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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张廉云
“张廉云，张自忠之女，1923年生于北平，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接替宋哲元，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一职，负责对日交涉，以掩护二十九军撤退。同年秋天，十四岁的张廉云在家人的保护下离开北平，南下避难，从此与父亲天各一方，直到父亲去世。1949年后，张廉云与家人一起留在了国内，1950年担任北京小学校长，之后分别供职于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积水潭医院。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人。父亲张树桂曾任江苏赣榆知县，官至五品，1905年去世。两年后，张自忠奉母命成婚。婚后生下二子一女，女儿取名张廉云。
“1911年冬天，张自忠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秘密加入同盟会。毕业后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深得器重。九一八事变后，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就任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
“1933年，张自忠率二十九军参与喜峰口会战，成功击败日寇，名声大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负责对日交涉。二十九军撤离平津后，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因执行蒋介石弃城命令，而备受非议，许多人更攻击其为“汉奸”。同年秋天，弃官出走。
“1938年12月，因对日作战英勇，战绩显赫，张自忠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张自忠率部抵抗。18日，身中七弹，以身殉国。十天后，国民政府为其举行国葬，追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张自忠是二战中同盟国牺牲的军衔最高的将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曹景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为了保全战斗实力，一直在宛平负责对日作战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奉命南撤保定，等待紧急北上的五个甲种师的支援。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并保证平津不受重大损失，河北省政府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日本人继续敷衍，拖延时间。在得知宋哲元的计划后，张自忠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果然，在张自忠上任之后，1937年整个下半年，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上，都是痛骂张自忠“卖国变节”的文章，张自忠被他们称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基本上都写文章骂过张自忠。这样的骂名他背负了整整三年。然而三年后，张自忠又成为全国民众崇敬的英雄。
“1940年5月21日清晨，一支由国民党手枪队护送的车队，缓缓从襄河西岸荆门县快活铺驶出。这是一队由六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车队上的士兵们，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显得沉重肃穆。其中一辆车上，士兵们拱卫的是铺盖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棺椁。
“车辆经过处，沿途百姓无不祭拜。虽然日军的飞机从他们离开荆门县后，就一直尾随徘徊，但依然有络绎不绝的百姓来到公路上，在路边的泥地里插满香烛，摆上祭奠的物品，一路上，哭声不断。
“张廉云：老百姓就知道有一个将军在前线牺牲了，而且要到这儿来。当时在东山草堂大概公祭过两三天，老百姓知道了消息，就在山脚上、路边上点个香在那里野祭。到了送灵上码头的时候，两边路祭的人多得很。他们老说宜昌十万人倾城而出，就在那儿送。有的人到那儿行礼，还有小孩儿磕头。
“车缓缓地开到了宜昌，士兵们跳下车，躬身将裹有国旗的棺木小心地抬上了一艘开往重庆的轮船。随车队而来的百姓与早已守候在这里的人们汇集一起，近十万人聚集在码头上，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尾随而来的日军飞机开始在上空盘旋“吼叫”，码头上竟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直到装载着棺木的轮船驶出，人们才纷纷哭着下跪，直到轮船消失在长江的尽头。
“张廉云：军人在前头带队送灵，老百姓路祭，就在这时候日军飞机来了，在上头盘旋。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人离开，没有人跑。那个军号声音还很响亮，咱们那个国旗好像更光辉了。这样送上船以后，大家目送船走，长江上所有船都鸣笛，鸣笛志哀。我觉得由于一个人这一仗牺牲了，可是激起了大家爱国、爱家那种热情。这种激情使他们一点儿也不会去想，可能过几天又要逃难了，过几天自己也可能要家破人亡了。这时候，人就是爱国，这种浩然正气，真是十分感动人。
“轮船逆流而上，经过七天的航行，1940年5月28日清晨，重庆储奇门码头，当船靠岸时，如同宜昌码头一样，这里也已经聚集了上万人。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孙科、于右任、张群率领着国民党数百名要员身穿制服，臂缠黑纱，肃立在码头上。
