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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李浈
“李浈，李汉魂长女，1933年生。抗战胜利后随父母游历欧美，1949年定居美国。任教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顾问。长期关注中国农村医疗体系建设，并致力于中美医疗合作。在上海设立了世卫组织在中国的首个合作中心，还争取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云南开展中国农村妇女健康问题研究，建立示范村。2005年，又与昆明医学院合作，在三个偏远县普及互联网信息，培训教师和医生。
“李汉魂（1895—1987），字伯豪，广东吴川人。为同盟会会员。
“1916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时因多次立功，相继升任团长、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六十四军军长，先后参加罗王砦战役、德安大捷等重要战役并取得胜利，获颁“华胄荣誉奖章”，所部也获得“钢军”称号。
“1938年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党部主任委员，主导广东政务，建立了一个以清廉著称的战时省政府。抗战胜利后，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前往欧美各国考察。
“1949年元旦，应代总统李宗仁之召，回国任上将参军长、内政部长，不久辞去职务，随李宗仁赴美国定居。
“1982年曾应邀回国访问，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接见。
“1987年在纽约病逝，骨灰安放于广东韶关南华寺。
“曹景行：李汉魂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儒将。北伐时期，他曾经和叶挺一道奋勇作战，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名号；抗战时期，作为六十四军的军长，李汉魂曾率部一战歼敌土肥原师团三千多人，又为六十四军赢得了“钢军”的荣誉。蒋介石任命李汉魂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后，六年多时间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了一个以清廉著称的战时省政府。李汉魂的夫人吴菊芳创建了广东省儿童教养院，一共收养难童三万多人。时至今日，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念念不忘他们的“吴妈妈”。那一段充满了艰辛却是同仇敌忾的岁月，依然深深留在很多人心里。
“十几岁就加入同盟会的李汉魂，在度过了八年的军校生活之后，被分配到山西阎锡山的部队见习。不久，他就因病回到了广东。在广东，李汉魂加入了粤军。他从排长干起，到北伐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的参谋长。
“第四军最初由李济深任军长，下辖第十、十二两个师，以及叶挺率领的独立团，以骁勇善战著称。李汉魂所在的三十六团跟着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从广州出发以后，转战湘、鄂、赣等省，参加了醴陵战役、平江战役、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等诸多战役，屡次击败吴佩孚、孙传芳军阀部队，把国民革命推进到长江流域。
“1926年10月攻克武昌后，第四军“按照攻城司令部分配，执行维持秩序、巩固治安、协助民众清理危房、整顿惨秽、恢复交通、鼓励市廛复业、督饬学校开课、工厂复工”，获得了民众极大的信任与支持。武汉民众铸了一面铁盾送给第四军，盾上正面是红色的“铁军”二字，背面刻有铭文：“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第四军自此得名“铁军”，名声大振。
“到了1927年初，张发奎升任第四军军长，李汉魂也升任三十六团团长。此时，北伐刚刚取得局部胜利，但很快国共破裂的阴云就笼罩了第四军。
“从1927年春天起，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政变，逮捕共产党人，并且计划7月底在庐山召开制定清党政策的会议，已经是扩编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的李汉魂也收到了邀请。1927年7月31日，所有指挥官在庐山报到，唯独二十军军长贺龙和叶挺缺席。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第四军中共产党员甚多，脱离队伍参加起义。当年12月，第四军教导团的叶剑英发动广州起义。张发奎急忙调李汉魂等部回广州应对。
