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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业机会是突然间到来的。
“你这星期五就过来吧。”
“什……什么？”我有点结巴，“你说的是真的？”
彼得·蒂尔笑着点了点头。显然，我的反应逗乐了他。
“不，不行，今天都星期天了。”我一边摇头一边回答，“只有四天——我不可能这么快就辞去安达信的工作！我们正做一个项目呢。”
可是康菲尼迪公司（Confinity）的首席执行官并不认为我的说辞有说服力。
“我们希望在本周末结束下一轮融资，购股权的行使价马上就会上涨。所以，让我看一下……”他停顿了一下，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地进行了一连串计算，“根据你的股票期权，如果你再等两个星期，就会付出8 000美元的代价。”
当我们继续在海湾附近散步时，我冷得有点发抖，金门大桥下的一阵阵风吹拂过我的薄外套。旧金山的天一年四季都灰灰的，还时常刮大风，这个12月的下午也不例外。当我试图跟上彼得快车般的想法，寒冷让我分心了——其实，即使在状态好的情况下，我也很难跟得上他。
“8 000美元？”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实际上，我对股票期权的原理一无所知，对初创公司的问题也知之甚少。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原始股票期权能让人富有，非常富有。
北加州在新千年之前是dot-com经济的地理中心。包括我斯坦福大学同学在内的许多20多岁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逃离了旧经济的工作，投入互联网公司的怀抱。他们离开了呆板的、精英主导的大公司，来到了那些让他们也能做重要决策的、能带着狗上班的小公司。
8 000美元对这些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我很重要。我工作于最古老的旧经济公司——守旧的安达信。当时，这家公司仍然被视为世界上最值得信赖和尊敬的专业服务公司之一。事务所的合伙人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能有机会在这样的机构工作，简直是至高无上的荣幸，可是作为回报，他们只支付给我们非常可怜的薪水。
彼得·蒂尔向我保证，康菲尼迪不会是另一家安达信。他甚至还不知道我适合哪个职位，就跟我打包票会给我股票期权，同时增加薪水。因为康菲尼迪刚刚推出了自己的软件产品，需要尽快招贤纳士。这款软件可以让人们分摊费用，比如晚餐的账单和水电费。主意是不错，只是名字有点蠢——PayPal。
“没错，额外的8 000美元。”彼得·蒂尔说道，他的话把我带回了现实，“对了，你随时可以问问安达信，看他们是否愿意付给你8 000美元，让你在公司再多待两个星期。”他笑呵呵地补充道。
他就要说服我了，他知道这一点。
5年前，我在斯坦福大学遇到了彼得·蒂尔，那是我PayPal之旅的开端。
在入学后第一个星期的一次活动中，我加入了一个名为“斯坦福评论”（ Stanford Review ）的独立学生报纸，这份报纸是在1987年由彼得创立的，该报热烈地捍卫古典教育的价值，多年来被大量媒体报道。彼得·蒂尔主修的专业是哲学，在报纸初创的艰难日子里，他负责编辑和筹款等多项工作，并将它发展成每季度能吸收数十个学生会员的校园机构。
1992年，彼得·蒂尔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前往纽约。他先在华尔街的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然后到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负责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工作。此后，他与《斯坦福评论》的另一位前编辑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合作撰写了批评斯坦福课程变化的《多样性神话》（ Diversity Myth ）一书。
我加入《斯坦福评论》后不久，一位学长介绍我认识了彼得·蒂尔，他那时正为自己的那本书做最后的润色，需要人帮忙在校园里“跑腿”，因此，我协助他工作了好几个星期。在我之后的校园生活中，我们偶尔有联系。
1998年，我大学毕业，获得了经济学学位和一大笔学生贷款。我开始接触金融界，接受了旧金山附近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咨询师工作。我认为，这份工作可以让我获得与各种行业多个客户联系的第一手经验，能让我为去商学院深造做好准备，同时也让我可以缓慢并扎实地沿着企业内部的阶梯往上爬。在此过程中，我还清了贷款，赢得了个人声誉，并且获得了金融界同侪的尊重。我根本不知道遇上彼得·蒂尔最终会打乱这些计划，并且被我从未想过的方式改变我的生活。
我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不久，彼得·蒂尔重返校园，做了一场主题为“市场全球化和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的演讲。这是他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基于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集权政府的警惕，彼得的哲学基础受到了如索尔仁尼琴著作中的极权主义压迫的影响。当时彼得刚刚搬回旧金山湾创立他自己的对冲基金，这个讲座使他有机会讨论一个他非常熟悉的问题。彼得·蒂尔的演讲非常生动，24岁的程序员马克斯·列夫琴觉得大受启发，他在演讲结束后主动找到彼得交流。
马克斯·列夫琴有充足的理由对彼得·蒂尔的演讲感兴趣。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苏联长大，由于宗教问题，他和家人在教育、住房和就业机会方面受到很多限制。1991年全家人从基辅移民到芝加哥，他的父母充分利用最新获得的自由权利给马克斯买了一台二手电脑。马克斯·列夫琴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毕业后创立了一家名为NetMeridian的公司，主要研发自动化的营销工具。后来，他把NetMeridian卖给了微软，来到硅谷寻找他的下一个创业机会。
彼得·蒂尔和马克斯·列夫琴一拍即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多次约定午餐并展开讨论，两人决定创立一家公司，重点做网络安全方面的研发，允许用户在Palm Pilot（掌上电脑）和其他PDA（个人数字助理）设备上存储加密信息。他们将产品的名称确定为FieldLink，意为“场连接”，因为Palm设备可以使用红外端口相互连接并传递信息。彼得最初同意，用自己基金的种子资金进行风险投资，马克斯·列夫琴还竭力说服他担任了该公司的全职执行总裁。