“待船停稳后，蒋介石在侍卫的搀扶下，缓缓走到棺木前时，默默地落泪，突然化成号啕哭声。蒋介石抚摸着棺木，连声叫道：“荩忱！荩忱！”“荩忱”就是张自忠。他最后的军职是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28日下午，蒋介石率文武百官和数万市民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蒋介石亲自主祭，气氛庄严，极尽哀荣。当天，蒋介石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
“张总司令荩忱殉国之噩耗传来，举国震悼。今其灵柩于本日运抵重庆，中正于全军举哀悲恸之余，谨述其英武事迹，为我全体将士告。
“追维荩忱生平与敌作战，始于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兹豫鄂之役，无役不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荩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
“今兹随枣之役，敌悉其全力，三路来攻。荩忱在枣阳之方家集，独当正面，断其归路，毙敌无算，我军大捷。假荩忱不死，则此役收效当不止此。今强敌未夷，大将先殒，摧我心膂，丧我股肱，岂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三百万将士同胞之所同声痛哭者也。
“抑中正私心尤有所痛惜者，荩忱之勇敢善战，举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惟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尤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大白于世。
“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中正于荩忱信之尤笃，而知之特深，荩忱亦坚贞自矢，不负平生付托之重，方期安危，共仗克竟全功，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志，此中正所谓于荩忱之死，重为国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虽然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即中华民国之所由建立于不敝者也。今荩忱虽殉国，而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实由荩忱而发挥之；中华民国历史之荣光，实由荩忱而光大之。其功虽未竟，吾辈后死之将士，皆当志其所志，效忠党国，增其敌忾，翦此寇仇，以完成荩忱未竟之志，是荩忱虽死犹不死也。愿我全体将士共勉之。
——《张自忠将军祭文》
“张廉云：父亲牺牲了，我难过得——我一生都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痛苦，一生都没有遇到过。人家说，热泪滚滚。过去我不懂什么叫热泪滚滚，这一次是真的知道了。流出来的眼泪不是泪水，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血。我的家人也都是抱头痛哭啊。
“六个月后的11月1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权厝”下葬仪式。所谓“权厝”，即暂时浅葬，以待抗战胜利，再移灵首都南京，举行国葬。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亲临致祭。蒋介石亲手题写的“勋烈常昭”四字刻碑立于墓前。在张自忠亲属和前来祭奠的国民党政要、重庆市民的注目下，三十三集团军将领冯治安、黄维纲、刘振三等人挥锹铲土，封闭墓穴。
“这一天，重庆民众前来祭悼者逾数万人，人们以青帐、素花、焚香、燃烛，公祭这位为国捐躯的将军。三年前的忍辱含垢，此刻得到了全国四万万同胞的谅解与尊崇。
“张廉云：父亲讲过，一个人的名声、名誉那是超过了一个人的生命。
“山东临清位于卫河与古运河交汇的三角洲上，由于水陆交通发达，商业繁华，临清因此名列江北五大商埠之一，被人称作“小天津”。齐鲁既是孔孟故地，也是《水浒传》中专出水泊梁山好汉的地方。自古以来，山东人素有忠义之名，临清自然也不例外。传说，明朝万历年间，税监马堂以征税为名搜刮民财，临清百姓不堪重负，群起暴动。当朝廷派遣大军前来镇压时，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以一己之身拯救万民，从容就义。清朝乾隆年间，农民王伦为了反抗暴政，发动起义，结果遭到官兵镇压，兵败后，王伦举火自焚，壮烈殉难。到了咸丰年间，临清又发生了宋景诗领导黑旗军，反清起义，直至战死。这个豪侠之气盛行的地方便是张自忠的家乡。
“1891年8月11日上午8时，张自忠出生于临清唐园的一个地主家庭。在他之上，张家已经有了几位儿女，因而他的出生算不得惊动全家的大喜事。按照张姓的辈分，“树”字之下为“自”字，父亲张树桂为这个刚出生的儿子取名“自忠”，字“荩臣”，这个词出自《诗经·大雅》中的“王之荩臣，无念尔祖”，“荩臣”就是“忠诚之臣”的意思。多年以后，冯玉祥又亲自为张自忠将“荩臣”改为“荩忱”二字。对此，张自忠解释为：“荩忱”即忠臣，如今民国，没有皇帝，我们当兵的，就要精忠报国，竭尽微忱，故名“荩忱”。
“张廉云：我们老家是山东，是孔孟之乡，我父亲受到这种传统道德的影响非常非常深。我祖父过世比较早，我父亲十几岁时，祖父就没了，所以他对我祖母孝顺得不得了。我祖父母一共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父亲与他的兄弟之间感情很好，见面以后那种关心，那种亲热，连我们孩子们都觉得挺受感动。
“小时候的张自忠是个顽皮淘气的孩子。在儿童游戏中，他最喜欢带领着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一起玩儿打仗。六岁时，父亲将他送进私塾，但私塾先生的戒尺并没能管住这个男孩儿对于战场的向往，反而在念书之余，孩子们都会在他的指挥下分成两阵，彼此对打。战斗结束后，他便把身上带的东西和钱分给大家，作为犒赏。如果有谁不遵守规矩，不听指挥，他就瞪着乌亮的眼睛厉声斥骂，不留情面。就这样，在临清的乡间，童年的张自忠便开始享受作为统帅的快乐。九岁那年，父亲张树桂奉清廷之命，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上任时，他把张自忠也带了去。这个小“将军”又将他的战场转移到了江苏。
