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叟之后大约200年就是莎士比亚的时代。虽然这两个时代离20世纪都很遥远，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从14世纪到16世纪发生的历史变化。这两个世纪中，伦敦人口翻了一番还多，从4万人增长到约10万人，因此，伦敦城的面积也扩大了不少。伦敦墙内的旧城没有太多变化，但是墙外多了很多新建筑。萨瑟克区各方面也更加成熟完善，尤其是沿河至伦敦桥东一带；阿尔德城门和大主教城门前有两排房屋，绵延半英里；而伦敦城的西北部——也就是从沼泽门沿河而上的区域——人口更加稠密。河岸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一路都是宏大的建筑，到查令十字街，就是村庄了，因此可以说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公私建筑的分界点。

但是，人口的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改变伦敦的本性。这个时代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到了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 时代，英格兰真正有能力独立起来。几百年以来，英格兰与外敌的对抗从未停止，乔叟有生之年胜利之望还非常渺茫，但1588年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the Armada）之后，英格兰再也不必担心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

在莎士比亚时代，比规模增长和独立都更为重要的历史发展是英格兰和伦敦的世俗化。朝圣在伊丽莎白时代已经过时了，如果这时让随便三十个出于不同目的的伦敦人一起进行一次穿越英格兰之旅，他们的特点肯定和理查二世时的伦敦人完全不同。此时的伦敦已经不再唯宗教至上。乔叟和兰格伦早在14世纪的预言成为了现实——教会日趋堕落，大约1530年到1540年间全国的修道院都解散了。当时人们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一旦发现修道院里有违规现象就报告到议会，随后很多小修道院的特权就被取缔了，随后大修道院也被谴责，于是王室开始掌权。王室把很多教会设施作为私产赐给了权贵，有的则用作学校。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内，大量曾经用于满足少数人宗教目的的建筑摇身一变，开始为大众服务了。

修道院资本的重新分配和修道院的解散都只是表象，背后的原因是当时人们生活兴趣的转移。新时代的知识使得很多人不再像旧时的僧侣一样埋首于宗教研究。较之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们开始更关心人与人以及人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令乔叟时代的思想者欲罢不能的“蒙昧”状态不再吸引人，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世界神奇之处的兴趣和求知欲。这样的转变立即促进了天文、探险和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人们开始对自身、对人类包括物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很多方面产生了新的兴趣。对于新时代的这种人本精神，《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总结得最到位，哈姆雷特在说完“覆盖众生的苍穹”和“金黄色火球点缀的庄严屋宇”后，说到人：

从当时剧院的发展也可以看出来，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从宗教转移到世俗，并非言过其实。史料显示，中世纪发展戏剧的初衷是让宗教崇拜的场所和仪式更加精致更吸引人，这是当时的大潮流。但随着历史发展，戏剧慢慢地走出了教堂的大门。戏剧化的表演和台词最初是穿插在教堂正式仪式中的，后来经过一系列演变发展，戏剧部分从固定的专门仪式中独立出来，人们开始在教堂的庭院里而不是教堂里面表演戏剧，参与者也不限于教徒，再后来由手工业行会赞助在广场上演出。而随着文艺复兴对英格兰的影响逐渐深入，教堂和剧院实现了完全的分离。捍卫英国道德的清教徒们大多对剧院要么视若无睹，要么充满敌意，认为戏剧只会转移本该专注于“沉思神与永恒福祉”的注意力。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剧作家，他们大胆采用异教徒素材，写成戏剧或者小说来娱乐观众。

