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服的茨威格

翻译索马里陆飞　撰文乔治·普罗尼克

一

1942 年2 月，也就是在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自杀前几个月，克劳斯·曼（Klaus Mann）在纽约第五大道撞见过他。曼曾把茨威格称为“奋进人才的不懈推动者”，并从少年时开始就在心中为他保留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在曼早期的著作出版时，茨威格是“最振奋、衷心地”告诫他要有勇气的人。“年轻人，勇往直前吧！”茨威格在贺信中这样催促道，“也许你显赫的出身会为你招致许多偏见，但别在意，做自己的事，说你想说的话—如果我没搞错，你要说的话还有很多。”结果证明，茨威格的寄望的确很有激励作用。和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家一样，曼把茨威格奉为一位能给予母亲般关怀的模范赞助人：他一边鼓励这些焦虑的作家，诱使他们展现自我，一边默默地用他充裕的银行存款为这些贫穷的人扫除物质障碍。然而此刻，在1941 年的纽约中心，茨威格看起来很怪异—不修边幅，精神恍惚。“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绪中迷失得如此之深，”曼写道，“他甚至需要花好些时间才能感觉到自己在被人观察。”只有当别人和他直接打招呼时，茨威格才会像“一个梦游者听到自己名字一样”惊醒过来，突然变回人们熟悉的那位旧日里优雅的世界主义者。尽管如此，曼仍然无法忘却第一眼看到茨威格时他那荒凉的眼神。几周后，流亡剧作家卡尔·祖克梅尔（Carl Zuckmeyer）也会在晚餐时遭遇同样的眼神。茨威格问他，继续像个影子一样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在所有的国度里无家可归……我们都只是幽灵，或记忆而已。”茨威格总结道。

几年之后，茨威格的生活分崩离析了，他从世界最成功作家之一（用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的话来说）和致力于连接艺术家和欧洲人道主义倡导者的“催化剂”，变成了一个孤独幽灵般的流浪者。这位狂热的藏书家失去了他的一万多本书，沦落到在纽黑文和曼哈顿的图书馆里游荡，触摸着那些曾被他一度定义为“能平息痛苦与不安的一捧捧静默”的书。他之前气派的住所位于萨尔茨堡的卡布金纳山上，曾经是大主教的狩猎木屋，他在那儿用来写作的桌子曾属于贝多芬，也在那儿招待过一连串的杰出人物和有艺术抱负的人。可如今，他的居所已换成辛辛监狱山上的奥西宁（Ossining）一处阴暗的小平房（乘火车频繁沿哈德逊河往返，经过有警备守卫的瞭望塔的高墙时，又让这个会因政府对自由哪怕最轻微的侵害而痛苦的作家想起什么呢？）。他每天努力想完成自己的回忆录，却被战争带来的痛苦记忆打断，不停为自己的身份证件焦虑。绿蒂（Lotte）—他那迷人却未被人熟知的第二任妻子—也无法使他振奋起来。一天晚上，在温德姆酒店，茨威格试图将他心爱的雷明顿打字机赠送给老友约阿西姆·马斯（Joachim Maass，马斯将此视为茨威格决意自杀的征兆），绿蒂私下对马斯说：“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强迫他把我带在身边。”

尽管生命中最后那几年有明显的抑郁，茨威格和绿蒂在巴西的自杀行为还是触怒了流亡团体中的一些成员。尽管他的财富与显赫名声还曾保护他免遭大多数流亡者不得不面对的暴行，但他的求死仍被指责为向希特勒投降，对包括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内的一些人来说，这是茨威格长期以来无法成为楷模的最终失败—这种指控既针对他的人生，也指向他的文学创作。在一封写给茨威格第一任妻子弗里德里克的信中，曼解释了他并不对茨威格的死感到意外的原因，并为此援引了茨威格“激进、无条件的和平主义倾向”—虽然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祈祷”，但茨威格从中看到的却是另一场“血腥的灾难和对他天性的违背”。曼认为，茨威格实际上“赞许法国放弃抵抗以保全巴黎的举动”。他指出，茨威格一直避免生活在“任何好战的国家”，而当巴西显然也快被拖入战争时，他最终只能“从生命中解脱”。的确，曼提示道，在茨威格身上有一种对这个世界来说过于脆弱的东西—以至于排斥生命的意志。

