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 应舜仁

讲述人 郝柏村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

生于溪口一个盐商之家，幼年丧父，20岁入保定军官学校，次年赴日留学，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回国追随孙中山。

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继孙中山之后第一个真正全面继承其地位的党、政、军领导人。

1928年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形式上统一中国，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国民党战败后退守台湾。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市郊士林官邸病逝，享年88岁。

曹景行：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的午夜时分，88岁的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那天晚上，当应舜仁听到楼上传来的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哭声，他禁不住浑身颤抖，茫然无所适从。从南京到溪口，再到台北，蒋介石当政、下野，又再次上台，在风风雨雨、起起落落的30多年中，应舜仁始终作为侍卫官随侍在他的身边。

应舜仁在蒋介石夫妇身边工作了38个年头。抗战胜利之后，作为南京总统府仪仗队的一员，他每天和战友们立正、敬礼，目送蒋介石的车队缓缓开过。那时候，蒋介石的警卫人员分为外勤部队和内勤部队。身穿军装的应舜仁属于外勤部队，也被叫做军衣部队。

1954年1月，国民党到达台湾的第五年，应舜仁终于脱下军装，换上了浅色的中山装，成为蒋介石身边的一名便衣侍卫，也因此，他有了第一次和蒋介石单独谈话的机会。

应舜仁： 便衣（侍卫）呢，那时候蒋公是要见的。从便衣侍卫到侍卫室的人，他都要自己见，不然不放心。他在“总统府”见我，问我问题，问得很详细：家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有没有看书，等等。老先生最主要是一双眼睛厉害，眼睛看起来很有精神的样子，有一种使人敬畏的味道。

多年的戎马生涯和政治岁月，使得蒋介石一贯表情严肃，不怒自威。时任士林官邸凯歌堂牧师的周联华回忆说：“我第一次见蒋公的时候，就有个印象，这印象一直在我心里，就是蒋公鼻子以上非常威严，尤其是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以下非常和蔼可亲，尤其是他的嘴。所以我常常说他的鼻子以上像严父，他的鼻子以下像慈母。所以每次我都尽量多看他的嘴，这样我就不太害怕了。”

应舜仁： 他跟你谈话的时候，很注重你的应对、讲话、语气各方面。他还看你这个人的仪态、表情。很多人讲老先生会看相，其实不是看相，他是见过了千千万万的人，见过的场面、见过的人多了去了，所以能察言观色。一看就可以了解这个人厚道不厚道，是不是嬉皮笑脸的那种，有没有奸诈的样子。再等你开口，几句话一讲，他就可以了解你一半了。

如此审慎地挑选侍卫，是蒋介石多年军旅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习惯。他亲自起用的第一位贴身侍卫是自己的堂侄王世和。1921年，蒋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返家奔丧，守制期满后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广东。由于早前在广东曾与粤军将领结下梁子，蒋介石担心此行粤军会对他采取不利行动，因此打算挑选一批忠贞可靠的家乡青年，组成一支小规模的近身侍卫队随他去广东。他见22岁的堂侄王世和长得精干结实、反应灵活，此时又无业在家，便命他广招体格健壮、吃苦耐劳的青年。最后挑选了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三名蒋姓宗亲侄辈与王世和一起组成贴身侍卫小组，由王世和担任侍卫长。由此，蒋介石开始正式使用侍卫，终其一生没有停过。

应舜仁记得，蒋介石当时用红铅笔在他的名字上打了一个钩。一周之后，他就正式调任侍卫工作。应舜仁是浙江人。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原本几乎是清一色的浙江籍，但是到了台湾之后，随着新老交替，侍卫当中也有了一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员。而蒋介石本人浓重的浙江口音就成了“新科”侍卫的难题。应舜仁说，作为一名侍卫，“听话”是最基本的要求，“听话”不仅是要懂得蒋介石的口音，更是要懂得百分之百地服从。

应舜仁： 老先生办公的时候要回形针，但他不叫回形针，叫“插销”。一般人想应该是门上那个插销吧，结果错了。老先生又讲“拿绢头”，绢头是什么？上海人讲手帕，宁波人才讲绢头。一个武官去拿什么？去拿了块砖头来。

听错了话，老先生会生气的，这时候你就得听话、得服从。如果辩一句，他就要发脾气了：“强辩，强辩！”他觉得，你对我来讲是用人，不应该在我这个主人面前强辩你的理由。结果有一次山东武官听成了“枪毙”，吓得发抖发慌，怎么这样就要被枪毙？副官跟他讲，我像你这样子“枪毙”，早就被枪毙十几次了。

曾担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郝柏村也在蒋介石身边服过役。郝柏村是江苏盐城人，到台湾之前只是军中的一名营长，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因为驻守小金门有功，受到蒋介石父子的赏识。1965年，因为一项特殊的任命，46岁的郝柏村来到台北士林官邸，成为蒋介石身边第一位非浙江籍的中将侍卫长。

郝柏村： 有一天，经国先生打电话叫我到台北来见他一趟。我坐火车到他家里，见面以后他说，你调任侍卫长。第二天，老“总统”就见我，说你马上到职。于是我就到“总统府”来担任侍卫长了。

