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讲述人：冯理达
“冯理达，冯玉祥之女，1925年生，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系。1949年作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到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免疫学。先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海军总医院工作，担任全国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全军中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免疫学会副会长等职。2008年病逝于北京。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河北保定人。因家贫投身行伍。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滦州 1 参与发动起义。
“1921年任陕西督军，军事实力不断壮大，被称为“西北军”。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朝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926年9月五原誓师，宣布所部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宁汉分裂之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
“1929年反对蒋介石裁军，失败后离职前往山西。第二年加入中原大战，兵败隐居山东泰山。
“1933年与吉鸿昌等人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
“抗日战争时期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抗战胜利后远赴美国考察水利，并发表反蒋言论。1948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搭乘苏联“胜利”号轮船回国参加政协，因船只失火不幸在黑海罹难。
“曹景行：1928年7月2日，一位中国人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有关报道的题目叫作《特立独行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时代》周刊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的：“他站起来足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皮肤、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十九万五千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物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冯玉祥是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第三位中国人。这位传奇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然而他的人生却以悲剧收场。
“在《时代》杂志的照片下面，有一段简洁的说明文字：“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时代》杂志之所以这样介绍，是因为冯玉祥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基督将军”。
“1919年，时任湘西镇守使（相当于省军分区司令员）驻守常德的冯玉祥，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感恩，便经常请他给部下的官兵治病、讲经。后来，罗感恩在给冯玉祥的妻弟治病时，被其开枪打死。为了补偿，冯玉祥给远在美国的罗感恩之子寄去八百银圆作为学费，不料对方将钱原封不动地退还。冯玉祥用这笔钱建造了一座可容纳五百人的礼拜堂，取名“思罗堂”，自己也皈依了基督教。
“冯理达：我父亲年轻时所处的时代一直是清朝嘛，父亲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后来他到了湖南常德，手底下有一个人，得了癫痫，抽风，请了好多人都治不好。后来就请了美国的一个牧师——当时不是有教会嘛，从教会请了这个牧师给他治。没想到，在治疗时那病人身上有把枪，掏出来“乒”的一声，把那个牧师打死了。
“曹景行：那个发癫痫的人把美国牧师打死了？
“冯理达：嗯。在当时这不就成国际事件了嘛！大家很紧张。可是没想到牧师的夫人说，她丈夫还没有给病患治好，她还要继续给他治。这种精神感动了我父亲，我父亲觉得，过去清朝哪有这样的啊？所以一下就觉得基督教不错，他就信基督了，所以叫“基督将军”。
“皈依基督教以后，冯玉祥大力倡导“以教治军”。他用基督教的教义来管理军队，提倡节俭的生活，严禁吃喝嫖赌，严禁穿绸缎，甚至严禁吸烟。他还聘请了随军牧师来宣讲福音，教导官兵以基督教信仰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为愿意信仰基督教的官兵施洗。他曾经印刷了一万册《圣经》，在封面上烫上金字“此乃天下之大经也”，然后分发给部下和一些有意向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民众。他还计划要在张家口兴建一个“福音村”，并且已经请人画好了图：村子的中央是教堂，周围是住宅、学校和戏院。后因为战争爆发而搁浅。在冯玉祥的带动下，不少官兵皈依了基督教，曾经一次就有五千名官兵接受了洗礼。
“冯理达：信基督以后，我父亲就让他的战士们全拿大桶泼水，受洗礼。佟麟阁 2 就是那个时候受的洗礼，当时他还是个战士。
“曹景行：那是不是他的部队全部都要受洗礼？
“冯理达：就是这样，他下的命令嘛。
““他（冯玉祥）曾让自己的部队用水管洗身进行洗礼，以显示他的基督徒身份。”
——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
“冯玉祥的做法，在当时算得上特立独行。只是没有人会想到，这位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当时中国最强者的“基督将军”，最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兵。
“冯玉祥出生于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少时家贫，常常得靠典当衣物来糊口，等父亲冯有茂领了俸禄后，再把东西赎回来。揭不开锅是常有的事儿。因为贫穷，冯氏夫妇的七个儿子，除了长子和次子冯玉祥，另外五个都由于营养不良夭折了。
“光绪十八年（1892年），迫于生计的冯玉祥挂名入伍。这一年他十一岁，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还没有。
“冯理达：那天招小兵，就是十几岁的才要。一看招小兵，我父亲想，能被招就招，不能被招就算了，所以他就去了。招兵的认识他，看见他来了，心想这个冯小二还不错，他们家生活又那么困难，就要他吧。招兵的把我父亲叫过去问话，问他叫什么名字，我父亲光知道自己的小名，不知道大名。后来有一个人说给他起个名，叫玉祥，这就是我父亲名字的由来。
“清朝末年，军备废弛，军队中吸鸦片蔚然成风。由于父母都曾染上抽大烟的恶习，屡戒屡犯，烟瘾发作时痛苦不堪，使得冯玉祥对鸦片深恶痛绝，虽在军中却从不沾染。这为他赢得了叫操（在操场上喊口号）的机会。