这样的局面发展到莎士比亚时代，结果是一方面戏剧和表演成了非常流行的“不体面”的娱乐，且受到了王室的扶持；而另一方面执着保守的清教徒一致认为自己道德高尚，清心寡欲，容不得世间还有“蛋糕美酒” ，他们坚持反对建立剧院并组织发起了旨在完全消灭戏剧的正式运动。他们的坚持不懈最终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在莎士比亚时代，所有1576年以后的剧院都必须建在伦敦城以外。虽然严格来说，这次立法是清教徒的胜利，但实际作用不大，因为建在城外的剧院并不远，从伦敦市中心步行便可轻松到达。最早的剧院中，建于1576年的剧场（the Theater）和幕帷剧院（the Curtain），以及建于1599年的吉星剧院（the Fortune）位于伦敦北部；而建于1592年的玫瑰剧院（the Rose），于1599年旧址上新建的环球剧院（the Globe）以及建于1613年的希望剧院（又名斗熊园剧院（the Hope，or Bear Garden））则位于泰晤士河对岸的萨瑟克区。

当年典型的剧院外形立马能吸引一般的观光客的注意力。它们一律是圆形或者八角形建筑，围墙很高，上有小型圆顶，在有戏上演的时候圆顶上会插一面旗帜。很多当代艺术家似乎都错认为当时的剧院是塔状的，他们的画作在很多方面都与实际比例不符。很多画里的希望剧院、环球剧院和玫瑰剧院都是狭窄尖耸立的建筑，即使观众为数不多，也很难想象剧院里是否挤得下。而吉星剧院的图异于其他，建筑细节上更能让人相信这个礼堂是为了容纳比较多的人。

从第一章可以看出，剧院建筑的基本设计源自旧旅馆。那时候街边的旅馆里都有一个中空的庭院，房间围绕着庭院建造，每一层的阳台都是连通的，像走廊一样可以来回走动。早期的演员们为了能在旅馆里表演，会自己搭一个戏台，延伸到庭院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地方。这样一来，在一楼的旅馆工作人员和仆人们就可以不论晴雨都站在外面看戏。而旅馆的客人和其他特许入场的人则可以到阳台上，坐在遮蔽处或舒服的座椅上观看表演。

建成于1599年1月8日的吉星剧院，其建筑各个方面都与旧时旅馆一脉相承。建筑外围面积80平方英尺，内部面积55平方英尺，其余的25平方英尺则是四面的阳台，阳台的宽度均为12.5英尺。戏台长43英尺，延伸至庭院中央，约27~28英尺宽。位于戏台后部的阳台以及下面的空间都可以用来作为后台。这种脱胎于旧式庭院旅馆，并加以改造的建筑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

总的来说，文学史上公认的伊丽莎白时代剧院设施简陋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那时剧院的规模和数量其实还是比较可观的，用于特别设施和鲜花装饰的费用也常常不少。不过，和今天的剧院设备比起来，当时的舞台经理可谓乏善可陈，于是当时创造戏剧效果的责任更多地落到了观众头上。观众需要沉浸在那种“自愿地不去怀疑”的状态以拥有诗意的信仰。造成这样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剧院往往没有足够的戏服，演员们不管是在表演《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还是《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穿的戏服放在现代可能无所谓，但在当时可以说很不得体。此外，当时的剧院里只有男演员，他们男扮女装扮演女性角色，更加需要观众们发挥想象力。我们后面将要讨论流行于莎士比亚时代的化装舞会和盛大游行，那些场合的布景和服装可谓极尽华丽之能事，但是这种风气并没有蔓延到剧院里面去。

由于当时的剧院都是露天的，所以演出很多时候要视天气状况而定。在剧院顶部还有一层小圆顶，有戏上演时上面会插一面旗帜来通知远方的观众，类似于今天的广告单。如果有戏上演，和当年的旅馆一样，不同身份的观众就有不同的位置。现在被认为最好的位置，即紧挨着戏台的空地，当时是最便宜、最不挑人的位置。在美国，可找不到能感受当年观众席位的地方；在德国，一些大剧院最好的位置是“第一排、第一个阳台”（erste Reihe，erster Rang），而在第一层的位置则要便宜些。伦敦现在的情况则更接近当年：戏台前面的空地依然存在，只不过改成了后面的空地，人们只要花上两先令六便士就能有个位置（当然是木凳子），而比他们稍微前面的位置要贵上四倍多。 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风俗倒确实有一样不复存在了，那就是允许观众坐到戏台上去，这样的有利位置当时一般都被年轻大胆——我们今天称之为喜欢在“聚光灯”下的观众占据了。今天的观众即使爱出风头，最多也只能在看戏剧时买包厢的位置，或者看歌剧时买“钻石马蹄形”观众席里的位置。

