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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九

州长和他的秘书刚刚在饭店的私人会客室里用完午餐。州长点燃雪茄，仰靠在椅子上，秘书走到门口让一个老人进来，老人刚才一直在走廊里焦躁地踱步。

“州长现在可以见你，巴克斯特先生。”秘书说。

那老人高、瘦、挺冲，大步流星走过秘书身边，连个“谢”字都没说，径直走到州长坐着的地方。

“总算！”他喊道——“我总算有机会跟你面谈了。你要是知道我这么巴巴地盼着，你早就让我进来了。”

“请坐，巴克斯特先生。”州长和蔼地说。

“谢谢，我倒愿意站着，”老人回答，“其实，我更愿意走着。一说起这小子的事，我就好像坐不住也站不住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见你，对不对？”他突然发问，锐利的目光直盯州长。

“我认为，你是想求我赦免你的儿子，”州长回答，“我准备听听你怎么说。我这儿有全套文件，”他指了指肘边的一堆文件，“我刚才一直在看呢。”

“但是写那些文件的人可不像我这么了解我的儿子，他们讲不出来的情况我能跟你讲。他在监狱里，在那儿都快三年了，他今天满二十四岁——今天是他的生日——那他也不过是个小男孩。他还没长成男人呢，不能按一个男人来受审判，按一个男人来受惩罚。我不能跟你说他没开枪打那家伙，他的确打了，可他是在气头上打的，他忍都忍不住；更重要的是，他是出于自卫。哦，我知道这在庭审的时候没提出来，可你看看这个吧，”他解开外衣，掏出一包文件，挑出其中一张，塞到州长手里。“是2月28号，打架的前一天，卖给鲍尔斯一把手枪和一把刀的那个人写的。你再看看这个，”他又挑出一封信，以同样焦躁蛮横的手法塞给州长，“是鲍尔斯的一个朋友写的，开枪之前那人正跟鲍尔斯在一起。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能不说就不说。他知道我卧病在床，所以一直不吭声。可是自打我又能走动以后，我就去跟他死磕，现在已经把他搞定了。这就是结果，凡事总归要真相大白的。你看，在那封信里，他说29号早上鲍尔斯随身带着那把手枪。如果没在身上给搜出来，那是因为鲍尔斯跌倒的时候把枪弄掉了。当天晚上那把枪在人行道上的一块木板底下被人捡到。就是鲍尔斯的这位朋友发现的，可他什么都没说——这杂种！连庭审的时候他都没说！可我知道他有话瞒着，最后我逼他开了口。他现在说出了实情，和盘托出。你看看那封信，看是不是这样。他恨我儿子，他说他希望看见他被绞死，可我逼他写了那封信。如果那还不够，我会把他推上证人席，我会逼他发誓保证字字属实。”

州长调整眼镜，开始阅读强塞在他手中的信。

老人急于倾诉，甚至无法容忍这片刻的耽延，当州长放下第一封信时，他又唠叨开了：“今天是他的生日，是开枪之后他头一次过生日，是他头一次不在我身边过生日。他生在2月29号，他每四年才过一次生日。就是在四年前的今天，他闯下这祸，开了那一枪，给我们造成这么多麻烦。那天早上他满二十岁，他是1864年生的，就是格兰特将军 准备把杰夫·戴维斯 那伙叛军一锅端的那一年，所以我们给儿子起名叫格兰特——出于对将军救国的感激。有时我觉得他没早生二十年真是可惜，否则他就能像条汉子似的死在冷港 ，也省得进监狱了。可这就是命，我估计。我们的命是注定了的，我估计。也许一个生在2月29号的男孩跟别的男孩是不一样的。我不明白。他比大多数男孩都受宠，这我相当有数。我是在科德角 长大的，父亲从来没给过我爱抚。虽然我猜他也爱我，以他自己的方式。但我结婚以后就搬到伊利湖 ，在湖边我们盼啊盼，我和妻子盼着生儿子。我们盼了二十多年，终于盼来了格兰特，他是我们的独生子。他的两个姐姐都夭折了。所以我们是老来得子。也许我们太惯着他了。我们当然舍不得打他。哎呀，我们爱他还爱不过来，连句狠话都没对他说过。大体上讲，他也是个好孩子——有时撒野，浮躁——但总是很有爱心，也容易引导。他母亲只要看他一眼，他就会跳过去伺候。所以我们由着他怎么欢喜怎么来，通常他也讨我们欢喜。也许我太纵容他了，我常这么想，现在我看他一脚已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他是个好孩子，一直孝顺他母亲。她爱他——哦！她那么爱他！——胜过爱她的丈夫，我知道，尽管她很疼我。”

