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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而这两者永远彼此相敌，使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圣徒保罗
激情为辔，理性为轭。
——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这辈子第一次骑马，是在1991年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国家公园旅游时。小时候我骑过马，但当时有一名少年用短绳牵着马走，这回是我第一次自己骑马，没人用绳子拉。我并非单独骑马，同行的还有8个人，其中一位还是国家公园的管理员，所以这趟路骑来并不算太难。不过，路上一度出现惊险状况。我们是两两并排沿着陡峭的山边往前骑。我的马走外侧，离山崖边大约一米左右。后来，山路突然向左急转，我骑的马却一直朝山崖边走。我整个人都吓僵了，心里知道必须叫马左转，但左边还有另一匹马，我不希望撞到它。当时我应该大声呼救或惊声尖叫“小心”，但脑中却有另一个声音在怂恿自己：何不冒险走到山崖边，看看自己会做出什么蠢事。最后我便杵在那里。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其实什么都没做，而后我骑的马和我左边的马便镇定地左转继续往前走。
惊魂甫定，我不禁嘲笑起自己先前那莫名的恐惧。我骑的那匹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条路它已经走过数百回，它比我更不想跌下山崖。它其实并不需要我的指挥，事实上，有时候我想对它发号施令，它似乎还不太理我。我之所以会对马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过去10年我都是开车，而不是骑马。开车时，除非你给汽车输入停止的指令，否则它便会一路冲过山崖。
人类需要用比喻来思考。我们对新事物或复杂事物的理解，是借助于已知的事物与前者间的关联。譬如，一般来说，我们很难用空泛的角度思考人生，但如果用“人生有如一段旅程”这样的比喻，我们就能得出一些结论：走这段旅程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地形，选好方向，找几位好旅伴，如此才能好好享受这段旅程，因为走到旅途的尽头，可能什么都没有。同样，我们也很难思考何谓“心理”，但是一旦我们找到适当的比喻，顿时就会豁然开朗。翻开历史，人类一直和动物生活在一起，也一直想操控动物，于是，古代人便拿动物来做种种比喻。例如，佛陀便将人的“心理”比喻为野生大象：
我此过去心——任意随所欲，随爱好游行。我今悉调伏，如象师持钩，（制御）泌液象。
柏拉图也用过类似的比喻。他把自我“心灵”（soul）比喻成一辆马车，而由“心理”的冷静、理性的那一面来驾驭马车，柏拉图的马夫必须驾驭两匹马：
右边这匹马气宇轩昂，体形挺拔强健，脖子长又直，鼻子有贵相……这匹马很自爱，也知谦虚自制；重视荣誉感，所以无须鞭打，只要下口令即可。但另一匹马却四肢弯曲，关节粗大……动作粗野无礼，耳朵四周毛发杂乱，聋得像根柱子似的，只有用马鞭抽它，用马刺刺它，才能让它就范。
柏拉图认为，人类的某些情绪及热情是好的（比如荣誉感），因为它们可以将自我导向正途；有些情绪却是有害的（比如欲望及贪念）。柏拉图式的教育目标旨在帮助马夫，让他得以完全驯服这两匹马。2300年以后，弗洛伊德提出相关的模型。他指出，人格分成三个部分：自我（ego，即有意识、理性的自我）、超我（superego，即道德良心，有时会过于拘泥于社会规范）以及本我（id，即享乐的欲望，各种欲望，总想及时行乐）。每每我讲课说到弗洛伊德时，我就会以马和马车来比喻人的心理，马车夫（自我）为了驾驭饥饿、贪婪又不听话的马儿（本我），总得经过一场激烈奋战。同时，马车夫那坐在后座的父亲（超我）却还一路对他说教。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强化自我，让自我能更好地控制本我，并摆脱超我的束缚。
在弗洛伊德、柏拉图和释迦牟尼的时代，生活中有许多驯化后的动物。人类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有办法将个人意志施加在这些身形庞大的动物身上，个中艰苦，他们知之甚详。然而进入20世纪后，汽车逐渐取代马，科技的进步也让人类对外在世界获得了更大的控制力。所以现代人在寻找比喻时，开始把心理比喻为汽车驾驶，或是驱动电脑的程序。而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些潜意识，早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于是现代人只研究思考及决策机制。近3/4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家就是朝这样的方向在迈进：社会心理学家们创造出“信息加工理论”（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用来解释所有从偏见到友谊等种种人类生活形态；经济学家创造出“理性选择模式”（rational choice models），用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原因。所有社会科学口径一致地主张：人类是理性的个体，会利用手边所能掌握到的信息及资源，恰当地设定目标，达成目标。