虽然数字化Palm设备的信息安全问题吸引了有隐私保护需求的公司创始人，但是它在商业上的应用非常有限。谁需要加密自己PDA设备上的信息？为什么加密？这种技术怎样才能为公司带来收益？随着两人不断完善企业的商业模式，其存在的理由也开始改变了。彼得·蒂尔在金融领域的背景促使他将支付作为重点的潜在市场。这么一来，他们开发的技术似乎就有适用性了。
支付是一种普遍需求，但是市场尚未提供相应的技术解决各种形式的支付需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信用卡和ATM网络已经大大扩展了消费者的支付方式，但是这些严重依赖基础架构的“重”系统也有非常大的缺点。只有商家可以获得许可使用必要的设备接受信用卡，而且ATM也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有。正因有如此多的限制，信用卡和ATM都无法满足单个消费者对另一个人进行支付的需求。如果消费者手头没有足够的现金，他的唯一选择就是写支票，这是一种麻烦的支付方式，需要收款方亲自去银行。至于支票结清，收款方虽然能够使用这笔钱，但还需要等待几天时间。彼得·蒂尔和马克斯·列夫琴推测，应该有一种技术可以代替现金，实现个人对个人的支付。
他们认为，可以将FieldLink定位为支付的解决方案。Palm掌上电脑是一种随身装置，这将是数字钱包的一个理想平台。这样的发明带来的便利，可以让FieldLink的产品成为杀手级应用——如果它背后的软件可以通过红外端口将信息从一个用户发送给另一个用户。但是，FieldLink当初的重点，即隐私保护和安全性与便捷性同样重要。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数字钱包就不可能成功。此时，马克斯·列夫琴最初的加密设计就能发挥作用了。数字设备上的加密数据无法被盗用，从理论上讲，携带电子钱包比携带现金更安全。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FieldLink这个名称，对支付公司来说，这个名字并非完全名不副实，但是它确实无法包含电子支付这个新战略。彼得·蒂尔和马克斯·列夫琴想了一个新名字——康菲尼迪（Confinity），这是把confidence（信心）和infinity（无穷）两个词合在一起造出来的。
这样一来，公司由彼得·蒂尔掌舵，重心集中在支付业务上，康菲尼迪开始招贤纳士。马克斯·列夫琴从伊利诺伊大学聘请了三位工程师，而彼得·蒂尔则挖来了肯尼·豪厄里（Kenny Howery）。肯尼·豪厄里曾经是《斯坦福评论》的撰稿人，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曾经在彼得·蒂尔的对冲基金工作。马蒂·赫尔曼（Marty Hellman，公钥加密的发明者）加入了公司的顾问委员会，惠尔丰（VeriFone）公司的创始人比尔·梅尔顿（Bill Melton）也为公司提供支持。
当然，对一家没有收入，更没有什么实用产品的创业公司来说，除了人才外，吸引投资也至关重要，大多数的硅谷创业者是通过在一轮风险融资中出售私人股权获得投资的。
彼得·蒂尔和马克斯·列夫琴第一次见面一年后，即1999年7月，举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诺基亚风险投资公司和德意志银行的代表，当着围观媒体记者的面使用了Palm Pilot，将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无线发送给彼得·蒂尔。当时这成了一个公关热点事件。《连线》杂志（ Wired ）报道了该公司的产品演示，《国际先驱论坛报》则引述了一位分析师的话，预测将有数以百万计的Palm用户选择该服务。 1
康菲尼迪在银行有了大笔现金，员工人数迅速增加，并且在离斯坦福大学不远的街上开设了一个新办事处，公司开始全力开发软件。不久，我也加入了。
白雾笼罩着安达信35层高的办公楼，在旧金山，持续到10月的秋高气爽总是姗姗来迟。这是一年之中最令人愉快的时光，但是太短了。10月之后，人们就要拿出夹克衫，雾天也会回来，就像这个沉闷的11月的下午一样。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忙着应对一场激烈的诉讼，这个案子却戛然而止，因为客户再也接受不了安达信不断增加的收费了。从现在来看，这只是安达信想扩大其利润丰厚的咨询业务，结果却事与愿违的又一个实例罢了。3年后，由于对咨询费用的痴迷，安达信最终因为审计丑闻而倒台。 2
当时，我只是注意到安达信对待年轻员工的方式打碎了他们心中的幻想。公司的管理人员坐在玻璃墙围起来的办公室里对员工发号施令，让他们从一个项目转到另一个项目，基本上不会给员工描绘公司的宏伟蓝图，更不用说规划他们自己的职业路径了。手头的项目结束后，他们的名字会被添加到未分配任务的顾问名单中，而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朝九晚五，除了上网就是等待，期待某个经理冲进来把他们要走。幸运的员工能在短短几天内得到新任务，不幸运的员工可能需要等待几个星期。
对于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的年轻人来说，这个过程非常让人气馁而又愤怒，更别提那些想影响决策的员工了。在安达信，你要严格遵守等级秩序，头衔往往比技术或经验更重要。在年轻员工中，一些富有创业精神的人对公司普遍感到缺乏主人翁精神，因而缺乏活力，感到沮丧，这种沮丧的表现形式就是员工不断表现得愤世嫉俗。这也难怪有很多人在过去的一年里，纷纷南下投靠了硅谷的创业公司。另谋高就的想法不止一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尤其是在我无所事事等活儿干的日子里。
11月初的休整决定了我的命运。闲极无聊，沮丧失意，我不断地胡思乱想，最终决定拿出漫漫长日里的一些时间，跟一些老朋友联系一下。有一天，我打开电子邮件，在收件箱里看到了一封不寻常的邮件。这封邮件的主题让人备感好奇：“用PayPal传送你的钱！”标题看上去像是垃圾邮件——我从来没听说过PayPal。可是那一刻，我真的很无聊，于是我选择打开，邮件中写道：“肯尼·豪厄里刚刚转给你一笔钱！现在你的PayPal账户里有1美元在等着你。今天就来访问www.PayPal.com，设置你的PayPal账户！”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康菲尼迪正在开发的支付服务。很明显这个网站刚刚成立，肯尼给在他通讯录的每个人发了1美元，让他们试用这个服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数字钱包软件被称为“PayPal”，虽然这个名字跟“康菲尼迪”这一富有未来感而且非常高贵的企业名称比起来有点小儿科，但是邮件内容还是让我很感兴趣，于是我点击了链接，访问了PayPal网站。