这时，老人中止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突然背过脸去。

“你太太跟你一起进城来了吗？”州长和蔼地问。

“进城来？”老人哭号，猛转过脸，“她在家——在墓地！她跟那儿待着呢。儿子一被捕，她就萎靡不振，但她一直撑到庭审结束，指望他能逃过一劫，不相信她的儿子能被判有罪。可是当儿子被送往奥本 ，因过失杀人去服刑十五年的时候，唉，她就再没什么活头了，她生命的全部乐趣都被锁在一间石头牢房里了。于是她卧床不起，死了。她气数尽了，她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于是她放弃了。现在这小子就是我的全部，我想让你把他还给我。我跑到这儿来为的就是这个。六个月来我一直追着你为的就是这个。这小子就是我的全部。我想在死之前看见他回到湖边的老家——估计我活不了太久了。我现在七十岁了，看上去挺硬朗，其实我的心脏有毛病，医生说，我随时可能过去，就像狂风里的蜡烛。唉，把儿子还给我吧，我死也甘心。让我在家里再一次见到他，作为一个自由人，然后只要时候一到，我就高高兴兴地带着这个好消息去找我老婆。”

他停顿片刻，他的激情演说丧失了几分暴烈的火气。

州长拿起第二封信开始阅读。州长手举信纸的动作再度唤起老人的倾诉欲。

“如果地方检察官尽到了本州人民赋予他的责任，也就轮不到我来从那胆小鬼口中榨出实情，你看的那封信就是他写的。有时我寻思这杂种就是整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把格兰特介绍给那女的。你可知道婚礼本来要在那天晚上举行的——就是开枪的那天晚上？是啊，庭审的时候都说了。格兰特每四年才有一次生日，我跟你说过，所以他劝那姑娘就定那天为结婚的日子。他刚满二十岁——还是个小男孩呢。难怪他们欺负他。如果你看过报告，你就能看出她怎么欺骗他。连地方检察官也承认，虽然他激烈反对我儿子。啊！庭审的时候我要是能在场就好了！儿子发现真相的那天，我要是在城里就好了，他就不会开枪打那恶棍，因为我会亲自动手。”

“那么谁会来向我寻求你的赦免呢？”州长慈祥地笑问，“我看完这些信了，可里面并没有我不知道的新情况，而且——”

“没有新情况？”老人粗暴地打断，“这封信表明格兰特开枪是出于自卫，因为那家伙手里有一把枪。这难道不是新情况？”

“对我来说不是，因为地方检察官——你好像对他有偏见，巴克斯特先生——他已经向我报告了这个情况。”

“如果你一直在听他的，估计我这是白跑一趟了，”老人激动地回道，“从来没有哪个人对另一人的偏见比那人对我儿子来得更大。”

“你冤枉他了，”州长语气坚定，“他在法庭上尽到了敦促判决的责任，他现在也已尽职尽责，把新发现的证据摆在我面前。他甚至更进一步，劝我批准你的请求，赦免你的儿子。”

“地方检察官？”老人惊叫。

“对。”州长回答。

“他终于良心发现了。”

“主要是由于他的劝说，我才决定赦免你的儿子。”州长继续道。

“我不在乎这是谁力主的，只要成了就行。”老人反驳。“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出来？”他热切地问。

“我会让你把赦令带给他，”州长说，然后他打开放在身旁桌子上的一份文件，签上字，“拿去吧。”

老人抖着手一把抓过文件。他双膝颤抖，眼睛快速浏览赦令。

会客室的门开了，秘书回来了。

老人抓起帽子。“你知道下一班去奥本的火车是几点吗？”他忙问。

“我想四点有一班。”秘书回答。

“我会赶上的。”老人说。然后，他二话不说离开了会客室，颤抖的手指捏着赦令。他快步穿过饭店走廊，下楼梯，出门上街。走上人行道的时候，他定定地站了片刻，没戴帽子，丝毫没感觉到一场暴雨已在一分钟前倾盆而下。

一个小男孩从街对面向他跑来，叫卖：“晚报——四点的公报！”

显然，老人没有听见他的叫声。

“噩耗！有人丧命！”报童扯着嗓子走开，“奥本暴乱！犯人企图越狱！”

这时一只铁爪箍紧报童的胳膊，老人居高临下，声音嘶哑地问：“你说什么来着？奥本监狱里有人丧命？给我报纸！”

他抓过报纸。头版有一则从奥本发来的电讯，称州监狱发生了一起囚犯暴动，狱警镇压下去的时候事态已有所发展。囚犯在狱警向其开火后才屈服并返回牢房，致使五六个人受伤，拼命抵抗的暴乱头目被击毙。此人是来自湖区某村的青年，因过失杀人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他的名字是格兰特·巴克斯特。

老人读至此处，报纸从他的指间滑落，他倒在人行道上死了，依然牢牢地抓着赦令。

（1889年） KNde436HtTHsE51j+BgziG6BgkD22AJ8DI60OkNTrQdo1t27W0CwfhMH0bh9xF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