“冯理达：清朝的人不是都抽大烟嘛，没底气，没底气就叫不了操。军队里谁要叫操就多给饷。我父亲就天天在操场上叫，这样他能够多得点儿饷。
“据说冯玉祥为了能够叫操，每天都早起练习，大年三十的早晨照样练。甚至他连走路都边走边喊，惹得旁人纷纷说他是神经病。
“苦练叫操之余，冯玉祥把空闲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面。他买来《彭公案》《施公案》《三国演义》等书，一有空就看。因为冯玉祥只念过十五个月的私塾，识字不多，所以看起书来颇为吃力。一旦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会主动向人请教。
“冯玉祥经常彻夜读书，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他找来一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头伸进去，借着微弱的灯光读。这种好学的习惯伴随了他一生。在《我的生活》一书中，他曾写道：“读书，我此时好像吃甘蔗，越往下吃越甜，越读只感到它的趣味，而且越读眼越亮，心越宽。”读书之余，冯玉祥还花了很大的力气练功夫。由于勤奋好学能吃苦，每回考试都是第一名，冯玉祥在清末民初的乱局中崭露头角，很快得到了上司赏识，升为教习。
“冯理达：大概是因为天天叫操，一下叫了个大个儿，长到一米八四还是八五。他不抽烟，不喝酒，举止又挺潇洒的，人也长得好，又能吃苦，这样上司就都看上他了。所以后来就“噌、噌、噌”地升上去了。
“冯玉祥最初投靠的是李鸿章的淮军。然而清朝末年，军队腐化，士兵疾苦无人关心，这让冯玉祥备感失望。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编练新军，冯玉祥便毅然离开淮军，加入新军。从一名士兵做起，一直做到队官。
“此时改朝换代的革命已是蓄势待发。因为越来越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冯玉祥和兄弟营营长王金铭、施从云等人成立了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大家公推冯玉祥为会长。孙中山也秘密派员与之联系，商议待机举事。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后，“武学研究会”趁势发动“滦州起义”。因准备不足，起义以失败告终，王金铭等人牺牲。冯玉祥因起事时不在现场，加上长官为他求情，被削去军职，保住了性命。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着手扩建军队，冯玉祥被长官借机召回，派往直隶景县和河南郾城一带招兵。这成了他一生建立自己队伍的起点。冯玉祥前后一共招募了近两千人，带回北京后亲自编练。其中就有韩复榘、吉鸿昌、佟麟阁、石友三等人。这批人后来成为冯玉祥部队的骨干力量，都是叱咤风云的领兵大将。
“冯理达：我父亲因为从小家里清苦，他又孝顺，所以他招兵，都要先拍拍肩膀，问人家，你孝不孝？他觉得你要不孝的话，你就不忠！什么佟麟阁、赵登禹 3 ，都是被拍着肩膀招上来的。
“1914年10月，冯玉祥所部改编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任旅长，晋升陆军少将，加封焕威将军，授予一等嘉禾勋章，由北洋政府直接指挥。1921年8月，他又升任陆军第十一师师长，从属直系军阀，不久率部队进入陕西，接任陕西督军。在陕西，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冯玉祥的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并在多年的烽火岁月中，建立了一支完全忠诚于他的“西北军”。
““我自民国元年统兵以来，由营而团而旅而师而军，十数年中，其间饷械两缺，苦不堪言。然经战大小不下数十百次，从未有过败北之举。驻扎遍及直、鲁、豫、陕、川、甘、察、绥、热、湘、鄂、皖十二省，也从未有过哗变扰民之事。我的军队颇为中外所称许，虽觉受之有愧，但我的治军之法，也有可说之处。”
——《冯玉祥自传》
“曹景行：您父亲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一段时间他离开了，他的部下也散掉了，但是等他一回来，那些散掉的部下又都回来了，这是个什么道理？
“冯理达：没主心骨了呗！另外就是我父亲以身作则。他打枪特别准，不能说是领导就什么都不会，是吧？他不光自己打，让我们也打枪，常带我们跑到三阳观，就在泰山的后头，趴在地下打。
“曹景行：你们打的什么枪？
“冯理达：打步枪，我还记得当时顶得我肩窝特疼。打枪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都得锻炼。他打得特别准。对他底下的人也是，一个是严，一个是慈。
“在冯玉祥看来，一支军队的好坏，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的优劣在于长官。长官身为士兵的表率，必须具有高尚的品行。教育的施行应该贯彻于平时，而不是临时起意，更不能流于形式。因此，在他的军队当中，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他亲自编写了《六百字课》《八百字课》，由连长、排长当先生，要求所有人，无论是伙夫、马夫还是士兵，每天每顿饭前必须认识两个字，不认识就不能吃饭。
“空闲的时候，冯玉祥常常跟士兵闲聊，教导他们伦理道德和救国救民的道理。他还以基督教义中“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教育官兵，他说：“耶稣为了传播他广大的爱，竟被敌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伟大的死。他一天到晚专和些下层的人，如木匠、渔户、税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轻视。我觉得正合我这穷小子的味儿。”
“冯玉祥知道，治军最重要的是要得兵心。官兵之间既要有严格的要求，又要相互友爱。军队的基础是士兵，所以他从士兵抓起，对士兵的饮食、冷暖、起居都会亲自督查。他对士兵的关心爱护，可谓无微不至。战士有伤病，他亲自喂汤药；如果有谁想家了，就把他的父母接来住上一阵；对于特别困难的家庭，就自己出钱给他们买田地，使士兵没有后顾之忧。他还常常查看每个人的耳朵、指甲是不是干净。有一次，他叫全体官兵坐在地上，脱掉鞋袜，他挨个儿检查脚丫子是否干净，有没有脚气，甚至有一次还替士兵洗脚。官兵们议论说，这一下，这个士兵不但把他自己的命送给了冯玉祥，连他儿子的命也送了，因为他感激得会叫儿子也来报效的。有一次，一个士兵家里来信要钱，冯玉祥就把口袋里所有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士兵，说身上只有这点儿钱，让他全拿去。如果走在路上看见卖熟花生米的，他会买下来，分给左右的士兵一起吃，所以士兵和他的感情非常亲密。
“1926年，冯玉祥因为军事失利，前往苏联考察。在库伦 4 ，他遇到了国民党要员徐谦、于右任等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冯玉祥与他们盘桓了数日，徐谦等人向他介绍了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还动员冯玉祥加入国民党，一同革命。
“趁冯玉祥出访苏联，不在军中之际，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向国民军发起攻击，双方在南口展开血战。国民军大败，四散流亡到绥远、察哈尔等地。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流亡各处的官兵奔走相告，纷纷归队。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加入国民党，自任国民军联军 5 总司令，出潼关参加北伐。
