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大唐西域记》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历史、地理和考古文献，又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史、民俗史史料，在中外交通方面的记载和文学方面的价值均弥足珍贵。《大唐西域记》以玄奘法师西行求法沿途经历为主线，但其学术和文化影响，已远远超过了玄奘大师个人西行取经的主观目的和直接效果，在中国以及世界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玄奘是我国唐代著名的三藏法师，历史上杰出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中国佛教法相宗创始人。法师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卒于唐高宗德麟元年（664），俗姓陈，名祎，法号玄奘。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陈河村）人。陈家本为儒学世家，乃东汉名臣陈寔之后，其父陈慧隋初曾任江陵县令，大业末年退隐居家，潜心儒学。玄奘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又能饱受家学熏染。后来玄奘因父母丧亡，家道困窘，便跟随其兄长捷法师住净土寺，学习佛经五年。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仅十三的玄奘，即被破格以沙弥的身份录入僧籍，于洛阳剃度出家。其时，他已初露头角，博得大众的钦敬。

隋唐之际，天下大乱，中原战火蔓延，玄奘与二兄长捷为避战乱，西入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同往成都，并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十数年间，他前后遍历陇、蜀、荆、赵诸地，参谒宿老，拜访名师，足迹所至，几及半个中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玄奘再次来到长安，此时他已通究诸部，造诣日深，誉满京师。然而在穷尽各家学说的过程中，玄奘亦深感各派学说纷歧，众师所论不一，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可适从。于是萌发亲游天竺，寻求经典，问惑辨疑之志。贞观三年（629。一说贞观元年）玄奘结约伴侣，向朝廷陈表，誓愿西行求法，可惜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孤身“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经凉州出玉门关西行，越阻涉险，历尽艰难，长途跋涉，到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天竺。贞观十七年（643），玄奘正式东归，经由于阗、楼兰等地而回国，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回到长安。这一西行求法的壮举，前后往返共历十七年，徒步行程五万余里，赍归经像舍利等，凡数百件，其中除佛像及佛舍利一百五十粒之外，共请回佛经梵文原典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

史载玄奘归国后，“道俗奔迎，倾都罢市”，受到朝野隆重欢迎，并为太宗、高宗所钦重，供养于大内，赐号“三藏法师”。太宗助玄奘建长安译经院，诏其主译新经。法师先后于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开建译场，他“专精夙夜，不堕寸阴”，主持译经凡十九年，共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一卷。他摒弃古代译经家以“达意”为原则而信笔直译之译法，提倡忠于原典、逐字翻译之译经新规，被誉为“新译”，对后世译者影响甚大。译出之主要经典有：《大般若经》六百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俱舍论》、《成唯识论》及《摄大乘论》等。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的重要佛学经典，经玄奘译介，得以悉数传至中华。

在唐太宗的勉励敦促下，玄奘又将西行求法之所见所闻，撰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经弟子辩机编次润饰，于归国的次年，即贞观二十年（646）进上。为我们留下了这部在佛教史及古代西域、印度、中亚、南亚之史地、文化上均富极高价值之巨著。

《大唐西域记》全书十二卷，共十余万字，书前冠以唐秘书著作佐郎敬播、尚书左仆射于志宁所撰两序。正文记载玄奘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城邦（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包括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地的情况。书中各国的排列，基本上以行程先后为序：卷一所述从阿耆尼国到迦毕试国，即从中国新疆经中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抵达阿富汗，是玄奘到达印度前三十四国及相关地区的记录；卷二之首为印度总述，并记载了从滥波国到健驮罗国三国，即从阿富汗进入北印度；卷三至卷十一所述从乌仗那国至伐剌拿国，包括北、中、东、南、西五印度七十九国及传闻（其中摩揭陁一国情况占去卷八、卷九两整卷的篇幅，这是因为摩揭陁国那烂陀寺乃是当时全印度的文化中心，是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玄奘在那烂陀寺留学长达五年）；卷十二所述从漕矩吒国至瞿萨旦那国等，即玄奘返国途中经行的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二十二国概况。该书内容异常丰富，书中对各国的记述繁简不一，通常包括国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历时计算法、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内容。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记事谨严有据，行文简洁流畅。正如玄奘在奏进表中所云：“所闻所履百有二十八国。窃以章彦之所践藉，空陈广袤；夸父之所凌厉，无述土风；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加上编次润饰者辩机学精内外典，文笔优美，更使全书增色不少。

《大唐西域记》面世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较早传本为新疆吐峪沟石窟出土唐写本《大唐西域记》残卷。该本抄写于唐贞观二十年（646），系最早传入吐鲁番的《大唐西域记》写本，现藏吐鲁番地区博物馆。另外，敦煌遗书中亦有数种残卷，分别为：S.2659va（卷一）、P.3814（卷二）、S.0958（卷三）。可见当时流传之广泛。后来又被收入佛藏，主要刊刻本有北宋福州本残卷、金赵城藏本残卷（以上两种连同敦煌本残卷见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1981年版），另有收入《资福藏》、《高丽藏》、《碛砂藏》、《洪武南藏》、《龙藏》、《卍正藏》、《大正藏》等藏经的历代刊本。而点校整理本又以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巽点校本《大唐西域记》、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最为精审。19世纪以来，《大唐西域记》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德等国文字，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该书的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学问。

这次《大唐西域记》作为中华书局“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丛书之一出版，译者选择迄今校勘最为精审的季羡林先生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为工作底本，同时参考前贤时彦的一些研究成果，在个别文字及断句标点上略有改动。译文力求晓畅通达。以直译为主，直译不顺畅之处适当加以意译。译文中不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界方家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董志翘

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