“张自忠离开山东的这一年，正是1900年。这一年，山东率先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包括临清在内的鲁西一带，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之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虽然似乎有力地打击了国外侵略者，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混乱的农民运动，终究不能拯救中国。最后，这些参与起义的农民也跟明、清两朝的那些起义者一样，只能以身殉道。
“1905年，父亲因病死于赣榆任上，十四岁的张自忠回到山东。离别家乡五年，他的任侠性格毫无改变。十六岁那年，在母亲的安排下，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的女儿李敏慧嫁入张家。
“张廉云：父亲跟母亲是十几岁结婚的，是那种老式婚姻。我母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人，孝敬公婆，对丈夫、对家人都很好。母亲也是一个很宽容的妇女，她和父亲从没有吵过架，一直都是和睦相处。
“婚后，张自忠渐渐变得成熟，对家庭有了责任感，读书也开始用心了。
“1908年，他考入临清高等小学堂。当时的高等小学堂，相当于今天的中学。学校教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旧学，只不过较私塾更为系统罢了。孔孟之道贯穿了张自忠的童年与少年岁月，强调忠、孝、仁、义的道德教育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扎下了根，关云长、岳武穆、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1911年冬天，在生下长子廉珍，成为父亲一年之后，已经进入天津北洋政法学堂读书的张自忠秘密加入同盟会。三年后的一个夏夜，张自忠与六个临清同乡结伴而行，前往奉天省（今辽宁）新民县新民屯，投奔临清同乡、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团长车震，从此开始了他半生戎马的军旅生涯。
“1916年，车震将张自忠推荐给了冯玉祥。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已经二十五岁的张自忠，在十二年间从见习官一直做到了师长。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中，张自忠再没能回到临清老家，在此期间，妻子李敏慧又先后为他生下次子廉静和幼女廉云。
“张廉云：我父亲出来以后，祖母出来两次，来看儿子。第一次是到河南开封，第二次到北京南苑。第二次是1923年，我出生的时候。祖母听说又生了孙女挺高兴，来到南苑住下。可是当时冯玉祥的部队管理严格得不得了，像我父亲来看祖母，为了省时间，一进门就喊，然后跟我祖母说话，一边说话，一边看着表，不能超过规定的探亲时间。哎哟，这让我祖母觉得挺委屈。她十分希望可以跟父亲多说点儿话，但因为部队规定不可以，所以祖母心里就有些难受，后来，祖母受不了，就说要回家了。
“回家的时候，父亲到火车站送她。父亲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别看他是个军人，感情却非常细腻。在火车站，他看着表，快要开车了，他跟我祖母说，我下去买点儿东西，一会儿就上来。下去以后，我父亲就在站台上的一根柱子后面，站在那儿，等着车开动。没过一会儿车就动了，父亲站在柱子后面，看着车走。他不愿意跟我祖母说再见，不愿意在离开的时候，让我祖母看着他难过。
“伯父侍母至孝。祖母来京后，他用积攒下的钱给老人家买了狐皮袄、裘罗被和寿衣等等，都很贵重。每次从外边回来，一进门就喊“娘”，若看到祖母话不多，有些不高兴，便回到屋里问伯母，是不是让祖母生气了。伯母很委屈，后来曾当着伯父对祖母谈：“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就说出来，要不他就认为我惹您生气了。”伯父不准任何人惹祖母不愉快。
——张自忠侄女张廉瑜《回忆伯父张自忠》
“这是张自忠最后一次与母亲告别，四年后的1927年春天，老太太在临清老家去世。此时，北伐正进入相持阶段。在冯玉祥的带领下，已经晋升为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的张自忠，与第二集团军全体响应南方革命军，东出潼关，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部队正准备东进，深受冯玉祥倚重的张自忠军务在身，根本无法抽身。冯玉祥下令，不得回乡奔丧。无奈之下，张自忠只好从命。
“这年夏天，张自忠随总部移师郑州，改任郑州警备司令，负责维持郑州治安，保卫总部安全。直到1928年初，北伐结束。冯玉祥的嫡系西北军奉命整编为十二个师，张自忠的第二十八师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下辖三个旅，兵力两万余人，部队驻守开封。此时，距离母亲去世已经整整一年。
“张廉云：我祖母故去一年以后，父亲说，这一周年，我怎么都得回去，要是冯先生不让我回去，我辞职也得回！他一直觉得没有为祖母养老送终，心里非常难过。这样我们就随着父亲回山东了，这也是父亲参军后第一次回老家。我母亲、我哥哥，我们一起回去。到离我们那个村子还有一段路的时候，父亲突然下车了，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然后我们自己进了村子，下了车，大家一看，父亲怎么没跟上来。后来才知道，父亲是自己一个人到坟地去了，他自己一个人给祖母磕头，独自坐在那儿默默地流泪。
“回去以后，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丧事。父亲觉得，祖母故去的时候自己没能奔丧，所以一周年的时候，办很大规模，请了很多人，就像祖母刚去世办丧事一样。我父亲、我姑姑、我叔叔他们穿白孝袍子，我母亲她们也是几跪几叩，给我祖母的牌位磕头，然后到坟地上去拜祭。我父亲念祭文，一边念一边流眼泪。