然而，为什么人类还是会控制不了自己，老是做出自知会对自己不利的事呢？就以我自己为例，面对菜单上出现的甜点我绝不会动心，但看到放在桌上的甜点我却无法抗拒。我能下定决心，在手边工作完成前绝不起身离座，但是我却发现自己会跑进厨房，或一再借故拖延，无法专心做事。我也可以下决心，一定要在清晨6点起床写作，但等我关掉闹钟之后，我对自己所下的起床指令最后还是失效。
我可以体会为何柏拉图会把不乖的马形容成“聋得像根柱子似的”。面对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决定，我真的开始对有些事感到无力。我明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甚至也告诉朋友我会这么做，但我自己却隐约知道我不会这么做。罪恶感、贪欲或恐惧通常会战胜理智。（相反地，类似情况发生在朋友身上时，我就会讲出一番大道理，告诉他们怎么做才对。）对我上面这样的处境，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有一段非常传神的描述。在《变形记》（Metamorphoses）里，女主角美狄亚夹在自己对杰森的爱与对父亲的责任之间，左右为难，痛苦万分。她哀叹道：
一股奇妙的力量牵引着我向前。情欲及理性各自朝不同的方向拉扯着我。我很清楚哪一条是正确的路，心里也很认同，但我却踏上错误的路。
现代的理性选择理论及信息加工理论并不足以解释人类意志的软弱。古代人驾驭动物的比喻则十分有用。当我在思考自己为何老是那么软弱时，我联想到的自我形象就是我是一个骑在大象背上的人。我手里握着缰绳，只要动动缰绳，我就可以指挥大象转弯、停止或往前走。不过，只有在大象没有它自己的欲望时，我才指挥得了大象。一旦大象真的想做什么，我就根本斗不过它。
10年来，我都以这种比喻来引导自己思考。动手写这本书时，我认为坐在象背上的骑象人的形象很适合用在第1章——分裂的自我。最后我发现，这个比喻其实适用于本书每一章。
想了解心理学最重要的概念，就得先了解人类的“心理”究竟分成几个部分，不同的部分为什么还会互相冲突。我们认为，每副躯体里都住着一个人，但从某些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像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为了执行工作硬被凑在一起运作的，所以总是发现彼此意见相左，各行其是。对人的“心理”的划分有四种方式，分别是心灵和身体、左脑和右脑、理性和感性、控制化和自动化。第四种最重要，因为它最符合骑象人及大象的比喻，不过前面三种划分方式也能解释我们在面对诱惑、软弱及内在冲突时的一些体验。
法国哲学家蒙田指出，身体每个部位都有它自己的情绪及主张。阴茎的独立性最让他迷惑：
大家都注意到那“玩意儿”有多么放肆、不听指挥，我们不想要它勃起，它就自顾自地勃起；但最需要它表现时，它却又时机不当地让我们泄气。它根本就是气焰高涨地在和我们的意志争夺主控权。
蒙田也提到，我们的脸部表情如何泄露了我们内心的秘密；我们的毛发竖起、心跳加速、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肠和肛门括约肌的扩张或收缩，都不受我们控制，甚至我们不要它们扩张或收缩，它们还会唱反调。现在我们了解，某些生理反应是由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引起。自主神经系统掌控我们身体的器官和腺体，完全自主，不受意志控制。不过，蒙田所列的最后一项——肠，则反映出第二个脑的运作。我们的肠是由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排列而成，该神经网络包含一亿多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处理消化作用和从食物摄取营养的所有运算。这个肠脑犹如一个区域行政中心，负责处理不需头脑处理的运作。你可能会以为肠脑会接收到头脑发出的指令，并依指令行事。事实上，肠脑拥有高度自主权，即便连接它和头脑之间的迷走神经断裂，肠脑仍可照常运作。
肠脑在许多方面都显现出独立性：当它“决定”要排便时，它就会制造出刺激肠子蠕动的症状。当它侦测到肠道受感染时，它就会引发脑部产生焦虑感，让你在生病时行为更谨慎。对所有会影响到其主要神经传导系统的物质，像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和血清素（serotomin），肠脑都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应。改善头脑的运作，也会直接干扰到肠脑的运作。肠脑的独立性，加上生殖器变硬变软的自主性，可能就此形成了古老的印度理论——腹部分成三个“轮”（chakras），这些能量中心分别对应着结肠／肛门、性器官和肠。甚至有一说，肠轮是一些如预感及直觉，也就是一些来自心理以外想法的来源之处。当圣徒保罗在哀叹情欲和圣灵之战时，其言下之意必然与蒙田体验到的挫折及心理划分相符合。
第二种划分方式则是外科医生乔·伯根（Joe Bogen）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病人做脑手术时意外发现的。他做这项手术的理由非常正当：为了帮助生活饱受经常性及严重的癫痫发作之苦的病人。人脑有两个大脑半球，连接左右两大半脑的神经纤维称做胼胝体（corpus callosum）。癫痫发作时，都是从脑部某个点扩散到附近的脑细胞组织。一旦癫痫发作跨越胼胝体，就会扩散到整个脑部，导致病人失去意识、跌倒，还会不受控制地抽动身体。就如同军事将领把桥炸掉以阻挡敌军过桥，伯根医生希望借着切断胼胝体来阻止癫痫发作的扩散。
