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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许知远
在维也纳， 我同时感到“对世界文化的乡愁”与“没有历史”的焦虑，这两者从来紧密相联。
一
对世界文化的乡愁。
曼德尔施塔姆的名言。我忘记了它的出处，大约总是1910年代的圣彼得堡，或许正是在那个流浪狗咖啡馆。一群俄国青年常聚集于此，他们声称自己是“阿克梅派”，要创造一种美学与思想标准，曼德尔施塔姆是他们的领袖之一。
沿维也纳的环城大道散步时，这句话意外地冒出来。这两座城市颇有些类似。它们都不是自然生长，而是突然被强加来的。彼得大帝最初希望把圣彼得堡变成阿姆斯特丹的复制物，然后让它努力地模仿西欧的风格。维也纳则在19世纪后半叶突然冒出来，歌剧院、议会大厦、帝国图书馆、维也纳大学……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巴洛克的风格交替出现，维也纳就像是一座主题公园，过分用力地想变成豪斯曼的巴黎。
这生硬的模仿令人不安。置身于涅瓦大街时，仍能感到曼德尔施塔姆的意味。几个世纪来，俄罗斯一直生活于西欧的阴影中，它在渴慕与诅咒间摇摆。这刺痛了很多代敏感心灵，你既被他人的文化所滋养，同时又感到隐隐的痛苦，你无法参与其中，只能是旁观者与模仿者。所以，曼德尔施塔姆以更大的雄心来重新理解一切，他要打破边缘与中心的划分，让所有时空都被再度诠释—“我需要奥维德、普希金和卡图卢斯再次出现，我对历史上的奥维德、普希金和卡图卢斯还不满足。”他和同辈人的雄心带来了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
维也纳也曾是边缘者。“它就像19世纪的拉斯维加斯。”一位文化史学家后来评论说。整座城市由当时各种时髦风格堆砌而成，而同时堆砌着的还有这座城市迅速增加的权力、财富与对身份的渴望。
或许是纯粹的幸运，维也纳将文化视作这身份的主要来源，书籍、音乐、哲学变成了世俗性宗教。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是弗洛伊德、马勒、勋伯格、克里姆特、施特劳斯的维也纳，也是维特根斯坦、波普尔的维也纳……时至今日，那股惊人的创造力仍令人惊叹与着迷，它是如何出现的，又是怎样消失的？
今日的维也纳像是一座可爱的博物馆，也是一座完美的精神废墟，时光都停留在历史的某一刻。在它的城市博物馆里，所有展览都停留在1914年之前。似乎从此之后，历史就消失了。
是的，线性的人与事的发生并不构成历史，唯有非凡的创造力、截然不同的思想与情感才意味着历史。比曼德尔施塔姆早七十年的恰达耶夫不就感慨说，俄罗斯没有历史，它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以此来控诉俄国智识生活的停滞。
二
在维也纳，我同时感到“对世界文化的乡愁”与“没有历史”的焦虑，这两者从来紧密相联。
我对于维也纳的最初印象来自茨威格。少年时着迷于他文字中的戏剧性，不管是恋爱中的女人、创作中的大师，还是试图发现世界尽头的冒险家，他赋予他们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感、一种灼人的激情。不过，印象最深的仍是《昨日的世界》。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翻阅几页。但阅读从未超过前200页，也就是1914年大战爆发时。“人们对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的坚定信念，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信仰力量。”茨威格这样描述当时的情绪，他们都相信未来会更繁荣、更自由、更富创造力。让我着迷的是什么？一个骄傲、敏感青年的成长，他成为诗人、周游列国、结交高贵的灵魂，还是维也纳那令人神往的文化氛围—所有人都在谈论某篇文章、期待一幕歌剧，连小酒馆里的小市民也对乐队的演奏不无要求。
如今想来，再没有比“对世界文化的乡愁”更能表达我的朦胧感受了。茨威格的维也纳正是我期待的“世界文化”精神，它高度开放、自由，继承又打破传统，对各种新尝试难以餍足。它也正是我对现实生活的反抗，让我从一个匮乏平庸的生活中逃向一个更丰富的世界。
但我从未了解这个更丰富的世界。那一串闪耀的名字与作品，既让我兴奋，又让我感到困窘，一种旁观者的困窘。
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发生着各种动荡、变革、转型，但所有的事件却没有构成那种“真正的历史”。我们似乎在回应各种外来的潮流—从社会思潮、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到审美标准。这回应让我们慌乱不堪、疲于奔命。
这状况正在改变吗？历史正在向中国倾斜吗？相比于博物馆式的维也纳，北京是一座新的博物馆，杂乱的堆砌正在进行。它正代表财富与权力的新潮流，人人好奇于这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否代表历史的新潮流。而这财富与权力是催生出新的创造力，还是反而腐蚀与摧毁了创造力？你分明感到这潮流的巨大力量，同时感到其中新的封闭性，它过分执着于表达受挫的自尊，失去了开放性与好奇心。这样的潮流可能制造出足够多的喧嚣，却没有真正的创造与影响。
我能感到内心的焦灼。这旁观者之痛，似乎唯有依靠对世界文化更广阔的理解与雄心，才能真正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