“离开家乡的时候，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张自忠把弟弟的女儿廉瑜也带回了驻地，当成亲生女儿养育。张自忠的次子后来因病去世，家里从此便剩下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令人欣慰的是，张自忠并未因此而尝到膝下寥落的寂寞，其他叔伯兄弟的孩子们出于对他的敬仰，也都十分愿意到这个当将军的叔父家里。
“张廉云：我有两个哥哥，廉珍、廉静，再就是我。但我们家还有一个姐姐，叫廉瑜，是我叔叔的女儿。她十岁就跟着我父亲出来，到她二十岁结婚前，一直跟我父母生活了十年，我们把她当成家里的成员之一。父母对姐姐非常喜爱。在我们家，虽然也有点儿重男轻女，但是我姐姐跟我在父亲面前要是想说点儿什么，可以很随便，反而哥哥们不行。不但是我的哥哥，我那些堂哥见了我父亲，也总是挨训。父亲总是教训他们要自立，不要依靠着他。总是这样一句话。
“冯先生规定，军官无论大小，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住宿。当时伯父身兼三职，公务繁忙，回家没有定时，常常是忙完了公务顺便回来看看，又匆匆离去。他进进出出都是骑自行车。他配有三个副官，一个叫苗凤洲，一个叫聂皖奎，都是河南人；另一个叫狄俊山，是河北定县人。此外还有两个贴身警卫，一个叫朱增源，一个叫贾恩华，主要是照顾生活。这两人常来家里，我与他们接触多一些。朱是北京海淀人，因家境贫困，十七岁时到绥远丰镇参加了伯父的队伍。他为人忠厚诚实，一直跟随伯父，对伯父伯母有很深的感情，伯父殉国后他主动要求到重庆北碚为伯父看护陵墓，看守了整整十年，非常不易。
——张自忠侄女张廉瑜《回忆伯父张自忠》
“1929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军风纪考察。陆军第一师师长刘峙任检查团总团长。这次检查以师为单位，刘峙率团巡视南北，逐一考核。张自忠的第二十五师因为军容严整，训练有素，令检查团心悦诚服，名列全国陆军第一。刘峙在最后的讲评中深有感触地说：“二十五师虽是全国第一，它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学习，但有三方面却是我们学不了的：第一，二十五师官兵服装全师一致，上至师长，下至伙马夫，服装一律相同，一般的部队，高级将领的服装都不同；第二，二十五师从师长到战斗兵，面色都一致，这说明官兵吃的是一样的伙食；第三，我来看这个部队，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到十二点，没有看到一个动的和讲话的，这种纪律，生平仅见。”
“然而，就在检查结束的第二年，冯玉祥与蒋介石再度分裂，中原大战打响。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转而支持蒋介石，冯玉祥所率领的西北军宣告战败，张自忠与冯玉祥十四年的生死相随也宣告结束。最初，张自忠并没有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加入蒋介石的军队，而是带领残部退守山西。与他前后入晋的西北军将领还有刘汝明、张人杰、吕秀文、童玉振、孙良诚、宋哲元、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各部合计约六七万人。张自忠与蒋介石的军队彼此僵持，一直持续了整整一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相继沦陷，张学良的东北军也被赶回关内。山东人的侠义不屈再次燃烧起来。很快，张自忠在老帅冯玉祥的主张下，放下成见，与蒋介石一致抗日。
“1930年11月中旬，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关于北方军事善后问题，蒋介石决定将晋军和西北军残部改编为边防军，由张学良负责改编，并归其节制。在退守山西的西北军诸多将领当中，以宋哲元资望最高，成为最佳的军长人选。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为三十八师师长。而后，第三军又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军，奉命驻守华北，直接面对意欲南下侵华的日本军。
“张廉云：1931年，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哎哟，那会儿因为是生活在军人家庭里面，这个事情对我们全家震动非常大，我对这个印象深极了。被日本人占领了，要做亡国奴，给人家做牛做马。当时我想到做牛做马的印象，就觉得你得趴在地下，人家拿你当马骑。所以那时候就想，无论如何也不能做亡国奴。
“1933年长城抗战，我父亲到了前方。当时他在前方的遵化，三屯营是他的指挥所。我父亲跟着冯治安先生。我父亲是三十八师的师长，他是三十七师师长。他们合着一块儿抗敌，哪儿是他们的指挥所，哪儿就是当时的最前线，喜峰口就是前线。接着七七事变，我们在家都能听见卢沟桥的打炮声。
“1937年7月8日凌晨，在北平府右街椅子胡同四号的家里，张廉云听到了来自卢沟桥的炮声。此时，身在天津负责华北军政事务的张自忠由于无暇照顾家人，已经将自己弟弟张自明一家全部接到了北平。炮声响起时，张自忠正在前线，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张自明决定带着家人前往天津。
“就在他们准备动身的时候，7月9日，蒋介石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为了守住古城，二十九军上下决心就算战到最后无枪无炮，也要挥舞大刀，与日军一决生死！作为张自忠的家人，此刻的一举一动自然备受瞩目。
“张廉云：当时我们没有先走，是怕对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人家会觉得张自忠的家属都走了，肯定是不行了。于是，日本人开始要打进来的时候，我们先是在北平到处躲，有时候还躲到西四去。然后分几批走，哥哥他们先走，然后是叔叔他们，最后是母亲带着我们。结果等到我们到了东便门一看，人都已经明显是逃难的心情了，很多人惊慌失措，紧张地挤上车，认为上了车就好了。