剧院的气氛轻松自由，演员们不需通晓礼仪的观众，便可以用好的故事和自己的演技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德克尔（Dekker） 的描述略微夸张却很真实性，他说坐到戏台上的时髦年轻男子 臭名昭著不仅仅因为他们很显眼，也由于他们咄咄逼人的举止。他可以随意迟到，来早了就在戏台上打牌。他会对演出和剧作者都发表评论，如果不满意就会“一脸不满，从凳子上愤而离去”。同时，他也能和观众交流，有时候和近处的女人们说话，不仅言辞出格，有时甚至更过分：

剧院里的这些状况较之剧院外的，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剧院不断发展，周日是更是聚集了大量观众，难怪清教徒们一直指责它们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人群聚集、统治者意见不合、警力又不济时，确实很容易滋生罪恶。

总的来说，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人算不得很自律。他们喜欢喧哗，不论是欢乐的大笑还是愤怒的口角。他们也喜欢动动拳脚，不论是围着五朔节花柱跳舞还是赤手空拳与人搏斗。因此，到了节假日和星期天，就算没什么事发生，人们聚集去看戏和散场撤离剧院时也自然混乱不堪。而清教徒以其引发无法无天的局面为由反对剧院，反而更加助长了这种强烈的骚乱情绪。

前文说过剧院的建筑结构一定程度上脱胎于早期旅馆和酒馆，到了伊丽莎白时期我们不能确定这些酒馆的数量是不是较以前增加了。费兹史蒂芬 在12世纪就抱怨过伦敦的两个害群之马之一是“愚蠢的人们无节制地饮酒”，由此可见早在那时伦敦就不缺酒馆。到了伊丽莎白时代，酒馆的数目看起来明显增多了，其实可能是史料更翔实的缘故。

这些与其余遍布伦敦的成百家酒馆很能说明当时时代的一种特质：有的方面野蛮无礼，有的方面却绚烂璀璨。1587年的哈里森 描写这些旅馆时就颇为困扰，一边是对这种现状与文化的自豪，一边是需要说出全部真相的坦诚。按照他的描述，这些旅馆“宽敞舒适”，客人是客房的皇帝。食物精美、床上用品干净、客人财物丢失可获赔偿，而且旅馆还为客人和马匹提供优质的服务。可以说哈里森的描述并不是昧着良心说话。但是，可能他想起来自己也遇到过不公平的对待，不得不承认旅馆的工作人员常常“贪他的喂马钱”，而且很多旅馆与盗贼同流合污，告诉登徒子哪些客人容易得手。最后，哈里森不无缓和地总结道，这些旅馆的招牌都很华丽，造价也不菲，有的要花上三四十镑。

当时这些旅馆的有趣之处在于里面不仅仅有伦敦本地的客人，还有外地客。这些外地客里什么样的人都有，而名声越好的客人，行事越为低调。像达尔加诺勋爵（Lord Dalgarno）和格林瓦洛驰（Glenvarloch） 这种时髦的年轻人以及比他们爵位低又紧跟潮流的年轻人，那家平常旅馆（the Ordinary）是常去的。德克尔的历史讽刺作品里有一章是专门写这家酒馆的。 年轻的“格尔”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他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然后小心翼翼选择自己的伙伴，对着大家夸夸其谈，“狼吞虎咽”，最后开始务“正业”。而这正业往往是赌博。“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以打牌来污染眼睛，没有骨牌的声音玷辱耳朵，那这个地方就称不上公共娱乐场所。”赌博时，“格尔”必须表现出高度的自控力，不能输了就露出囊中羞涩的真相。“玛丽，我能容忍你大汗淋漓、撕毁六七打牌、毁掉二三十个色子，也能任你一小时内弃桌一千次，但是我不能容忍你大声咒骂。”