网站让我很吃惊。我最后一次听到彼得·蒂尔和肯尼·豪厄里的消息时，他们的公司还在专门为Palm掌上电脑开发软件，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拿出了一套功能齐全的网上汇款服务，不论有没有移动设备都可以使用。该网站宣称，任何人都可以立刻开通一个在线账户，只需要一个E-mail地址和一张信用卡。其中，E-mail地址是关键因素，PayPal将它作为唯一的标识符，这意味着一个人要想付款给另一个人，只要知道他的E-mail地址就行了。支付指令发出后，钱就会记入收款人的PayPal账户，同时对方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通知。之后，收款人能以支票方式支取这笔钱，他可以向银行账户进行电子转账，也可以将账户里的钱支付给其他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在线服务来自一种“后见之明”。由于Palm的软件用户需要将加密的金融交易上传到PayPal网站，彼得·蒂尔、马克斯·列夫琴和开发团队一致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创建一个在线账户，不论用户有没有Palm掌上电脑都可以用。这就使康菲尼迪把PayPal的吸引力从美国的三四百万Palm掌上电脑拥有者扩展至几乎所有的互联网用户。如果掌上电脑的试验性钱包真的成为一个杀手级应用，那么趁着掌上电脑的普及率持续增长，在线账户至少可以使没有掌上电脑的消费者使用这种服务。
无论这个灵感的来源是什么，这个系统的创意都非常出色。其原理简单、易于理解和使用，更妙的是，这个服务是免费的。该网站解释道，康菲尼迪利用用户保存在PayPal账户中的资金赚取利息。将这些钱存在银行里，康菲尼迪可以获得利息；同时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让客户可以随时使用这些钱。
PayPal不只是一项免费服务——它的促销奖励计划会给所有新账号持有人打入10美元，用户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注册账号并关联信用卡。这还不是全部，注册用户推荐的用户只要完成了注册，康菲尼迪也将给予10美元的奖励！这明显是一个获得新客户的策略，而且非常有效。那天下午，我一直忙不迭地把钱塞到我朋友的收件箱里。
我开的车是1988年的默克（Merkur，德国汽车品牌）。那天我把这辆白色小车停在一家餐馆外停车场的角落里，关上车门的时候，它看起来跟停车场上的宝马、奔驰等车型格格不入。并不是说这些欧洲豪车的工程技术让我感到惊艳，而是说，它们的存在，是时代的一种标志。Il Fornaio是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一家意大利餐馆，这里吸引了硅谷众多的汽车经销商，这些人都受益于互联网热潮，钱袋子鼓鼓的。我是12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开车来到这里的，跟这些互联网弄潮儿中的两个共进晚餐。
彼得·蒂尔专门请我吃饭，感谢我为他邀请了那么多用户。听说了康菲尼迪在寻求另一轮融资，我介绍他跟我以前的同事史蒂夫·郭（Steve Kuo）认识。史蒂夫·郭加入安达信后，刚刚向女友求婚，可是还没过几个星期，公司的合作人就毫不客气地派他去文莱做一个项目，而且要在那里待好几个星期。史蒂夫·郭一气之下离开了安达信，投身一家中型风险投资公司做高级分析师。在我的介绍下，史蒂夫·郭的公司和康菲尼迪之间的会谈进展迅速。史蒂夫·郭对康菲尼迪的管理团队和产品非常感兴趣，这位风险投资家张罗了一伙投资者，要组成一个财团，支持彼得·蒂尔创业。彼得·蒂尔认为，这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
走进餐厅，我瞥见彼得·蒂尔和史蒂夫·郭坐在靠里面的一张桌子旁，我们互致问候，坐下来边吃边聊。
“我得坦白，”史蒂夫·郭笑着说，“彼得，你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的未婚妻也为你工作了。”接着他跟我们说，他的未婚妻是康菲尼迪新雇的营销主管詹妮弗·章（Jennifer Chwang）。”史蒂夫·郭在了解了康菲尼迪后，鼓励未婚妻申请公司网站上发布的招聘职位。为了避免利益的冲突，她在面试这个职位的时候没有透露她与潜在投资者的关系。
“这是给我们公司投的信心票，”彼得·蒂尔笑得很灿烂，“我们最近确实招聘了很多员工，想尽快招到想要的人的确不容易。”我见过彼得·蒂尔急于招贤纳士的情景，他最近又劝诱了好几个原《斯坦福评论》的合作者，包括他的朋友戴维·萨克斯——《多样性神话》的合著者。
随后，史蒂夫·郭把话头引到我身上。“对了，埃里克，安达信那边怎么样？我听说你一直在与巨魔做斗争。”他问道，与彼得交换了一个眼神。
那时我才意识到，那顿饭是他们做的一个局。所谓的巨魔是一个冲劲十足的高级经理，他为了成为安达信的合伙人，不惜让自己前进的道路上铺满其他员工的“尸体”。传言他已婚并有好几个孩子，但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他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太长，根本无暇顾及去讨个老婆，更不要说孩子了。由于他为人苛刻，分配的任务又不合情理，安达信的员工之间从来不会问跟巨魔合作感受如何之类的，因为答案众所周知。
我找了一种委婉的说法：“挺忙的。”
史蒂夫·郭“啧啧”了一下，说：“那真是挺悲哀的，因为安达信的薪水好像不怎么高。”
有了这个开场白，彼得·蒂尔就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和我们干，我们有几个新职位，你都很擅长。”
这顿意大利晚餐意外演变成我年轻生命中的关键时刻。这是我应该严肃对待的关键时刻。我通常认为自己是一个左脑主导、分析型的人，在做出判断前会小心衡量自己的选择。但是，这一次，我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也许是因为在旧经济部门工作的失意，也许是我对停车场上的那些欧洲豪车有了贪念，也许最有可能的是我还很年轻、很天真，不管因为什么，审慎权衡这样的想法不复存在，我立即自信地答复：“好！我很感兴趣，咱们开始干吧。”
“太好了！星期天我会到城里会见一些有意投资的日本人。”彼得·蒂尔说，“咱们一点钟左右码头见。”
就这样，就着一盘意大利水饺，我就傻傻地入伙了。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我收到了彼得·蒂尔的口头要约，让我下周五履职。
周一下午，我离开安达信，驾车前往帕洛阿尔托。彼得·蒂尔建议我在开始工作前几天就去公司一趟，好介绍我跟新同事认识。那天早上，在通知安达信我决定辞职之后，我期待看到一些热情的面孔。让我吃惊的是，巨魔居然表示祝贺，但是我们团队的总合伙人却气得面红耳赤，怒吼着说我是过河拆桥。他气急败坏，说我轻率地放弃了学习市场所需技能的大好机会，却跑去追求“愚人金”。他强烈的反应让我动摇了，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对于新的工作，我甚至还没有拿到书面邀请，更不用说工作描述了。
