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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的交流并不多，属于父子间的活动也就那么几次。1946年他带我去过一次芬威公园，花了55美分坐在中心看台观看红袜队比赛。那还是球星泰德·威廉斯（Ted Williams）、鲍比·多尔（Bobby Doerr）和多姆·迪马吉奥（Dom DiMaggio）的时代。有一次父亲还教我开车，耐心之极令我惊讶万分。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17年，父子间仅有一次认真的交谈。那次他向我解释了自己失去店铺的原因，完全不同于母亲口中的版本。他从没向我讲述过他的童年、所受的教育、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理想和对孩子的期许。
少年时代我的脑海中常浮现出这样的幻境：我和父亲一边散步，一边亲密、坦诚而深入地交谈着某些重要话题。背景往往是一派田园风光：有草地，有树林，都是现实中我们未曾涉足之地。年过半百后，这些幻境变成了我的噩梦，令我半夜惊醒，冷汗涔涔。我无法原谅自己在父亲生前跟他交流太少，对他了解太少。
我为什么从不打听父亲的人生经历？答案很简单，我认为父亲对我并不上心，我觉得自己总令他失望。“为什么你不能像某某一样？”他总是谈论某个孩子打三份工并兼职送报，还从不落下一堂小提琴课。“为什么你总是把精力浪费在棒球和篮球上？”那时的犹太父母都认为，无益于学业又没有金钱回报的活动通通是浪费时间。好孩子都应该努力工作，为家里挣钱；努力学习，成为尖子生；努力练琴，成为亚莎·海菲兹
。
从更深一层来看，我不跟父亲交流是因为对他心存畏惧，害怕面对那张随时会勃然大怒的阴郁冷脸。他怒气冲天的样子比任何人都可怕。多年以后，当看到演员李·科布（Lee J.Cobb）在电影《十二怒汉》（
Twelve Angry Men
）中双拳紧握、怒火中烧的模样时，我惊呼：“天哪——跟我父亲一模一样！”虽然父亲并没打过我，但他经常向我挥拳头，那架势仿佛拳头立马就要落下来。我犯一点小错他都会暴怒不已，用意第绪语
吼道：“我要把你揍得满地找牙！”他是家里专门唱黑脸的。
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外面打棒球。正玩得起劲，忽然发现上课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于是我决定继续打球，然后跟小伙伴们玩到放学时间再回家。不幸的是，学校打电话到家里问我在哪里，事情败露了。父亲放下电话便大怒，一拳砸在桌子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嫌我们不够心烦吗？”
“但是爸爸，其他孩子都……”
“我才不管其他孩子。你是你，他们是他们。再说他们怎么样关我屁事。再有下次，小心我揭了你的皮！”
从父亲的失望和愤怒中，我思忖他并不看重我，我甚至没法确定他是否爱我。
不久以后，也就是我15岁那年的一天夜晚，我出现了脑震荡的症状。当天的一场篮球比赛中，我抢篮板球时被对方一位球员的胳膊打中头顶——那是他的秘密武器。我昏迷了足足有半分钟，清醒后在长凳上坐了约五分钟，感觉好一些了，于是又上场继续打比赛。半夜我被自己的呻吟声惊醒，感到头疼欲裂。睡在同一间屋的哥哥急忙去叫醒父母。当我想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时，却发现自己口齿不清。我脑子很清醒，但口中发出的却是毫无意义的声音，像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很怪异。但我并不害怕，因为自己脑子并不糊涂。可父母脸上痛苦而恐惧的表情吓坏我了。
父亲转向母亲，用悲痛的语调说道：“我们失去儿子了。”
为了平复他们的恐惧，我凝神静气，使出吃奶的劲儿叫道：“无无无无无无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我想告诉他们“我没事”。没有比这更让人安心的了。好在几小时后，失语症状慢慢消失了。我将事情的原委讲给他们听，立刻被他们数落：“被球砸昏了还继续比赛，你怎么这么蠢？”多年后，每每回忆起童年时代，思量着父亲是否爱我时，记忆中他悲痛的声音“我们失去儿子了”就会在脑海中清晰地重现，总会令我安心。然而若要如此费力才能找出父亲爱我关心我的证据，恰恰充分说明我对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感到不安。
1949年我上高一时，父亲被诊断患了侵袭性白血病。有一天他突然说，自己日渐消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去看医生，三个月后他就去世了。父亲只活到47岁。在死亡临近的日子里，我越发渴望跟他交谈，从他那里学到人生经验和教训。好多事情我都想知道，尤其想听听父亲自己的故事——他的个人历史。
然而，虽然知道父亲不久于人世，我仍未能跟他好好说说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他提问，怕他不耐烦或生气。以前父亲总是为生计担忧，如今又在为死亡将至担忧，其实他根本无暇顾及聊天时冲我发火这档子事。可我当时却没想明白这些道理，虽然满肚子问题，却依然被动地坐在那里，找出各种借口阻止自己向父亲发问。我对自己说：父亲身体健康时，我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向他问东问西，现在他病了，我怎么可能去打探他的想法和心愿呢？
每天晚上我开车送母亲去探视父亲，跟着母亲走进病房，向父亲问好，然后就无话可说了。因为感觉有些尴尬，也为了给他们独处的时间，我总是移步到窗口，待在那儿观赏外面的风景。临终前的某天晚上，父亲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无法好转，便对母亲敞开了心扉。当时他并未在意我也在场。父亲向母亲表示抱歉，自己走得太早，丢下了一个既无银行存款又无经济来源的家，尤其抱歉让孩子们生活得如此拮据。父亲并不特别担心“宝宝”，也就是11岁的女儿葆拉，认为她总能找到可靠的丈夫。他当然也不担心“大儿子”，已经上大学的贾森被父亲称为“一个能干的人”。可是他对母亲说，他很担心“小儿子”，认为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督促，我不会有大出息。父亲的言辞刺痛了我，但当时我对这样的评价并无异议。
10年后，朋友们为我举办了一场欢送会。那时的我婚姻美满，刚刚拿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准备启程赴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那天我喝多了，醉醺醺地走到门外。美丽的夜晚星光璀璨，我仰望星空泣不成声。我告诉父亲，他可以安息了，儿子今天的成就远远超乎他的想象。这番举动颇为奇怪，可见我当时肯定醉得厉害。平素我不信来世，更别说和死者交流。但我渴望让父亲知道，他的“小儿子”总算走上了一条有可能通往成功之巅的道路。
哲学家萨特说过，从我们脱离母亲子宫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命中注定”要追求自由。要不是自由那般沉重，我们不惜为了它在苦难和失去中付出代价，他又怎会用“命中注定”这个词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并不是自由之身。人们通常要等到步入中年后父亲已经去世了才能享受到无拘无束的滋味。然而17岁时，我的自由就降临了。失去父亲固然悲伤无望，但不用面对父亲的厌恶、失望和怒意，令我霎时感到解脱。然而这种不期而遇的轻松感又激发出强烈的罪恶感和困惑感——父亲去世我不该感觉解脱了。多年以后我慢慢理解了那些复杂的心绪，心底的阴影总算消散了。
然而长大成人后，我总是遗憾未能对父亲有更多的了解。有时我在想，如果他活到耄耋之年，看到不长进的儿子总算有所成就，是否最终会以我为傲，跟我说他的心里话，讲述他的人生故事呢？但也许正是因为父亲的死令我得以解脱，最终才得以成为他认定我无法企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