乍看之下，动这种手术简直就是疯了，因为胼胝体是人体最大的神经纤维，它必然具有重要功能。事实也是如此，它是左右两个大脑半球之间沟通和协调的桥梁。然而，我们从动物实验的研究发现，这项脑手术进行几周之后，动物大致都恢复正常。所以，伯根决定冒险为病人开刀，结果成功了。病人癫痫发作次数在手术后大幅减少。
不过，这项手术真的不会让病人丧失任何功能吗？为了找出答案，手术小组外聘了年轻的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
，由他来研究这项分裂脑部手术产生的后遗症。加扎尼加充分利用“人脑分左右大脑半球来处理外在信息”这个事实来展开这次的研究。左半球接收来自人体右半边的信息（即左半球接受来自右手、右脚和右耳的神经传导），并发出命令以移动右手右脚。在这方面，右半球与左半球呈镜像对比，即右半球接收来自人体左侧的信息，并控制左侧身体的动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所有脊椎动物的信息接收都是左右交叉传递，但事实就是如此。不过在其他方面，左右大脑则是各司其职。左半球专司语言处理及分析，也比较善于观察细微之处。右半球则比较善于处理立体图形，包括最重要的立体图形——脸。（那个普遍且过于简化的观念——艺术家属于“右脑发达者”，科学家属于“左脑发达者”即源于此。）
加扎尼加利用大脑的分工来观察信息如何分别流向大脑左右半球。他要病人注视着屏幕上的某个点，然后让某个词或某物体的图片快速出现在这个点的右边或左边，闪现的速度快到病人连移动视线的时间都来不及。如果这个点的右边闪过一张帽子的图片，这个影像就会落在视网膜的左半边上（在影像通过角膜并颠倒后），之后视网膜会将这个神经信息送回到左半球的视觉处理区。
加扎尼加接着会问病人：“你看到了什么？”因为左半球拥有完整的语言能力，所以这位病人会立即轻松地答道：“一顶帽子。”如果帽子的影像是闪在这个点的左边，那么这个信息就只会被送回到非掌管语言的右大脑半球。此时，加扎尼加问病人“你看到了什么”，病人就会回答：“什么都没看到。”不过，当加扎尼加要病人用左手从一张有好几个图像的卡片中指出正确的图像时，病人却会指这顶帽子。虽然右半球确实看到了这顶帽子，但它却无法用语言回答，因为它没有拿到进入左半球语言中枢的通行证。这就像是有另一种独立的智慧被困在右半球，而唯一的输出装置就是左手。
在加扎尼加对左右半球闪现不同图片后，情况变得更为“诡异”。有一次，加扎尼加对右半球闪现一张鸡爪图片，对左半球则闪示一张一个屋子和一辆车子埋在雪堆中的图片。接着，加扎尼加拿出一堆图片摆在这名病人面前，要他指出哪一张图片和他之前看到的图片可以“配得起来”。病人的右手指着一张鸡的图片（这张和左半球之前看到的鸡爪有关），但他的左手却指着一张铲子的图片（这张图片和右半球所看到的雪景有关联）。当加扎尼加要病人解释他自己的反应时，他不是回答“我不清楚为什么我的左手会指铲子”，而是左大脑半球立即编出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这位病人毫不犹豫地说：“啊！简单。鸡脚配鸡，所以你需要一把铲子来清理鸡舍。”
这种动不动就杜撰各种理由来解释自己行为的病症被称为“虚构症”（confabulation）。动过裂脑手术的病人以及其他脑部受过伤的病人都常表现出“虚构症”的症状，加扎尼加称左脑的语言中枢为大脑的诠释模块，它的作用是针对自我所做的一切，马上做出评论，即使它根本无从得知“自我行为”的真正原因或动机，也还是会做出反应。举例来说，如果对右半球闪现“走”这个字，病人可能就会站起来走掉。不过问他为何站起来，他也许会回答：“我要去拿可乐。”左脑的语言中枢非常擅长编出各种解释，但却不知道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
科学领域甚至还有更怪异的发现。有些做过裂脑手术，或胼胝体受过伤的病人，其大脑右半球似乎会跟左半球作对，形成一种名为“异手综合征”（alien hand syndrome）的症状。有异手综合征的病人，有一只手——通常是左手，会按照它自己的意志做出反应，似乎自有主张。这只手可能会拿起正在响铃的话筒，但却拒绝将话筒交给另一只手或放在耳边。这只手会拒绝主人做的选择。例如，它会把另一只手刚从衣架上取下的衬衫挂回去。它会抓住另一只手的手腕，阻止主人执行自己的计划。有时，这只手真的会抓住主人的脖子，想把主人勒死。
以上出现的这些戏剧化的心理分歧现象，都是因罕见的裂脑手术造成的。正常人并非如此。不过，裂脑研究对心理学而言相当重要，因为它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显示出：人的心理是由独立运作的部分联合组成的，有时候，它们意见相左、各行其是。裂脑研究对本书也很重要，因为它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告诉我们，在这些模块中有一组很擅长为我们的行为编出各种颇具说服力的解释，即使它对导致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一无所知。加扎尼加的“诠释模块”本质上就是骑象人。本书的后几章会告诉你骑象人是如何胡诌下去的。