郝柏村说，侍卫长并不是侍卫，他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军事秘书，还要负责蒋介石和家人的安全保卫。此外，他还是士林官邸的“大总管”，吃、穿、住、行诸项事宜都得经手。

对于自己获得重用，郝柏村认为除了能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军中背景单纯，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而他被任命为侍卫长是蒋介石和蒋经国共同决定的，如此重大的任命，使得郝柏村格外小心翼翼。

郝柏村： 选我做侍卫长，我想他当然有培养我的意思。因为过去侍卫长一般都是浙江人，而且很少有带兵的，没什么当过师长、军长的人来做，我是例外，既不是浙江人，又带过兵。

曹景行： 所以您上任的时候，自己感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郝柏村： 对，重大转变。怎么讲呢？这是个成败的关键。人家说“伴君如伴虎”，你在他旁边做好了，当然他可以让你上去，那要做不好，马上就要下台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发展机会了。因为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一直很小心谨慎，做得很好，老“总统”蛮喜欢我的。

○在士林官邸，老先生对夫人真是百依百顺

身为蒋介石的侍卫，也常常有机会见到宋美龄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第一夫人”。事实上，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蒋介石已经有过婚姻。14岁时，他就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比他大5岁的同乡女子毛福梅。从日本回国后，他结识了歌女姚冶诚，并将其纳为妾室。1921年，他又在上海与陈洁如结婚。尽管如此，当蒋介石第一次在孙中山家中见到宋美龄时，立刻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嫁给了银行家孔祥熙，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妻子，哥哥宋子文也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娶宋美龄，对蒋介石会有很大帮助，外界也一直盛传这是一段政治婚姻。《大公报》创办人之一胡霖曾说：“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可以做任何事情。在当时的情形下，娶一位新妻子对蒋来说是非常合理的。”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1928年年初，下野后的蒋介石重新执掌权力，继续领导北伐并取得胜利，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宋美龄也开始在交际活动中崭露头角，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在西安事变中，她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有的主张轰炸西安，有的要求重新选举领袖。尽管意见众多，但宋美龄明白事情必须尽快解决，才能挽救蒋介石。12月20日，蒋介石收到宋子文捎来的宋美龄亲笔信：“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12月22日，她冒着生命危险赶到西安。下飞机前，宋美龄交给随从一把手枪，嘱咐他如果军队要抓她就一枪把她打死。当她走进囚禁蒋介石的卧室时，蒋介石甚至觉得是在做梦，惊呼乃至泪流满面。当时的情景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乍见惊讶，如在梦寐……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在宋美龄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或许到这个时候，这段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婚姻，悄然发生了变化。宋美龄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开始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一向反对他们的婚姻的宋庆龄在西安事变后也对友人说：“以前没有爱情，但现在有了，宋真心诚意地爱着蒋，蒋也真心诚意地爱着宋。”

随着日军侵华局势的日益严峻，蒋介石开始筹划建立中国的空军。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宋美龄。尽管宋美龄的军事知识和经验都有限，但为了组建空军，她投入了大量精力学习航空理论和飞机设计。1937年春，宋美龄还写信给美国的陈纳德 将军，邀请他来中国担任空军顾问。陈纳德应邀来到中国，帮助宋美龄组建中国空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以最高统帅的身份指挥作战，宋美龄则经常冒着炮火上前线慰问战士。因为财政的匮乏、军事的落后，宋美龄又帮助蒋介石积极寻求美国的援助。1942年2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秘密出访印度。访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来一份电报，美国将为中国提供贷款。随后，英国也宣布为中国提供贷款。经过多次协商后，美国和英国还自愿放弃了清末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

1943年1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担任蒋介石的翻译。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明确宣告：战后，日本必须将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这次事件，让中国的国际声望迅速提升，蒋介石的威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战火纷飞当中，蒋介石夫妇始终携手共进。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经历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永别大陆，飞抵台湾。他所乘坐的专机，就是以宋美龄的名字命名的“美龄号”。第二年，在美国寻求援助无果的宋美龄也来到台湾。那一年，蒋介石63岁，宋美龄53岁。

应舜仁亲眼见证了这对夫妇的台湾岁月，甚至在蒋介石去世之后，他还继续担任了10年宋美龄的侍卫官。在应舜仁看来，蒋介石对宋美龄，可以称得上是百依百顺。

应舜仁： 老先生在阳明山官邸办公的时候，有个给夫人做衣服的裁缝师傅叫张瑞香——他经常给夫人做旗袍。有一天他做好衣服以后拿给夫人看，夫人非常满意，说“这褂好，这褂合身，就这样子！”很高兴。于是张先生很得意，出来以后就唱黄梅调了——那时候黄梅调很流行。那个小走廊走出来就是办公室，老先生正在办公，听到了，就骂：“混账东西，谁唱歌啊？谁唱歌？”副官就去跟张瑞香讲，不好了，你被老先生骂了。他就害怕了，怕以后怎么办呢？去跟夫人报告，“报告夫人，老先生骂我了”。夫人问：“为什么骂你？”“他说刚才我唱歌。”夫人说：“好了，你下回不要唱就好了。”然后夫人就走到老先生面前去，她叫老先生“达令”，老先生也叫夫人“达令”，两个都叫达令。她说：“达令，你怎么骂张瑞香？”老先生说：“他唱歌，他混账东西。”夫人说：“他是粗人，粗人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去怪他，以后不要唱就好了。”夫人这样一句话，就没事了。在士林官邸，老先生对夫人真是百依百顺。