““我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惟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前线，共同奋斗。”
——冯玉祥《我的生活》
“冯玉祥统领的军队超过四十万之众，是当时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也正因为此，在中国大革命的局势演变当中，冯玉祥与活跃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蒋介石走到了一起。
“孙中山去世后，继任的汪精卫继续执行“联俄容共”的政策，与共产党合作。北伐期间，由于“容共”政策的分歧，蒋介石与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矛盾激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随后，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组织部队渡过长江，于6月2日占领徐州。此时，宁汉双方的主力部队都聚集在陇海铁路沿线，而冯玉祥控制了陇海、京汉两条铁路的交叉口，军事实力和所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成为宁汉双方极力争取的重要人物。
“1927年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先在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了会谈，冯玉祥取得了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不过，在反蒋的问题上，双方没能达成一致。冯玉祥反对宁汉分裂，也不主张反蒋。他希望宁汉合作，团结一致北伐。而且，对于蒋介石的“清党”政策，冯玉祥并不反对，他对辖区的工农运动不理解，也很不满，曾经很气愤地对他们说：“我和你们（共产党）合作，你们却抗征兵抗征粮！”
“蒋介石在得知武汉国民政府与冯玉祥会谈后，也电请冯玉祥与之会晤。6月20日，二人在徐州第一次见面。冯玉祥后来在他的自传当中这样回忆：“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冯理达：蒋介石看中了我父亲的几十万人嘛！当时有军队的有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然后就是我父亲。这时候，他看中了我父亲。
“6月21日，蒋冯联名通电，表示要携手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日，南京国民政府拟了一份致汪精卫等人的电报，由冯玉祥修改后署名发出。电文中反对工农运动和阶级斗争，敦促汉方对于“分共”问题“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提出宁汉双方“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主张集合国民党全力，“协力北伐，先定幽燕”。
“在他们这次会晤之后，第三国际代表罗易（Roy）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工农武装运动。双方开始产生矛盾。7月，汪精卫再度得悉斯大林指示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帮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国民政权的策略，于是在15日宣布进行分共，即七一五政变。经国民党内部调停，8月14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五天后，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史称“宁汉合流”。
“随后蒋介石东渡日本。在此时节，奉系军阀张作霖对北伐军展开了猛烈地反攻，北伐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冯玉祥联合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称“为完成革命军事工作起见，拟请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起用蒋中正同志主持军政，玉祥等愿听指挥；俾得早奏佳音，完成革命，以慰全国民众之望，不胜等命之至”。国民党要员纷纷通电响应，拥护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是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重回权力中心。不久，他从南京来到郑州，再次与冯玉祥见面。
“1928年2月18日，在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了结拜仪式，互换兰谱，正式结盟。蒋介石送给冯玉祥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而冯玉祥送给蒋介石的帖子写道：“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冯理达：他们那两个帖子的意思完全不一样。蒋介石这个就是：我永远跟着你，你是我哥，我跟着你干。四句话没有别的，就是忠实到老，我跟着哥干。我父亲不是。第一句话是“结盟真意”，真意是什么？“是为主义”，为了三民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所以我跟你结拜，就是为了三民主义。你后来不是搞三民主义了嘛，那我不打你。所以当时蒋介石到哪儿都是“二哥、二哥”地叫。
“对于蒋冯结盟兄弟，冯玉祥后来在1948年回忆说：“我为的是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而与他结盟的，字句当中写得很清楚，他能看得出来。若不实行三民主义，结盟也没有用处了。”果然，这对兄弟结盟才一年多时间，就以兵戈相见了。
“北伐胜利之后，平津地区成为各派系为增强实力争夺的焦点，冯玉祥军队率先抵达北平。北平临时分会认为南京政府已经任命阎锡山为平津卫戍司令，拒绝冯军接收北平。冯军是与奉系作战的主力，付出最多，损失惨重，却什么也没得到。对此，冯玉祥感到愤愤不平。为了安抚冯玉祥，蒋介石分给冯部两个职务，一个是有职无权的北平市市长，一个是崇文门税关监督。这两个职务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对供养本就经济困难的西北军无异于杯水车薪。为了表示不满，当蒋介石邀请冯玉祥到北平参加善后会议时，冯玉祥称病不去，蒋介石只得找人调停，双方渐生嫌隙。
“随后在国民革命军编遣问题上，蒋介石主张裁减各派系军队，兵力最多的西北军裁军人数也最多。冯玉祥十分不满，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要求冯玉祥讨桂。冯玉祥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此举使蒋介石大为恼火，遂下令禁止冯玉祥部下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接收山东。5月，冯玉祥宣布反蒋，蒋冯战争爆发。由于蒋介石的收买，冯玉祥部下韩复榘、石友三倒戈，冯玉祥在与蒋介石的军事冲突中失败。5月底，冯玉祥通电下野，前往华山。
“冯玉祥下野之后，阎锡山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假意出面调停，并表示愿意与冯玉祥一起出国游历。此举既讨好了蒋介石，又能借冯玉祥增强与蒋对峙的筹码。冯玉祥派人与他联系，希望能够共同反蒋。阎锡山约他到山西面谈，冯玉祥遂偕妻女离开华山到太原。在那里，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名通电，表明将一同出国。