如果你住的是郊区房子，那么你的房子可能刚盖好不到一年，房子内的房间则是建筑师为满足住户需要而规划设计的。我住的那条街上的房子都是1900年左右盖的，房子盖好后，房主就把房子延伸到后院。阳台加盖不说，还用围墙围起来，然后跟厨房连在一起。这些加盖部分的楼上还盖了好几个卧室，卧室后来还加盖了浴室。
脊椎动物的大脑也出现过类似的“加盖”现象，只不过加盖的方向是向前，不是向后。脊椎动物的大脑原先只有三个房间，也就是三大团神经元：后脑（跟脊柱相联结）、中脑以及前脑（跟动物前半部感觉器官相联结）。一段时间过后，脊椎动物进化出更复杂的身体构造及行为，大脑也不断地向前扩大，脱离脊柱，其中又以前脑的扩张最为明显。最早期哺乳动物的前脑已发展出新的外壳，这个外壳包括有下丘脑（hypothalamus，专司协调基本冲动及动机）、海马（hippocampus，专司记忆）以及杏仁核（amygdala，专司情绪学习及反应）。有时候我们称这些组织为“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因为这些组织将大脑其他部分包裹起来，形成一道边界。
随着哺乳动物的体型越来越大，行为也越来越趋向于变化（恐龙灭绝后），大脑改造仍持续进行。社会化行为比较高的哺乳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其大脑则发展出一层新的神经组织，这层新的神经组织绕着边缘系统一路延展。这个新的大脑皮层前半部特别有趣，因为它有一部分似乎并未专司特定任务（如移动手指或处理声音）。相反，它是用来制造新的联结，以用于思考、计划及决策——即让有机体摆脱只能针对眼前情况做出反应的命运，以便进行更复杂的运作。
额叶皮层（frontal cortex）
的出现似乎可以解释我们现在所体验到的心理分歧。或许，额叶皮层乃理性之所在——它是柏拉图所说的马车夫，是圣保罗所称的圣灵。额叶皮层已从原始的边缘系统——柏拉图口中的劣马、圣保罗所称的情欲的手中拿下控制权。我们可以称这种解释为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故事，因为普罗米修斯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角色从众神手中偷了火种，然后把火种交给人类。依据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故事，人类祖先的行为原本受原始情欲及边缘系统的冲动所主宰，一直到他们收到天神所赐予的理性时——这理性就安装在新长出来的新大脑皮层上，人类才终于摆脱了本能的控制。
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故事听来颇让人心动，它使人类的地位高于其他动物，而人类之所以优于其他动物，就是因为人类有理性。同时，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注意到，人类还不是神——理性之火对人类来说还是个新玩意儿，人类尚未完全掌握理性的运用。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故事，也相当符合我们对边缘系统及额叶皮层的一些重要的早期研究结果。例如，当下丘脑部分区域直接受到细小电流的刺激时，老鼠、猫等其他哺乳动物会变得贪吃、狼吞虎咽或性欲高涨，由此我们可看出，边缘系统隐藏着许多基本的动物本能。相反，当人的额叶皮层受到伤害时，人的性欲及攻击行为有时会明显增强，因为额叶皮层是压抑或抑制冲动反应的要害。
弗吉尼亚大学附属医院最近就出现一个类似的病例。一位40多岁的男老师突然开始跑去找妓女，逛儿童色情网站，还对年轻女孩子提出猥亵要求。他很快就遭到警察逮捕，被判猥亵儿童罪。被判刑的前一天，他头痛欲裂，便跑到急诊室挂急诊，之前他还一时兴起想强暴他的房东太太（他太太早在几个月前就将他赶出家门）。他在跟医生说话的时候，居然还问经过的护士想不想跟他睡觉。医生扫描过他的脑部后发现，他的额叶皮层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严重压迫脑部其他部位，让他的额叶皮层无法发挥原有功能——抑制不当行为及思考可能后果。动过肿瘤手术后，他这种性欲过度的行为消失了，但是第二年，他的脑部又长出一颗肿瘤，于是同样的症状又出现了，直到又动了手术拿掉肿瘤之后，他性欲过度的症状才再度消失。
不过，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故事有一个缺点：它假设理性是安置在额叶皮层的，而情绪则隐身于边缘系统中，并由理性来主导。事实上，额叶皮层让人类感情与情绪的发展变得更丰富。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的下侧第三部位称为眼窝前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因为大脑这个部位刚好位于眼睛上方。人类及其他灵长类动物在这个部位的大脑皮层长得特别大，每当人类及其他灵长类动物情绪有所反应时，该部位皮层亦是大脑出现明显活动的区域之一。当我们在评估种种利弊得失的可能性时，眼窝前额皮层在此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只要大脑感觉到眼前有享乐、疼痛或得失的可能时，这个部位的大脑皮层马上就会反应。每当我们受美食、美景或魅力人士吸引，或对死掉的动物、难听的歌曲、相亲对象感到反感时，眼窝前额皮层就在强力放送让我们产生“想要接近”或“想要跑掉”的情绪。看来，眼窝前额皮层的功能比较接近“本我”或圣保罗口中的“情欲”，而非“超我”或圣保罗口中的“圣灵”。