101公路沿线的风景很优美，至少能让我暂时不去想上午发生的冲突。公路沿线立满了浮华夸张的广告牌，一个个都指向互联网公司。我一边开车，一边想如何设计一个巨大且突出的“康菲尼迪的PayPal.com”的广告牌，能够从无穷无尽的宠物食品及保健品服务的线上广告中脱颖而出。我听说在高速公路沿线租广告牌要10万美元一个月，但是对康菲尼迪这样能在风险投资中迅速融到数百万美元的公司来说，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吧。也许我们应该租两个？
很快，我的小遐想就适可而止了。我下了高速公路，拐到了帕洛阿尔托优雅的大学路上，前往康菲尼迪的办公室。想象着我的新办公室，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已。
康菲尼迪的名字仅仅用一个塑料标牌挂在外面，办公室位于一栋两层建筑的楼上，楼下是一家自行车店和一家咖啡馆。虽然它看起来跟这条林荫道两旁其他的米黄色建筑一样不起眼，但是大学街165号却有很好的历史记录——网络搜索引擎谷歌和鼠标设计制造商罗技（Logitech）曾先后租用同一栋楼。 3 不过彼得考虑的主要还不是创业公司的神话，而是老式的供给和需求关系。互联网繁荣，使得这里的商业地产价格飙升，康菲尼迪搬出原来的办公室之后，彼得·蒂尔刚好能够提供足够的股票给这栋楼的业主，以获得这里的租约。
我将车停在附近，进了前门。楼梯很宽，不过上面贴着釉面瓷砖，有点滑。这条危险的楼梯通向一个露天的小庭院，庭院的四周都是康菲尼迪的办公室。重新进入户外，明亮的光线让我有些不适。因为没有标记，我花了一分钟时间才找到通往大厅的门。
我向前台接待介绍了我自己，她竟然不知道我有预约。她迅速地在各间办公室转了一圈，最终确认彼得·蒂尔不在楼里。她打电话给他，结果直接转入了语音信箱，于是，她问我是否愿意改天再来。我开始感到不安——我刚刚为了这个还什么都没确定的职位堵死了安达信这条退路，连新职位的录用书都没拿到，就因为彼得让我快来，现在却找不到他了。
“那么，我可以见一下肯尼·豪厄里吗？”我问道，满以为我的朋友，同时又是彼得·蒂尔左膀右臂的肯尼·豪厄里肯定听说过我要来工作的事。结果，我错了。
“哦，真的吗？那太好了！”我的哥们儿用他温和的得克萨斯口音说道。不过他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的时候，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显然，对于我要来此工作，他知道得比我还少，但是他若有所思地说，公司唯一的人力资源专员应该有所耳闻。
“劳里，你有没有听说过埃里克来上班的事？”他走向这个小房间另一头的隔间问道，我跟在他后面，希望这最后一个人能知道，“他说彼得让他这个星期开始上班。”我后来发现，劳里只是兼管康菲尼迪的人力资源业务，此外她还管理着一系列法律和财务事宜，并直接向首席财务官报告。这个忙得团团转的女人皱着眉头，满脸困惑地回答肯尼·豪厄里，说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她问：“彼得答应让你做哪个职位？”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无法回答她。
我的担心加深了。公司里三个最应该知道我的工作邀请的人，似乎对此完全不知情。难道说彼得改变了主意？那他为什么还要催我立即加入？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肯尼·豪厄里显然需要回到他的办公桌前继续工作，不过这位伙计还是略尽地主之谊，领着我在办公楼里转了一圈，见了几个人。“这是杰米·坦普尔顿（Jamie Templeton），他是我们的产品经理，并且跟工程师……哦，你知道戴维·萨克斯，对不对？”
我第一次见到戴维·萨克斯是好几年前，那时他来斯坦福大学推销他跟彼得合著的《多样性神话》，人们都喜欢拿他的姓“萨克斯”称呼他。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戴维从电脑屏幕上抬起头，说我能入伙太好了。他立刻要了我的手机号码，并存到自己的手机里。他旁边的人马上奚落道：“嗯，一旦你的号码到了他手里，他会随时随地打电话给你！”戴维·萨克斯没有理会这个玩笑，继续工作，剩下肯尼·豪厄里站在那里思量着该怎么招待我。
他检查了一下手头的工作，然后把我交给了负责市场营销的副总裁卢克·诺塞克（Luke Nosek）。卢克是个瘦高的年轻人，顶着一头脏兮兮的打卷的金发。他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嗨！我叫卢克。”他说道。这是我进门之后得到的第一个充满热情的问候，可是我自己却热情全无。“你准备面试什么职位？”
“其实，彼得刚刚邀请我过来。”我有点错愕，一方面是因为听到了这么个问题，另一方面是面对这个充满活力的24岁的副总裁，“他说我可以做任何有关营销、新闻或投资者关系方面的工作。”
“哦，”卢克·诺塞克把一条腿搭在椅子扶手上，“那么，你为什么要来康菲尼迪工作？”他继续问道，并对我任何的反应都显示出真诚的笑容和兴趣。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卢克·诺塞克的电脑屏幕上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叮”，“又一个！”卢克·诺塞克说，“看这个！”
卢克·诺塞克的显示器上弹出了一个长方形的框，上面的字是“统治世界指数”（World Domination Index）。这是一个指数计数器，连接着PayPal的数据库，每过几分钟就更新一次。方框内的数字是2413。
“是不是很棒？”卢克·诺塞克问道，“只要它一有动静，我就要看一下。仅仅在过去的一星期里，就涨了这么多。”
计数器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喜欢这个能让员工时刻关注公司业务进展工具的理念，可是这个名字未免会让人期望太高。在安达信，我们使用的工具一般都是什么“知识空间”或“风险管理矩阵”，从来没有狂妄自大到称之为“统治世界指数”。不过这种自大至少可以让康菲尼迪成为一个有趣的工作地方——当然，假如我真的能在这里得到一份工作的话。
当天下午，卢克·诺塞克“面试”我的间隙，这个指数计数器又“叮”地响了好几次。但彼得·蒂尔始终没有出现，我最终带着比来的时候更多的困惑和忧虑离开了帕洛阿尔托。
我的焦虑一直持续到晚上，直到我最终打通了这位首席执行官的手机，他解释说，白天出了一点意外，他不在公司，然后向我保证，周五一切都会安排就绪。尽管开头有些不顺，但我新经济领域的旅程似乎是走上了正道。
我原本希望第一天上班会比上次造访更正规一些，可是现实很快就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按照彼得的建议，我周五早上10点前来报到。我觉得这个点儿来有点晚，但是我想，额外留出一点时间，也许是让我的新同事为我的到来做好准备。等登上光滑的楼梯，穿过小庭院进入接待区，很明显，我的期望又落空了。除了一两个工程师从我身边走过去，而且显然是要赶回家睡觉，整个走廊里黑黢黢的，一片寂静，这一切迹象显示，办公区里只有我一个人。