托马斯·曼的批判也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茨威格“过于敏感”和对犹太人事业过于冷漠的谴责中得到了印证—他整体生活结构的不足，对“公民抗争和政治”的淡漠，让他“无法与那个在过去和现在都以生为犹太人为耻的世界抗争”。迈克尔·霍夫曼（Michael Hofmann）最近则完全否定了茨威格的人格和作品，将他描绘成应受谴责的“消极主义者”，一个“阴险、善妒的维也纳”彻底腐烂的果实和多愁善感的骗子（罗伯特·诺依曼[Robert Neumann]语），“一生都在四处逃窜”。

在谈及茨威格的故事时，大多数批评者都想深挖其“对女性气质的否认”—这一点被茨威格的朋友弗洛伊德描述为人类的基础心理（弗洛伊德用这一术语来解释常规意义上的一种与结构性去权[structural disempowerment]紧密相关的顺从态度）。然而，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茨威格复杂的历史—关于这种“女性气质”的另一种教训—以便能呈现时代更大的困境，而非抓着茨威格暧昧的内心不放。正如茨威格描写玛丽·安托瓦内特时，意识到她缺乏英雄般的冲动后，认为“即便主人公缺乏英雄气概，但造物主依然能够建构出一幕极其感人的戏剧。悲剧的张力不仅仅来自对主人公的有力刻画，也来自于人在命运面前不成比例的渺小”。在我们这个混乱不断和文化价值观被颠覆的时代，茨威格这一先发制人的投降之举让第三个姓曼的人—托马斯的兄弟亨利希·曼感慨道：“被征服者最先体会到历史蕴藏了什么。”

二

什么是好的流亡？流亡者的生存几率是由其内心刚毅程度、思想开放程度以及外界支持网络组成的方程式决定的吗？为什么托马斯·曼、祖克迈耶，以及茨威格的指挥家朋友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都可以在美国大放异彩，但茨威格、布莱希特（Brecht）和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却在新大陆的各种遭遇面前都退缩了呢？戈培尔（Boebbels）曾讥讽全体流亡作家，称他们是“休假中的死尸”，用这一轻蔑称呼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流亡者心中巨大的恐惧—茨威格曾被这种恐惧困扰—一种对驱逐即是永别，个人也将被这种错位扼杀的认识。对其他成百上千和茨威格一样颠沛流离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消解的恐惧。

二战期间，移居海外的艺术家和学者数量惊人，以至于有位历史学家把此种情形和拜占庭陨落后希腊学者的逃离相提并论。茨威格的故事使我们重新关注起那些横贯新世界的酒店，及其中飘荡着的整个1940 年代欧洲的那些破碎心灵—房间组成的链条就像一段段蛇身，也像是从一个乌有之地到另一个乌有之地间那段不可能的航程里的数百个中途站。流亡者们穿着宽松的裤子和笨重的大衣，聚集在大堂和咖啡馆里，彼此低声抱怨—在略微偏离中心的社区游走着，让那里那些更早流亡者的习惯、建筑的某块碎片或者自然的地形，帮助他们唤起家的意象，在他们匆忙回到那些让人不知所措的未卜境况、申请证件和工作以及雇工证明前，可以无需翻译的假意，放心大胆按自己惯有的方式说话—在陌生的热度中凋萎，感受失去层层社会名望后裸裎的寒意。

布鲁诺·瓦尔特将快乐流亡的秘诀归于记住“这里”和“那里”的区别。作为流亡者中最无可匹敌的一位，茨威格则给出了致命的流亡方案，我们可以称之为“罗德之妻 综合症”（Lot's Wife syndrome）。他过度理解了之前的家和当下环境的差异，并且忍不住越过肩头回望过去。在奥西宁的拉马波街7号撰写回忆录时，茨威格写道，从“今日半盲半明的我们凭借扭曲破碎的灵魂一直在摸索的那个绝望深渊中”，自己曾一遍遍地抬头凝视那个遗失大陆上方的“古老星辰图案”。