应舜仁所说的达令，就是英语中的darling（亲爱的）。蒋介石虽然不会英文，但是受宋美龄的影响，彼此会用“达令”称呼对方。美国政治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件趣事：蒋介石的侍卫总是无意中听到蒋介石叫宋美龄“达令”这个词，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以为这是上流社会称呼“太太”或“夫人”的一种时髦说法。有一天宋美龄让一名侍卫给蒋介石捎带个口信。这名侍卫见到蒋介石以后，毕恭毕敬地说：“先生，达令让我告诉您……”蒋介石听到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名侍卫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于是摆摆手，让他走开了。

在台湾，蒋介石的生活相当规律，每天6点钟准时起床，做一小时的体操，7点钟准时开饭。而宋美龄习惯每天夜里一两点钟才睡，早起很困难，但是每天早晨她都会睡眼惺忪地准时出现在饭厅里，陪蒋介石吃早饭，蒋介石是清粥小菜，宋美龄则习惯牛奶、面包。等到8点钟蒋介石工作了，她再回去补睡两三个钟头。中午12点两人一起吃午饭，蒋介石以中餐为主，宋美龄偏好西餐。这也是他们交流最多的时候，常会谈一些生活琐事。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宋美龄会亲自送甜点及饮料到蒋介石的书房，如果时间允许，下午5点两人会坐车到台北近郊散步。不宴客的时候，她也会陪伴蒋介石用晚餐。

为了排遣寂寞，抒发思乡之情，宋美龄到台湾没几年就开始学习国画，士林官邸特意为她请来台湾最知名的画家教学。宋美龄很有天赋，进步很快，水平也颇高。有时候宋美龄作画，蒋介石也会停下手头的工作，从办公室出来，站在宋美龄身边静静地看，宋美龄也不说话，默默地画画。这时候除非有特别紧急的大事，侍卫们一般不会进去打扰。

当初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的时候，曾向宋母倪桂珍许诺，他会试着开始了解基督教，并阅读《圣经》。到了晚年，蒋介石更是虔诚地潜心研读，每周日还会陪宋美龄上教堂做礼拜。牧师周联华说：“蒋公做完礼拜出去的时候，对左右的人打个招呼笑笑，但通常他不停下来跟任何人讲话，可蒋夫人出去的时候，她会跟很多人讲话，假如刚好一个家庭里头有点什么事，她一定会注意到，一定会跑到那个人面前跟他讲几句话。”

闲暇时，蒋介石还常常会去角板山。角板山位于桃园县复兴乡，海拔约636米。此地气候温和，加之群峰罗列，溪谷萦回，素有“台湾庐山”的美誉。因为道路崎岖，宋美龄不喜欢，所以蒋介石经常独自一人前往。

角板山梅林遍布，喜爱梅花的蒋介石常常会到梅树底下转来转去，找到几枝好花后，便吩咐侍卫官把花剪下来。回去之后，他总是把那些梅花送到宋美龄的房间。而每当两个人闹矛盾的时候，蒋介石也会到角板山小住散心。

应舜仁： 老先生非常听夫人的话，但是不听的时候也有。不听的时候，两个人也不会吵嘴，老先生就闷在肚子里，自己到复兴乡去，到角板山去。那边是老先生经常去的，那儿有一个溪口台，也有个瀑布，很像溪口的瀑布。老先生不和她讲话就到那边住上三天。经国先生假使知道就一定会来，住个一两天，老先生又回到官邸去，就没有事了。

○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蒋经国不仅是蒋介石的长子，也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他执掌党权，控制情报治案保卫单位，并且逐渐参与并掌握军事和行政权力。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蒋经国将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曹景行： 在您看来，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郝柏村： 他们关系很好。他（蒋介石）经常同经国先生商量问题。谈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坐车出去，在车上谈。因为车子中间是有玻璃挡着的，坐在前面的坐乘侍卫官是听不到的，所以他们两个人谈话就比较安全，不用怕人偷听。包括蒋夫人（宋美龄）有什么事情要谈的，他们都到车上去，那是最保密的地方。我的车子就跟在后面，负责安全。虽然他们关系很好，但是作风并不一样。老“总统”是非常严肃的人，旁人看来威严得很。经国先生则是很随和、很亲民的人，见到人就握手。同老“总统”握手的中国人恐怕很少，他只有接待外宾才握手。

曹景行： 您跟他握过手吗？

郝柏村： 没有，从来没有。

曹景行： 他不喜欢跟人握手是吗？

郝柏村： 好像也不是，他见到外宾、外国客人，都会主动伸出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咱们中国国内的人，都是“部下”，他是“元首”，他不伸手，别人也不敢去握手，而他也没有这个习惯。经国先生是不管这些的，每次见到人都主动地把手伸过去，这个就不一样。