“安全抵达天津后，张廉云和家人一起住到了英租界66号路的一栋小楼房里。在天津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已经很少能够见到父亲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奉命坚守卢沟桥，成功地阻挡了日军的数次进攻。就在张廉云随母亲动身前的7月25日至26日两天里，战火已经燃烧至城内。26日晚上，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宋哲元严词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27日上午，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下令日军精锐第五、第六、第十师团由日本本土向中国平津一带输送。当晚，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战斗激烈。28日上午十点，宋哲元再次下达作战命令，将二十九军部队划分为三个方向：北平城郊的第一路军由张自忠任总指挥，冯治安为副指挥；天津附近第二路军，由张自忠任总指挥，李文田代理；察哈尔省第三路军，刘汝明任总指挥。作战方针是“确保北平、天津两市及其附近地区，对敌为持久战，待机转为进攻，取得最后胜利”。
“在命令下达的同时，张自忠致电李文田说：“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自明）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尽管宋哲元和张自忠都已决心誓死坚守平津，但毕竟事发突然，二十九军在仓促间进行战略部署本来就使全军处于劣势，而日军又对华北势在必得，兵力源源增加，战局对二十九军渐趋不利。不久，又传来佟麟阁、赵登禹二将军战死的消息，局势急转而下。此时，二十九军已别无选择，只有退往保定，再图良策。
“经过再三权衡，宋哲元决定领兵暂退保定，等待援兵到来后，再作下一步打算。但难题是，二十九军转移时，势必有许多善后事务需要处理，在北平必须留下一个负责人与日军暂时周旋，缓和形势。考虑到张自忠主政天津以来，与日本人接触较多，如果他留下，自然更容易被日方所接受，于局势有利。于是，宋哲元开始全力劝说张自忠。得知宋哲元的计划后，张自忠含泪说道：“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当晚九点，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等人率部撤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三十七师移至永定河南岸布防。临别时，张自忠心情沉重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话说到此，泪流满面。
“张廉云：我父亲在家从来不讲军政方面的事情。我叔叔有时想跟父亲打听打听，试着问一句，父亲总是沉默或者“嗯”一声当做回答，叔叔也不敢多问。我母亲和我们都不问这些事情。之后，父亲就到北平去了，后来就没有消息了。7月28日、29日，二十九军宋哲元先生他们奉蒋介石的命令，到了保定，我父亲留在北平。这时候我们已经在天津，不了解父亲的情况，但我知道，我母亲很惦记他，忧心忡忡地惦记，但没有一点儿消息。
“29日一早，没有与家人告别，张自忠带着警卫离开天津，来到北平，前往外交部街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就任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按照与宋哲元预先商定的计划，他当场宣布对原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改组，将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石敬亭、石友三等人免职，改派张允荣、张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为委员，并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指定陈觉生、潘毓桂等人负责对日交涉。这些人中，大多是汉奸或亲日派。
“张自忠留在北平实施一系列亲日举措后，舆论一片哗然。在不明底细的人们看来，二十九军既然已经撤离南下，唯独张自忠留在北平，这不是当汉奸又是什么呢？几天之后，消息传遍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痛斥张自忠的“卖国变节”行为。其中最为醒目的大字标题有：《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等等。
“在独自留守北平的最初几天里，张自忠开始全力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对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能随大部队撤离的二十九军官兵眷属，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与此同时，已经进城的日军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接管工作，他们通过潘毓桂、陈觉生，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对此要求，张自忠严词拒绝。日本人见张自忠并不甘心投诚，便转而直接指使北平的亲日政客扶持北洋遗老、曾任代理国务总理的江朝宗出面，组织伪政权，要求张自忠立即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方的一手策划下，30日下午，亲日政客们在北平成立地方维持会，江朝宗任委员长。但由于始终对张自忠有所顾忌，当天江朝宗并没有正式就任。