20分钟后，肯尼·豪厄里才从一扇侧门进来，把我从可怕的寂静中救了出来。此时，有少数员工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来到了，其中一位是公司唯一的技术支持专家。肯尼·豪厄里问他哪台是分配给我的电脑，这个年轻人耸耸肩，说从来没有人跟他提起我会来这里，而且即使有人提起过，他也没办法，因为公司里已经没有空桌子了。他俩讨论了一下，然后决定让我暂时坐在一个客户服务代表的位子上，他要在几个小时后才来上班。
我究竟陷入了什么局面啊？我在一台借来的电脑上测试我的康菲尼迪邮箱是否开通了，心里琢磨着：我没有得到工作描述，我的同事不知道我是谁，而且整个办公楼里甚至没有我的桌子！就连安达信，至少也会给新人安排位子坐！
这时，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向我致以问候，让我暂时从对职业选择的疑惑中摆脱了出来。这个人是戴夫·华莱士（Dave Wallace），也是一位斯坦福校友。他友好地跟我握手，然后在客户服务台旁边坐了下来。
我以前在《斯坦福评论》工作的时候就在几次聚会上见过戴夫·华莱士，他身材很结实，整天收拾得很利落，棕色头发，修剪得很整齐。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毕业，然后从事了新闻业，先是在《旧金山稽查报》（ San Francisco Examiner ）做记者，然后成了帕洛阿尔托一家周报的主编。我心里想，彼得·蒂尔把他挖来也许是让他撰写康菲尼迪的网站内容，或是处理其他媒体的询问事宜。可令我惊讶的是，他是公司客户服务部门的经理。
戴夫·华莱士启动了电脑，开始工作。我陷入了沉思，认为他的新闻背景和他在公司的角色似乎不太搭调。记者和客服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任何一个了解记者的人都知道，记者往往会钻牛角尖，有时还要动点心机才能挖到故事，这种技能与负责帮助雇员应对愤怒的客户所需要的技能可能恰恰相反。
把一名记者安排到目前这个职位，明显是我的新雇主在乱弹琴。不过随着我认识更多的同事，我发现康菲尼迪的人事决定比我最初想象的还杂乱无章。像戴夫·华莱士一样，许多员工过去的经历跟他们现在的职务很少有相似之处。彼得·蒂尔后来告诉我，他在给公司找人手的时候，更看重才能，而不是经验，这一理念清楚地解释了他为什么邀请我。他认为戴夫值得信赖，会努力工作，并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尽管戴夫的背景与客户服务无关，可是彼得更看重这些已知的特质，而不是一些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候选人可能带来的所谓经验。
此刻，这个工作理念已经明显见效了。这位客户服务部主管刚打了一个电话，帮助一个惠普公司的客户解决了他的掌上电脑安装PayPal后跟我们的服务器同步时所遇到的麻烦。“先生，我一定会帮你检查一下的，然后回电给你。”戴夫·华莱士向他保证说，同时做了一些笔记，“我认为，你之所以无法同步，是因为你的掌上电脑处于防火墙后面，但也许有一种变通方法，我试着帮你想想。”对于一个团队的主管来说，这个任务有点劳神，但是他毫不迟疑地开始处理这个咨询。
看到戴夫处理了一个在他职责之内、经验之外的问题，我意识到我不是公司中唯一一个没有固定职责的人。安达信对待公司的内部等级结构和美军一样严格，而康菲尼迪雇员的角色显然更加灵活。这种鲜明的差异，以及它要求雇员必须具有的灵活性，有时候需要雇员花一些时间来适应。
一上午就这样悄悄过去了，我一直不停地在借来的电脑上忙碌着，做着肯尼·豪厄里让我做的一些奇怪的任务。PayPal推出近一个月了，康菲尼迪正准备举行第一个在线广告促销活动。为了举办这场促销活动，肯尼·豪厄里需要有人帮他做些前期跑腿工作，于是他给了我一堆互联网广告公司的联系方式，让我打电话给他们，了解他们的CPM（Cost Per Mille，千人成本）。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CPM，可是此时，我很高兴自己能发挥一些作用，即使那个角色听起来像是一个给陌生人打电话的傻瓜。
几分钟后，我的临时“导游”肯尼·豪厄里回来了，带着胜利的喜悦跟我说，他已经为我找到了一张办公桌，只需做一点清理工作。我跟着他来到外面的中央庭院，穿过接待区，向右拐进一间很暗的房间，我上次来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还有这间屋子。“就在这儿，我们的乒乓球室！”他大声说着，打开了房间的门。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是一间20英尺见方（约36平方米）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折叠式乒乓球桌。显然，在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开放的办公楼里，这是最差的一个房间。因此，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间，以前只是被当作一个很少使用的乒乓球室，也就不奇怪了。
“不错。”我耸耸肩说，“但是，我得有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吧？”
“斯科特马上就会给你搬台电脑过来。”肯尼·豪厄里回答道。他说的斯科特是信息部门的人。“至于桌子，我记得刚刚订了一批，不过目前咱们得借一张。”
结果，他借来的桌子竟然是一张宴会桌大小的长条桌，原来放在首席财务官的办公室里。我们过去的时候，首席财务官戴维·雅克（David Jaques）正在他的办公桌上不停地签着支票。他是英国人，曾任硅谷银行的财务主管。他用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跟我们打招呼，肯尼·豪厄里和我跌跌撞撞地把那个巨型桌子从他办公室搬出来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怎么抬头。
这个厚厚的木板桌就成了我的临时工作站，直到周末我自己把新买来的复合板办公桌组装起来它才退役。在几个工程师的帮助下，那台被撤下的乒乓球桌被搬到了戴维·萨克斯的房间。球桌上还有一份萨克斯当初为《旧金山稽查报》撰写的评论，赞扬一些企业能给予年轻员工股票期权，还允许他们搞一些休闲活动，比如工作之余打打乒乓球。工程师们兴高采烈地评论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位芝加哥法学院的毕业生踏足过乒乓球室，于是他们把球桌搬到他面前，看他到底打不打。