蒋介石有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蒋经国小时候是在生母，也就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身边度过的；蒋纬国则由蒋介石的侍妾姚冶诚一手带大。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蒋介石曾经说人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兄弟二人确实也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蒋经国15岁便被蒋介石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然而随着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不断打击共产党，蒋经国就成为扣押在苏联的人质，蒋经国始终没有办法回国。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决定合作抗日，斯大林才解除了蒋经国回国的长期禁令。1937年4月，蒋经国带着他的俄国妻子蒋方良回到家中。此时，他已经在俄国待了整整12年。

蒋经国说：“我回国之后，父亲觉得我应该读曾国藩将军的家书。父亲认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导同样也对我们有用。每次我给父亲写信，如果他没有时间给我一个有意义的答复，他就要我读曾国藩的某封家书。父亲也不断地把他刚刚读过的书寄给我。书里面有许多他自己的评注，重要的地方都画线标明了。鉴于我出国时还是个孩子，而且在外国居住的时间太长，父亲担心我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特别教导我要读孙中山博士的书。”在蒋介石的培养下，蒋经国逐渐成为父亲的左右手。

蒋纬国比蒋经国小6岁，自幼颇受父亲宠爱。蒋纬国曾经很自豪地说：“从小父亲就是我最好的师长、最要好的朋友！他只要在家就会教我读书、陪我练字，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从不曾打过或大声责骂我。是对或错，他都会清清楚楚地从正面教导我，我们之间没有代沟！我最记得，每当他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他遭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他身边，以纾解他所承受的压力。”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蒋纬国从小便学习少林拳、太极拳，立志要做一名军人。1934年，他中学毕业后，考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随后因病无法接受入伍训练，蒋介石专门安慰他：“既然决定做一个现代的职业军人，不妨先打好理工基础，懂得政治、经济、社会之后再为伍。”遂转考入东吴大学物理系就读，主修物理，辅修数学。1936年，德国的莱谢劳将军（General Von Reichenan）到中国协助训练陆军，蒋介石就将蒋纬国介绍给他，希望他帮助蒋纬国到德国学习军事。

同年10月，20岁的蒋纬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两年后又前往美国陆军航空对空战战术训练班，接受空军战术训练。结业后又到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1941年结训后回到中国，进入军队服务。尽管从小得到父亲的百般疼爱，但是与蒋经国不同，蒋纬国一直待在军队中，从来没有真正地进入权力核心。

1964年，蒋纬国负责的装甲兵部队发生“湖口事件”，将一向低调的蒋纬国推上了风口浪尖。11月21日，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在新竹湖口装甲基地，召集“装甲第一师”军官训话，力斥“政府”和军界贪污无能、生活腐化，号召部队跟他一起开到台北去，“清除蒋总裁身边的坏人”。训话完毕后，赵志华询问台下谁敢跟他一起去，无人回答。赵志华掏出手枪，对空连开两枪，再次询问谁敢跟他一起去，但很快就被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抓住送进了司令部。得知这个消息，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当即下令进入战备状态，严阵以待。

根据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刘安祺的回忆，湖口事件“既不是兵谏，也不是兵变，是装甲兵副司令一时糊涂而造成的；他对蒋纬国的某项措置不满”。而蒋纬国则认为“赵志华赵副司令是个很内向的人，不过，不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在平时教育训练各方面他的表现都不错。那次出事情，完全是因为他患了精神分裂症”。但这是国民党迁台以来第一次将领号召哗变的事件，因此被视为谋反案处理。赵志华先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无期。在服刑期间，蒋纬国经常去探望他，并帮他照顾家属。由于赵志华是蒋纬国一手提携的将领，虽然此时蒋纬国已经调离装甲兵部队，但是蒋介石依然认为蒋纬国“不识人”，是“不堪造就之才”，让蒋纬国离开部队，从此再也没有带过兵，也再没有得到晋升。他的中将军衔整整挂了15年，直到1975年才晋升为上将。

在应舜仁看来，蒋纬国和哥哥蒋经国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差异。

应舜仁： 对待经国先生跟纬国先生，老先生是有差别的。两个人的思想稍微有点不同，一个是德国教育，一个是苏俄教育，苏俄的教育偏向于一种阴性的刑暴管制。那么德国教育呢，是服从，非常服从别人，做事情也很开朗。

比如说纬国先生几天没有看老先生了，他就跑到官邸去，陪陪老先生，一起散散步。有一次老先生在前面走，我们侍卫人员跟在后面，纬国先生还在我们的后面。结果呢，老先生旁边的蒋孝武、蒋孝勇就在旁边讲，叔叔来了，老先生就回头一看。看老先生回过头看他，纬国先生三五步就跑上去：“阿爹你好。”

老先生问：“你这两天干什么？”他说：“我到南部看演习。”“看演习了，那么演习好不好？”纬国先生这个人直肚肠，说不好。“不好？”老先生就有点不对劲了：“怎么不好？为什么不好？”他说：“这个演习都是假的。”“怎么假了？”他说：“我看到美国人要演习，就当天从部队抽人出来马上去演习。我们可是军、师、团、营，早几个礼拜以前，天天就在那边练习了。”老先生就不高兴了。如果是经国先生来看老先生，老先生问：“你最近干什么？”“我看演习。”“演习好不好？”“阿爹，效果好。”“哪里好？”他就说怎么样好怎么样好。老先生很高兴，老人家就喜欢听好的。