“蒋介石以为阎冯已经结成同盟，于是派人挽留阎锡山，并约阎锡山密谈，极力拉拢。此后，阎锡山不再谈反蒋，更不与冯玉祥见面，还把冯玉祥软禁起来，以便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冯理达对于父亲的最早记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冯理达：我那时候很小，大概也就四五岁。在山西，阎锡山不是把我们扣住了嘛，扣住以后让我们住到晋祠。在晋祠的时候，我记得每天睡醒了以后，我爸爸都让我去拿一本大书。那本书很厚，我还要每天去拿，所以就特别讨厌那本书。拿过来以后，我妈妈念，然后我爸爸听。
“曹景行：什么书？
“冯理达：《资本论》。我心想，这本书怎么那么沉哪？还非要我天天拿，所以我从小就记得那么一本厚书。再一个就是，我爸爸还叫我劳动，那时候传令兵——现在叫警卫员吧，他们的臭袜子都让我洗。
“曹景行：你帮他们洗？
“冯理达：是啊，让我给他们洗，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些事情都是我爸爸带着我去做。所以我从小就觉得，无论身处何种环境，第一个得苦干，第二个得学习，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是我留下的印象。
“作为地方军阀，阎锡山很清楚，蒋介石迟早会对付自己。果然，不久蒋介石为了削弱阎锡山的势力，接收了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务机关，并拒绝支付平津卫戍司令部辖区所需的军政费用，这促成了阎锡山反蒋的决心。1930年5月，阎锡山与冯玉祥捐弃前嫌，联合桂系开始倒蒋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将近七个月，因为战争主要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及其邻近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中原大战”。最后，蒋介石取得了胜利。
“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失去了再与蒋介石决一胜负的实力。他的部队要么被蒋介石击溃，要么被收买拉拢，冯系军队土崩瓦解。军事上的失败成为冯玉祥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脱离了军队，过起了隐居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在山西汾阳峪道河隐居的冯玉祥耳中。听到日军侵略中国东北和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冯玉祥非常气愤。在他看来，蒋介石是抗日救国的障碍，因此必须“促贼离开”，以救国家，于是冯玉祥再次复出。这一次他是以批评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宣传抗日走上前台的。冯玉祥抗日救国之坚决，从冯理达记忆中的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
“冯理达：我大哥是1926年入党的，人挺好的，后来去了日本。在日本人眼里，他各方面都挺不错的，人也长得帅，一个女的就看上他了。
“曹景行：日本女孩儿？
“冯理达：我搞不清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反正是妇产科的，就看上他了。后来我哥回来跟我父亲说要结婚。我父亲一听，把他捆上，拿鞭子抽。当时城里有个办事处，后来办事处的人就找到我妈妈，说冯夫人，您要不去呀，这非得抽死不行！我妈妈急忙赶去，才把哥哥救下来。
“冯玉祥复出后，先是与其他反蒋派互相配合，逼蒋下野，之后又出山赴京，奔走抗日。在对政府抗战无望后，冯玉祥决心自筹武力，反蒋抗日。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十万余人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任同盟军总司令，与日伪军作战。7月，同盟军收复多伦。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第一次攻克日本军队侵占的重要城镇据点。
“冯理达：张家口局势是很紧张的，因为我们就住在一间小平房里，能够感受到那个氛围。另外就是感觉我父亲当时打得很好，把日本人打败了。日本人完全没想到会战败，那时日本人打东北三省，根本没费劲儿，因为张学良全部投降了。他们没想到，到这儿碰上抵抗的了。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
“多伦的收复，为冯玉祥和同盟军赢得了公众舆论的支持与喝彩，但南京政府却十分不满。一方面，同盟军的公开抗日行动破坏了南京的对日政策；另一方面，蒋介石的老对手冯玉祥再次控制了一支独立军队，对南京的权威构成了威胁。因此南京方面开始千方百计诋毁同盟军，甚至做好了武力镇压的准备。
“冯理达：那时候一个姓唐的华侨特别好，给了十万现洋，结果都让何应钦拿走了。拿完钱，何应钦还从背后攻打我们。我父亲一直主张一致对外，对内大家要和平，枪口应该对外。蒋介石让何应钦从背后包围我们，那我父亲就说算了，我不打了，又回泰山了。在察哈尔抗日时，我还犯了个错误，在张家口。那时候（战事）已经很紧张了。我们住在一所学校的平房里头。当时我父亲在里屋躺着，我在外屋，我没睡觉。中午传令兵来了，说有个什么人——我不记得是什么人了，说要见先生，让我进去问问我父亲见不见。我就进去告诉我父亲。父亲说了一句，约了以后再见。我也不懂约是什么意思，就把它给漏掉了，出来就说了个见。后来我父亲见完客人以后说，今后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得复述，不复述不行。他的意思是你回来要告诉我，你是怎么跟别人复述的。我就说了个“见”，漏了“约”，结果就犯错误了。那时候好多这种事情，乱七八糟的，所以必须认真对待。
“面对蒋介石和日本军队的双重威胁，冯玉祥最终不得不撤销同盟军总部，兑现他志在抗日、枪口决不对内的誓言。
“1933年8月，冯玉祥卸职后离开张家口，携家眷来到泰山，再次开始隐居生活。虽然在冯玉祥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段黯淡无光的日子，但在童年的冯理达看来，能够与父母朝夕相处，是难得而珍贵的。
“冯玉祥十分注意锻炼身体，每天都要散步一小时，风雨无阻。在他看来，人是一种动物，必须要动，动得越多越好。他散步的时候，不喜欢走平坦的路，喜欢爬坡，而且要走出一身汗来心里才高兴。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我一面浑身出着汗走着，心里暗自想：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一个平民，我应该时时刻刻督促自己，勉励自己，多走路，多活动，不要变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绅士，也不要变成书呆子。”冯理达常常跟父亲一起去散步，这也是她学习的过程。
“冯理达：那时候我们和母亲天天去学习，到烈士祠堂——我父亲盖了一个烈士祠堂，纪念过去牺牲的战士。另外，他要求我们每个星期要写一百个大字、一千个小字，然后要背诗。这些都必须认真完成，要求很严格。他还总是跟我们讲他是怎么样学习的。有时候他出去走路，我们就跟着一起去。从泰山我们住的普照寺开始，然后走到小王庄。一路走的时候，他就要讲了，说你看看，现在如果是打闪，过一会儿就要打雷了。打闪到打雷，你数，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啊，打雷了！他说打仗的时候，你一看炮火出来了，等到听到声音，你就数这个，然后你就知道敌人离我们多远了。路上走的时候他就教我们这些。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因为都是在家里面学习，所以其实也没什么暑假，夏天的晚上，我们就躺在大石头上。陶行知同志的儿子陶宏是搞天文的，就教我们看星星。我爸爸说，你一定要懂得看星星，到时候不会迷路，北斗星啊、北极星啊怎么样怎么样。