我的令人不安的入职经验，以及第一天上班的无序状态，说明康菲尼迪完全不是一家组织化的公司。作为一家年轻的公司，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人力资源和IT部门，无法给新员工提供规划好的入职教育，这是情有可原的。尽管如此，这种明显的混乱状态还是有点让人不安。虽然我不愿有这种想法，但在第一天的中午，我发现自己还是禁不住地想，我对彼得的盲目信任，以及自己急功近利想快点挣钱的想法，是不是导致我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我扫视四周，觉得这是一个说得通的结论。办公室内部的布置一点儿都不像安达信。在安达信，咨询顾问们的小隔间都面对着经理的玻璃墙办公室。而且，这里甚至与典型的“dot-com”工作环境（像电视广告显示的那样，有着拱形天花板和后现代家具的办公场所）相去甚远。这里更像一间宿舍，有好多种棋盘游戏可玩，棋子散落在地板上。工程师们会把吃过的达美乐比萨饼的盒子堆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员工们都穿着短裤和T恤上班，由于走廊里偶尔会爆发水枪战，这种装束倒是很得体。在马克斯·列夫琴的办公室入口旁有一个坐垫已经下陷的破烂沙发，他与其他两个程序员共用那间办公室。在这种环境里，除了产生混乱，还能产生什么呢？
整个下午，我几乎处于被人遗忘的状态。我在怀疑康菲尼迪公司反常行为的根源，是不是这里的年轻人太多？毕竟，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32岁的彼得·蒂尔是公司里第二年长的人，公司业务方面的雇员的年龄大约都要年轻3~6岁。马克斯·列夫琴25岁，他招聘的工程师基本上都是他的大学同学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只有首席财务官戴维·雅克的年龄可能超过40岁。也许康菲尼迪里面，了解外部世界的人太少了，才使得它并不像一个真正的公司？
这时，前台接待员——一个多小时里我的第一个访客，把头探进乒乓球室，宣布彼得·蒂尔要召开公司会议，这终于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我兴高采烈地朝办公楼中心走去，在那里，我的26个同事已经聚集起来了。在两条相互成直角的过道里，已经有一些人在排队，还有几名员工为了有更好的视野，选择坐在附近小隔间的办公桌上。
彼得·蒂尔站在一个小角落里，正在与戴维·雅克聊天，等待大家到来。当员工大致到齐了之后，彼得·蒂尔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即兴演讲。
“自从上次开会后，又过去了一段时间，我想很多人是从那以后才加入我们的。”这位首席执行官说，“大家都在四周走动一下，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名字，并介绍一下自己。”我尽全力思考了一下，想尽可能地想起更多的名字。此外，我想着如何讽刺一下之前任职时的经历，以向新同事介绍自己。
“现在，另一则新闻。”大家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彼得·蒂尔补充说，“我们可能还得再多等几天才能结束下一轮融资。”听到这话，我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毕竟，最新一轮融资的迫切性是我匆匆离开安达信的原因。“不过不用担心，我们只是在就一些细节进行讨价还价，而且我们得到了超额认购，每个人都希望投资咱们公司！”
“为什么不呢？”他继续说，“我们做的是大项目。PayPal的需求非常巨大，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钱——他们要得到报酬、要贸易、要生活。纸币是一种古老的技术，支付不便，你可能碰巧手头拮据，可能把它们磨破了，也可能丢失或被人偷走。在21世纪，人们需要一种更方便、更安全的货币形式，只要有一台掌上电脑或是网络连接，就可以从任何地方获取。”
“当然，对于美国用户，我们称之为‘方便’的东西，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就是革命性的。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朝三暮四，”这位前衍生品交易员指出，“就像俄罗斯和几个东南亚国家，它们有时让通货膨胀，有时又让货币贬值，利用这些手段把财富从自己百姓那里抢走。那里的大多数百姓，永远没有机会开设离岸账户，或是把手中的货币换成像美元这样稳定的货币。”
“最终，PayPal将改变这一点。未来，随着我们把服务拓展到美国以外，并且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处于所有经济阶层的人都能享用，PayPal将让全世界人民拥有对自己国家货币前所未有的、更直接的控制力。这样一来，腐败的政府几乎不可能再利用旧的手段，从人民那里窃取财富，因为如果它们试图这样做，人们就能把手头的货币换成美元、英镑或日元，抛弃不值钱的本地货币，换成更安全的货币。”
“当然，我们距离这个目标尚有一段时间。”彼得·蒂尔继续说着，看了一眼全神贯注倾听的人群，“在此期间，我们伟大的掌上电脑和互联网产品正在飞速发展，我们的用户增长势头很好。我认为，未来几周内，我们将会获得众多媒体的关注。我毫不怀疑，这家公司有机会成为支付领域的微软，成为世界金融的操作系统。”
周围爆发出笑声和掌声，虽然大多数人已经听过彼得·蒂尔类似版本的讲话，但他们似乎仍然很喜欢再听一遍。
我可以说是带着近乎敬畏的心情站在那里，我知道彼得是一个有着深邃思想的人，对于世界有着强烈的愿景，在说服我加入的时候，他张口闭口谈的都是伟大的产品，并没有提这些全球性的抱负。现在，听他在一个只是公司例行的会议上，阐述我们这家创业公司的伟大使命，我很吃惊。大胆的愿景和公司管理并不总是并行不悖的——安达信的管理人员没几个愿意参加这样看似老生常谈的会议，卓越和授权这两种特质恰恰是安达信所缺少的。而彼得·蒂尔提供了一个宏伟而具体的愿景，却没有提及大多数互联网企业都会着力考虑的里程碑——上市。为什么？他无须提及，他所讨论的对国际贸易方式的变革，已经让上市显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对他的讲话也可以有一种玩世不恭的解释。每个成功的企业，都需要某种形式的宏大愿景来指导其决策的制定。让员工觉得自己的公司与众不同，也是管理团队激励员工的手段。这两种情形都适用于康菲尼迪。但是这些负面意见并不能磨灭彼得愿景的重要性。尽管他自己从来没有直接引用过下面这句话，但是他的承诺，就等于把康菲尼迪打造成那种“创造性破坏”的倡导者，即约瑟夫·熊彼特60年前所描述的情形。他似乎真的相信，自己的创业公司可以给予消费者无与伦比的掌控个人金融事务的力量，从而颠覆全球的金融体系。
这个愿景是否可信，你也许有自己的意见，但在讲话之后的几天里，我开始相信，彼得·蒂尔并不是办公室里唯一相信这个愿景的人。公司的网站设计师设计了一件T恤，上面的图案来自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屋顶壁画的局部，表现的是上帝与亚当通过掌上电脑交换现金。许多工程师随身携带尼尔·斯蒂芬森写的《编码宝典》，这本小说讲的是“二战”时期军队的密码专家密谋在亚洲建立一个离岸天堂，用加密的方式保护数据。
电脑上的“统治世界指数”程序不断发出“叮”的声响，员工们说笑着指出纸币过时了，他们坚持使用PayPal支付午餐账单，大家分摊餐费也使用PayPal转账。正如编程部门的一个同事所说的，没必要为了交换比特而移动原子。