以下一份关于脑部伤害的研究，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眼窝前额皮层对人类情绪反应的重要性。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曾研究过因脑卒中、肿瘤或脑部遭到重击以致额叶皮层部分功能受损的病例。20世纪90年代，达马西奥发现，当眼窝前额皮层某些部位受到损害时，病人会丧失大部分的情绪功能。这些病人告诉达马西奥，他们应该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但他们却什么感觉也没有。针对这些病人的自主反应所做的研究也证实，这些病人没有产生一般正常人在面对可怕景象或美景时会有的正常身体反应。不过他们分析推理及逻辑思考的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在智力测验及对社会规则与道德规范等知识的测试中的表现也很正常。
这样的病人接触外在世界时会发生什么事？现在，他们已不受情绪干扰，那么他们是否会变得非常讲求逻辑，能看穿蒙蔽其他人的感情迷雾，走向完全理性之路？情况刚好相反，他们会发现自己连简单的决定或目标都没办法做出，整个生活分崩离析。当他们看着外在世界时，会心想：“我现在该干什么？”摆在他们眼前有好几十种选择，但他们的内心没有喜恶。因此，每项选择都必须用理性一一去分析对错，但是因为他们内心没有任何感觉，所以也找不到选择的理由。而其他人面对这个世界时，充满各种情绪的大脑会立即、自动地评估种种可能性，做出最佳选择。只有在两三个选择都不错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用理性衡量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
人类的理性其实非常依赖复杂的情感，因为只有当充满情绪的大脑运作顺畅时，理性才得以运转。柏拉图把理性比喻为控制桀骜不驯的马匹的马夫，但这可能有过度强调智慧及马夫力量之嫌。我认为，骑象人骑在大象背上的比喻更贴近达马西奥的研究结果：只有理性与情感携手合作，人才会表现出聪慧的行为，但是情绪（大象）仍负责绝大部分的工作。直到大脑出现新的大脑皮层，骑象人才开始活跃起来，大象也因此变得更加聪明。
20世纪90年代，当我逐渐发展出大象和骑象人的比喻时，社会心理学界也开始对人的心理采取类似观点。曾经长期醉心于信息加工模式及电脑程序这类比喻的社会心理学家们开始发现，人的心理一直有两套处理系统在运作——控制化处理过程和自动化处理过程。
假设你自愿成为以下实验的被试。首先，实验人员会给你几个跟文字有关的问题，告诉你答完后就过去找她。这些问题很简单：有几组各含5个词的词组，你可利用其中4个词随意造句。比如，用“他们／她／打扰／探望／经常”来造句，变成“他们经常探望她”或者“他们经常打扰她”。几分钟以后，你做完了测验，并依照指示从实验室出来到走道上。这时，实验人员就站在那里，但她正和某人聊天，看都不看你一眼。你认为你会怎么做？嗯，如果你造的句子中有一半的句子有粗鲁之意（比如，打扰/厚脸皮的/侵略地），你可能会在一两分钟内打断她的谈话，并对她说：“嗨，我做完了。现在我该做什么？”可是，如果你拼凑的句子中用到跟礼貌有关的词（他们／她／尊重／看见／通常），那么你很可能就会乖乖地待在原地，等实验人员发现你，而且一等就等了10分钟。
同样的道理，接触到与“年老”有关的词，我们走路会变慢；接触与“教授”有关的词，会让人在玩棋盘游戏时变得更聪明；接触到跟“足球流氓”有关的词，人则会变笨。这些效应不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地阅读这些词所产生，而是当这些词出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这种效应就会发生。也就是说，这些词是以几百分之一秒的速度闪现在屏幕上，速度快到连我们的意识都捕捉不了。不过，我们心理的某个部分真的会看到这些词，并设定出后续动作，而心理学家检测的就是这些后续动作。
约翰·巴奇（John Bargh）是上述研究的先驱。巴奇的实验显示，大部分的心理历程都是自动发生，根本无须我们有意识地去注意或控制它。大部分的自动化处理过程均属完全无意识状态，尽管某些部分显示出有自觉。比如，我们会觉察到似乎有流动的“意识流”，它遵循自己的联想规则，无须“自我”花任何感情在上面，或费力去引导。巴奇指出，和自动化处理过程相对的就是控制化处理过程，这种思考相当费神，一切得按步骤来，所以往往占掉我们大部分的意识。举例来说，为了搭乘6点26分到伦敦的班机，你得在什么时候出门？这种事你得自觉地去思考，先选好到机场的交通工具，然后要考虑到高峰时间会堵车、天气状况，还有严格的安检。你不能凭直觉出门。不过，如果你是开车到机场，那么你在路上所做的每件事都属于自动化处理：呼吸、眨眼、移动座位、做白日梦，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甚至蹙眉咒骂那些急速驾驶的司机。
控制化处理有其局限性，我们一次只能有意识地思考一件事，但是自动化处理却能多轨同时进行，且立即处理许多任务。控制化处理和自动化处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控制化处理是能处理最重要问题，并为比较愚笨的自动化处理制定出具前瞻性政策的明智老板、国王或总裁吗？不，这会让我们又回到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论和神圣理性的结论。为了一劳永逸地驱散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我们应追溯人类进化的过程，好好研究我们的心理为何会有这两种处理过程，为何我们会有个瘦小的骑象人跟硕大的大象。