一天就快过去时，新的娱乐活动又上演了：“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来，因为有罪犯将被处以绞刑，法国男仆和爱尔兰小厮各自牵着主人的爱马，在门边互相耸了耸肩，准备去看新热闹：那才是狂欢，他们骑着马飞奔而去。”

世俗之事从一开始自然就是旅馆生活的核心，将来也会成为剧院的主要题材，甚至也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了教会。本·琼森（Ben Jonson）在《人各有性》（Every ManOut of His Humour） 中不无耸人听闻地暗示了老圣保罗大教堂已不再只做宗教用途，德克尔对此又作了更详尽的说明。教堂外围的庭院虽然还矗立着保罗的十字架，时不时也有牧师在此布道，但这里已被用作生意人聚集之处。教堂的内部也好不到哪里去。每天中午，教堂中殿的通道就是著名的保罗之路，每日中午时分，这里都会挤满各色各样的人，他们各有目的，但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宗教信仰。不同的“会谈”占据了这条通道。乔叟笔下从事法律的人一般在阳台会面，到了伊丽莎白时代他们直接在教堂里面自卖自夸。劳力也来这里找活干；各种商品在此待售；各色摊贩在这里营业且生意兴隆。此外，伦敦的堕落的人们，包括永远的巴尔多夫（Bardolph） ，让教堂的名声更加不堪。此时的圣保罗大教堂虽然从宗教角度来看让人沮丧，但是作为这个城市多彩生活的精华缩影，它肯定也让每个游客流连忘返。

从圣保罗大教堂往东走就到了伦敦真正的商业中心齐普赛街，这里的氛围从乔叟时代 开始就没有变过。当时如果有游行经过齐普赛街，观众绝不会只是温和有礼地站在一边看——那时的英国人还不像今天的英国人那般自制。一位1617年伦敦市长就职典礼的亲历者指出，就职典礼多姿多彩，一半是因为事先的精心准备，一半是因为当时人们的随意和不正式。“光鲜肥胖的伦敦警察长坐在马上试图维持秩序，却只是徒劳。” 两边房子里的人不断从窗子里扔出鞭炮，窗外的人被砸到了还很高兴，此外人们还用鞭炮来为游行队伍开路。几辆马车来到街上，一些暴民马上爬上去，车里有人试图撵他们下去，却被抹了满身泥。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喧哗的游行混合了粗糙和绚丽，这两者不同尺度的组合也正是当时很多风俗习惯的特征。

游行队伍如果从齐普赛街经由圣保罗大教堂，再从路德门到舰队街，就会经过一个有很多小店的街区，这些小店从乔叟时代一直到狄更斯时代都在，在莎士比亚时代最为繁华。这些商店店面很小、对外敞开，很多货物的排列展示是街头模式。每家店有两名学徒，他们得做好多事，可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一个是帮忙拉客人即促销。这些学徒扮演的角色有些像现代各个地区展会里的“叫卖人”，也有些像现在较低档百货商店里的推销员。他们各式各样的叫卖声出现在当时很多作家的笔下，司各特（Scott）在《耐基尔爵士》（Sir Nigel）中为了给作品增添本地风味也对这种叫卖作了描述。学徒们的另一“主业”则与生意无关：当公敌出现时，他们互相叫一声“武器！”就团结一致与公敌们较量。这样的训练对学徒们来说并非坏事，因为他们以后都会入伍参战，这也是为什么德克尔的《鞋匠的节日》（Shoemaker’s Holiday） 中西蒙.埃尔（Simon Eyre）对自己的学徒正气凛然道：“为了我们行业的荣誉而战……圣马丁的花，疯人院的疯子，舰队街，铁塔街，白教堂；给我敲掉这些法国疯子的头，在他们身上种天花，打他们；打！我的好小子们，以路德门大人之名，打他们！”