事实上，茨威格因为战前欧洲的某种特殊压力而生的强烈乡愁，早在他定居萨尔茨堡期间就产生了—当时他可以一眼望到希特勒所住的贝希特斯加登镇。他的《昨日的世界》最初命名为《我的三生三世》，想暗示他在1918年之前几乎无国界的欧洲生活、1933年开始的生活以及1939年开始的晚期行动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但讽刺的是，茨威格本人还曾就流放创作过赞歌，在那本关于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 的传记中，他写道，流亡赋予的洞见激发了人类曾接收到的那些最重要讯息，比如摩西、基督、穆罕默德和佛陀的教诲。确实，茨威格认为，“每场流亡都是获得教益的时期，柔弱的人意志会变得坚硬……本身意志顽强的人会变得更强”。但是，赞歌的最后一行却限制了这种赞美：“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被赋予真正力量的人来说，流放永远无法削弱这种力量。”作为一个回避任何冲突甚至体育竞赛的人，茨威格从未幻想过自己会具有“真正的力量”。他非但拒绝将自己和历史上那些耀眼先驱或他尊崇的同代人相提并论，就连自己的天赋，他也是轻描淡写，甚至借笔下的人物鞭挞自己

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他在奉承德国出版商时写道，自己的壮志“就是和你一起在军队中并肩作战、征服法国”。然而，在日记中他却哀叹：“我不相信任何逆全世界而行的成功—我想倒头睡上六个月，不知晓任何事，不经历沉没中的世界和全然的恐怖。今天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那么，茨威格如何定义他的工作呢？尽管维也纳已经混乱无比，但他通过努力按照自己研究诗人维尔哈伦（Émile Verhaeren）时所描述的那种姿态生活，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他曾经写道：“如果我们欣赏得多，也比别人更专注，我们将变得更富有，尤其是相对于那些胆小怯懦、只满足于一点点生活选择的人……一个人欣赏得越多，就拥有越多。”他无数次从目录上撤掉自己，为的是向他敬仰的大师致敬，或推动某个不知名艺术家的事业。茨威格将自己设想为柔软的结缔组织（connective），而不是理想化的“硬汉”。在向勒内·席克勒（René Schikele）解释在希特勒政权早期自己为什么没有强烈抗议纳粹时，茨威格写道：“我想静静地做每件事情……我身上没有所谓的英雄气概。我天生是一个协调者，也必须按我的天性行事。我可以做连接性、解释性的工作，但我不能成为一把锤子，也不愿成为一个铁钻。”参加过茨威格举办的一次宴席过后，夏尔·博杜安（Charles Baudouin）在日记里写道，茨威格“施展了他作为中间人的所有天赋……就像舞者一样，他迈着轻快自如的步伐从一群人奔向另一群人……我还想再加上像猫一样”；而那“丝绒般的温暖一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温柔，一种“我会形容为温暖、肉欲的迷雾，就如同在阅读他的某些中篇小说”，博杜安总结道：“他是一个擅长沟通和共享的人。”

我们如何看待一个终身都试图在寂灭宇宙的不同星宿之间建立联系的人？如果没有这些擎天支柱，更大的文化事业又会遭遇什么？这就像是问那个老掉牙的问题：在推动艺术领域异常夺目的人物从事创造性生产时，环境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没有环球剧院和它那些名气小很多的演出为他冒险提供支撑和衬托，莎士比亚又会是什么样？我们可以大声宣扬这些“中间人”众所周知的不好一面，消灭所有关于他们的记忆, 但为什么要这样做？（除非这一连串才华横溢的亡魂可以将我们的名望送上那片连他们自己都被禁止登上的青云。）那些扮演了超导体而非超人角色的人物，可以让我们最宽泛地洞悉他们身处的时代。

正如茨威格作为诸多迷人人物之间的突触一样，他人生的影簿展现了他那种变色龙的特质，让人联想起他本身的多重性格。作为一个常年在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剧院有剧目上演的年轻有为的剧作家，他带着感性而有教养的哀愁，向外眺望的目光越过了他的剧院同伴们。刚进入中年时，在萨尔茨堡的房子里，在他的猎犬和高颧骨的首任夫人的陪伴下，身着考究及膝马裤、飘逸白衬衫的茨威格，活脱脱就是高贵乡绅的范本。1936 年，在奥斯坦德（Ostend）一家咖啡馆里，茨威格伛偻在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身边，领带皱歪歪的，和罗特的如出一辙，凌乱的头发耷拉在眉毛上，带着不修边幅的干枯分叉，酷似罗特酗酒阶段末期的发型。在瓦尔加斯总统的派对上，茨威格则置身巴西上流社会人群中，身着黑色套装，配上古铜色的皮肤和愉悦的微笑，以一种抓着桑巴节拍似的样子捏着他的意式咖啡杯，抢了周围所有官员和美人的风头。