“1935年9月，蒋介石电约冯玉祥到南京“共商国是”。冯玉祥后来回忆说，他是为了抗战才到南京，如果不抵抗日军，他是不会到南京去的。在孔祥熙举办的宴会上，蒋介石向盟兄忏悔认错，冯玉祥认为蒋介石有了很大的转变。
“曹景行：你还记得到南京的情况吗？
“冯理达：记得呀，那时候都十岁了嘛，就跟着到了南京。
“曹景行：从泰山坐火车？
“冯理达：坐火车到的南京。
“曹景行：您父亲带了多少人？
“冯理达：那个时候跟着我父亲去的有个研究室，都是北大之类的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像赖亚力 6 、王倬如 7 ，都是共产党员。我们从小就知道，哪边是共产党员，哪边是中间，哪边是国民党。
“曹景行：蒋介石是怎样的人，你现在还有什么印象吗？
“冯理达：他很尊敬我父亲，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1936年，冯玉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一年年底，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后，局势混乱。冯玉祥给张学良发过几次电报，劝解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并在电文中表示：“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冯理达：蒋介石被扣在西安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父亲流眼泪，以前从来没见过，不管什么困难时期，他都没掉过眼泪。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住在韩公馆，就是韩复榘的房子，我们住在那儿。当时我父亲坐在二楼，我妈妈也在旁边坐着。她让我拧手巾，我就看见我爸爸流眼泪了。他们俩当时说何应钦要炸西安，可是我父亲主张绝对不能对内战争，要和平。后来宋美龄和端纳 8 去了西安，那一段时间情况是很复杂的。我父亲以前从来没掉过眼泪，就那个时候流泪了。我妈妈在一旁陪着他，也不知道俩人说什么，反正我就是只管拧手巾。
“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蒋介石也接受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从而揭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冯玉祥先后担任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前线指挥对日作战。后来第六战区被取消，冯玉祥的司令长官职务也就跟着被取消。1938年12月，冯玉祥一家随国民政府迁至陪都重庆，一家人住在了巴县中学。重庆是当时的大后方，吴组缃、姚雪垠等诸多文化名流纷纷来到这里。由于冯玉祥爱读书，素来好结交文人，便常常邀请他们讲学。
“冯理达：在巴中的时候，人很多，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老组织学习班，学习的时候大家都来听。
“曹景行：听什么呢？
“冯理达：学习班请了老师来讲课，什么都讲，讲古的，讲今的。有一天正好是翦伯赞讲话，我父亲突然站起来，很恭敬地说，哎呀，伯赞先生，我得请个假，出去一下。翦伯赞说，好，你去吧。我父亲出去了，过一会儿带了个人进来。谁？蒋介石。然后蒋介石也坐那儿听。后来翦伯赞讲完了以后，我父亲又讲了一下。他念了首诗，《三国演义》前头那首诗，“滚滚长江东逝水”。蒋介石没听过，就说，哎呀，您写得真好！我爸爸说，这哪儿是我写的。所以我就说蒋介石这个人，他对这些不太懂，挺有意思的。
“抗战后期，为筹集抗日资金，冯玉祥在四川发起“节约献金运动”。他自己带头卖字卖画，凡是向他乞字求画的，冯玉祥一概索取他们一笔资金作为抗日献金。1941年，冯玉祥六十大寿，周恩来在贺词中称赞他有“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精神。冯玉祥也把这种精神用在了他的盟弟蒋介石身上。
“冯理达：在重庆的时候，我父亲有一天（白天）打着个灯笼去找蒋介石。我父亲很幽默的，他从不当面指责你的错误，都是给你讲过去的故事让你自己醒悟。（蒋介石）听得入神，以为这都是我父亲编的故事，其实他不知道，这是我父亲在引经据典地说他。
“曹景行：打灯笼是挺有意思！
“冯理达：他（蒋介石）住南岸，我们住北边这边，我父亲打着灯笼到他那儿去。
“曹景行：怎么会想起这么做呢？
“冯理达：因为当时确实很黑暗。到处是特务，哪儿都是特务，学校里也有特务。但是怎么跟他（蒋介石）说呀？难道直接问他，你到底知道不知道现在多黑暗？所以我父亲想了个办法，打着灯笼去。他（蒋介石）看见了也很意外，说，哎呀，二哥，你怎么大白天的打灯笼，干吗呀？看不见了？对，看不见，我父亲就顺着他的话说。
“十几年来，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分分和和，走过了一段复杂曲折的历程。抗战胜利后，冯玉祥一家依然受到监控。
“曹景行：在重庆的时候，您父亲有没有受到蒋介石他们的控制或者监视什么的？
“冯理达：当然控制了。
“曹景行：你们作为孩子感觉到了吗？
“冯理达：感觉到了。像后来那次“较场口事件” 9 ，我妈妈也挨打了，那会儿特务专往头上打。
“曹景行：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冯理达：本来是庆祝这个政协成立，就在较场口那里，结果没想到能有那么多人来开那个会，所以特务就来捣乱了。那时候郭沫若这些人都在场。
“1946年夏，冯玉祥一家乘船离开重庆回到南京。由于感到与蒋介石矛盾日深，在国内无所事事又不安全，冯玉祥于是借考察水利的名义提出出国。蒋介石答应了冯玉祥的要求，送给他一个水利特使的头衔，让他到美国考察水利。
“冯玉祥的家人回忆说，蒋介石本来打算让冯玉祥一个人出国，家属留在国内做人质。冯玉祥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坚持要求夫人和儿女随同，理由是便于照顾生活。蒋介石又提出条件，要求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加入国民党，女儿冯理达加入三青团，否则不发护照。冯玉祥一口回绝了这一要求，蒋介石只能让步，不过只发了李德全和冯理达的护照，其他儿女的护照依然拖延下去。
“曹景行：你怎么知道就要去美国了？
“冯理达：那时候我父亲决定要去了，当然他跟蒋介石说的是去考察水利。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提出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水，我去看看他们（美国）的水利，当时是以这个名义。蒋介石呢，也希望我父亲赶快走。
“曹景行：当时你父亲决定去美国，他有没有跟你说为什么要去？
“冯理达：没说。我爸爸和妈妈他们俩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曹景行：现在知道吗？他主要的想法是什么？是他自己想去呢，还是受环境所迫？
“冯理达：因为当时那个环境。那时候不是已经要打内战了吗？可能是周（恩来）总理提的建议，让我父亲到国外去。因为我们走的时候，周总理、邓大姐都到上海来送我们了。我们住在霞飞路1881号——现在叫淮海路，那时候叫霞飞路。他们俩都来送了，专门和我妈妈谈了好久。
“1946年9月2日，冯玉祥夫妇带着女儿冯理达以及随从，一行八人从上海码头登上客轮，驶向美国。出国前，冯玉祥还写了一首诗：“这次远去美利加，时刻不忘我国家。德智群体都研究，回来建设新中华。”第二年9月，冯玉祥的另外三个孩子在冯理达的未婚夫罗元铮的陪同下，历经辗转也来到美国。
