部队礼堂搞了一个汇报的演出，首先演奏的是《东方红》。据说我们的东方红卫星，还有北京火车站、北京电报大楼每天的报时，都是它的声音。
这套编钟表明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分的最佳配方，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并达到了一钟双音的奇妙效果。
王鲁湘：它所谓的“一钟双音”指的是什么呢？
工作人员：就是说它能发出一个正鼓音和一个侧鼓音。
王鲁湘：编钟的下部叫做“鼓”，正中间是正鼓，敲击这个部分所发出来的声音叫做“正鼓音”；敲击侧面发出的叫“侧鼓音”。
工作人员：对。
王鲁湘：我看这个钟上的铭文是个“商”。那么这个敲出来的“正鼓音”就是正的商音，这边就是侧的。它们之间有什么变化么？
工作人员：一般是一个三度的关系，小三度大三度都有。
谭维四：王冶秋局长既是领导也是专家，他就晓得这编钟是要敲出来的。
王鲁湘：于是你就冒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要用编钟来一个现场演奏是吧。
谭维四：可是怎么敲啊？小钟好办，出土了六个丁字形锤子，下面的大钟怎么撞呢？当时现场发现了两个大棒子。
王鲁湘：就是靠在那个架子上头的。
谭维四：刚开始大棒子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保护编钟让它不倒的。后来清理完以后，我说这肯定是撞大钟的。原来的大棒子现在不能直接用来去撞，断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仿造了两个大棒子去撞。但是王冶秋局长说，你拿这么大棒子把钟撞坏了怎么办？你有什么根据呢？我说我还有点根据，就是最先出土的鸳鸯漆盒上的图案。
王鲁湘：鸳鸯盒上正好有一幅画，一个是敲那个建鼓的，一个就是撞钟的。
谭维四：上面画的不像个人，是个神，他不是正在拿大棒子撞吗？而且我现场试了一下，拿个小锤子敲的话跟打锣一样，这是不行的。如果用大棒子一敲呢，这个振动可以穿越你心脏的，王局长就服了。后来我和黄翔鹏等进一步研究发现，撞的时候要使棒子的平面与被撞的钟面保持平行。
王鲁湘：要整体接触。
谭维四：对，只有这样它发出来的频率才对，这样一来大家都服了。
为了让世人能听到远古的乐音，又考虑到曾侯乙编钟是国宝，绝不能有丝毫损伤，所以有人提出了复制编钟的想法。在古代编钟铸造技术已经失传的情况下，当时的科技工作者在编钟的内壁上找到了一些米粒大小的金属残渣，通过化学光谱分析、电子探针扫描等等技术鉴定，确切地分析出了编钟的铜、锡、铅比例以及微量元素的含量。然后再经过复杂的实验摸索，用了4年的时间，完成了编钟的复制工作。
王鲁湘：这套复制工程好像很多机构参与。
王红星：有八家科研单位，而且当时国家文物局对这个事非常重视，谭维四先生应该是一个功臣，他在中国文物界比较早的意识到通过多学科结合，来复原古代的这些文物，为今天的社会服务。在今天看来，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在当年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付诸实施，并且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
王鲁湘：多学科组织攻关复制的过程，也是增进对这个文物本身了解的一个过程。
王红星：对，无论多么优秀的考古学家，他的视野和知识结构都还是有一定局限的。文物包含了几乎人类所有的学科，不同学科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判读出不同的信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同学科的专家一起参与进来，也是复制工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这个集鳖足、鸟身、鹤颈、龙首于一体的怪兽拖举起来的编磬是与编钟相伴而出的，它是古编磬中的杰出代表。质料主要是石灰岩的磬块，音色清澈优美。编磬同编钟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乐队，演奏复杂的音乐。今天我们能够听到这些乐器演奏的音乐，也有一番周折。
王鲁湘：据说这编磬出土的时候大多数已经破碎，不能敲击，较完整的几件也因被水长期浸泡影响了发音。
谭维四：不过它还有完美的磬架，磬的悬挂方式和磬匣的编号也都保留了下来。因此，我们湖北博物馆的学者对它进行了复制。
王鲁湘：由于有了这套复制的编钟和编磬，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包括很多国际朋友，都能有幸聆听到我们中国两千四百多年以前辉煌的金石之音。
如今来到湖北省博物馆，就能欣赏到用复制的编钟、编磬等乐器演奏的各种乐曲。
王红星：我一看我们博物馆的这个演奏编钟，就说你们这样敲在古代是要杀头的，为什么？因为你演奏的时候屁股对君王啊，当年的人不应该这样敲的。那时的人在演奏的时候根本不能看钟的。鸳鸯盒那幅图画上的人是边跳舞边敲，而且是面向君王，背对着钟敲。他们试了一下，结果敲不准。
王鲁湘：这个确实有难度。
王红星：我说要杀你的头，看你敲不敲得准。当时的人为君王办事，弄不好是要杀头的，所以他必须要认真啊，就敲得准了。
王鲁湘：关于曾侯乙墓的文化，我听到的一些说法是与楚文化结合的结果。有些材料说这些编钟当中有一个是楚王送给他的。
谭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个人的见解。我这后半辈子就是研究曾侯乙，从7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有些问题我认为还没有解决，把曾国归于楚文化系列，我是反对的。根据几十年的研究，我认为曾侯乙墓的文物来源，还是黄河流域的文化，但是它跟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它跟楚国也有密切的关系。曾侯乙编钟里面的镈钟，是楚慧王送给曾侯乙的。说曾国与楚国很密切是对的，但是把它整个的文化归于楚文化的系列，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曾侯乙墓的文物跟楚国的文物还是有区别的，墓葬的埋葬方式和出土文物的排列组合、它里面的铭文记载都是有区别的。曾侯乙编钟呢，我把它叫做一种曾、楚、西周文化的融合体，所以它代表了中华民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再从埋葬方式来看，曾侯乙墓是直接挖坑下椁，没有墓道；如果是楚墓的话，像这么大的肯定有墓道。这是跟楚国的地质有关的，楚国位于江汉平原这个地方，你挖坑就会垮掉。
近些年的考古发现证实，擂鼓墩地下确实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墓群。有人推测其中定有曾侯乙家族的其他成员，另外周围也不乏普通的曾人墓葬。根据这样的猜想，擂鼓墩地下可能是一个丰富的曾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复原图。如何既能保护这个隐蔽的未知世界，又能获悉更多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信息，这将是一个新的考古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