6亿多年以前，最初的团状神经元形成最原始的大脑，之后，大脑的体积一直增大，可见这些团状物必然赋予大脑机制某种优势。大脑因为能整合动物身体不同部位所传来的信息，以便迅速自动地对周遭的威胁和机会做出反应，所以具有很强的适应力。300万年前，地球已生存着各种拥有复杂自动化能力的动物，其中，鸟类有靠星星定位的飞行能力，蚂蚁能同心协力作战并开垦出菌田，而具人类特征的动物则已开始制作工具。这当中许多生物已拥有沟通能力，但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发展出了语言。
控制化处理需要语言。你可以通过影像产生千丝万缕的想法，可是要有语言才能周详地规划事情，衡量不同方法的利弊得失，分析过往成败的原因。没人知道人类是在多久以前发展出语言的，但大多估计产生于200万～400万年前。200万年前，类人动物的大脑已变大许多。4万年前的洞窟壁画和其他手工制品则已显露出现代人类的心理。不论你是赞成200万年前还是4万年前，语言、推理与规划能力都是在进化中瞬间出现的。它们就像一种新软件，一种可称为“骑象人版本1.0”的软件。虽然人类语言的部分运作良好，但在推理和计划程序方面仍有许多问题。相反，自动化处理在经过数千次产品周期的考验后已接近完美状态。自动化处理和控制化处理的成熟度不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便宜的电脑解决逻辑、数学、下棋等问题的能力，胜过任何人类（大多数人做这些事都很吃力）。然而，无论造价多昂贵的机器人，要它走路穿越树林，一定都会输给6岁大的小孩（人类的知觉和运动系统是一流的）。
进化从不向前看。它没有能力规划出从A点到B点的最佳路线。相反，当现有形态的细小改变（通过基因突变）扩展到整个物种一定数量时，就能帮助有机物更有效地对现状做出反应。语言进化时，人类的大脑并未重新设计好将主控权交给骑象人（有意识的语言思考）。一切运作相当顺畅，语言能力大幅进展，使得大象能用更好的方式来处理更重要的事。依进化来看，骑象人应该是大象的仆人。一旦有了语言，不管其起源为何，语言就会变成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且用途多多。以进化的角度来看，最能善用语言者便是优胜者。
语言的用途之一是让人类能局部地摆脱“刺激性控制”。像斯金纳（B.F. Skinner）这类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便将许多的动物行为解释为刺激和反应间的联结关系。有些联结是天生的，比如当动物看到或闻到其所吃的食物时，就会引发体内的饥饿和进食反应。有些联结则是后天学来的，以狗为例，早在食物送达前，在狗听到铃响的那一刻，狗就开始分泌唾液。行为学派将动物视为环境的奴隶，其学习过程为：不管得到什么奖赏，都只会盲目做出反应。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没什么两样。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也许可将圣保罗的感叹改写如下：“我的情欲受制于刺激。”这样看来，我们会发现肉体的欢愉真的很值得，也就不足为奇了。人类大脑的通信线路跟老鼠一样，食物及性的刺激能让我们分泌出少量的多巴胺，而这种脑部神经递质，能让我们充分享受有利于基因生存的活动。柏拉图口中的“劣”马在食与性上扮演着重要的推动角色，我们的祖先也是靠着食、色两种反应才得以生存下来。
不过，行为主义者对人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控制化系统可让人思索长远目标，免得总是只着眼于此时此地，一看到诱人的事物就立刻自动上钩。人能想出眼前以外的其他不同抉择，眼前的快乐跟长期的健康风险到底孰轻孰重，人也知道要先衡量一下。此外，人还能通过聊天学会趋吉避凶之道，以期名利双收。然而，行为主义者对人的看法也非完全错误。虽然控制化系统没有完全符合行为主义学派的说法，但它对人的行为也几乎使不上力。通过物竞天择所形成的自动化系统会让人做出快速、可靠的行动反应，大脑中会让我们感到欢愉及痛苦的部分（如眼窝前额皮层），以及大脑中会启动与生存有关的机制（如下丘脑）都包含在自动化系统中。自动化系统可被称为启动多巴胺的按钮。
控制化系统的功能则比较像一名顾问，它就像是一个骑在大象背上的骑象人，可帮助大象做出更好的选择。骑象人看得远也想得远，只要跟其他骑象人交谈一下，或研究一下地图，他就能学到宝贵信息。但是，骑象人无法在违背大象本身意愿的情况下命令大象。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说道：“理性，应该只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从之外，没有其他可能。”我相信休谟这句话比柏拉图的话更接近真理。
总的来说，骑象人扮演的是顾问的角色，也是一位仆人，他不是国王、总裁，也不是能紧控缰绳的马夫。骑象人是加扎尼加所称的“诠释模块”，它是有意识的、控制后的思考。相反，大象则是骑象人以外的一切。大象包含我们内心的感觉、本能反应、情绪和直觉，这些都是自动化系统的组成要件。大象和骑象人各自拥有聪明才智，只要配合良好，便可造就出杰出的人类，但是两者的合作关系总是状况百出。以下就举出三个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怪现象，来说明骑象人和大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中你可以看出，是什么阻碍你获得幸福。