“1928年，第四军整编为第四师，所辖的十五个团缩编为十个团，张发奎任师长，李汉魂任副师长，“铁军”就此成为历史。
“李浈：南昌起义以后，蒋介石就不相信广东这班将领，尤其是黄埔军校出来的这班人。蒋介石用人是很挑剔的。他不相信他们，觉得他们或多或少有一些反骨。四军第二次北伐的时候死了很多人，当时蒋介石就是不肯再补人上去，结果一个军只剩了一个师，后来就变了师，第四师是这么一回事儿。
“次年9月，蒋桂战争期间，奉命讨伐桂系的张发奎发觉蒋介石有解散其部队的意图，遂与桂系联合反蒋，进攻广东。失败后，李汉魂辞职前往香港。
“1932年，李汉魂被陈济棠 15 起用，委任为广东西北区绥靖主任委员，主政韶关。他在任期间，主持修建了南雄到韶关的南韶公路，加强了与广州的交通联系。在他的大力监督下，南韶公路半年左右就完工了，财政支出也大大低于预期。为改善各县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他还下令各县架设电话线网。有的官员趁机向老百姓摊派，企图中饱私囊。此事被李汉魂查出以后，犯事的官员即被枪决。
“当时连江一带土匪盛行，且大多与地方豪绅勾结，为害乡里。李汉魂曾派兵前往清剿，但土匪十分狡猾，兵来就跑，兵走再回来，始终无法剿灭。李汉魂最终采取招抚的办法，将土匪收编为部队，从而为百姓解决了一大患。
“11935年，李汉魂调任广东东区绥靖主任委员，掌管潮汕地区的军政大权。潮汕地区既是广东东面的门户，也是中国海防的前线。日本在此屡生事端，意图侵略。1936年，李汉魂上任不久，因为中方扣押了日本商人走私的货物，日本竟将舰队开到汕头海外示威。李汉魂带着几个腰挂手雷的警卫登上日舰，据理力争，最终以中方的胜利告终。同年，日本领事馆一个名叫角田的警卫突然死在汕头街头，这起“角田事件”让日本再次找到机会，借题发挥。
“李浈：日本人就说是给中国宪兵打死的，但是他们当时在医院里面解剖，也没有什么伤痕。当时日本领事馆就强调是中国人打死的，要我父亲赔偿、道歉种种。我父亲当然说不行了，于是灾难来了。
“三天内，日本第三舰队的战舰齐集汕头。后来成为日本海军大臣、幕后操纵珍珠港事件的及川古志郎，当时是第三舰队的司令、海军中将。他把名片递交给李汉魂，还在名片背面写了一首中国宋代的诗：“门前路径无令窄，路径空时无过客。过客无时路径荒，人间满地生荆棘。” 16
“根据当时的可靠情报，日本企图在潮汕地区策划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进一步侵略中国。在及川之后，陆续有日本海军将领拜会李汉魂，进行或明或暗的策动。
“对于日方的拜会，李汉魂严正声明：这属于地区性的治安问题，是内部的人为纠纷，自会秉公办理，容不着外人干涉；如果日方硬要坚持牵涉到国防的问题、外交问题，那已经超出他的责任范围和职权范围，他无权做决定。
“李汉魂的态度激怒了日方，很快又有两艘军舰开进汕头，粤东局势骤然紧张。日军甚至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事情不尽快解决，将以联合舰队登陆汕头。尽管当时没有海军，甚至唯一可用的一艘舰艇还是向日本订购的，李汉魂依然命令他管辖下的军队，包括民兵全体进入戒备状态，积极备战。此举赢得了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赞赏，他后来在佟麟阁、赵登禹奋战殉国时写了一首《斥汉奸、颂良将》的古体诗，专门提到了李汉魂这件事：“……君不见，奋力为国拼性命，佟赵英名传五洲。汕头师长李汉魂，誓死不屈把土守。”
“在紧张备战的同时，李汉魂也向他的上级，人称“南天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发电请求指示。结果，陈济棠的回复让他大失所望。
“李浈：陈济棠的回电就是很简单几个字，请兄自己处理好了。
““复电是：‘请兄相机解决便是。’这寥寥八个字，该刺伤了多少人的心？该使当日的‘南天王’自贬了多少威望？”
——李汉魂《铁衣曾照古中原》
“粤系名义上的领袖胡汉民去世后，蒋介石便想将广东的权力收归中央，此举令掌握广东实权的陈济棠十分不满。汕头局势紧张的时候，陈济棠正在和素来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合作，组成“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暗地里却接受日本的军备援助和军事顾问；名为北上“抗日”，实际剑指南京。这就是历史上的“两广事变”。
““汕头事件”和“八字电文”风波未平，两广又起波澜，这让李汉魂感到意兴阑珊。在他看来，跟日本人周旋是赴国难，而两广的行为是地方反抗中央，“是引发一场国内的‘萁豆相燃’，它和全国上下一心团结共御外侮的前提不能相容”。
““在同年的7月6日，我的确做了一件被人美誉为‘封金挂印’的故事。在我离开东区绥署时发了一个通电，希望在局者能悬崖勒马，把抗日的决心，表现在巩固我东隅海防，然后以这样的实际行动促请中央采取全面抗战的决策。我看到要有全国统一的基础，政府和人民的全面动员，精神和物质的全面投入，还需要争取国际正义的支持，甚至需要向敌人宣传，促进其国内反对不义战争的觉醒，这样我才可以谈抗日，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获得胜利。要不然，空言抗日，于事无补，倘若更被真正的外敌乘我之危，而我亦授人以隙，则千秋功罪，只系于一转念之间而已。我在电文中还说明了我将把东区绥署一应任务交付幕僚长暂时维持，库款一一存封不动，尤其是此次纯属个人良心血性的行为，与任何方面无关。”