“茨威格性格里的变色龙属性是虚假的”这种说法，只有在一个层面上才成立—即认为犹太人群体很难被东道国同化的普遍经历具有欺骗性。他们被法律禁令和社会习俗所限制的人为状态，有着前所未有的真实。

茨威格费了很大力气融入巴西。正如他在遗书中反复强调的，尽管自己在巴西没能谋得新生活，但仍然越来越热爱这个地方。在人群当中—或许除了那些批评家—这种热爱得到了热烈反馈。在他第一次南美朗诵之旅中，成千上万的人前所未有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的街头排队聆听他的讲演。与茨威格同等地位的欧洲作家从未像他这样，愿意严肃对待这些国家和他们的文化。他狂热地赞美这个国家颇具感染力的跨民族宽容心，认为这是在解放全人类最好的天性。在他搬去巴西之前写的书里，茨威格称这个国家为“世界未来文明与和平的最大希望之一”。

我们能批评他把自己藏匿在那里的这个不幸愿望吗？正如在他给弗兰茨（Franz）和阿尔玛·韦费尔（Alma Werfel）的信中说的那样，巴西呈现出了“一种乡村样貌，只不过是从奥地利语翻译成了热带语言”，在“色彩和优雅的狂欢”之上，“他们有如此多的观点和态度，而战前我们的世界里也都有过”。他向弗里德里克夸耀道：“我离开美国的决定不能被高估；住在这里的人更接近自己的本性，也更身处自然的中心，毫不过问政治。不管这样做有多么以自我为中心，但它毕竟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耗费过多生命在愚蠢的政治上，它一直在向我们索取，却不曾给我们哪怕一点点东西。”然而其他地方发生着的事情，却不断侵扰他的意识，使得这种幸福最终破灭。

茨威格满脑子想的都是在大众媒体年代，一个人无法和灾难保持距离。他认为，人们无法逃脱不论何时何地发生的最新灾难的消息—他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同时性组织”—贬低了人类回应苦难的能力。“人们对轰炸轻描淡写，”他在人生中最后几封信的某封中写道，“但当我读到房屋坍塌时，我也随它们坍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为待在彼得罗波利斯（Petropolis）所做的辩护，开始听起来像是对整体指示的顺从复述。“蒙田无限悲伤地谈及那些生活在对别人悲伤的想象中的人，建议他们沉默并保持孤独。”茨威格这样告诉弗里德里克。里约热内卢的嘉年华狂欢景象(Très érotique, très érotique！[太情欲，太情欲！]他冲朋友大喊着)，和最新战时恶行的新闻之间的对比，成了促使他自杀的最后刺激。茨威格流亡生活的失败，也同样是由于无力（哪怕是短暂地）承受心理上的那种孤绝，虽然他偶尔也会渴望这种孤绝。

三

对人类命运错综联系的着迷，是了解茨威格在战前欧洲最大渴望的关键：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的父辈们的信念是“国家、宗派间的分歧与界限终将消弭在普遍人性里，而那种和平安定，是最宝贵的财富，应该为全人类共享”。贝托尔德·菲特尔（Berthold Viertel）曾提到茨威格有一个最终目标：“创造、保存、宣告那个在他内心中已经存在的欧洲。”在波德莱尔关于当代英雄的列表中—诗人、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赌徒、拾荒者、妓女—我们也许可以加入茨威格“世界主义者”的梦想。

回首他数年的自在旅行时光，他写道，“令人惊异的冷漠”已经遍布世界，没有什么能“限制其活力”，“我们寻思着，当任何飞机都可轻易穿越时，那些边界是多么无用；关税、边境守卫是多么虚伪和狭隘，这一切与明显在追寻世界大同和手足情谊的时代精神是多么不和谐”。在称赞他年轻时期的维也纳时，茨威格说这座城市笼罩在一种“甜蜜”的氛围之中：“潜意识里，每个公民都超越了民族区分，变成了世界主义者，世界公民。”

在最好的状况下，维也纳的“甜蜜”无疑也有选择性；这座城市充斥着各种让人兴奋的文化尝试，不时暗示其想象力就像哈布斯堡王朝 统治的疆域一样无边无际。奥尔布里希 的金色星环穿过分离派会馆（Secession House）的天花板，确立了一种基调，和席勒（Egon Schiele）像吸食了海洛因般颇具未来感的裸露模特和克里姆特（奥地利超现实主义画家）新埃及风格的奢靡夜景产生共鸣。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关于埃及梦之书的象征主义，也敲开那些或多或少无意识的坟冢，展现了资产阶级绚丽的情欲。这些繁荣景象与维也纳主要的献祭祭司和剥皮人（immolators and denuders）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像克劳斯和鲁斯（Loos）这样的人，把语言和建筑所有的装饰都视作“艺术渗透生活”的堕落标志。