如果说这个街区的学徒们无视法律、触碰了底线，可能是由于他们离一个避难处很近，那是一个很奇怪的避难所，很多躲债的和躲法院的人都到那里去。之前那里因体面得宜而扬名，当时则是臭名昭著。

也有事态严重的时候，就算警长当真要全副武装来执行任务，消息也早就会传开了，避难者们在执法者到来之前就换了地方，等到他们闹腾完了再回来。不过，莎士比亚时代的这片区域还没展现出它最不堪的一面。1623年《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 出版时，阿尔塞西这个名字在一本小册子上出现过，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区继续以自己特别的方式发展着。到了18世纪后期，这个区中间的密特庭院（Mitre Court）成了一个极受人尊敬的地方，是约翰逊博士与其朋友们聚会的地点。

往威斯敏斯特去的游行队伍过了舰队街，接着就来到了

圣殿教堂最开始是圣殿骑士们创建的，1313年圣殿骑士团解体后，圣殿教堂成了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们的财产，后者把外殿出租给个人，把中殿和内殿租给了学法律的学生。后来英格兰修道院溃散解体，这座建筑由王室继续对外出租，直到莎士比亚晚年、弥尔顿出生的1608年，詹姆斯一世把两座圣殿永久赐给了英格兰律师协会管理者及其后继者。

这些区域西缘的圣殿闩（Temple Bar）把舰队街和河岸街隔开来，成了围墙外土地的分界线，当时围墙外的土地还在伦敦市的管辖范围内。依据古老的传统，圣殿闩的大门平常要关闭，只有喇叭吹响、会谈结束、经伦敦市长准许后，英国王室方可进入伦敦。现在大门已不复存在，国王和最卑贱的子民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重大场合这种古老的仪式还是会上演。

这列往西的游行队伍最后要走过河岸街和查令十字街，经过白厅到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白厅最早是沃尔西主教的住所，他称其为约克宅邸，后为王室占有，从亨利八世到威廉三世一直被用作王宫。当时白厅里外的种种，人们可以通过阅读司各特的《耐基尔沉浮记》(The Fortunesof Nigel ) 得到清晰的图景。前文说过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壮丽与不够精致的组合在一本书里有所体现，这本书描述亨利八世的白厅有“一系列的走廊和庭院、一个大厅、一个小教堂、一个网球场、一个斗鸡场、一个果园和一个宴会厅”。詹姆斯一世1606年新建的宴会厅只存活了11年，但当时那里每晚都有本·琼森 的戏剧上演。1582年，肯尼沃斯的莱赛斯特（Leicester at Kenilworth）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出行安排了一场演出，司各特在描述此次演出时引用了罗伯特·兰姆（Robert Laneham）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我们看到了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华美的一面。而在布斯诺（Busino）对1617—1618年白厅一次演出《第十二夜》的情况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戏剧的另一面。观众们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十点王室成员到场后才开演。剧目《抑乐以扬德》（Pleasure Reconciled to Virtue）上演。“此剧花了很长时间表现这最为滑稽可笑的一幕：酒神巴克斯坐在马车上，后面是坐在酒桶上的希勒诺斯（森林之神），还有十二个酒瓶。”十二个男侍童跟随其后，还有十二个戴假面的骑士，后者选择舞伴时，在国王面前自顾自地跳着最滑稽的舞步。他们跳累了，詹姆斯也会很不耐烦地催他们继续跳，这时候“白金汉郡的侯爵走上前去，跳了轻盈而又精致的几个舞步，他的动作如此优雅敏捷，不仅平息了国王的恼怒，更博得了众人的仰慕和欢心”。有些司各特的读者觉得他把国王、“斯蒂尼”和“小查尔斯”写的太不像“天使”了，而通过阅读以上这种描述就可见司各特并没有抹黑王室。