——李汉魂《铁衣曾照古中原》
“李浈：后来他们的解释是说，蒋介石没有很坚决地抗敌，所以他们要先走一步，这是他们后来的解释。当时我父亲是很困难的，你怎么办，你是陈济棠底下的军队。所以他那时候就只好——现在有一个词讲是“封金挂印”，把他手下所有的财富封起来，交给他的二把手，然后写了一封信给陈济棠。
“在信中，李汉魂恳请陈济棠维护国家的尊严和统一。在仿效关云长封金挂印之后，李汉魂秘密来到香港，又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电报说明辞职真相，并且将情况通知报界，一时轰动全国。
““两广事变”失败，陈济棠下台后，广东军队被整编为十个师，李汉魂再度复出，任一五五师师长，继续驻守潮汕。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全国军民掀起抗战热潮，广东部队也开始全面备战。李汉魂带领部下赶修工事，弥补漏洞，成立地上防空系统、救护医疗系统、后勤运输系统等各种类型的组织，以适应战时需要。李汉魂的妻子吴菊芳当时正在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读书，也来到汕头，组织一五五师的军眷家属成立政治宣传和救护队伍，带动妇女积极参与抗敌后援活动。
““从军事策略上言，我们可以一战了吗？说良心话，答案是否定的；从国际形势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一战了吗？答案也只能是等着瞧。但从我们忍辱负重的极限来看，从我国的民心与士气来看，我觉得可以一战，应该一战，而且是必须一战了！我确认，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都不喜欢战争，要是外来的敌人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的头上，中国人不是懦夫，中华民族也并不是甘心任人鱼肉、人人奴役的劣种，它，正如我个人所常常怀着的一种不移意念：不害怕战争！敌人不来，可以忍耐；敌人来了，就是要打！睡醒了的狮子的咆哮，敌人会领略它的滋味。”
——李汉魂《铁衣曾照古中原》
“李浈：他说我讨厌战争，尤其是占领别人、奴隶别人的战争，那种战争我是极讨厌的；但是我不怕战争，我觉得有些战争是非打不可的。抗日就是非打不可的一场战争。
“我认为他是怀着牺牲的思想投身抗战的。我七岁那年，听他跟母亲说，美国人要在广东沿海登陆，他自愿带军队去跟美军合作，一起打日军。我觉得牺牲的可能性很大，心里很害怕，希望他不要去。
“1937年8月，广东被划为第四战区，部队重新整编，李汉魂被任命为六十四军军长，下辖一五五师、一八七师等，随后部队驻防增城。为了早日上战场杀敌，李汉魂多次发出请缨北上抗日的报告。
“1938年春天，李汉魂奉命率部赴河南参加抗战。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李汉魂认为军人的士气是获胜的关键，每次出征前，他都要向部队演讲。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篇演讲词：“我要求亲爱的部队里每一位成员要义不容辞地为使祖国免受奴役、保护自己的父母儿女不受屠杀、保护自己的妻子姐妹免遭蹂躏而血战到底。”
“李浈：他说做军人自己去打仗，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不怕死，我要打。但是做一个军官啊，做一个总司令，这是很苦的事，为什么苦？就是你的弟兄、军队，你心里边晓得，这一次要他们上战场，大概大半不会回来，等于送死，这一点是很苦的。但是做一个好的军官，你不能不要他们上战场。所以每次出兵的时候，他都会跟士兵演讲一次，在他日记里说，我在讲的时候，我自己在流泪。
“李汉魂的上级长官张发奎曾向亲近人员评价李汉魂，称他浑身是计，因而遇到有需要迂回敌后，或其他需要机智灵活来执行的作战任务时，多派李汉魂完成。在抗日战场上，李汉魂用自己的表现印证了张发奎对他的这一评价。
“1938年5月，李汉魂的部队和日军精锐土肥原师团，在开封附近的罗王砦狭路相逢。曾经策划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和“华北五省自治”的日本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在七七事变前夕被任命为日军第十四师团指挥官。当时土肥原师团占据的罗王砦车站是陇海线要冲，东起兰封约二十五公里，西至开封约七十五公里。中国军队只有拿下罗王砦，才能堵住敌军西进开封，保证参加徐州会战的百万军队能够向西撤退。李汉魂亲自率领六十四军一五五师，和友军的两个师配合，打响了罗王砦战役。