假定现在是1970年，你才4岁，参加了斯坦福大学教授米歇尔（Walter Mischel）主持的一项实验。你被带到幼儿园一间教室里，然后有一位很和蔼的叔叔拿玩具给你，还跟你玩了一会儿。之后，叔叔问你，你喜不喜欢吃棉花糖（喜欢呀），接下来，叔叔又问你，你是要现在盘子里只有一块棉花糖的这一盘，还是要盘子里有两块棉花糖的那一盘（我当然要那盘）。然后，叔叔说他得离开教室几分钟，如果你能等到他回来，你就能吃到两块棉花糖，但是如果你不想等，你就按这个铃，他就会回来，给你只有一块棉花糖的那盘。这么一来，你就不能拿有两块棉花糖的那盘了。说完，叔叔就走了。你瞪着棉花糖瞧，口水直流，心里好想吃，拼命抵抗心里的欲望。如果你跟大部分4岁孩子一样，那你只能撑个几分钟，然后就按铃了。
现在，时间跳到1985年，米歇尔寄了一份问卷给你父母，问卷上问到你的个性，你是不是个为了将来而会将满足感摆在后面的人，你面对挫折的能力，还问到你的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等。填好问卷后，你父母把问卷寄回给米歇尔，结果米歇尔发现，1970年你在按铃前所等待的时间，不仅能预测出你父母对你在青少年时期的评语，还可估算出你上一流大学的可能性。4岁时能克服刺激性控制，把满足感往后多拖延几秒钟的孩子，到青少年时期也更能抵挡得住诱惑，把注意力摆在功课上。当事情不如意时，也更能能控制得住自己。
秘诀何在？最重要的就是谋略，即孩子运用自己有限的自制力来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米歇尔发现，表现优异的孩子懂得摆脱诱惑的控制，或想出其他好玩的活动。这种思考技巧是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一个方面。一个情商高的人，其内心的骑象人必然技巧高超，懂得在不跟大象的意志直接起冲突的情况下，能富有技巧地分散大象的注意力，把大象安抚得服服帖帖。
单靠意志力，控制化系统是很难打败自动化系统的。控制化系统跟一紧绷便疲惫不堪的肌肉一样，很快就疲软无力，举白旗投降。不过，自动化系统则是无须费力且全年无休地自动运转。一旦你了解刺激性控制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环境中的刺激，避开恼人的刺激来源。如果没办法这么做，那你就多想想它们不吸引人的那一面。比如，佛陀为了打破人对肉体的沉溺，便想出静观腐尸的方法。只要眼睛瞪着看会让自动化系统反感的东西，骑象人就能改变大象以后的欲念。
美国小说家爱伦·坡（Edgar Alan Poe）相当了解人的心理是有分歧的。在《反常的小鬼》（The Imp of the Perverse）这篇短篇小说中，主人翁执行了完美的谋杀案，继承了死者的遗产，并靠着这笔不义之财，快乐健康地享受了几年逍遥日子。每当他的意识隐约出现他曾经谋财害命的念头时，他就会喃喃自语：“我很安全。”他就这么平安无事地过了好几年，直到某一天，他把自己的祈祷词改成：“我很安全——只要我不要笨到在众人面前说出真相。”自从他的脑袋出现这个念头之后，他开始每天坐立难安，努力压抑那股说出真相的念头，但他越压抑，想把真相一吐而快的念头就越强。最后，他吓得惊惶失措开始拔腿快跑，大家便开始追他，后来他昏了过去，等他恢复意识后，别人告诉他，他已原原本本说出了自己谋财害命的整个过程。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尤其喜欢故事的名字。每当我站在悬崖边、屋顶上或高高的阳台上时，我心里那个反常的小鬼便会在我耳边细语：“跳呀！”那不是命令的语气，只是一个突然跑进我脑中的词语。每当我参加晚宴，旁边坐着一位我很尊敬的宾客时，我心里那个小鬼便会趁机作乱，拼命鼓吹我说出最不恰当的话。谁是那个小鬼？最爱作怪也是最有创意的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就把这个小鬼拖进实验室，让它现出原形——原来，它藏在自动化处理过程中。
在这个实验中，韦格纳要求被试努力不要去想某样东西，比如白熊、食物或某种众人心中已定型的事物。不过这真的很难办到，更重要的是，你一停止压抑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马上便会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你脑中，这时要摆脱这些念头就变得更加困难。换言之，韦格纳在他的实验室制造出轻微的强迫症的做法就是要被试不要着迷。
当控制化处理过程企图影响大脑思考（不要想白熊）时，它其实已立下一个明确的目标。每当我们追求目标时，心理有一部分便会自动监控进度，以便进行必要的修正或知道目标达成与否。当目标是行动目标时（例如准时抵达机场），大脑的反馈系统就会运转良好。然而当目标是心理目标时，大脑的反馈系统就出状况了，因为自动化处理过程会一直自我检查：“我没在想白熊吧？”结果大脑一发现没有在想白熊，白熊的念头马上就又跑出来，所以我们得花更大的力气才能转移注意力。最后，自动化处理过程跟控制化处理过程会花更大力气跟对方对抗。不过因为控制化处理过程很快就疲累下来，所以最后精力无穷的自动化处理过程会一路无阻地顺畅运作，这时脑中便出现一大群白熊的影像。所以，我们越想摆脱某个令人不快的念头，这个念头就越会阴魂不散地缠绕着我们不放。