○老先生是军人的个性，意志很坚定

尽管有亲人的陪伴，蒋介石在台湾的晚年生活并不平静，就某些方面来讲，甚至是孤独的。早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夕，诸多“党国要员”已经丧失了信心，纷纷逃往海外，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很大一部分寓居海外。而他最有力的两大经济支柱——孔祥熙、宋子文均前往美国定居。

为了守住风雨飘摇的台湾，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宵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此外，还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违者军法处置。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又制定了“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等一百多种强化“戒严”的法规条令。

从此，台湾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甚至达到了只要有人敢讲“政府”不好，就有可能会失踪，要么进监狱，要么被枪毙。

尽管牢牢掌握了台湾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诸多自由，各种风波仍然不断发生，一次次冲击着蒋介石。1957年3月20日，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打字员刘自然与妻子奥特华参加完同事的婚礼，回家途中，被埋伏在路旁竹林里的美军上士罗伯特·雷诺连击两枪，击中头部和胸部，随即死亡。雷诺在美国军事顾问团担任医药补给官，他利用职务之便，从美国运来毒品交给刘自然转售。不料事情败露，美国决定将雷诺调回国内审讯。刘自然得知这一消息后，趁机对雷诺进行敲诈勒索，二人因分赃不均发生矛盾，雷诺于是杀害了刘自然。

事件发生后，多家报纸进行了报道。蒋介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四点处理意见：一、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和新闻局立即通知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社，不准再报道刘自然事件，也不准广播、宣传、刊登与此事有关的文章；二、由“外交部”通知美国驻台“大使馆”，中方不会因刘自然的死，损害与美国的关系，只要求美方给刘自然亲属适当的金钱补助；三、将雷诺调离台湾；四、派一政府官员到刘自然家安抚其家属，劝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把事态扩大。

5月22日，美方以“治外法权”的名义，在台湾对雷诺进行审判。法庭上，被告雷诺念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答辩词：“5月20日晚上，我去关门，正在浴室淋浴的太太突然大声呼叫起来。我循声望去，发现一只大蜘蛛从浴室内爬出来。我以为是太太怕蜘蛛咬伤了她，便安抚她不要怕，也不要紧张。太太却连连说不是怕蜘蛛，而是窗外有坏人窥她淋浴。我听说此事后，心里十分愤慨，连忙跑进卧室取手枪，想威吓窥浴人，或抓住送到警察所。当初，我并没有把他打死的念头，只是我持枪冲出门后，发现对方手持木棍向我冲来，并高高地扬起木棍要打我，为使自己不受对方攻击，我便扣动扳机打了一枪。对方中弹后，跑了几步才摔倒在竹林边。我见对方倒了下去，急忙跑回屋中叫太太，打电话通知宪兵。当我再次走出室外时，又发现对方侧身弯腰向我屋里走来，我担心他身上有枪，急忙又向对方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了对方的要害，对方当即倒地。这时，我才发现死者是刘自然。我认为，刘自然被击毙，主因是他不道德，窥女人淋浴，他的行为被人发现后，又企图用木棍击我，这是他错上加错。我开枪打死他，是被迫的，属于正当防卫，未构成犯罪。原告刘奥特华的指控不符合事实，希望法庭审判此案时，要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上述申诉。”

雷诺最终获得了无罪释放，美方人员在法庭内热烈鼓掌。这样的审判结果酿成了一场轩然大波。5月23日，奥特华前往“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得到大批群众的声援。“美国大使馆”想用金钱解决，遭到了严词拒绝。下午，台北市警察局来了十多名警察，想把示威群众驱散，还要逮捕奥特华，结果被愤怒的群众赶走了。

5月24日，“美国大使馆”前抗议的群众增加到两万多人。这时又传来消息，“美国军事顾问团”打算租用一架陆军专用飞机，把雷诺全家送往菲律宾，再转乘民航班机返回美国。正在群众万分激愤之时，50多名学生代表高举“杀人偿命”“打倒美国佬”等标语牌，率先冲进“大使馆”，撕毁美国国旗，砸烂办公室的家具，一些来不及逃走的使馆工作人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晚民众与警方发生冲突之后，情况才得到控制。

应舜仁： 从我们的立场来讲，认为打得对，为什么？美国人太看不起人了，你打死人了就应该受到惩罚，凭什么无罪释放？当场的时候，他们美国人还鼓掌，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新闻记者、广播公司什么的，都口口声声说美国人好像对我们有一种不友善的态度。所以对我们来讲，打就打了，心理上很痛快。

“美国大使馆”被砸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日月潭边的涵碧楼行馆。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台北发生的事情。

应舜仁： 武官接到电话，说“美国大使馆”被打了，群众运动起来了。武官一报告老先生，老先生就发脾气了，第二天一早就回到台北来。

由于民众抗议的时候去了很多佩戴臂章的“救国团”青年学生，而蒋经国正是“救国团”的领导人，所以当时美国媒体矛头直指蒋经国和台湾当局。1957年5月25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应舜仁在台北士林官邸见到了当时的几位负责治安的高官，却没有见到蒋经国。