“在上战场前，李汉魂对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说：“我国家民族现正遭逢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前线的军民以无比艰苦卓绝的精神迎击日本军阀所横加的侵略凶锋；后方的每一个中华儿女亦磨砺以需，配合前线的需要争取尽到一点一滴的力量。在我们国土上已没有什么前方和后方，天南与地北，男人女人老人少小。我们不喜欢战争，但当战争硬逼着逐人而来，我们对战争也丝毫不会惧怕，中国的抗战并不单纯为了自我的民族解放，同时也是为了国际和平与正义，为全世界人类打通一条争自由、争平等、争民主、争人权的道路。我们要求所有具有正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新闻界，正确地为我们神圣的反侵略反奴役的战争加以传播和报道。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是如何以劣势的装备和貌似强大的日本强盗作战。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影响我们长期抗战的决心，中国历史曾有一句名言：‘哀师必胜’，在战场力量对比上，可能我们一时还比不上敌人，从整个国力竞赛上，我们拥有更多的潜能为日军所望尘莫及。希望我们这种忠诚和现实得到举世舆论的支持。”
“从5月25日发起正面攻势开始，到27日战事结束。国军将士与火力强大的敌人展开了激战，罗王砦车站及砦内所有可以屏障的物体都被炮火扫荡一空。将士们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和敌人殊死搏斗。其情其景，莫不令人动容。
““傍晚，残阳如血，烟硝随晚风荡漾，指挥所每个人凝视战场情况的惨烈，莫不怒发上指，后续部队川流涌上，视死如归。以我七年来培训出来的广东子弟兵，一旦血染沙场，我固涕泗如泉，而中外记者亦不禁暗弹热泪。”
——李汉魂《铁衣曾照古中原》
“李浈：这一仗，是当时中国从日军手中第一次夺回被占领的地盘，因为那个火车站影响到我军粮食的运输。不过打得太惨烈了，他都不怎么跟我们说。他一直觉得打仗太残忍。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他带兵六个月，就死了五万子弟兵，实在令人心痛呀。
“罗王砦一战，国军将士歼敌三千，缴获敌军若干辎重和文件。李汉魂的部队不仅打通了陇海线，还使曾经不可一世的土肥原丢弃了象征军人荣誉的战刀和勋章，落荒而逃。为此，李汉魂获得了“华胄荣誉奖章”。
“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盛赞一五五师创造了平原上克敌制胜的先例，说“历次作战从未有力攻陷敌人据点者，有之，自此次一五五师始”。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和李汉魂总结豫东战局时，也肯定了六十四军在兰封、罗王砦一线上的贡献，并特别赞扬了广东国民党部队战术灵活、斗志坚忍和机动性强，“罗王砦的争夺，三进三出，很能突现军事上的指挥艺术”。
“此后，在武汉会战马回岭、德安、万家岭战役中，李汉魂的六十四军也多次重创日军。为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授予李汉魂“忠勇无双”的锦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也授予他一面“钢军”的锦旗。李汉魂声名大振。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东军政要人各自仓皇出逃：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退守翁源，省政府主席吴铁城逃往连县，广州市长曾养甫与税警总团团长张君嵩逃离广州。广东政局因“广州失守极一时之混乱，各派系仍各霸一方，各行其是”。各界舆论纷纷对此进行了谴责，讽刺“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甫（谱），张君一嵩（松）”。重庆的广东同乡会也集会，要求严惩腐败无能的广东军政长官。
“不久，李汉魂接受任命，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对李汉魂说：“广东腐败已经泛滥成灾，如果不加强政府工作，加强打击腐败的力度，广东省恐怕就会全部陷落。”“我知道你不会搞腐败的，所以相信你能够挽救广东。”对于这项任命，李汉魂深感艰难，他曾说：“本省政治，在敌人南侵后，陷于彷徨纷乱的境地，同时人民求治的心，便格外的急切。因此主持这样现状下的省政，确是万分的困难。”在日记中，他也写道：“民众方面对军政当局既失信仰，而粤中权力更分为军政财保四份，分崩离析已恢复民国三四年状态……粤省前途实至悲观。”
“尽管如此，李汉魂还是临危受命，接受了蒋介石的安排。1939年元旦，李汉魂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等职，集广东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在他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期间，广东省沿海富庶之地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李汉魂将省府迁往韶关。韶关是曲江县城，位于粤汉铁路要塞，东北可入江西，西北可连湖南，是粤北门户地区，而且附近产煤，商业发达，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李汉魂担任西北区绥靖主任委员时，就在韶关任职，因此对该地区情况十分熟悉。省府迁往韶关后，他立即采取各项有力措施，着手建设战时广东。