“曹景行：您父亲在美国主要做什么？
“冯理达：刚开始是看水利，去了好多地方。
“曹景行：他会英文吗？在美国怎么生活呢？
“冯理达：他一直学习。1947年以后，他自己就能上街了。上街的时候，还买票看了场电影，不过他看电影看到一半就走了。还有一回，他和我妈妈一块儿出去，两人买了个好像是酸奶吧，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所以说很快他就习惯了，他也会用英文交流什么的，自己出门都没问题。
“冯玉祥和家人在美国度过了两年时光。这期间，冯玉祥不断抨击蒋介石的国内统治，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共产党。这对昔日的结拜兄弟彻底变成了死对头。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五千余名学生在南京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同日，天津学生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大批军警用高压水枪冲击游行队伍，用棍棒驱赶学生，受伤学生达一百多人。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冯玉祥在旧金山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这一暴行，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冯玉祥还与国内的李济深、何香凝等民主派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结成反蒋统一阵线。
“冯理达：我们住在伯克利旧金山这边。那时候朱老 10 从纽约来这儿看我们，他要回香港去。我父亲给了他一封信，是写给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的，说咱们都是老党员，现在蒋介石这么搞，我们得成立革命委员会，要革命，所以就写了这封信。当时我父亲和朱老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我递的这封信，所以我说我是民革的见证人。当时宋庆龄、何香凝都认为应该马上成立，李济深说，是不是再等等啊？宋庆龄说，不能等。何香凝也说，不能等，李济深就同意了，所以就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是主席，我父亲是政治委员会主席兼驻美分会的会长。
“在积极反蒋的同时，冯玉祥的处境也变得十分困难。他经常发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出现在自己周围，甚至还接到恐吓信，信中严厉警告冯玉祥停止攻击蒋介石，否则性命不保。
“1947年9月，在纽约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希望冯玉祥到东部去组织成立和平民主联盟，开展反对美国援蒋的活动，冯玉祥接受了这个提议。一路上，冯理达和她的爱人罗元铮轮流开车，经过九天半的行程，把父母送到了纽约。
“冯理达：特务都是一直跟着我们的。有个特务叫张雪山，从伯克利一直跟到纽约。
“曹景行：他开车跟在后面？
“冯理达：他也开着车。这个人在1950年从北京饭店被揪出来，枪毙了。
“到达纽约后，冯玉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国庆演讲，公开表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接着，冯玉祥又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指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除公开演讲外，冯玉祥还让冯理达夫妇开车到华盛顿国会山，力求通过国会议员影响美国政府的援蒋政策。
““蒋政权是所有中国坏政府的顶点。无论多少外国金钱也不能挽救他的垮台。……美国应当看到，依仗外国的支持以维持自身权力的一个腐败的少数派只是一个可怜的盟友。”
——冯玉祥《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
“冯理达：我们一起开车到了华盛顿，我父亲和华盛顿国会那些人谈了很久。我知道的就有一个人，还到纽约我们家来了，估计他背后有靠山，有组织让他来。他说蒋介石我们现在不相信了，我们希望你冯玉祥能够回去掌权，你要什么，要武器，要金钱，我们都可以支持。我父亲说，你知道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天听自我民听”，天听谁的？听群众的；“天视自我民视”，不是说冯玉祥还是谁说了就算，你看看现在老百姓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人一听，气坏了，走了。这以后，美国国会的人就对我们进行压榨了。
“不仅美国对冯玉祥不满，蒋介石也被冯玉祥在美国的活动彻底激怒了。1947年年底，蒋介石命令冯玉祥回国。冯玉祥不答应，蒋介石便撤销了他的水利特使职务，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冯玉祥一家的经济状况日渐拮据，他在日记中写道：“无进款只出款如何得了？”为了贴补家用，冯夫人李德全甚至还去找了一份教中文的工作。除经济状况窘迫，冯玉祥在政治上的处境也日益险恶。出门的时候总是会被形迹可疑的人跟踪，还常常接到匿名信和恐吓电话。
“冯玉祥感到自己随时可能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所以用了两个月时间做了回忆和思考，写下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本书由冯玉祥口述，夫人李德全笔录，描述了二十年来他对蒋介石的亲身见闻。书中，他把蒋介石称作“小袁世凯”“希特勒第二”。不过，他自己也在书中说：“这本书写了七十七章，我写的虽然是蒋介石的罪恶，但我的内心，却是为纪念‘七七’抗战以来死义的民众，为的是纪念杀敌致果的忠勇将士，以及死于蒋介石罪恶统治之下的中国人民。”
“1948年1月7日，蒋介石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为名，开除了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同时又非正式电请美国，希望能把冯玉祥驱逐出境。很快，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向冯玉祥发出了不能继续居留美国的信号。
“曹景行：您说美国国会派了个人来试探您父亲，后来气坏了走了，以后就开始对你们收紧了，怎么个收紧法？
“冯理达：一定要我们离开。
“曹景行：用怎么个方式让你们离开？
“冯理达：就说到时间了，你们得走啊！我们还在华盛顿，他们那个移民局就叫我们去，说你们签证快到期了。他想要赶我们走，所以我们赶快就到了纽约。当时有一个问题，到底坐什么船离开。英国船、美国船就两种结果，一个是把我们扔到海里去，一个是开到台湾，那当然不能坐了，是吧？后来怎么办呢，潘友新说，你们还是坐我们的船，坐苏联船吧！
“潘友新是苏联驻美大使，抗战时期曾担任苏联驻华大使，与冯玉祥夫妇可以说是老相识。在冯玉祥面临被美国政府吊销护照的危急时刻，潘友新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不过当时苏美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苏联与美国之间并无客轮往来。在潘友新的积极活动下，一艘苏联客轮被准许开往美国。