我们刚刚描述的陆上路线虽然是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的一条著名旅游路线，但是当时更多的人一般都宁愿乘船往来泰晤士河的上下游。伦敦的街道，尤其在为重要活动准备时，往往不堪入目。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就有一位官员因为从伦敦交易所到威斯敏斯特的大路间有瑕疵而被罚。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以为当时政府对街道清理和维修颇为注意，但是再一看就不会这么认为了：这位官员被罚鞭打313次，因为在不到两英里的街道间有313条脏水沟。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很少会有人使用交通工具。此外，对步行者来说这些街道脏得无法想象。和乔叟时代一样，马路中间的水沟依然是居民倾倒垃圾的地方。沟渠里散发出的臭味与远处商店和厨房里飘出的气味混在了一起。此外，还有工匠们的叮叮咚咚，以及伦敦上百座教堂各式各样的钟声也一起困扰着这个城市里长期受苦的步行者。因此，可以顺水而行时，为了方便起见或者有时为了享受美景，很多人都会选择坐船。

在莎士比亚时代泰晤士河是一条美丽的河流 ，今人可以从威斯切尔（Visscher）和霍拉（Hollar）的画作中看出大致。泰晤士河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艺术家们钟爱的题材，清澈的河水、水里各种各样的鱼和水面美丽的天鹅，无一不赏心悦目。哈里森在《英格兰》中充满热情地描写这条河（他并不是唯一拥有这样热情的人）：

伦敦桥上没有什么车，多是行人，桥下则是大量东行船只的天然终点。伊丽莎白时期海上贸易并不比之前的更为繁荣。虽然此时英国与更多更远的港口有了贸易往来，包括欧洲最远端的、从地中海到北欧的海港，以及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更远的东方港口。在伦敦桥下的海港，俗称水池，常常可见帆船列队，而当时的比林斯盖特（Billingsgate）还没有堕落成今天的海鲜市场，是最繁忙的船只来往处。

当时盛行的浮夸与古朴混合之风还体现在当时的建筑上。从现代便利的角度看，哪怕现代最穷的人也会对以前的生活条件难以忍受。当时人们根本没有建设水管系统、合理的垃圾处理、全房屋供暖或适当的通风等这些概念。由于垃圾成堆，人们便大量使用香水试图掩盖垃圾散发的恶臭。但当时却有很多美轮美奂的建筑，且不仅仅限于富贵人家的宅第。人们对泰晤士河畔的座座宫殿和诸如克劳斯比礼堂这样的建筑都很熟悉，不过其实在伦敦的其他地方，很多商人的宅邸单凭外表华丽也称得上是成功的艺术品。

虽然往往每个时代都以自己的高标准来评价以往的时代，但说到华衣美服 ，我们今天仍不得不感叹当时的服饰可谓巧夺天工、美不胜收。1647年在美国纳撒尼尔·沃德（Nathaniel Ward）发起了一场有趣的反进口英国流行服饰的运动，如果不是英国本土也有类似的激烈的反对情绪，我们可能认为那只是清教徒对人本能追求外表美的排斥。哈里森在《英格兰》一书中的注释体现了对这一话题类似的情绪。

