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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1954年，在布兰迪斯大学念大四的我聆听了杰出核物理学家莱奥·齐拉特（Leo Szilard）的一场讲座。齐拉特回忆起自己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柏林大学时，慢慢意识到希特勒德国已容不下犹太人。于是有一天，他拎了一个小手提箱，跳上火车，逃出了德国。他走的那一天，火车车厢里空空荡荡的，但第二天的车厢便人满为患，而且刚开到边境就被迫掉转车头。齐拉特的故事寓意深远：“你不必聪明绝顶——只要比一般人聪明一点点就行。”在他的故事里，“聪明一点点”体现在比其他人提前一天逃走。
比别人聪明一点的确很重要，除此之外，我认为你还得特别幸运。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的脑海中常常浮现出齐拉特的故事。作为心理学家，我十分清楚，记忆并不是一位完美的历史学家，它倾向于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叙述历史。我写自传是想记录真实的一生，但什么才是真实呢？
依我之见，写自传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把所有好运都归功于自己的不凡：“正因为我十分聪明，才被某某名校录取，并娶到了好女人；能跟某某教授学习，继而进入全国领先的研究生院读书；之后有机会给某某知名学者当助理，最后明智地接受了那份理想的工作。”第二种方式是认定凡事取决于命运的安排：“天哪，我太幸运了。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我都碰巧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这两种写作路径都没错。就我而言，大部分降临到我身上的好运，恰好是因为我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选择了正确的职业、找到了合适的人生伴侣、结交了有益的朋友和同行。同时我也十分善于把握机会。
我这一生里，职业奋斗和个人成长交织得密不可分。我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猎巫运动、人权运动、性解放运动、“要做爱，不要作战”反战运动、女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和新右派运动。虽然有时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但这些事件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特别欣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赞赏其为消除人际障碍所做的努力。但这一理念在提倡“尊重自我界线”的80年代销声匿迹了。
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我积极公开地投身于人权运动以及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并积极推动住房公平法规的出台，我曾因此遭到死亡威胁，并被指责为“黑鬼情人”。在加州圣克鲁兹，我因维护阿瑟·詹森
的言论自由权而遭到抗议，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詹森认为不同种族之间存在天生的智商差异，这一观点言之有理但备受争议。
社会心理学，一门研究环境、代际群体、文化、理念以及政策方针如何浸淫个体并影响其行动的学科，已经融入我的人生。它加深了我对周围人与事的理解，包括我自己、我的家庭和我所处的时代。我想知道，缺乏父爱的男人是否能成为一位好父亲。传统的心理学观点强调遗传或儿时经历的影响——不管你乐不乐意，你会成为跟自己父亲一样的人。相反，社会心理学试图弄清楚其他因素对你的影响，例如同辈群体、你自己的经历，以及你如何解释它们。
14岁的我已是十分出色的棒球选手、冠军球队的一员。可是虽然有些周末的比赛在离家很近的球场举行，父亲却一次也没来观战。他酷爱棒球，但还没爱到想看我比赛的程度。那时我并不在意，因为其他孩子的父亲也很少来为他们呐喊助威。然而当我也成为一位父亲之后，我却异常渴望观看自己孩子的比赛。这种心情也唤起我心底的一份渴望。我第一次意识到，其实自己小时候十分盼望父亲能来观战一两次，那样自己和他都会非常开心。
不过这份失落感只会在回忆时产生。潜心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我学会了用新的视角看问题，减轻了常人会有的冲动——将今昔的感受混为一谈。由此我不再因父亲当年的缺席而耿耿于怀。