“冯理达：那时候苏联从来没有船去过美国，后来就派了一艘船，俄语叫“波比达”，翻译成中文叫“胜利”号，专门派来的。当然派这艘船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因为美国对苏联的孩子们——就是大使馆那些孩子，不让他们成立学校，本来到别的国家使馆都可以成立学校，可是美国不让苏联成立，所以“胜利”号想把这些孩子也接回去。但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住在这边，还有四位苏联的中央委员。当时告诉我们说，7月31号离开。那天一早我们赶快去把船找到，然后就开船。
“曹景行：按照这个说法，你们全家当时是悄悄跟船走的？
“冯理达：嗯，悄悄地走的。
“曹景行：很突然吗？
“冯理达：不是突然的，因为还要等那个船呀。
“曹景行：知道的人多吗，你们上这个船？
“冯理达：不多，因为当时是保密的。
“曹景行：你们知道这个船最后要去哪儿吗？
“冯理达：去苏联。
“曹景行：然后怎么样，准备回国吗？
“冯理达：是准备回国。当时要成立政协，毛主席他们欢迎我们去，就是这样。
“1948年，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战场对决中取得了优势性胜利。毛泽东通电全国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新的联合政府，冯玉祥也在被邀请之列。7月31日，冯玉祥和家人一起在纽约登上“胜利”号客轮，开始了归国之旅。
““胜利”号客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从德国手中缴获来的。这条船宽敞舒适，豪华富丽，各种设备齐全。客舱分为四层，头等舱在顶层。冯玉祥一行人住了四套包间，同一层还有苏共的四位中央委员。
“曹景行：船上都有谁呢？
“冯理达：那就不好说了，很多人呢！
“曹景行：多少人？
“冯理达：楼底下的那些船舱住的是学生，有两百来个。上面是他们的四位中央委员，旁边是我们，都是四间房子。
“曹景行：你们有多少人？
“冯理达：我们八个人。我父亲、母亲，我们兄弟姐妹四个，还有罗元铮和赖亚力（秘书），一共八个人。
“在船上，冯玉祥写了他一生当中的最后一封信。信是写给李济深的，他说：“船上的生活真是整齐、安静、快乐、和气，没有一个人不在那里读书，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人性全都改变了，处处是彼此相亲相爱。”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冯玉祥一路上心情舒畅，对于前途也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冯理达也说，一路上各种娱乐活动丰富有趣，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8月10日，“胜利”号进入直布罗陀海峡。一个星期后，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冯理达：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时，报纸登出来了：冯玉祥跑了。我们这个船的旁边就是一艘国民党军舰。我们因为住在最上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父亲不能出来。这时候报纸已经登出来了：冯玉祥跑了，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在亚历山大港停泊的那段时间，冯玉祥一家人警惕万分，绝少露面。冯理达说，其实父亲很早就有预感，肯定会有人谋杀他。实际上，早在美国居留期间，生活在特务监视之下的冯玉祥因为担心自己会遇到不测，就已经写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遗嘱。
““……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免得我死后人们无办法或是莫名其妙。分条写出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
“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
“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
“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
“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
“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深埋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
“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
——《冯玉祥遗嘱》
“冯理达：他的遗嘱一共就七条，他说：“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给李德全夫人。”我妈妈后来把房子全交了。
“曹景行：什么房子？
“冯理达：北京通县的。最后是对于我们的，“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我们是自力更生，我们的晚辈也都是，都还不错。“以上（假设）被人打死的”，完了他还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真的联合政府成立，我决不担任政府任何职务，我只愿意住在外国，免得别人以为我是为做什么官打独裁”。我父亲一辈子不是为官，是为民，打完了他就准备撤了。
“曹景行：这个遗嘱是他带在身边的，在船上没被烧掉？
“冯理达：东西在舱里头。
““胜利”号客轮停泊亚历山大港期间，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和女儿冯理达拿着过期的红色护照，冒险上岸到了邮局，往香港寄出了冯玉祥给李济深将军的信和他写的一首诗歌。
““……不可轻人民，人民主人翁；不可恃武力，武器非万能；不可再援蒋，延长我战争。几十亿美元，抛入无底坑；此种冤枉债，我人定不还……”
——冯玉祥《小燕》
“冯理达：我父亲写了一首《小燕》诗，沈钧儒他们当时都还在香港嘛，就是给他们写的，意思是说，我们走了，你们赶快。这个时候呢，我和我母亲拿着护照下船了，埃及方面也糊涂，没看出我们的护照是过期的，就让我们下去了。下去把东西都寄走了以后再回来的。因为这时候已经知道莫洛托夫 11 在敖德萨 12 等我们，所以必须要到敖德萨去。船先是到巴统 13 ，有一些白俄被接回去了。等他们下了船，我们从巴统再出发，等于从青岛到上海那样。然后就到了9月1号。
“9月1日上午，“胜利”号客轮经过一个月的海上航行，进入黑海。船长宣布说，明天就可以抵达苏联的敖德萨市。对于归心似箭的冯家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好消息，但是没有人想到，灾难突然降临。
“冯理达：说9月2号到，9月1号还开了个追悼会，给日丹诺夫 14 开的。
“曹景行：那个人刚刚去世？
“冯理达：对，所以就开了个追悼会。完了大家就回去了，然后我把那个大餐间的灯什么的都关了，然后回去打算收拾一下，因为第二天到嘛。我们必须要下船，要不然我们从巴统（格鲁吉亚海港）可以坐火车走。
“曹景行：就因为莫洛托夫在敖德萨等你父亲，所以你们还得坐一天船。
“冯理达：对。休息的时候，我父亲母亲给我两个妹妹讲，1926年的苏联怎么样怎么样。讲的时候，突然就看见有烟，黑烟。我小妹妹（冯晓达）特别聪明，她说我去看看，怎么会有黑烟？后来就再没回来，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就找到了一小块布。
“曹景行：起火的时候，您父亲母亲在什么地方？
“冯理达：舱房里头，还有两个妹妹，都在一间里面。
“曹景行：然后您的小妹妹先出去了？她出去怎么会遇难，她去哪儿给烧了？
“冯理达：不知道呀，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后来我弟弟洪达和老罗到处找啊，到处摸呀，最后看有这么一小块布，是她衣服上的，所以我们都很难过。