富尔肯布里奇的波西亚（Portia of Falconbridge）说起她众多的追求者时，这样描述其中一位英格兰年轻男爵：

对社会史和文学史中如诗如画的细节研究得越多，越会同意这样的观点：最有意思的往往在于过去与现在根本上的联系。不可否认，历史一直在推陈出新，新的词汇、比喻、习俗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不断涌现。但是在观念和人性的本质上，现代人和洪荒之前的人类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所以当我们说到莎士比亚时代和当时的伦敦的鲜明特征时，我们发现，这些特征一方面是物质上的，一方面仅仅是因为我们在强调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不同。17世纪有关伦敦剧院走向最精彩时期的故事，放到20世纪就没什么新鲜的。虽然“逗牛”和“斗熊”游戏在今天已经没有人玩了，但是斗鸡场依然还在，依然在满足着某些竞技游戏者的野蛮欲望。现代作家对伊丽莎白时代华美的建筑和服饰评而不倦，而忽视了其实今日的建筑服饰也有很多和几个世纪以前相通的风格特征。也许今天的人们不像雷利（Raleigh） 和他的朋友们那样注重服饰的华丽，但当今媒体和教会对女装女帽经营者的批评反对和历史上记载的一样激烈。此外，现在的人们购买日常用品耗资不菲，很多人因此认为昂贵的生活代价到了现代才出现，可事实则是这样的情况早在伊丽莎白时代就已存在。那时的人们已经深谙税赋、房租、人工费之累。一个人对伊丽莎白时代思考得越多，他的观点会越复杂，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归纳到两方面：当时与今日在外表上的惊人差异，当时与今日在本质上的惊人相似。

参考阅读

传记和社会历史类

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都铎王朝时代的伦敦》（London in the Time of the Tudors）。

佛尼瓦尔（F. J. Furnivall），《莎士比亚：生活与工作》（Shakespeare:Life and Work）。

朱瑟朗（J. J. Jusserand），《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小说》（The English Novel in the Time of Shakespeare）。

奥迪士（T. F. Ordish），《莎士比亚的伦敦》。史蒂芬森（H. T. Stephenson），《莎士比亚的伦敦》。

讽刺类和描述类

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格尔们的入门书》（Guls Horne-booke）；《伦敦敲钟人》（The Bellman of London）。

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英国印象》（Description of England）第一、第二部分，新莎士比亚社会出版社，第六系列。

埃德蒙德·斯宾塞（Edmund Spenser），《婚前曲》（Prothalamion）。

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ip Stubbes）《莎士比亚青年时代的英格兰病态解析》；《服饰讽刺歌曲与诗歌》（17世纪，第96—202页），珀西书会出版，伦敦，1849，第二十七卷；《满布波尔斯》或《时髦男士聚会》，珀西书会出版，伦敦，1841，第五卷。

小说（小说具体内容见小说阅读目录附录）

安斯沃斯（W.H. Ainsworth），《伦敦塔巡官》（The Constable of the Tower）；《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

詹姆斯（G.P.R. James），《达恩利》（Darnley）。

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肯尼沃斯》（Kenilworth）；《耐基尔沉浮记》（Fortunes of Nigel）。

戏剧

博蒙特与弗莱切尔（Beaumont and Fletcher），《烧火杵骑士》（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1610-11）。

约翰·库克（John Cooke），《格林说“你也是”》（Greene’s Tu Quoque）或者《城里的时髦男子》（The Citie Gallant）（1614）。

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鞋匠的节日》（1600）；《伦敦的七宗死罪》（Seven Deadly Sins of London）（1606）。

德克尔和米德顿（Dekker and Middleton），《怒吼的女孩》（The Roaring Girl）

（1611）。

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伦敦和英格兰的镜子》（A Looking Glass for London and England）（1589）。

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伦敦四学徒》（The Four Prentices of London）（1615）；《你并不认识我》（If You Know Me Not）（1605）；《交易所的漂亮少女》（The Fair Maid of the Exchange）（1607）。

本·琼森（Ben Jonson），《人各有癖》（Every Man in His Humour）（1598）；《人各有性》（1599）；《一个浴缸的传说》（1603-04）；《巴托罗缪集市》（1614）；《魔鬼是头驴》（1616）；《圣诞老人假面剧》（1614）。

托马斯·米德顿（Thomas Middleton），《新学期》（Michalmas Term）（1607）；《齐普赛街上的纯洁少女》（Chaste Maid in Cheapside）（1630）。约翰·韦伯斯特和约翰·马斯腾（John Webster and John Marston），《不满足的人》（The Malcontent）（1604）。

环球剧院

圣保罗大教堂路口1620年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