“早在1939年1月，上任伊始，李汉魂就发表《告广东各界同胞书》，宣称自己一介军人，现弃军从政，是因为战时“政治军事相辅而行，相资于用，报国之道，自不限于一途”，表示要加强政治建设，选用贤能，铲除贪污土劣。蒋介石也曾手书李汉魂：“对于阳奉阴违与以做官为发财之徒，应彻底痛除，勿留情面，大公无私做去，则粤政乃有起色。”
“他从担任省政府主席一开始，就撤换了大批县级官员，使原来普遍的腐败情况得到遏制。其中财务税务系统因为贪腐尤为严重，大批人员纷纷被撤职。当时的省财政厅长是孔祥熙的心腹顾翊群，他通过举办财政人员训练班，把持全省税务及县政府财政，也被李汉魂替换掉了。
“李汉魂还鼓励民众揭发举报贪官污吏，说：“凡属民情之好恶，或官吏之贪污，悉望举报，俾助耳目之不及。”对于民众检举的贪污舞弊或违法乱纪的官员，李汉魂派人多方调查，厘清真相，一旦证据确凿，立刻绳之以法。三水县长陈卓霖伙同警察局局长翁致，以抗战为名，公然纵容烟赌，趁机敛财。李汉魂查明后，将二人革职查办。开平县长肖组在担任梅菉管理局局长时曾经有违法行为，被检举揭发后，李汉魂也将他革职查办。
“在1939年5月召开的省务会议上，李汉魂又通过《广东省战时施政纲要》，明确将“整饬吏治”列为“革新政治”的一项重要工作，包括铲除贪污、选贤用能、厉行考绩、培养干部四项内容，大力提拔人才，使贤能之士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务使贤而称职者能安于其位”。
“接着，李汉魂又制订了《公务员五守约》和《公务员六准则》，要求全体公务员遵循。《公务员五守约》着眼于防止公务员贪污腐化，规定：不得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不得庇护烟赌；不得擅加人民负担；不得玩弄功令；不得擅离职守。《公务员六准则》则重在提高公务员的政治修养：一、除弊急于兴利；二、实干重于理论；三、责任重于权力；四、气节重于生命；五、求己重于责人；六、严谨优于宽容。
“李浈：我父亲说我要以身作则，所以做他的厨子是最容易的，因为他不讲究吃什么，也不挑食，一小碟咸鱼就能打发了。他就一样菜不爱吃——豆芽，因为带兵时天天吃豆芽。有时候一到粮食紧缺，他就吃两顿稀饭，我母亲说，你这样不行，你这个身体熬不过去，你必须要一天吃三顿。但是忙起来了，他就不听了，还是吃他的稀饭，一天两顿，所以那么高的男人不到五十公斤重。
“经过这一番整治，广东吏治大为好转。以至于有人评价说：“广东吏治的清明，以李汉魂任省政府主席时为最胜。”
“日本入侵广东的主要目的，在于切断国民政府的主要补给线，使英美等国家的物资无法运抵中国。李汉魂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广东已经形成了国统区与沦陷区相对峙的格局。国统区约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二，主要位于粤北、粤东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人口大约两千万，其中包括大批难民。
“由于日本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在沦陷区大肆掠夺工农业资源和税收，又发行军用票和伪造法币等来扰乱金融体系，还封锁广东沿海，对国统区实行经济封锁。李汉魂面对的困境是：外汇阻塞、物资缺乏、物价高涨，财政入不敷出，甚至1940年还必须向中央政府申请补助。
“李汉魂采取了保护法币、稳定币值、吸收侨汇、管制物价等措施来维护金融体系，又通过加强会计稽核、改革税务机构、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整顿财政，使困境重重的广东经济在战时能够井然有序地运行。
“在经济秩序得到稳定的同时，李汉魂又展开了战时经济建设。1939年5月，广东省政府将“发展经济”列为战时施政的三大要点之一，并将“增加粮食生产”和“促进战时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两大重点，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到1942年初，广东名列全国积谷竞赛首位，工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商业呈现繁荣景象。当时，韶关市区的大小商店一共有七千多家，成为战时广东最大的贸易市场和货物集散地。