康菲尼迪正在开发的东西远比那些叫卖货物或者宠物食品标准化的电子商务网站更重要，这个理念在公司内部基本上没有异议。我的同事们真心认为PayPal可以改变世界，而且他们谈论这个愿景的时间，要比讨论通过公开发行股票获利所花的时间多得多。虽然我受到引诱从旧经济实体逃出来，是因为向往一个更有价值的工作场所，以及相信有关财富的承诺，但是这里的大多数员工似乎只关心创造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开发一种能够对数百万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东西。
正是这种潜力，使康菲尼迪“统治世界”的愿景变得可信。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货币危机表明，世界各地的人们确实需要增强对自己金钱的控制力。
20世纪90年代后期，许多困扰货币市场的“传染病”，都是由政府试图操纵汇率和利率造成的。当投资者发现政府的这些小手段之后，他们就会抛售当地货币，给汇率带来下行压力，由于商品交易者不再希望使用当地货币结算，国家就得动用美元储备。这些抛售迫使许多国家不得不降低本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从而使本币贬值，这样一来，本币在全球的购买力就会降低。反过来，这又导致当地物价飞涨，从而使储蓄账户中的货币贬值。
每当发生这种情况，这些国家的普通公民，特别是那些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国外银行的穷人和中产阶层，总是受打击最大。PayPal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些人点击鼠标就能转移资金，并把手里的货币转换成一种更稳定的货币，那么我们就确实是创造了一种了不起的东西，它比帮助大家共同分摊晚餐账单更具革命性。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甚至下层社会的人，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把现金换成某种更稳定的外币，并将其储存在远离自己政府所能触及的地方，来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
当我匆匆逃离安达信，加入这家起初看起来充满混乱的创业公司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潜在的可能性。但是在听了彼得·蒂尔演讲后的几天里，我开始渐渐理解其意义了。一家全是年轻企业家，并下决心颠覆世界金融体系的公司，的确是不屑于忙活办公桌往哪儿摆，或是给新入职员工提供正式而得体的入职培训的。彼得想聘请优秀的人才——而且要快。他需要他们帮他开展一场技术革命，而其中的细节问题，需要在以后慢慢理顺。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在康菲尼迪的角色也变得清晰起来。第二个星期刚开始，我正式得到了我的头衔——营销经理，还有我手下的部门。我跟肯尼·豪厄里和我的风险投资家朋友的未婚妻詹妮弗·章一起，成了康菲尼迪新成立的营销小组的成员，直接向卢克·诺塞克汇报工作。
第一天上班时，肯尼·豪厄里扔给我直邮（直接发送邮件）的工作，现在看来不是做无用功。PayPal的广泛宣传，以及奖金促销活动，使用户数量稳步增加，到12月中旬，每天都有几百个注册用户。新的一轮资金即将注入，彼得·蒂尔想使用一些资金更快地扩展PayPal的用户群。在与团队开会的时候，卢克·诺塞克也赞成这个战略。他坚称，成长是处于这个阶段的创业公司最关键的事情，这样可以阻碍潜在的竞争对手，并让我们处于有利的位置，能够实施必需的商业模式，获得真正的收益。
于是，我们将成长作为公司的重点。卢克·诺塞克要求我们把广告横幅和直邮活动结合起来，以便增加新用户。
我迅速从财务顾问转型为初级营销人员。我不停地浏览网页，打电话给广告公司的业务员，询问他们的点击率和通过网页链接导入相关网站的费率。仅仅是几个星期前，我对这些事儿还一点儿都不了解。
与此同时，戴维·萨克斯跟一家公关公司合作，在新一轮重大的市场推广活动前改善康菲尼迪的形象。戴维·萨克斯受到一篇题为“斯科蒂，传送给我一些钱”的文章的启发，建议公司聘请《星际迷航》系列电影中斯科蒂的扮演者詹姆斯·杜汉作为康菲尼迪的代言人。 4 这听起来是一个好主意——斯科蒂是大众熟悉的角色，而无线发射的表述，也很好地突出了我们产品的特点。在我们之前，就有一家网络公司很善于用《星际迷航》中的名人做代言。一家在线旅游服务公司Priceline就是在推出了一系列让威廉·夏特纳（柯克船长扮演者）朗读诗歌的广告后人气飙升的。如果Priceline可以冒险成为终极先锋，为什么康菲尼迪不行？
几天内，我们的代理就跟詹姆斯·杜汉签署了一份协议，请他代言PayPal。不过，斯科蒂不能重走柯克船长的路子，不能拍摄电视广告，至少最初不行。毕竟康菲尼迪手头的现金只是数以百万计，而不是数以亿计，所以制作“超级碗”广告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彼得·蒂尔和其他高管基本上也不相信电视能带来新用户，他们坚持认为，许多网络公司所做的电视广告普遍价格昂贵，受众指向性不强，而且观众只有坐在电脑前时才能记住特定的网站地址，比起网络促销，电视广告的成本效益很低。
最终，我们选择让詹姆斯·杜汉来主持有关PayPal成长的媒体宣传活动。“斯科蒂”在我们的网站和电子邮件中会借用其经典台词“把我传上飞船”来向潜在客户介绍我们颇富未来意味的服务——“把钞票传给我”。
但是在公司全速启动，开展争取新用户的活动之前，全公司放缓了一下，让大家得以喘息。如果“统治世界”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彼得意识到友爱和团队合作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彼得·蒂尔定了一个下午，带领员工开了一场异地节日派对，让员工在最后的节前推销活动之前，远离办公室放松一下。
员工们从办公室结队来到派对中，派对地点设在门洛帕克附近，在沙丘路上的一个会议中心。你要是不熟悉沙丘路，那我来告诉你，沙丘路之于风险资本，就相当于华尔街之于股市。沙丘路位于斯坦福大学后面未经开发的山麓下，路上有很多硅谷顶尖的风险投资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风投公司为加州的创业公司提供了4/5的资金。仅仅看这条路，你很难猜到这一点。大部分沿途的建筑并不怎么引人关注。这些建筑多是两三层的小楼，外墙贴着木条，指示牌也有些不伦不类，整体上向寻找资金的来访企业家所传达的信息就是节俭。
下午的派对，开场是大家围着大休息室里温暖的壁炉享用饮料和开胃菜。大家喝了半小时的鸡尾酒后，转移到一个餐厅包房里，里面有一张巨大的圆桌。环顾四周，我意识到我还没有认全所有的同事。我来公司上班的头一个星期里，又有6名员工加入，而且网站上公布的空缺职位列表仍然很长，还一直在增长。
几分钟后，彼得·蒂尔拿起话筒，走到房间的前面。在感谢了员工的辛勤工作后，他提到，康菲尼迪又增加了很多新的面孔。这一次，他没有让每个人做自我介绍，而是依次走到每个人面前，说出该员工的姓名和职位。当他走到戴维·萨克斯跟前的时候，有人开玩笑地叫道“old huff and puff！”（指迪士尼动画“三只小猪”中大灰狼吹气的声音），工程师们听了都开怀大笑。萨克斯经常飞奔过办公室，冲到一个没有防备的受害者面前召开紧急会议。这时他委屈地说道：“我希望这个外号可别粘到身上撕不掉。”