应舜仁： 见到了“参谋总长”彭孟缉、“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还有一个是“警务处处长”乐干。

曹景行： 经国先生来了吗？

应舜仁： 经国先生没有来。老先生是住在楼上的，他从楼上气冲冲地下来。当时正好是我当班，所以我都看到了。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事情使“国家”丢脸，没有面子。老先生的火起来了，他把那个棒头拿起来好像要打人，牙齿也咬起来，很凶的样子。我在外边看到了以后都吓得发抖了。

彭孟缉就讲：“这个事情我早就下令‘宪兵司令’要将民众运动隔离，换句话讲，防患未然为上策，镇压暴动已经是下策了，为什么宪兵、警察不去隔离、分散，使事情不致发生？”

刘炜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说：“参谋总长这样子讲，我还能怎么办？”刘炜是广东人，这个人个性很犟的，他始终坚持说：“我一接到命令，部队、宪兵马上就出来了。”这个迟与早只有彭孟缉跟他自己他们两个知道，谁晓得呢？

此事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台湾当局向美方道歉、赔偿，同时蒋介石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和“警务处处长”乐干的职务。这样风波才慢慢平息。

刘自然事件只是蒋介石在台湾面临的无休止的纷扰中的一个插曲。二战以后，在美、日等国的扶植下，台湾逐渐兴起一股鼓吹“独立”的政治势力，蒋介石一直都对“台独”采取坚决制裁的政策。他曾公开宣称：“谁要搞台独，我要他的脑袋。”在他的强力主导下，台湾岛内曾破获多起“台独事件”，被判刑者也是数以千计。为此，“台独分子”对蒋介石恨之入骨，还曾经筹划刺杀蒋介石，因计划败露才不得不作罢。尽管晚年生活波澜起伏，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被击垮。郝柏村也觉得，晚年的蒋介石虽然性格比较平和，但仍然是军人性格。

曹景行： 在您眼中，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郝柏村： 我跟他的时候，他岁数已经大了，也不像外面说的年轻时候的那个脾气，基本上是很慈祥的。当然老“总统”他是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像“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打则已，一打，绝对没有中途妥协。

1965年，应舜仁陪同蒋介石乘坐“洛阳”号军舰从马祖返回台湾，又一次见识到了蒋介石的个性。

应舜仁： 刮9级风，那是很大了。按照“海军”（规定），9级风应该不动，要动只有逆风才可以走，如果顺风走，船的安全就有顾虑。武官报告老先生，老先生说没有关系，试试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老先生个性很犟，是军人的个性，冒险的个性，一旦他决定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意志很坚定。

曹景行： 像这样的风，在船上很难受吗？

应舜仁： 非常难受。我们当班的在门口站也站不稳，栏杆都拉不牢，只能用绳子捆起来，在门外边的，绳子就捆在外边，结果大家都吐了。

曹景行： 老先生晕不晕？

应舜仁： 老先生他吃了一点东西就不吃了，也吐。这个船翻得很厉害。

曹景行： 经国先生晕船吗？

应舜仁： 经国先生在里边，都捆在床铺上了。

○先生流鼻血了，牙齿也流血，夫人脚这边流血了

那么多的大风大浪，蒋介石都幸运地挺了过来。但是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灾难悄悄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969年9月16日下午，和往常一样，蒋介石与宋美龄一起坐车到台北近郊兜风。5点左右，二人兜风归来，座车向阳明山驶去。这时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停在站牌处等候乘客上车。同时，这天在阳明山有一个军事会谈分组会议刚散会，军用汽车一辆接一辆鱼贯下山。当蒋介石车队的“先导车”——第一辆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距离那辆停靠在路边的公路局客运班车两三百米的时候，忽然有一部军用吉普车，从客运班车的左后方超车蹿出，迎面朝“先导车”急驶而来。“先导车”的司机当下立刻踩刹车，与这辆吉普车擦身而过。紧跟在“先导车”后方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原本也应该急踩刹车。但是可能是一时分神，也可能是紧张过度，他一脚把油门踩到底，轰然一声，整部座车硬生生朝“先导车”的后车厢撞去。蒋介石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的后车厢，都被撞了个大窟窿。

撞车的一瞬间，蒋介石坐在座车右后座的座位上，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假寐。早年台湾尚未有坐车须系安全带的规定，况且“总统”座车绝对没有安全顾虑，所以两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要系上安全带。更糟糕的是，蒋介石的座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蒋介石乘车的舒适度，让其双腿在车内可以伸缩自如，座车内又拆掉了多余的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有一两米的长度，这使得撞击的力度相对加大了。

车祸来得太突然，蒋介石的身体直接撞上了驾驶座后侧的隔板。由于冲撞力道过猛，他的嘴唇当场撞出血来，胸部更是一阵闷痛，而宋美龄的颈部剧烈受创，双腿膝盖创伤尤其严重，所幸没有骨折。