“随着日军入侵广东，各级教育机构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专科以上的高等院校纷纷迁往内地，大量中学和小学停办，许多青年学子因为学校停办而失学回乡。李汉魂认为，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教育对国家和个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为了发展战时教育，广东省政府增加了教育经费，同时严令各地方政府不得挪用，还发动热心人捐资兴学；恢复停办学校，救济失学学生，鼓励就近登记入学；提高教师待遇，奖励优秀教师。
“恢复和发展教育的同时，广东省政府又有了一项创举：普及国民教育。省政府明确规定，下属各县每一乡镇、每一保都要设立国民学校，积极收容学龄儿童和失学民众，经费困难者由省政府补助。李汉魂还买了两百亩田，以低廉的租金租给没有田地的百姓耕种，又把租金所得用来在农村办学校，使贫困农户的子女得以普及教育。
“战争使得广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难民潮，沦陷区大批难民不断涌入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诸多华侨也从居住国辗转返回广东。
“面对因日军侵略而受难的同胞，李汉魂深感救济工作刻不容缓。在就任后首次召开的省务会议上，李汉魂主持讨论通过了《广东省战时救济事业纲要》，并拟定了救济计划。接着，又成立了广东省赈济会，李汉魂亲自担任主任委员。1939年3月10日，他发表《敬告被日寇侵略而落难的同胞》，表示要全力救济难民。
“在李汉魂的大力倡导下，广东省政府不仅成立了难民救济机构，建立了难民救济区，还积极发动群众提供援助，多方面筹措赈济资金。归国的海外华侨也纷纷响应号召，踊跃捐款捐物，成为筹集救助资金的主力军。
“在李汉魂冒着硝烟炮火建设广东、救助难民的时候，他的夫人吴菊芳也在后方给予了抗战很大的支持和贡献。吴菊芳女士被后人称作慈善家和教育家。抗战爆发之后，她不断组织募捐，还曾在香港和邓颖超一起举办募捐活动。吴菊芳用募捐来的钱买救护车、药品、防毒面具来支援前线。她还和其他军官的家属组成了慰问团，到野战医院和战场去慰问士兵。
“曹景行：你们家好像与韶关的联系比较多，像你的名字就与韶关的浈江有关，父母亲也是在那里结婚的吗？
“李浈：对。我母亲是安徽人，她和我父亲是在宜昌认识的，1932年在韶关结的婚。当时我父亲在韶关当广东西北区绥靖主任，主持修建了韶关曲江大桥。订婚时父亲问母亲作为妻子有什么要求，她说我唯一的要求是将来你要让我上大学。
“曹景行：她很好强。
“李浈：她虽然生在富裕家庭，但自幼丧母，从小就觉得男女不平等，立志要自强。但我外公不让她念书，她很不服气。她爱上我父亲，就是因为觉得他是个开明的人。1937年的时候，我母亲怀着第三个孩子，那时候父亲在汕头任职。母亲就挺着大肚子，带着我和我妹来到广州，补习了六个月后，考入中山大学农学院专业，终于圆了她的大学梦。
“曹景行：战争期间，你父母是不是很忙？
“李浈：父亲母亲都为抗战而忙。父亲每天带兵出巡防务，或为前方准备物资。母亲奔波于广州、香港等地，为部队筹购被服、药物等军需品。她有时候还率领妇女工作团到医院、战地劳军慰问，那些团员的丈夫大多数已经阵亡了。
“曹景行：父母亲都这么忙，是不是对你们这群孩子都顾不上了？
“李浈：顾不上，没有时间，他们都太忙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日本的飞机一天好几次轰炸韶关、曲江，我没一次是和父母一起躲进防空洞的，总是跟着管家、老师跑。
“随着战区的扩大，难民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大量没有生活能力的难童。在丈夫李汉魂的支持下，吴菊芳决心创办广东省儿童教养院，收养难童。
“为了争取国民政府对儿童救助教育工作的支持，时任广东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吴菊芳飞赴重庆，向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陈述了开办儿童教养院的意义和初步方案。她向孔祥熙表明“儿教事业不单是一时权宜应急之计，而且应该是一桩恒久性的国家政策，在保证人力资源和弥补教育投资与智力投资上，将发挥其巨大作用”。吴菊芳的做法得到了孔祥熙的支持，拨给她十万元经费。
“李浈：我母亲到重庆要求经费，那时候还是孔祥熙做财政部长。我母亲要一万个名额，他只给了一千个名额，这一千个名额很快就满了；她就又到重庆去拿了三千个名额，但是五个月内，三千个名额又满了；她再到重庆去，孔祥熙就说，不行了，我们经济也很困难，只能再给三千个名额了。
“曹景行：重庆方面能够给予的帮助也很有限。
“李浈：基本还是要靠自己想办法。
“1939年，广东省儿童教养院正式成立，很快便收容了数千名难童和军人遗孤。儿童教养院的总院设在韶关附近的沙园，下设七个分院，每个分院有大约一千名难童。儿童教养院遵循“管、教、养、卫”的办院方针，“管”是要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和毅力，使他们成为对自己负责的良好公民；“教”就是全面完整的教育；“养”则强调孩子的自立能力，掌握生产知识和生活技能；“卫”是要保卫祖国，强调健康的体魄。与此同时，儿童教养院的本身就是“家、校、场、营”，也就是家庭、学校、工场和军营的结合体。儿童教养院组织了许多抢救小分队，他们身穿便装，冒着生命危险去沦陷区抢救难童。李汉魂也指示军队帮忙接应、运送难童。
