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保罗·里维尔的骑马夜行能把消息迅速传开，而威廉·戴维斯的骑马夜行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效果。保罗·里维尔是那个时代的罗杰·霍肖或洛伊丝·韦斯伯格。他是一位联系员，一个非常善于社交的人。他去世时，出席葬礼的队伍——用当时一家报纸的话说——“是一支送葬大军”。他既喜欢垂钓，也喜欢打猎；他既喜欢玩牌，又喜欢看戏；他经常光顾酒吧，又是一位成功商人。他活跃在当地的共济会，也是好几家入会资格要求严格的社交俱乐部的会员；他还是一位实干家。戴维·哈克特·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在他著名的《保罗·里维尔骑马夜行》（Paul Revere’s Ride）一书中，把保罗·里维尔描写成一位“成为事件中心人物的不可思议的天才”。费希尔写道：
1774年，波士顿市引进首批路灯时，保罗·里维尔受命安排这件事情。当时政府需要规范波士顿市场，保罗·里维尔被任命为市场规范管理员。独立战争结束后，一场疾病疫情暴发，此时他又被任命为波士顿市卫生官员和萨克福县验尸官。当火灾几乎摧毁了这座以木质建筑为主的城市时，他积极参与创建了马萨诸塞州火灾保险公司，他的名字也首次出现在法人组织合同书上。当新建共和国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时，他召集会议，组建了马萨诸塞州福利协会，并当选为首届会长。当波士顿社会被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搅得人心惶惶时，保罗·里维尔又被任命为陪审团主席。
如果从1775年波士顿人口普查名单中随机抽取250个人的姓氏交给里维尔，毫无疑问，他的得分会超过100分。
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之后，北美殖民地居民普遍对英国统治者感到非常不满。在新英格兰地区涌现出几十个由愤怒的殖民地居民组成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他们并没有正式的组织，也没有有效的联络手段。但是，保罗·里维尔很快就为那些分布广泛的革命小组扮演起了联系员的角色。他常常是骑着马南下费城或纽约，或者北上新罕布什尔州，把情报从一个小组传递到另一个小组。在波士顿市内，他同样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在那个革命年代，波士顿有7个由革命者组成的“辉格党”小组，其成员数目达到255人。但其中80%以上的人只属于一个小组。没有一个人同时属于这7个小组，只有两个人同时属于其中5个小组：保罗·里维尔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当英军在1774年发起秘密战役，打算一举破坏崭露头角的独立战争游骑兵所掌握的武器和军火库时，里维尔便成了一个非正式抗英情报交换枢纽。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他认识每一位游骑兵士兵。1775年4月18日的那个下午，如果你是那个马童，你在无意中听到两名英国军官谈到第二天要采取行动，自然也会跑去告诉里维尔。那天晚上，里维尔骑马前去列克星敦时，他心里就已经明白该如何把消息最大限度地扩散出去，这毫不奇怪。他沿途见到行人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施展自己的社交魅力，停下来把消息告诉他们。每到一座城市，他脑子里很清楚应该去敲谁家的门，谁是当地民兵首领，谁是城里的关键人物，因为大多数人他以前都曾见过，而且这些人同样也认识他，尊重他。
但是，威廉·戴维斯又是怎么回事？费希尔认为戴维斯既然骑马跑了17英里到列克星敦，他一路上不可能没有与任何人讲过话。但是戴维斯显然没有里维尔的那种社交天赋，因为几乎没有任何记录说明那天晚上有人见到他在散布消息。费希尔写道：“保罗·里维尔北上沿途经过的各个市镇，马上都会有地方官员和工厂领导拉响警报。而威廉·戴维斯南下沿途路过的地方则只是在后来才开始防备；而且至少还有一个小镇根本就没有任何戒备。戴维斯也没有警醒罗克斯巴勒、布鲁克林、沃特敦或者沃尔瑟姆等市镇的地方官员和民兵首领。”这是为什么？原因是罗克斯巴勒、布鲁克林、沃特敦和沃尔瑟姆这几个小镇不在波士顿地区。戴维斯很可能只是一个拥有正常社交圈子的人，也就是说，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一旦离开了家乡，就不知道该去敲谁家的大门。戴维斯骑马经过之处，只有一个很小的社区得知了这一消息，即沃尔瑟姆农场附近聚居的几个农场主。但是，仅那几户人家相信他的情报，根本不足以拉响警报。快速口头传播信息只有联系员才能做得到，威廉·戴维斯只不过是普通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