应舜仁： 当时先生流鼻血了，牙齿也流血，夫人则是脚这边流血了。

坐在后面一辆车里的侍卫长孔令晟，见司机徐达生闯下大祸，急忙下车查看情况。他紧急将蒋介石夫妇送到“荣民总医院”，随后立即通知蒋经国，并命令宪兵单位封锁阳明山道路以及“总统府”沿线，盘查所有开往“总统府”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两天后，查出了那天超车的吉普车和师长的姓名，师长的官位不保，开车的司机也移送军法处分。而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则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照常在士林官邸工作。因为宋美龄主张宽恕徐达生，她说：“错不在徐达生，应该饶恕他的无心之过。”而侍卫长孔令晟则受到了“停升一年”的处分。

蒋介石夫妇被送到医院急救后，医生在初步诊察时，仅发现蒋介石的外伤，主要是嘴唇小范围撕裂，胸部没有明显伤痕。事后蒋介石也不觉得胸部有任何不适，所以压根儿没想到胸腔或心脏受伤的问题。后来，心脏专科医生证实，阳明山车祸撞击的瞬间，蒋介石的心脏主动脉瓣膜曾受到重创。人类的心脏主动脉瓣膜一旦破裂，就像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液升上去又会倒流回来，这是日后蒋介石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但是，蒋介石和当时的医生都没有察觉撞击瞬间所带来的这一大后遗症。

车祸发生时，蒋介石已经82岁。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自己也承认：“阳明山车祸以后，我身体大不如前。”他曾经对自己的副手严家淦 说，这场车祸，至少让他自己少活10年。

阳明山车祸两年后，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则被逐出了联合国。消息传到台北时，蒋介石刚好在大溪宾馆，正在外面散步。他坐在亭子里面，武官来报告说：“联合国我们退出了。”当时蒋介石头上戴着帽子，应舜仁看到他手在头上一摸，帽子就被摔到地上去了。一个副官就在蒋介石旁边，替他把帽子捡了起来。过了几秒种，这个副官惊慌失措地走到应舜仁身边，对他说：“总统流眼泪，他流眼泪……”

随后，蒋介石以“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口号，强行安定了台湾民心。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心理上还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毕竟当初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加入联合国并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如今却是这种遭遇。还没有从退出联合国的阴霾中走出，11月份，蒋介石的身体状况又发生了问题。

应舜仁： 老先生他经常便秘。以前有医官的嘛，医官就用甘油来治疗——有一种甘油，放进肛门就可以通大便。刚好那天没有医官，就一个钱如标副官当班。老先生上厕所，他后面跟着就去了。结果老先生便秘，叫他拿甘油射进去。

这个讲起来也不好怪他，为什么？他不是医务人员呀，一个副官嘛，粗手粗脚的当然也不知道怎么弄。他弄偏了，一挤进去，大便就流了血一样。他有点慌了，老先生就骂他了：“混账东西，这个不行了，你再换一个甘油再挤。”他给老先生一骂就紧张了，拼命挤，一挤以后，又出血了。出血以后，老先生下午就发烧了。

当天蒋介石高烧不退，医生诊断后确定伤口发炎，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卧床一个多月。闯祸的副官也因此被关了起来。

应舜仁： 这个钱副官，他当天做了工作以后，下午休假，就到高雄去玩去了，第二天才回来。我在楼上当班，透过窗户，老远就看到他晃晃悠悠地回来了，我说这个阿弟要倒霉了，老先生都骂了，他要倒霉了。但是这个话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又不敢讲。结果老先生就叫侍卫长——那时候是孔令晟侍卫长，把他关起来。孔先生人很不错，很爱护部下，和他的交情也很好，他就顶下来了。

老先生说，把他送到陆军监狱去。孔先生很机警，他说，送到陆军监狱去关，到底这个人什么罪名，要有个证明才行，这恐怕不好办，不如关到我们士林官邸吧。他说士林官邸的军衣警卫队那儿有个禁闭室，可以把他关在那边。好，老先生就同意了，下午就派人，把这个钱副官抓了交给警卫队，关在那边。不料一关4年多。关到什么时候？到老先生过世以后，1975年以后才把他放出来。

闯祸的副官钱如标原本在士林官邸专门负责为蒋介石剃头发、刮胡须，官邸的人都戏称他是“天下第一刀”。被关禁闭之后，蒋介石一方面痛恨钱如标让他受伤，一方面又怕他在剃头发、刮胡须时做出莽撞之事，所以也就免去了他“天下第一刀”的职务。

钱如标当年尽管在士林官邸工作，但还经营了一家传播公司。在电视媒体刚起步、电子媒体仍由台湾当局一手独揽的台湾，钱如标的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收入颇丰。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台北市几乎还没有什么私家车的时候，他已经买了一部进口轿车，作为平日代步之用。在一般的侍从人员还是一袭中山装时，他已经天天西装革履，红光满面，十分招摇地进出士林官邸。而且钱如标本人善于交际，士林官邸的很多人都跟他交情深厚，侍卫室的长官甚至特许他在夜归时把汽车开进官邸，停在横山指挥部要塞门口。也因此，当他闯祸之后，侍卫长孔令晟肯帮他的忙。