“为办好儿童教养院，吴菊芳可谓鞠躬尽瘁，耗尽心血。当时，难童都是从饥饿线和生死边缘抢救回来的，大多体弱多病，心灵也饱受创伤。在物资紧缺的战时，为了让孩子们吃上肉，吴菊芳想尽了办法。她打听到有一家牙刷厂要用很多剔除脂肪的骨头，于是与该厂交涉，把该厂收集到的牛骨拉到儿童教养院熬汤，然后再派孩子把牛骨送回牙刷厂。
“难童穿的衣服是靠美国援华会送来的“罗斯福布”做的。但是美援会的大批布匹、药物送到重庆后，却无法往外运。吴菊芳绞尽脑汁，发现中央银行的钞票是由美国印好，用飞机运到香港，再由香港运到广东曲江，在曲江用火车运到重庆。她便游说银行负责人，利用运完钞票的车厢，从重庆把“罗斯福布”运回来。因此，全国被分配使用这些布匹的单位中，儿童教养院是第一个享用的。
“在照顾难童之余，吴菊芳还一直忙于在战地、重庆和香港之间来回奔波，筹措经费和教育设备、医疗器材。此外，她还多次邀请香港爱国华侨到儿童教养院探视、捐款。
“李浈：为了维持儿教院的运转，妈妈经常去重庆、香港等地筹款募捐。那时没有飞机，通过卡车、火车一路辗转，路上就要花一个月，但她一点儿都不觉得辛苦。
“我弟弟阿韶在1939年得了肺积水，可是那时每天都有一百多个难童涌来，吃住、医疗、教育的问题都需要解决，妈妈还跑到重庆去为教养院筹款。那天她从教养院回家，副官来报告说我弟弟死了。母亲听后整个人僵住了，她说：“我很愧疚，阿韶病了整整八十一天，我没有一天能好好照顾他。”后来，难童看到她那么痛苦伤心，便来安慰她，说我们都是你的孩子。1949年后，儿童教养院解散了，我母亲一直随身带着难童写给她的信，常常因为思念而哭泣。
“曹景行：你母亲和难童们的感情很好，即使他们现在都七八十岁了，还是很怀念你妈妈。
“李浈：大家一直都叫她“院长妈妈”或“吴妈妈”。之前，我遇到一个当年在韶关的难童，他指着我对别人介绍说：“我的妈妈就是她的妈妈，她妈妈就是我的院长。”
“想尽一切办法，尽了最大的努力，广东省政府也全力支持儿童教养院。但在战时来讲，维持儿童教养院始终是一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事情，时时要面对经费不足的窘境。尽管如此，面对源源不断增加的难童，儿童教养院始终没有放弃，总是尽力抢救，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李浈：到1942年，香港也失陷了，越来越多的人逃难到韶关等地。后来广东省政府赈济会决定，这些沦陷区的孩子有很多是军人的子女，非抢救不可。儿童教养院先后收容收养沦陷区的难童三万余人。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就在一天前，李汉魂向国民政府提交了辞呈。其实抗战期间，李汉魂曾经两次提交辞呈，都没有获得批准；但是这一次，国民政府免除了李汉魂省主席的职务。9月中旬，李汉魂办妥离职手续。至此，他在省主席任上的时间是六年零八个月，是广东省任期最长的省主席。辞职时他的体重只有四十八公斤。
“李浈：我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一生最崇拜的人就是岳飞，精忠报国。以中国的传统就是，你虽然觉得皇帝不对，但是你不一定反他，只是回乡做农民去了。所以我父亲就在胜利的前一天换班了。他去了杭州，看了岳飞的墓，看了很多历史书，然后花了八个月时间，写了一本岳武穆年谱。
“1947年，在内战的烽烟中，李汉魂以治病为名携家人赴美国。在美国各地，李汉魂都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在美国结束治疗之后，李汉魂又到了加拿大，接着再赴欧洲考察，先游历了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捷克、意大利、摩洛哥、法国、德国、瑞士等十三国，著有《欧洲散记》一书。然后又前往拉丁美洲，遍游墨西哥、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委内瑞拉、古巴等十一国，编写《拉丁美洲游记》一书。
“李浈：父亲对国家在抗战后打内战是很不满的，他在日记中说：“我回国为国家效劳是没有问题的，但想到要拿起武器同我的同胞作战不禁使我脊梁发寒。”他最后离开中国，自己说“去国也是爱国，不忍中国人自己开战”。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后，他就对政治上的争斗感到心寒，还计划过辞职以后，自己开农场，到时候母亲的农学专业知识也可以派上用场。他还想过办学校，父亲对教育非常感兴趣，他以前每次出巡市县都要先看看当地的学校。
“1949年元旦，李宗仁在风雨飘摇中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在李宗仁的邀请下，李汉魂回国担任上将参军长，两个月后，李汉魂又改任内政部长。
“曹景行：你父亲为什么会接受李宗仁的邀请回国？