所以我很想知道，人生有多少是由运气，即偶然的机遇决定的？有多少是由遗传决定的？又有多少是我们自己把握机会获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13岁，第一次听说纳粹大屠杀。我从新闻短片中看到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的犹太人，他们瘦骨嶙峋的形象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想，若不是勇敢而富于冒险精神的祖辈在19世纪末移民美国，我恐怕也会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说不定会死在集中营里。一想到这些，我的胃里不禁翻江倒海，内心对有胆识出来闯荡的祖辈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作为犹太人的我能幸存下来，倍感庆幸。但一个人仅靠运气还远远不够，见识也十分重要，它代表抓住机遇的能力。比如，我母亲与那个时代大多数犹太母亲一样，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但看我缺乏当医生的聪明脑瓜和内在动力，她就转而将第二个梦想强加于我：自己当不成有钱人，就跟有钱人结婚，尤其是跟芭芭拉缔结秦晋之好。芭芭拉是我第一位大学女友，她父亲经营着不止一家廉价商店。母亲为自己勾画的美好前景兴奋不已，根本就是她在跟芭芭拉谈恋爱，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在跟芭芭拉老爸的商店谈恋爱。“他会送给你一家店的！”她不断在我耳边唠叨。
那时我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跟芭芭拉结婚有多愚蠢（仅仅是为了拥有自己的廉价商店），但直觉告诉我不能和她结婚。那种直觉从何而来？是什么让人决然选择某条人生道路而不做他想？
再看我的求学机遇。作为学生，我遇到过三位导师：在布兰迪斯大学念本科时的导师是亚伯拉罕·马斯洛
，在卫斯理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是戴维·麦克莱兰
，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时是利昂·费斯廷格
。在20世纪100位最杰出心理学家的排行榜上，他们三位都位列前15位。
如果单凭运气，一位学生能和三位如此优秀的导师共事的概率是极小的。我去布兰迪斯大学念书并非冲着马斯洛，而是因为当时只有布兰迪斯给我提供奖学金。走进马斯洛的课堂与他相识也纯属偶然。去卫斯理读研也是最后一刻才决定的，因为当时我临近毕业，却不知何去何从。去卫斯理之前根本没听说过麦克莱兰。当然，我也不是奔着费斯廷格去斯坦福的。事实上，在斯坦福的第一年我都对他避之不及。运气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怎样把握好一系列的机遇呢？
机遇明显偏爱我，但我同时爱上社会心理学和人类潜能开发并非偶然。我欣赏一种观点：人格和能力并非一成不变。我们的能力固然受遗传所限（我不可能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也不可能拥有迈克尔·乔丹的运动天赋），但社会心理学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人们不受遗传和儿时不愉快经历的束缚。好实施补救措施的临床心理学会说：“你儿时受过伤害，我们可以采取一点点补救措施。”讲求改变的社会心理学则会说：“好吧，你有个糟糕的童年，让我们帮你改变环境，改变你的动机，给你一个新的机会，让你战胜自我，改变自暴自弃的态度和偏见。”
人们能够成长并提升自我，这一理念着实令我兴奋。18岁时的我，性格腼腆，资质平平，在既不富裕又缺乏教养的家庭中长大，后来却靠着奋斗超越了自我，接受了高等教育，寻找到出色的导师，点燃了生命之火。
母亲想让我以婚姻换廉价商店店主身份的做法固然有错，但我们家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悲惨经历和身边诸多事例都令她不得不如此谨慎行事。刚进大学那会儿，我算不上前途看好的大学生，身上觅不到任何成功人士的痕迹。但假如我真的跟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经营着自己毫无兴趣的小店铺，那么无论作为丈夫还是商人，我都是个失败者。但母亲怎会料到，不久之后我就找寻到令自己倾心不已也为之贡献良多的学术领域？她又怎会料到，在芭芭拉之后我会遇到一位十分出色的女性，并与她琴瑟和谐地共度了55个春秋？
吸引我的两个心理学类别都源自美国——以严谨著称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和比较随性的会心团体，这也并非偶然。早在1835年，才华横溢的法国历史学家、美国社会的观察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就在其传世名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写道：“他们一致相信，人生可以达到至善。他们断言，知识的传播必然产生有益的结果，无知将导致可悲的致命的后果。他们把社会视为一个不断进步的机体，把人生视为一幅不断变化的图画，其中没有什么是永久不变或应当永久不变的。今天看来很好的事物，明天就可能被更好的取而代之。”这是典型的美国信念，笃信改变和自我完善的力量，相信工人的儿子可以成为教授，人们能够克服根深蒂固的偏见，现实并非一成不变。这一信念不但成为我研究的重心，也主宰了我的人生。
50年的执教生涯里，我一直设法将以上理念传达给学生。为人师表之初我就意识到，这是自己所能赠予他们的最珍贵礼物。学生们不断自问：
“我是谁？”我则引导他们将这一问题重新建构成：“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旦找到答案并心想事成，他们一定也会体会到，理想的实现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