钱如标被关的几年里，虽然名义上是关禁闭，但是因为与官邸工作人员的交情，大家私底下经常为他开后门、行方便，他并没有吃什么苦头。然而这次事故，却让蒋介石原本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病症开始显现出来。

应舜仁： 车祸以及肛门出血这两件事情以后，他自己也感觉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就有病症了，心脏总是好好坏坏，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心电图，跳跳跳，一下子又平平平，不跳了，等一下又跳了，就是这样子。到了晚期，更是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听到楼上有哭的声音，是夫人哭的声音

从1972年开始，蒋介石有3年多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原来身体好的时候，蒋介石很喜欢在花园里散步，有时心情好，他还会边走边唱早年的军歌，或是到台湾后学会的新歌。即便是生病之后，他也经常让人推出来，在庭院里转一转。应舜仁记得，1975年4月5日这一天，通知蒋介石将要散步的电铃声多次响起，侍卫们站到各自的岗位上等待，但是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出现。

应舜仁： 后来到了晚上，8点钟新闻广播结束，接下来就要播一部华视的电影《保镖》了。大家都在那边，全副武装的，枪都备好了，等着打铃子就出来。后来打铃子了，短时间内铃子连续打起来了，大家就觉得奇怪，怎么是连续铃子？因为我们铃子有记号，几声几声是什么意思，连续铃子就是有紧急情况，大家赶紧出动。既然紧急命令下来了，那么大家就都出来。出来一看，没有人啊，人没有出来啊。我就在大会客室外边的走廊上走动，看到里边灯火通明，亮得很。总觉得很奇怪，怎么还不出来呢？那么就有人说笑，说先生想起来又不想起来，想起来又不想起来，就反反复复。实际在那天晚上，老先生的心脏已经跳动得很低频了。

我在那个屋檐下，只看到里边的副官他们匆匆忙忙地上上下下。孝武、孝勇也是上上下下，很紧张的样子。后来就听到楼上有哭的声音，是夫人的声音，夫人哭的。夫人一哭，我也很惊慌，怎么夫人会哭？接下来就是经国先生的声音，“救救我阿爹，救救我阿爹”。我心里明白，老先生一定是不好了。接下来就是一阵大雷雨。那天晚上明明月亮很大的，月光很亮的，怎么就下雨了？雷雨像倾倒一样下个不停，结果我一身衣服一下子就湿了。

后来大客厅的人就多了起来，全厅都是人，来来去去的。我看到王永树“安全局局长”、赖铭汤“参谋总长”，还有严加淦“副总统”，他们都来了，还有一个秦秘书秦孝仪，他在那边跑上跑下。那时候遗嘱已经写好了，他们来签名了。

早在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深感来日无多，由秘书秦孝仪记录，口述遗嘱如下：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 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当晚，台湾党政军要员齐集士林官邸，举行在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宋美龄签字，然后依次是“副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长”蒋经国、“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4月6日凌晨，蒋介石的遗体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供民众瞻仰遗容。

应舜仁： 早就可以送到“荣民总医院”去，可是后来拖到快到1点钟，为什么？纬国先生不在，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到处打电话找，后来找到了，在台中。他为什么去台中呢？那天4月5日清明节，他去给姚夫人（姚冶诚）扫墓，姚夫人的墓在那里。找到以后在电话里又不能讲，因为还没有宣布蒋公过世，就要他回来，他就问回来什么事。就告诉他说你回来就知道了。

这样一句话，他实际上心里就有数了，说我现在没有车，车子借给人家了。他又去借朋友的车子，结果后来到两点多钟，从台中赶回来了。先到官邸，夫人说你到荣总。他赶到荣总，（遗体）已经放到冰库了，他要拉出来看。一看到他就跪下来：“阿爹，我对不起你，我没有送你。”眼泪就流下来了。其实等他等了很久，所以纬国先生后来讲，他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给阿爹送终，纬国先生去世以前就讲这个话。

4月16日，台湾为蒋介石举行大殓典礼。严家淦恭读祭文后，8位国民党元老在灵柩上覆盖国民党党旗，严家淦和“五院院长”覆盖“中华民国国旗”。随后，由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举行了追思礼拜和安灵礼。接着灵柩运往慈湖，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满是下跪的民众，穿着孝服，哭得很伤心。“没有组织动员，大家其实都是自动自觉。”台湾《联合报》前主编张作锦回忆，“对当时台湾的大部分人来说，蒋‘总统’就是心里唯一的依靠。现在他突然倒下了，人们大吃一惊：没有领袖的日子，要怎么办？”

对于蒋介石的去世，美国总统福特发表声明，称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随后，美国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吊唁。日本媒体也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称他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则以自名党总裁的身份发来唁电，并派前首相佐藤荣作来台吊唁。而瑞典的《今日新闻》则发表文章说：“逝去的只是一个老顽固，这老顽固在一段长得荒谬的时间里，曾经赢取过他完全不配得到的同情。”《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则《蒋介石死了》的报道，称他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d4VVlEMlY9oN24cOqlmOUCL0TmJJ17qLgtyMKb/63Mgu1T2BWp8qFLMPvlqwQ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