“此时，张自忠其实已经对江朝宗等人的跳梁行径无暇顾及。按照当初与宋哲元的协议，他已经成功地利用缓冲时间，将全部滞留的伤病员以及散兵送出城外，该处理的一切军政事务也早已处理完毕。8月6日，张自忠带着副官廖保贞、周宝衡，对外称病，住进了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同时，他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两天后的8月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五千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空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全国民众对于张自忠的愤怒更加高涨。
“张廉云：有一次，我母亲带着我去看一个朋友，过去我们是有来往的，但是这次去了以后，女主人见我们来了，打个招呼就看不见了，人家躲了。我们坐了一会儿，母亲说，咱们回家吧。后来才明白，当时这种舆论的压力，实在是大。社会上对我父亲有议论，为什么宋先生走了，你还代理，代理他的委员长，代理他的绥靖主任，还代理北平市长。老百姓看见那个公告，愤怒地撕掉了，气得不得了。老百姓这种气愤是很正义的。
“9月初的一天，张廉云的叔叔张自明突然告知张廉云和家人，说张自忠在美国友人福开森先生的帮助下，已经从北平来到天津。躲进德国医院后，张自忠感到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一直都在图谋脱身之计。最终，在美国人福开森的帮助下，张自忠先秘密躲到他家暂住了一段时间，同时派遣副官南下寻找部队。一切计划布置就绪，张自忠也开始行动了。
“9月3日凌晨，他身穿一身工装，从福开森家中徒步而出，来到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一条马路旁。一会儿，一辆挂有意大利国旗的小卧车停在了他面前。趁天色未明，张自忠登上卧车，疾驰至朝阳门。当时日军在平津所有交通线上均设卡盘查，极为严紧。由于张自忠早已乔装改扮，而事先的准备也颇为妥当，因此日本人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就这样，随着汽车的一声低鸣，张自忠顺利地逃出了北平城。
“张廉云：到天津以后，我父亲不敢回家住，住到一个英国工部局副局长楼里面。我叔叔去看他，开电梯的是一个女的，是英国工部局副局长的夫人开电梯。父亲大概在天津只能待很短的时间，有一天我叔叔说，父亲要回来了，要看看家里面。这时候，哎呀，觉得父亲可到了天津，可脱离北平了。有一天晚上，父亲戴着礼帽，穿着长袍来了。叔叔老早守在那儿，等着开门。到家以后，父亲沉沉地，人看着很消瘦，很疲倦。大家打了个招呼，当时家里有我母亲、我叔叔、我姐姐、我，我们四个人。他也不跟我们这些孩子说话，只是让我姐姐拿纸拿笔来，说要给福开森先生写一封感谢信。然后跟我叔叔，跟我母亲讲话。我们坐在那儿听，这时候我父亲就交代了，说是我还有我叔叔三个女儿，这四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一个人给她们一笔嫁妆费。我们就坐在那儿听，不敢说话。
“父亲跟我母亲说，我这一次要走了，到前线去，家里面一切事情你就跟七弟一起商议。跟我叔叔说，我走了以后，整个家都委托给你了，有事情跟你嫂子说。那时候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这样的话说了一会儿，看着天更黑了以后，父亲就走了。我们当时住在弄堂里，左右都有人家，怕人看到，也不敢出去送，开开门，就这样看着父亲走了。后来听叔叔跟我母亲讲，这是父亲在安排后事。当时我父亲心里很委屈，种种误解和伤害还是很厉害的。过去谈到这件事情，我跟我姐姐会难过得不得了。这是我们跟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永别的一次见面，我们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
“1937年9月13日夜晚，告别家人后，张自忠从塘沽码头登上一艘隶属于英国工部局副局长的小货轮，借道山东，转而南下，与宋哲元等人会合。就在他辗转逃难途中，9月28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勉北方军人》的文章，文中颂扬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具有民族气节，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张自忠在当时写给部下的信中说：“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世人的误解已经无从申辩，张自忠沉默地回到部队。此时二十九军已经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任副总司令。张自忠原来的三十八师已扩编成五十九军，宋哲元兼任军长。当五十九军全体得知张自忠已经脱险归来时，深知详情的将士们立刻要求，让张自忠重新上任。最后，在宋哲元等人的斡旋下，蒋介石最终答应了将士们的要求。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五十九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对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从这一天起，“死”这个字，便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张自忠的笔端。第一个印证此字的便是他的夫人李敏慧。
“张廉云：父亲回到部队以后，发来一份电报，让我们赶快离开天津。可是我们不能去找他了，这时候母亲被发现已经得了癌症了，而且是癌症晚期。这样我叔叔和我们一家人就到了上海，母亲的病已经相当重了，父亲还希望我们到云南那些地方去。但是去不了了，母亲病得太重，家里面人又多。
“张自忠妻子李敏慧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十六岁的张廉云经常在医院负责照看母亲。她就这样一天天地看着母亲在病床上慢慢地失去生命。
“1938年6月，伯母患病，父亲派家里的佣（用）人宋茂堂给伯父送去一封信。那时，伯父已率部从台儿庄撤下，到豫南许昌驻马店一带整训队伍，他的军部设在一个关帝庙里。伯父接到家信后，给伯母回了一封信，让宋茂堂缝在衣领上带回。这封信字写得很大，只有三十四个字，大意是：接七弟信，知你患病，盼望你安心治疗，多加保重，能早日恢复健康。伯父在驻马店休整了几个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后，又率部开到潢川阻击日军。后来，他通过设在天津的秘密电台与家联系，让全家迁往上海。1939年，我们举家迁沪，住在法租界。因为房子小，全家只好分开住了。就在这一年，伯父派李桐文来上海看望我们，走时把我和云妹的合照带给了伯父。伯父在前线见到照片非常高兴。