“曹景行：你那时候在什么地方？
“冯理达：我因为晕船，就躺到我和罗元铮的舱房里头。我的大妹妹（冯颖达）第二个跑出来，跑出来就到了我们舱房——我们的舱房和父母的还是很近的，一点儿没看见着火。结果呢，她一进来，满脸都是黑的，说了一句“着火了”就晕倒了。我们把她一下从舷窗推到了甲板上。然后我也出来了，因为没看见火势，所以走的时候还在想手表是戴还是不戴，我想一会儿就回来了，老罗在我后头。出来以后，我妹妹就醒了。这时候我弟弟和赖亚力（我们两个舱房对着）也出来了，从舷窗跳出来的。一问我大妹妹，她说，爸爸妈妈还在舱房里头，老罗和我弟弟洪达就跑过去了。我爸妈的舷窗是关着的，两个人狠命砸，砸开了。砸开以后跳进去，全都是黑烟，看不见。结果第一个摸着的软东西，拖出来就是我妈妈。然后就是我爸爸，我爸爸还拿着一个随身带的箱子，我妈妈想我爸爸因为在海上怕凉，又回去拿棉袄什么的。这时候水手出来了，水手又砸那个门。
“曹景行：您妈妈当时给烟熏得昏过去了吗？
“冯理达：昏过去了，后来发现这儿（额头）也烧伤了。
“曹景行：你们把她拖出来的？
“冯理达：是啊，我、老罗和洪达拖出来的。洪达一踩，踩个软绵绵的东西，一摸，“哎哟”，就拖出来了。我爸爸拖不出来。
“曹景行：为什么拖不出来？
“冯理达：他身材太高大了。
“曹景行：那舷窗小，对吧？
“冯理达：是，后来和水手一起砸，砸烂了那门。
“曹景行：母亲被拖出来以后，你们抢救她了吗？
“冯理达：我妈妈出来以后很快就醒了。我爸爸在里面时间就长了，不过一点儿伤都没有，就是这儿（人中）有点儿黑。
“曹景行：你们把父亲的遗体拖出来以后，试着抢救了吗？
“冯理达：没有，因为没有药，急救措施那时候也不懂啊！那会儿那些医务人员真惨，一丝不挂，衣服都烧得没有了，还在那儿跑着救人。
“曹景行：医务室烧了？
“冯理达：医务室烧了，所以没有药。无线电室也烧了，消息发不出去。
“曹景行：一共死了多少人？
“冯理达：他们没说，不过死了起码超过百人吧。底下的孩子也烧死了不少，为什么？那个楼梯走不了了，出去都是海，没有陆地，所以只好在那儿闷着，闷死了。苏共的三个中央委员也死了。他们是怎么死的？风不是在吹嘛，他们上头是天花板，全掉下来了，砸死了。然后还剩下一个是重伤，不知道后来他死了没。
“猝不及防的灾难使冯理达一下子失去两个亲人——父亲和小妹冯晓达。来不及悲伤，她和幸存的亲人都下到救生艇上避难。
“曹景行：当时您母亲什么情况？
“冯理达：我们没告诉她父亲和小妹妹去世的事儿。把她放到小船上，让我大妹妹陪着。我妈妈就问，你们爸爸呢？我妹妹说晓达陪着爸爸在一起。骗我妈妈。后来呢，我妈妈不知道怎么就自己知道了，说你们不用骗我，我知道了，你爸爸和你小妹妹都没了。一下，我妈妈两个星期内所有头发全白了。
“在起火之后的一天一夜里，“胜利”号客轮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络，就停在出事的海面上。
“曹景行：从出事一直到另一艘船来接你们，这期间有多长时间？
“冯理达：一直到第二天。
“曹景行：这段时间怎么过的呢？
“冯理达：就在救生艇上过的。
“曹景行：船上的火已经灭掉了？
“冯理达：那个副船长说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留在船上，听命令救火。然后大家开始灭火。这个船两边都是锅炉，最后锅炉也烧没了。
“9月2日黎明，坐在小艇上的人们苦苦等待救援船只的到来。直到天黑，一架侦察机飞来发现了失火的“胜利”号客轮。9月3日凌晨，两艘苏联军舰全速前进，来到“胜利”号遇难的海面，幸存的旅客全部被接上军舰，“胜利”号也被拖着一起送往敖德萨。
“冯理达：（军舰）来了以后就牵着“胜利”号，一起就到了敖德萨，然后两架飞机把我们送到了莫斯科。我们陪着我父亲的遗体搭一架飞机，然后我妈妈他们搭另外一架飞机，也到了莫斯科。
“运送冯玉祥遗体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随后苏联方面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仪式完毕后，冯玉祥的遗体被送往火葬场。
“冯理达：莫斯科举行了葬礼。这时候毛主席他们希望骨灰回去，所以后来就在莫斯科火化的。
“料理完后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接见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他表示，如果李德全愿意的话，苏联政府愿意承担几个孩子的全部教育责任直至完成学业，以此表示苏联政府对这一重大不幸事件负责。
“冯理达：莫洛托夫说节哀，然后说幸存的孩子们可以在苏联学习，苏联管一切。
“曹景行：后来您到苏联留学和这个有关系？
“冯理达：是啊，因为他已经说了可以在苏联学习嘛。
“对于起火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四层底舱的电影放映员倒带，因为速度过快起火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因为船上的重要乘客不仅有冯玉祥，还有苏共四位中央委员。如今对于起火的真正原因，没有任何官方调查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冯玉祥的遇难也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曹景行：起火原因后来查清了吗？
“冯理达：没有，有人说根本不是因为放什么片子。那时候放什么片子？反正美国也说了，这是阴谋。苏联也说了，这是阴谋。但是什么阴谋？到现在案子没有（破）。我想这个事很复杂，反正我们在亚历山大港旁边是艘（国民党）军舰，我爸爸不能出来，因为他高嘛，一下就看见了。
“1948年11月，李德全伤愈出院，告别留学的儿女，独自一人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了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
“冯理达：我母亲说，玉祥，你放心，我最记得的就是有晓达陪着你，国内已经来电报了，咱们一起回去，参加政协。
“曹景行：她后来对这段经历谈得多吗？
“冯理达：后来我父亲的骨灰盒一直放在我妈妈那个房间里，直到1953年才到了泰山。
“为了纪念冯玉祥，中共中央决定将冯玉祥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最喜爱的名山——泰山上。1953年10月1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主持下，冯玉祥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泰山举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送了亲笔挽联。
““我，冯玉祥，
“平民生，平民活；
“不讲美，不要阔；
“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奋斗不懈，守诚守拙；
“此志不移，誓死抗倭；
“尽心尽力，我写我说；
“咬紧牙关，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冯玉祥墓志铭·诗作《我》
“曹景行：为什么要放到泰山？
“冯理达：因为我们一家对泰山都特别有感情。我父亲在泰山住了好几年啊！而且那个时候也是他思想转变最大的时候。
“曹景行：所以您母亲决定把他的骨灰放到泰山。
“冯理达：我妈妈是这么想的，后来民革和咱们政府也是决定放在泰山。
“曹景行：重新再提起您父亲是什么时候？
“冯理达：一百周年的时候，1982年。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小平同志接见了我们。
“曹景行：他（邓小平）说什么了吗？
“冯理达：他不就是那几句话嘛。他说，我父亲一辈子做了不少好事儿，然后说李德全大姐也是个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