当茨威格成年后，在那个克劳斯称之为“天启之地”的城市，他只短暂地做过“职业媒人”。实际上，除去他在这座城市的许多友人，茨威格长期以来都在感受维也纳的恶意。他的第一任妻子注意到，“随着奥地利版图的不断缩小，他的奥地利爱国主义愈加强烈，这一情绪在其家乡沦陷后达到顶峰”。学业一结束，他就奔赴巴黎—他完全着迷于那座城市，并称之为“美妙的疏离”—那种“可爱的挥霍”有着“一种特殊的优雅魅力，向任何靠近它的人施予快乐”。

尽管在《昨日的世界》中，因为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个安宁的黄金时代和阿伦特所指责的文化成就盖过了政治激进行为的安定景象，茨威格被指责有怀旧感伤主义，但记住一点也很关键，那就是茨威格承认这种幻象的迷人程度—考虑到幼年时期，他的生活是并不和谐富裕家庭的典型，他很难不这么想。

在成长过程中，茨威格从未有过自己的房间，他的父母似乎也坚持不愿意和孩子们分享财富的成果，只是在家里不停举行茨威格不感兴趣的喧闹派对。和他们周围的犹太人家庭一样，茨威格一家也庆祝圣诞节，但和别家不太一样的是，他们家不给小孩子圣诞礼物。在漫长的夏天里，一家人带着佣人和数不清的行李箱，偕同一众粗鄙的亲戚，辗转于一家家水上活动场所。但当父母在知名餐厅大快朵颐时，茨威格和弟弟却只能和佣人们在简陋的小旅舍进食。在那些流浪的假期里，不停换乘火车成了他们在压力、被忽略和遗忘状态中的例行活动（在离开一家比利时海边度假胜地之后，他们找不到一个名字难以发音的吉普赛女佣了，因此不得不求助于街头公告员、让他尽可能地把那些奇怪的音节在大街上喊出来。最后，那位吉普赛女佣不知怎么让人认出了她）。难怪茨威格会渴望带着最少的装备溜出去进行自己的秘密旅行。

茨威格并没有固执于过去的“真正”美好，而是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仍困扰许多怀旧流亡者的问题：失去了无可避免地会被幻想夸大的甜蜜家园后，现实能提供怎样的补偿？“它是我们父辈创造的一种非常美好和高贵的幻象。”茨威格这样写道，“比我们如今的口号要更人性，也更有成效。虽然后来我有了新的认识，对它产生了幻灭，但内心深处仍有某种东西会阻止自己完全放弃这个幻象。”茨威格赞美着过去的维也纳所富有的美学熏陶，让人想起了尼采的那句格言：“我们拥有艺术，为的是不被现实击垮”。

即便如此，茨威格所珍视的理想仍基于一种信念，也就是艺术可以激发升华，而不是简单的逃避主义。为什么“真实”在残酷下更显“真实”？什么使得冷酷的事实与人类处境密切相连？这些问题暗示了茨威格对美国反感的原因，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和弗洛伊德嘲笑“美国是一个错误，它真实而巨大，但始终是个错误”的原因有些类似。弗洛伊德的这句话和茨威格的看法异曲同工，因为在茨威格眼里，美国就是他理想中的统一欧洲的险恶分身。在美国的海岸边，茨威格看到了追求和平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仅是想象力上的，也是身份上的。他看到的是殖民帝国里沉迷于感官、物质主义的机器人，而不是精神上四海为家的、复杂的个人主义者。早在1925年，他就写过美国输出的“世界的单调化”：“国家之间似乎越来越同时互相同化，”他观察道，“越来越多文化中的特殊芬芳正在蒸发。”一切都“为了适应最短的时间单位，消费增加了：因此真正的教育—横贯一生的对意义的耐心积累—成为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抗议是无用的，因为新的快感“提供的消遣不需要劳费心力……享受广播节目只需要拿起桌上的耳机，戴在耳朵上，然后华尔兹就会在耳畔响起—连神灵也难以对抗这种舒适。”