“李浈：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我父亲主动申请，派了两个半师的兵力参战。当时，战斗已经打得十分惨烈，他们无法进入核心战场，只能在外围展开伞形，包围日军部分军力。从此以后，他就和在主战场的李宗仁成为生死之交。既然好朋友都开口了，而且又是那么需要帮助的时候，所以他就回来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们也是一起从香港去了美国。到美国以后，我父亲还劝他不要再介入与蒋的纷争。
“国民党军队雪崩般的溃退让掌控实权的蒋介石决定退守台湾，然而两广将领认为应该坚守华南。1949年9月29日，蒋介石在广州宴请粤籍将领，李汉魂也在被邀请之列。
“李浈：我父亲当时站起来很尊敬地跟蒋介石说，我们应当保护华南，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当时蒋介石很生气，拍了桌子。
“1949年10月7日，韶关被解放军攻克。10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各部向重庆撤退。李汉魂再次来到美国，和家人团聚。对于国民党的失败，李汉魂深感痛惜。
“李浈：他觉得国民党腐败很可惜，很可惜。他看到了中国农民那种痛苦。所以后来共产党执政，他曾讲过，国民党的失败，共产党的胜利，完全是因为群众在国民党的执政下太痛苦了。后来解放了，他觉得对于中国的农民是一件好事。
“曹景行：他去美国之后，一切要从头来，你们是靠什么谋生的？
“李浈：我们一家到了纽约。当时华人是很受歧视的，华人在美国不能入籍，也没有什么生活来源，我们就与八家亲友合作开餐馆。说来好笑，因为要有入籍的人才能开业，于是母亲生了小妹李美，有她这张小“饭票”，饭店才能开张。
“曹景行：你父亲在饭馆里能做什么事情？
“李浈：他管饭馆的账务。我母亲张罗的就比较全面了，她基本上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在美国出生的小妹、小弟后来都是由父亲带大的。我们放学时也去帮忙，可父母让女孩子少干些，弟弟八九岁就开始擦洗餐具了。
“曹景行：从金戈铁马到柴米油盐的生活剧变，你父亲能适应吗？听说有人说你父亲开饭馆有失体面。
“李浈：他坦然回答说，自食其力，何愧之有，我们的脑袋就是财富。
“曹景行：餐馆经营得好吗？
“李浈：经营得不错，可供养一家七口的生活和所有孩子深造。我有一个弟弟念法律，一个念医学，这些都是学费最高的专业。有人说我父亲有本事，用餐馆收入在儿孙当中培养出十四个博士。
“曹景行：你父母大半辈子都配合得很好呀。
“李浈：父母亲的性格很合拍。母亲说，他们五十五年的伴侣生涯中，前二十五年是他照顾我，后三十年是我照顾他。母亲在韶关时就学会了广东话，这以后就一直是我们家的交流语言。
“尽管李汉魂一生驰骋沙场，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将。他从小就学习四书五经，国学基础深厚。从军以后，依然每天都要抽时间温习，以免“因循坐误，虚度此生”。
“定居美国期间，他经常督率儿女读中文，并亲自向他们教授古文，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让他们记住自己是炎黄子孙。闲暇之余，李汉魂还撰写了《梦回集》一书。1973年，又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柯克之请，编写国民党史，并将《梦回集》交哥大印存。此外，他还撰写了北伐战争回忆录和抗日战争回忆录。1977年，他将历年私人积存的中国书籍，共五千余册，赠送给哥伦比亚大学。
“李浈：我祖父很重视教育，在父亲小时候就为他请来教师。父亲本来就热爱文学，从小喜欢看书和写文章。读军校时，他十几岁就偷偷地写小说，有一部《雪梅影》还寄到杂志社。这在军校是不允许的，因此是用笔名发表的，还可以赚点儿小钱买笔买纸。他没入伍之前，还当过一小段时间的杂志编辑和高中教师。我小时候，他经常教我读唐诗，我记得特别清楚。
“1982年，李汉魂夫妇应邀回国访问，受到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回国期间，李汉魂重游了粤北南华寺。他在担任广东西北区绥靖主任委员时，常到南华寺礼佛，见殿宇年久失修，便组织成立“重修南华禅寺筹备会”，带头捐资，李宗仁、陈济棠等纷纷响应，很快筹得资金两万余元。随后，李汉魂主持南华寺修复工程，维修大雄宝殿、六祖殿，兴建南华精舍一栋，开辟曹溪林营，购置田园五百余亩作为寺产，同时迎请《大藏经》，修复藏经阁以便供奉。李汉魂又派人前往福建鼓山迎请虚云老和尚来南华寺住持。虚云住持南华寺后，李汉魂礼拜虚云为师，皈依三宝，所以他又自称为“南华居士”。移居美国期间，他曾多次设法与南华寺联系。
“李浈：在美国，他思念家乡，思念中国，希望祖国强大起来。周总理曾说，欢迎李汉魂回国来看看。于是1982年，八十七岁的他带着母亲、我和弟弟李浩回国，在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的接见。那次还回到了广东，重游了韶关。他在美国期间，十分挂念南华寺，所以南华寺也去了，还在那里午休了两个多小时。早在1933年，他主持重建南华寺工程，题写了“衣钵真传，明心见性，菩提无树，落叶归根”。“落叶归根”是他的愿望。所以临终时，父亲嘱咐要将他的骨灰送回南华寺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