现在，回到我的晚宴。每次参加晚宴，我的想法都很简单，就是“不要让自己出丑”。然而我的脑袋一出现这个念头，我的自动化处理过程马上就被启动，开始搜寻任何跟蠢事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知道批评别人额头上那颗痣，告诉别人“我爱你”，或看到肥胖的人便大声尖叫都是蠢事。但在意识层面，我脑海里已出现三个想法：批评那颗痣；说“我爱你”；看到肥胖的人便大声尖叫。这些不是命令，而是突然跳入在我脑中的想法。
弗洛伊德就是依据这类的心理干扰及自由联想来建立其心理分析理论的，结果他发现，心理干扰及自由联想通常跟性或攻击性行为有关。但韦格纳的研究则提出一个更简单、更单纯的解释：自动化处理过程每天会产生好几千个想法及影像，这通常是通过随机联想形成的。那些一直缠绕在我们脑中的念头或影像，通常都是特别令人震惊、一直想压抑或否认的念头。我们之所以会压抑这些念头，并不是因为内心深处知道它们是真的（有些可能是真的），而是因为它们很恐怖或令人感到羞耻。一旦我们想压抑却又压抑不成，这些念头就会一直在脑中挥之不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内心有黑暗且邪恶的一面。
茱莉跟马克是一对亲兄妹。大学放暑假，两人一起到法国旅行。有一天晚上，他俩单独待在海边小木屋里。后来两人想到一个点子：试试跟对方做爱，这感觉一定不错。起码，这是两人从未有过的经验。于是茱莉吃了避孕药，为了保险起见，马克也戴了保险套。两人都很享受跟对方做爱的感觉，但也决定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这晚变成两人之间的秘密，他们的关系也因此更亲密了。
两个有手足关系的成年人在彼此同意的情况下，决定跟对方发生关系，这种事你能接受吗？如果你跟我的大部分受访对象一样，一定马上就会答道：不能接受。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大家第一个反驳的理由通常是：乱伦会生出畸形的下一代。即使我提醒说，这对兄妹已用两种避孕方法来避孕，但还是没人回答“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可以接受”。同时，大家开始找各种不同的理由，比如，“这会伤害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又说，在这个案例中，性关系让他们的关系更紧密，这时受访者就会搔头皱眉地答道：“我只知道这样就是不对，但是我很难说出我的理由。”
上述研究的重点就是，道德判断就跟审美判断一样。当我们看到一幅画时，通常马上就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如果有人要我们解释为什么喜欢，我们就会乱编出一番说辞。其实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幅画很漂亮，但我们的诠释模块（骑象人）就跟加扎尼加在裂脑研究中所发现的一样，很会编理由。你想为自己喜欢这幅画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你就会抓住第一个说得过去的原因（可能是颜色或光线）。道德判断也一样。两人对某事意见相左时，其实是感觉在先，后来再来编理由反驳对方。就算你驳倒对方，难道对方就会改变心意，接受你的论调吗？当然不会，因为你驳倒的，并非对方真正的立场，他的立场是在他有了判断之后才临时编出来的。
当有人为道德问题而争执不休时，你不妨仔细听听双方的说法，有时你会听到很让人意外的理由：其实是大象在控制缰绳，导引骑象人，是大象在决定何者对何者错，何者美何者丑。内心的感觉、直觉及当下的判断都是自动自发地即时发生，但只有骑象人才能拼凑出语句，把自己反驳的理由告诉对方。进行道德判断时，骑象人不只是大象的顾问，他会摇身一变，成为法庭上雄辩滔滔的律师，拼命想说服大象接受它的观点。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也就是圣保罗、佛陀、奥维德等古圣先贤的哀叹。我们的心理其实是由组织松散的联邦组成的，但我们认同与注意的却只有其中一部分——能有意识地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我们就像谚语里那个站在街灯下找车钥匙的醉汉一样。（警察问：“你车钥匙掉在这里了吗？”这个醉汉答道：“不是，我把车钥匙掉在后面巷子里，但这里比较亮，比较好找。”）心理的运作非常庞杂，但因为我们只看得到其中的一个小角落，所以当我们感觉到不明所以的内心冲动、希望及诱惑时，就会大觉意外。我们发了一大堆声明、誓言，下了无数次的决心，但总是意外地发现自己执行的意志是那么软弱。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在跟自己的潜意识、本我或动物本能对抗，但其实这都是我们整个心理的一部分。我们既是骑象人，也是大象，两者各有优点及特长。
本书接下来将探讨人类这种复杂又有点儿无知的生物，如何彼此相处（第3章及第4章），如何追寻幸福（第5章及第6章）,心理层面及道德层面如何成长（第7章及第8章），如何找到人生的目的与意义（第9章及第10章）。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大象为什么总是这么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