四

我们应当如何汲取灵感，是勇往直前还是触礁？在帮助公众避开有价值的作品和应当被忽略甚至轻蔑的作品之间的浅滩时，评论家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对于茨威格，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他是一个“小众作家”。这种分类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这个称呼到底意味着什么，从这个分类的作品中我们又能获得什么样的价值？作为为数不多直面这个问题的作家，奥登以自己从威廉·巴恩斯（William Barnes）的小众诗歌中得到很多乐趣，却并不喜欢雪莱所有明显主流的作品为例，指出主流和小众诗歌之间的区别并不取决于这首诗歌给予个别读者的乐趣多少。他主张，我们应该去研究那些可疑甚至明显次要的作品。“有些书不应被遗忘，没有书不应被铭记。”那些在茨威格的书中找到乐趣的人—必须得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辨别能力，通晓多种语言、有广泛审美品位—并不需要将他的著作和诸如罗斯或者霍夫曼塔尔这类作家的作品比较，就可在他的书中找到极大的乐趣。茨威格所营造的单纯的性压抑氛围，间或夹杂着对都市魅惑的绝妙运用，与他关于征服和微妙沉醉的诗意语言，仍能激起人们的争论。

奥登的结论是：“一些批评家认为，他们有道德义务去揭露一个作者的烂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这个烂作家可能会腐蚀其他作家。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年轻作家会被前辈引向歧途，偏离自己原来的道路，但他更可能被一个好作家而不是坏作家引诱。一个作家越强大、越独特，对于那些次要的、还在寻找自己的作家来说，就越危险。”

但是，作品的整体力量是什么？茨威格的作品处处带着凄惨辛酸被压抑的性欲激情。《昨日的世界》勾勒了一出老维也纳被性伪善笼罩的精巧戏剧（若没有茨威格的记录，这种重现几乎无法完成），详细描绘了有教养的女人穿着的压抑服装（被塞进一个僵硬的鲸骨扎成的黄蜂形状的衣服）、还有让人抓狂的娇弱宠儿—年轻人扭曲地在这个城市“巨大的妓女军团”中寻求性释放，而从“站街女”到“紧闭屋门的大宅里”穿着晚礼服和“露骨内衣”的女士们，这支大军的地位等级安排是非常神秘的。

同时，茨威格的小说也专注于描写纠缠在欲海中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欲望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有时这种激情也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马来狂人》、《月光小巷》），或者是一个人对某个物体（《无形的收集》、《旧书贩亨德尔》）；又或者也许最有启发性的，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欲望（《迷惘》）。疯狂逃亡，或者死亡，通常是这种爱情动态的唯一解决方式。在涉及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爱欲的作品中，男人从没“爱”过。男性角色的任何回应努力，总是不可避免地被他们的粗鲁、卑鄙或者两者共同玷污。事实上，这些恋爱对象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战利品总是视而不见。

通常情况下，茨威格作品中的爱情故事都是由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转述他知道的第三人的故事，而叙述者对真相的反应往往是故事的关键。茨威格的小说最让人信服地处理了获悉别人身陷激情的境况之后产生的道德责任问题。弗洛伊德发现这种与秘密内情的挣扎影响到了茨威格的非虚构作品。“完美的共情、高超的语言表达带给我难得的满足。”弗洛伊德在阅读《三大师》后这样写道：“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当你的文字逐渐抵达主题最私密的本性时，那逐渐累积增加的张力。就像在梦中符号的堆积。”

茨威格在某部小说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几乎是他所有工作的核心：什么是怜悯？他区分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软弱、伤感，“无非反映了心灵迫切渴望摆脱因目睹他人的苦恼而产生的痛苦情绪”；另外一种是“唯一有价值的（怜悯），毫不伤感而且有创造力，知道事实的真相，并且决定在忍耐中最大限度（甚至还超过这些）地坚持。”

尽管茨威格拒绝个人英雄主义，我们还是可以从“创造性怜悯”中发现他本人对高贵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讲述茨威格故事的那些聆听者中，最典型的是《困惑》的讲述者—一个年轻人最终才得知，自己心中那个完美的教授在深爱着自己。故事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困惑”中的教授一直挣扎在（是否）表达自己痛苦欲望的边缘。当最后的告白来临时，两人一起坐在黑暗中，叙述者说：“我感受到那炙热急切的声音，带着战栗和痛苦，把它的故事强加到我身体里，就像一个女人让一个男人进入她体内一样。”像少数其他作家一样，茨威格反复探寻的是这种感受—这种需要带着激情聆听的创造性怜悯，是如何转化聆听者的身份并让其内在变得更深刻的—这构成了一种隐喻层面的女性化。