——张自忠侄女张廉瑜《回忆伯父张自忠》
“1938年12月，张自忠率部前往徐州参加徐州会战，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六十公里，取得“临沂大捷”。日军由此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张自忠也因此战之功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赴湖北继续对日作战。
“得知父亲打了胜仗的消息，张廉云和家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前，由于父亲背负“汉奸”骂名，许多过去的亲朋好友都已经不再往来，全家人近一年半以来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下。然而，“临沂大捷”依然无法彻底洗脱张自忠身上“汉奸”的污点。他这一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张自忠，当问到“伪军”问题时，他沉默了。
“张廉云：到了1940年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就老盼着去看看我父亲。那时候我已经大一点儿了，原来照顾我父亲的都是姐姐，我就是跟着在旁边坐着，在旁边玩。这时候我已经懂事了，我说将来等父亲凯旋，我一定得好好伺候他。
“1940年4月15日，张廉云的叔叔张自明，通过第三十三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电台，跟张自忠取得联系，并准备带着张廉云和张廉瑜姐妹俩，赴湖北前线探望。然而，电报刚刚发出，突然接到了张自忠的来电：“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然而，一个月后，就在张廉云准备跟姐姐张廉瑜一起动身的时候，父亲又发来一封电报，说自己又要上战场了，所以暂时又不能让两个孩子过去看他。
“历史进入1940年，这是令人绝望的一年。年初，同样被拖入战争的苏联，因为需要集中力量加强对德防御，同时也不愿意激怒日本人，致使德日两国联盟夹击，使自己无暇首尾相顾，所以决定开始停止对华援助。此时的美国也刚刚从经济大萧条中缓和过来，尚未准备好参与战争，对华援助也还在磋商之中。苏美两国的袖手旁观，使中国的抗日几乎完全失去了外援。在这种局势下，日本人更加急切地想要尽快结束对中国的征服过程，以便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对英美宣战，或者北侵苏联。为此，日本人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在实行政治诱降的同时，辅之以军事压力，迫使国民党政府就范。1940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日军决定将旨在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的“宜昌作战”定于4月下旬至5月初发起，投入兵力四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六个支队、四个大队、一个飞行集团和若干特种部队，共十五万人，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统一指挥。战役计划先将襄河东岸张自忠所在的第五战区部队包围歼灭于枣阳地区；尔后推进至襄河西岸，将第五战区主力部队歼灭于宜昌附近。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5月1日，战斗正式拉开帷幕。日军采取两翼包抄、分进合围战术，由信阳、随县、钟祥三地分五路向第五战区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攻势猛烈。战役开始时，张自忠率右翼兵团总部由夏家湾转移到了快活铺，兵分两路，一路守卫襄河河防，一路往河东长寿店准备阻击敌寇。5月1日下午，日军在二十余辆坦克、四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由钟祥向北推进，向三十三集团军襄河东岸长寿店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同时日军第三师团和石本支队由信阳向南进犯，企图形成对整个流域的包围。针对日军的动向，张自忠命令部队推进到长寿店以北、以东地区阻击敌人；三十八师于当晚东渡襄河，控制河东地区，以支援长寿店作战；同时命令襄河两岸河防部队做好准备：“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无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三天后，在日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襄河东岸的守军难以支撑，长寿店沦入敌手。以长寿店为据点，日军继续沿襄河北上。4日，河南泌阳沦陷。张自忠再次调整作战计划，力争夺回长寿店，确保襄河防务安全。5日，他向蒋介石发电请求东渡襄河，亲上战场督战。两天后，张自忠不顾众人的劝阻，执意带领着右翼兵团预备队七十四师渡过襄河。就在一个月前的4月5日，张自忠的老上级宋哲元刚刚在绵阳病逝，在葬礼上，张自忠与冯治安等人联名献上挽联：率全军哭我公虽死犹生敢继执干戈卫社稷之志，感知己报祖国此身尚在决不苟富贵惜生命而存。