介绍完大家后，彼得·蒂尔指了指站在后面的人。“最后，我跟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介绍一下里德·霍夫曼。”他说，“里德是SocialNet.com的创始人，是我们董事会的成员。从下周开始，里德要来担任全职总裁，直接向我汇报工作。他将负责公司运营和日常事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处理战略规划和融资决策等事宜。”
相比彼得单薄的外形，里德身材高大，时常带着笑，他头发卷曲，戴着眼镜，让人感觉非常平易近人。他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谢谢彼得，我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还得再过几个星期，大家才会全天在办公室里看到我。我已经见过你们中的一些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会抽时间过来，争取认识每个人。”
我之前没有见过里德·霍夫曼，后来我了解到，他和彼得·蒂尔是斯坦福大学的老朋友，这意味着他是彼得可以信任的人。虽然房间里的很多人对此感到惊讶，但是我明白彼得·蒂尔为什么要让里德·霍夫曼担任这样的职务。有了专职的管理者，康菲尼迪的内部增长会受益，而且考虑到彼得·蒂尔在财务方面的背景，以及他放任的管理方式，他希望在公司运营方面得到一些协助也是合乎逻辑的。
由于我的办公室靠近公司的接待区，我目睹了彼得·蒂尔花了多少时间在确保公司融资成功上。假日聚会后，投资者络绎不绝地拜访我们公司，甚至有一位日本投资人，他被一个工程师操控的遥控飞机碰到了头，也未受阻碍。
这样的投资者“阅兵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彼得·蒂尔才关闭了公司的第二轮融资。这距离预期的停止融资的日期已经推后了整整一个月，但是鉴于现在我们有2 300万美元现金存在银行里，这一延迟似乎非常值得。高盛、IdeaLab资本、一家创业公司孵化器的投资部提供了这笔资金。 5 虽然史蒂夫·郭所在的公司最终因为无法成立投资财团而打了退堂鼓，但从康菲尼迪内部来说，有这样一批声誉甚隆的投资人排着队给我们输送资金，可见我们做得相当不错。然而几个月后，我们的其中一位投资者的行动，将迫使我们得出另外的结论。
在派对后的几天里，我们争分夺秒地落实“斯科蒂促销推广活动”。戴维·萨克斯、卢克·诺塞克和我想了一个宣传噱头，计划让“斯科蒂”在即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掌上电脑的PayPal应用程序，向从网络上随机选取的接收者派发100万美元。我们认为，媒体会纷纷刊登这个消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全美范围内的众多网友都会热切期盼一封来自“斯科蒂”的电子邮件，告诉他们有一笔现金在PayPal网站上等着被领取。我则会用网上直邮活动，把来自“斯科蒂”的通知分发出去，这样我们就能利用新代言人带动数万人访问我们的网站。
大约一个星期后举行活动，我们预订了旧金山联合广场上豪华的威斯汀圣弗朗西斯酒店。我们的公关公司开始给媒体打电话，吸引它们的注意。戴维·萨克斯和我起草的新闻稿中，用了很多在网络公司流行的时髦新词：
PayPal.com邀请詹姆斯·杜汉——《星际迷航》中著名的斯科蒂的扮演者——作为公司的官方代言人。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把人发送到外星。”詹姆斯·杜汉打趣说，“但是，这是我第一次通过无线电波发钱！”
詹姆斯·杜汉在描述了PayPal.com的尖端技术后，也强调了其简单易用……斯科蒂探索了宇宙空间的边疆，而詹姆斯·杜汉和PayPal.com则宣告了个人之间无线支付的新疆域。 6
这一绝招大有噱头，似乎万无一失。我们是一家前途远大的网络公司，还有名人代言。我们已经策划好了吸引眼球的产品展示，还准备了足够的设备用于这场宏大的展示。媒体肯定会对此感兴趣，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不过，这种自信只延续到“斯科蒂”乘飞机降落在帕洛阿尔托之前。
詹姆斯·杜汉看上去精神矍铄——当然是以他的年龄而论。戴维·萨克斯在头脑风暴中提出让杜汉来做PayPal代言人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想到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
虽然詹姆斯·杜汉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企业形象代言人的新角色，但是他对互联网、掌上电脑、加密和PayPal都知之甚少。当他到达我们的办公室，珍妮弗试图向他解释我们公司提供的服务时，这个问题变得越发明显了。他非常友好地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分发有他亲笔签名的斯科蒂冰箱磁贴，这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可能会遇到问题。在24小时内，这个人就会在一场重大的发布会上面对一大堆好奇的记者，并使用掌上电脑把100万美元发给全球范围随机选出来的用户，而他却根本不知道PayPal能做什么。
不过讽刺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没有关系。
第二天，在我们预订的圣弗朗西斯酒店的奢华客房内，只有零星几个记者，康菲尼迪的工作人员人数甚至是他们的4倍。而且这五六个到场的记者，在吃完开胃菜后，没有一个人写稿报道这一事件。最终，詹姆斯·杜汉和彼得·蒂尔还是例行公事，通过掌上电脑发送了100万美元，而且彼得·蒂尔还利用这个时机做了即兴演讲，为员工打气。
可是这些令人鼓舞的话，以及上档次的酒店装潢，却无法隐瞒真相——我们设计的“斯科蒂促销推广活动”彻底失败了。对于一个充分相信自己有潜力改变世界的初创公司来说，失败并不是一种受欢迎的体验。
虽然PayPal有全面改革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力，但是在我们能向所有人传达一个简单明了的信息，告诉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之前，不论是我们的未来愿景，还是来自《星际迷航》的明星代言人，都无法帮我们赢得我们想要的那种公众注意。
我和沮丧的同事们一起，缓步走出了红褐色的酒店大堂，来到户外，感受旧金山户外寒冷的空气。这仅仅是一个小挫折，但是自从听到彼得的讲话后，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统治世界”的道路将会非常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