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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场梅毒疫情袭击了巴尔的摩市。1995年至1996年的一年时间内，携带病毒的新生儿人数就增加了500%。巴尔的摩市的梅毒发病率曲线图显示，多年来该曲线一直保持稳定，但到了1995年，梅毒发病率几乎呈直线上升态势。
巴尔的摩市的梅毒疫情因何被引爆？疾病控制中心认为，问题就出在强效可卡因上。强效可卡因会大大增加高风险性行为的发生率，而高风险性行为则会导致艾滋病和梅毒的传播。强效可卡因的诱惑让许多人到贫民区购买毒品，这一做法增加了他们把病毒携带回家传染给家人和邻居的可能性。强效可卡因改变了邻近地区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疾控中心说，强效可卡因正是梅毒肆虐的推动力。
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性传播疾病的专家约翰·詹尼曼（John Zenilman）则认为，发生梅毒疫情的原因在于该市贫民区糟糕的医疗服务。詹尼曼说：“1990年到1991年，到全市传染病诊所就医的人数为36 000人。随后，由于预算问题，该市决定缩小性病诊所的规模。临床医生的人数从17人减少到10人；内科医生本来有3位，现在实际人数为零；就医病人则减至21 000人；到发病地进行外勤服务的工作人员也相应减少。许多人忙于玩弄权术，许多应该做的事情都被搁置，比如计算机需要升级，却无人处理。这是城市官僚机构管理失灵的一个最严重案例。药品都快被人们用光了。”
换句话说，当巴尔的摩性病诊所的就医人数达到36 000人次时，梅毒的蔓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按照詹尼曼的说法，当就医人数为36 000人至21 000人之间的某一数字时，疫情就爆发了。它从市中心开始蔓延，通过街道和高速公路传播到城市的各个角落。突然之间，那些可能已感染上一周但是还没接受治疗的人，在被治愈之前有两三周甚至4周的时间四处传播病毒。而糟糕的医疗状况使得梅毒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问题。
还有一种理论由美国流行病学权威专家约翰·波特雷特（John Potterat）提出。他认为，疫情爆发的祸根在于，这些年的物质条件变化对于巴尔的摩市的东西部城区有很大影响。巴尔的摩市中心是梅毒高发区域，在市中心两端的东西部城区经济状况均严重萧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尔的摩市曾大张旗鼓推行一个政策，即拆毁东西城区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旧式高层住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工程是拆毁西区的列克星敦叠式大楼和东区的拉斐耶宫，而这两栋居住着数以百计户人的大楼则扮演着犯罪中心和传染病中心的角色。随着拆迁工程进行，人们从东西城区的这些老楼中搬走，犯罪和传染病的流行情况也开始恶化。
“实在是触目惊心，”波特雷特第一次到巴尔的摩东西城区巡视时说，“50%的联排房屋都用木板封得严严实实，有一处的建筑物都已经被破坏掉了。政府要人们撤离等于加快了人群的流散。多年以来在巴尔的摩，梅毒都被控制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特定地区，性关系也被高度限制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但是拆迁工程却迫使这些人搬迁到巴尔的摩市的其他地区，他们因而把梅毒连同其他行为一起随身带走。”
有趣的是，这几种解释中所提到的事情都不是突然发生的。疾控中心认为强效可卡因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但1995年并不是强效可卡因首次流入巴尔的摩市的时间，它在该市早已存在多年。疾控中心的意思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强效可卡因问题所带来的后果有所加剧，而这一变化足以促成梅毒疫情的暴发；同样的，詹尼曼并没有说巴尔的摩市的性病诊所都被关闭了，而只是说其规模减小，临床医生人数从17人减少到10人；波特雷特也没有说整个巴尔的摩都在进行大迁徙。他只是说，一些拆迁工程使一些住户搬离了城区的住房，让梅毒疫情达到顶峰。只需要一些微小变化，流行病原本所处的稳定状态就有可能被打破。
还有一点更有趣，这些解释都在描述一种引爆流行病的完全不同的方式。疾控中心关注的是疾病暴发的大背景——毒品的流入和增长是如何改变一个城市的环境，从而引爆疾病流行的；詹尼曼谈论的是疾病本身。诊所规模缩小等于给了梅毒一线生机。它原本是急性传染病，现在成了慢性传染病。它原本仅能在人体内逗留几天，现在却能延续好几个星期；波特雷特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携带梅毒病毒的人。在他看来，梅毒的传染源是巴尔的摩市特定的一类人，这些人极度贫困，可能吸毒，性行为频繁。如果这种人突然从他（她）生活的街区迁移到一个原本不存在梅毒问题的新街区，这种疾病的疫情有可能被引爆。
换句话说，引爆一种流行病并不是只有一种途径。流行病爆发需要三个条件：能传播传染病病原体的人、病原体本身和其发生作用所需的环境。当一种流行病爆发时，三个条件就失去了平衡。疫情被引爆，是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让其中一个甚至两三个条件发生了变化。我将这三个变化条件称为：个别人物法则（Law of the Few）、附着力因素法则（Stickiness Factor）和环境威力法则（Power of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