“宋哲元的离世，似乎更加坚定了张自忠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决心。5月8日，在写给冯治安的信中，张自忠决死之心跃然纸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时，张自忠已经从快活铺出发，在夜色笼罩下，悄然渡过了襄河。8日拂晓，天开始下雨，张自忠率领部队继续北进。在路上，他们抓到了一名掉队的日军士兵，从这个士兵的口中，张自忠得知，三天来日军不断向北进犯，大部队于拂晓前刚刚过去。得此情报，张自忠立刻率部冒雨追击。傍晚，他们一路急行，来到襄阳县城，当晚与日军交火，战斗异常激烈。这时，张自忠接到长官部电令：敌人已经退却，务猛力截击，勿使窜回。张自忠由此认为，这是歼灭敌人的好机会，于是，亲自率领七十四师将士奋勇杀敌。一昼夜的激战，十余次的肉搏争夺，日军终于溃败。两日后，张自忠继续率领部队追击日军，连日的激战，使得整个战局再次控制在中国军队的手中。然而日军并未就此作罢，而是派遣北部两个师团南下，意图集中绞杀张自忠。此时，张自忠身边兵力已不足三千。14日凌晨，一路杀敌的张自忠带领残部再次回到襄阳县城，与日军又一次迎头相撞。这一次的日军显然要凶狠得多，几次进攻都未能奏效。张自忠亲自登上高地，指挥工兵爆破日军火力点，然后发起总攻。日军以十余门大炮及数架飞机回应，而后双方肉搏血战数日，国军阵地几乎被夷为平地。15日下午四点，张自忠发现他们已经陷入重重包围。此时，张自忠身边可用兵力仅剩一千余人，而包围他们的日军多达五六千人。
“5月16日，包围圈越来越小。张自忠的双臂一只中弹，一只被炮弹炸伤。下午三点，战斗在凄风苦雨中进行，张自忠再次身中数弹，胸口也被打伤。为了不拖累下属，张自忠怒而拔出佩剑，准备自刎，佩剑被副官夺下。此时日军已经冲到眼前，没能自刎的张自忠，被密集的子弹再次击中……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站起来，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出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心起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侵华日军二三一联队第二任队长长木尾
“张自忠殉国的消息传至南京，蒋介石惊骇之下，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张自忠的部下黄维纲抱着为总司令报仇的决心，在十里长山东南地区，集中全力向日军猛攻，并派出小部队和便衣队，寻找张自忠将军遗体。
“张廉云：5月下旬的一天，我叔叔来了，我哥哥他们也在。叔叔一进门就哭了，叫着我的名字说，叔叔对你怎么样？我说叔叔对我很好。他就哭着说，你父亲牺牲了。我立刻说，日本又造谣。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一下掉到万丈深渊里，我跟我姐姐就抱头痛哭。
“父亲牺牲以后，不管第五战区也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好，都要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了，尸体在哪儿。急得他们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问。黄维纲先生当时派便衣队去找我父亲，急得不得了。在路上，便衣队碰到我父亲一个副官叫马孝堂。马孝堂说，总司令在陈家集。当时马孝堂已经伤得很重。后来他们就跟他一起到了陈家集。父亲牺牲以后，日本人在战场上也认出来这是张自忠，他们拿了一个担架，把我父亲遗体给运到襄阳县城。黄维纲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派便衣队当天晚上就把遗体抢回来了，用棺木装着，运到他的总部。
“考虑到张自忠夫妇的感情一直很好，分别数年来，两人都一直相互牵挂着对方，但此时李敏慧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再受不起任何刺激。为了不影响她的病情，家里人一直隐瞒着张自忠牺牲的消息，决定让张廉云继续留在上海照顾母亲，而让张自忠的长子张廉珍代替大家去重庆奔丧。留在上海的家人，不敢穿孝服，更不敢佩戴黑纱。幸运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报纸上也一直迟迟没有刊登任何有关张自忠战死沙场的报道。
“张自忠殉国后，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并未立即公开发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他们才将此事通告媒体。三年前被世人斥为“叛徒”“卖国贼”的张自忠，此刻成为全国民众敬仰的抗日英雄。各地军政当局和普通民众纷纷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甚至有沦陷区的民众在得知消息后，冒着危险暗中举行追悼仪式。举国上下形成一股颂扬张自忠、痛斥投降派的声浪。
“8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高度评价张自忠的抗战功勋。8月15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千余人齐聚中央大礼堂，为张自忠等殉国将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分别题写“尽忠报国”和“为国捐躯”的挽词。
“但张廉云的母亲并没能亲自看到丈夫血洗耻辱、重振清名的这一天。1940年农历7月17日，公历8月20日，就在父亲张自忠去世三个月后，张廉云的母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直到她去世的最后时刻，家里人依然没有把张自忠牺牲的消息告诉她。此时，大哥还在为父亲奔丧归来的路上。由于二哥早就不在人世，张廉云只能独自为母亲送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父母相继离去，张廉云经历了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跪在母亲的灵前，张廉云这时才可以放声大哭。此后，从军政界到民间，祭奠张自忠的活动一直持续着。
“1942年，张自忠的老上级冯玉祥先生，仿明朝史可法墓葬扬州梅花岭之意，将雨台山改名梅花山。过后又用自己的薪水买来梅花树，亲自带人植于陵墓周围。
“1943年5月16日，张自忠殉国三周年纪念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了《追念张荩忱上将》的代社论：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