在给席克勒的同一封信中，茨威格断言自己“只能作为‘结缔组织’才能行动”，他说：“因此，我们是在战壕中间的无人之地占据最徒劳也最危险位置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五

最终，茨威格树立的自杀“楷模”又如何呢—霍夫曼曾评价他的自杀是他最后的不真诚（霍夫曼注意到，自己在阅读茨威格极度克制的遗言时的厌烦和愤怒，即便这样，他还是认为“他并不是真心的……他并不是那么想的”）。如何理解茨威格和绿蒂疲惫和破碎的结局？因为牵挂绿蒂在伦敦的哥嫂？还是他们不断获知的东部前线的大屠杀？或是众多好友的死亡？抑或因为他最崇敬的作家的书纷纷被付之一炬？还是他在巴西缺少用来继续写作的书？因为他那个比写作投入过更多心血的大欧洲计划的破灭？连年在一家又一家旅馆之间混乱无望辗转？以及他自己随着年月增长的身体愈衰弱、绿蒂的疾病也一直未见好转？我们又如何评价这对试图逃离的夫妇的自我毁灭？

一则悠久的米德拉什 传说尝试理解为什么在以撒（Isaac）被献祭之后，撒拉（Sarah）很快就死了—她的死亡如此突然，这两件事实在太难被联系起来。中世纪的注经者拉什总结了所有的阐释，认为当撒拉意识到“她的儿子注定会被屠杀，并且将要罹难时—她的灵魂就已飞走，所以她死了”。即使后来知道她的儿子幸存下来，撒拉已无力重回这个世界，无论是因为生命让人难以忍受的偶然性，还是对这个让父亲在儿子被烧死祭神之前要割断他喉咙的世界进行的抗议。

和米德拉什故事里的撒拉一样，茨威格看到他和生命的契约破碎了。在警察拍摄的现场照片里，丈夫和妻子（他穿着西裤，衬衫和领带，她穿着印花礼服）在他们冰冷的铁床上互相紧贴在一起，让观者心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楷模”，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意愿包容茨威格的“创造性怜悯”。尽管曼对弗里德里克抱怨说，茨威格“将这样的胜利拱手送给撒旦”，但有时候，他人在极度绝望中的行动树立的楷模，无论激起的是同情还是愤怒，都会鞭策那些幸存的人选择不一样的结局。

以下哪种事实更让人失望？艺术家的自传很少能给教堂和小学提供道德教训，还是常年致力于探究其背后的老旧真相，好让我们在失望时发泄自以为是的义愤？连霍夫曼这么伟大的诗人，一听到要和茨威格产生交集，也会小气地拒绝参加莱恩哈特的萨尔茨堡节（Reinhardt's Salzburg Festival）这么盛大的节日。还有托马斯·曼，在面对克劳斯幼稚的热情时表现出如此冷酷的傲慢，以至于最终摧毁了他的自信—曼自己在1915年则公开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第三帝国的诞生送来了佳音，因为这将证明“力量和精神的理想化结合”；克劳斯无与伦比的讽刺才智，和不懈对抗潜在盟友的私人怨愤不谋而合—进一步击碎了维也纳的自由主义环境，而这种环境中假如再加上少许的团结，原本是能够有力抵抗奥地利新兴法西斯力量的。那么，又该如何面对受人爱戴的死者的言行不一和道德缺陷？

最终，茨威格绚烂的一生及他对命运超凡的扭转，富含了与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的洞见—关于我们自己逐渐扩展的难民困境；如何越过一生中两个时代之间的断层线（包括随之产生的那种新崛起力量要全盘抛弃过去，转而追逐新时代的意愿）；如何回应一个受难者的哭号越来越响亮的世界；对安定抑或逃离的渴望—到独自完成自己的工作，完全的舍己助人—以及在一个遍布无从逃避的审查和控制的世界里渴望绝对的自由。鄙视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会使我们陷入遗忘历史教训的危险境地。 YpSaRE90nNo3we/hxnr3FvI8un5BBE3wfUFcG2Ql6dchuI0VWBNqB/dYnv6Rku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