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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慈禧太后——反动派

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来到现在,中国最有趣的人物是我们称之为慈禧太后的那位夫人。

慈禧太后在垂帘听政期间处于每一个带有改革性质的运动的前列,她统治的性质只能从这一时期的性质加以判断。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动机和感觉中心,外交方面是失败的。它的杠杆找不到支点。于是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永远只能依靠武力。与太后这么一个女人打交道真的不大可能吗?

——《布莱克伍德氏杂志》

在1897年11月1日至1898年4月16日之间,德、俄、法、英从光绪皇帝无力的手中攫取了中华帝国四个最好的港口,导致中国连集结一个舰队的地方也没有。整个国家群情激愤,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学校里,每篇文章、每场演说、每次对话或辩论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个方面:“如何改革中华,振兴国力。”学生们、青年改革者们和外国人都认为光绪的路走对了。但中国的重要官员们却疑虑重重。也正是因为他们——进步的和守旧的都一样的疑虑,慈禧太后才被请出来重新训政。

慈禧太后的敌人不妨问问他们自己看,如果是他们自己当政,在遭到列强的割据之后,他们会怎么做呢?你们说她排外,但是在那种的情形下,你们会对德、俄、法、英诸国有什么好感?必须坦白地承认,她将自己置于保守派的掌握之中,并与迷信的拳民结盟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但如果是你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你在溺水的边缘挣扎,爱国的拳民正好递过来一根原木(当然排除完全理智的情况),你又会怎么做呢?

“一般认为,”慈禧太后的一位批评者说道,“康有为向皇帝提出,要想保全皇位,就必须让太后引退,将荣禄斩首。”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认为当时情况必定十分危急,以至于改革派不得不对他们的反对者中为首者大开杀戒,还要把提携他们的慈禧太后监禁起来。虽然两方都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你没发现,我们是多么愿意原谅站在我们这边的人,而如果我们的对手做了同样的事,我们必定要进行强烈的谴责?

谴责慈禧太后处死六位年轻的改革者的人,却很乐意原谅光绪下令斩首荣禄,囚禁自己的养母。

北京有两个势力强大的派别:以庆亲王为首的改革派,和以荣禄为首的保守派。慈禧太后也许是这么想的:“进步派和改革派都有过全盛时期。他们已经试了各种方案,但最后都失败了。达到的最后结果就是和解,却以割让国土为代价。从现在起,我要试另一种方案。我将不再割让港口,至死抵抗侵略。

于是她对因谋杀德国传教士之案而遭到革职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因为后者表示将誓死抵抗外国侵略,而与此同时,荣禄则作为直隶省和北洋三军的统帅留在北京。

李秉衡像

随后慈禧又任命了一位和李秉衡一样排外的保守派官员刚毅巡视全国的防守情况,并为枯竭的国库筹集巨款。在巡视南方诸省之时,刚毅筹集到了两百多万两白银,显然都用在了购买枪支弹药和备战上面。慈禧任命另一个保守派满族官员毓贤为李秉衡的继任,正是他一手造成了后来的义和团起义。

当他在外国势力的反复要求下被从山东巡抚之位上撤下之时,慈禧还在北京接见了他,赏赐给他额外的荣誉,还任命他为北京邻省山西的巡抚。后来的拳民之乱,几乎全都是那时,在他的管辖之下发生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毓贤就是义和拳运动,因为这场运动就是他赶走外国侵略者的方法。

但是在与保守派结盟的同时,慈禧太后并未切断与进步派的全部联系。她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袁世凯为山东巡抚,端方为陕西巡抚,而刘坤一、张之洞、奎俊也都留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所以这两派当中的精英人士又一次全都为她效力了。接着她开始发出谕旨,收回那些光绪帝早先所发改革诏书。在1898年9月26日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下面这道诏书,还有比它更最为措辞得体、更能体贴皇上的情绪的吗:

“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本意。

“所有现行诸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若悉仍其旧。着将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裁并局所冗员仍着各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转多摭饰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裁撤。

“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方今时事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

请读者研究一下,如果还不明白就抄写一遍,看看改革的精髓是否真让慈禧太后给抹杀了,即:“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要是不幸的传教士、遭黜贬的官员以及可以“自便”的民众意识到这一点,可以省去多少是非!

上面那道谕旨颁发三天之后,9月29号那天,她又颁发了一道诏书,责令惩治康有为及其同党。如果康有为无缘无故地进言光绪帝斩首荣禄,软禁慈禧之事是真的话,那么站在她的位置上,你会拿康有为怎么办?诏书上说道:

“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这件事和对其他一两名官员的处决是慈禧做过的最坏的事了。——确实,罪过不小,但跟“好女王贝丝” 比起来简直是不值一提。

现在来说说据说是慈禧发给督抚、将军和提督的一封密诏,密诏发布的时期为1899年11月21日。我认为这件事是这位伟大女性做过的最英勇、最伟大的事之一。

慈禧太后复出训政之后,意大利步其他列强后尘,向中国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然而,如今的慈禧不是以前的慈禧了,让意方和所有人大感惊讶的是,中国态度强硬地拒绝了意方要求。不仅如此,慈禧太后准备抵制这种要求。很快意大利就开始明白,如果想要得到三门湾,必须通过战争。但意大利并不敢发动战争,只好悻悻撤回要求。这件事能让我们更好理解11月21日发布的那道密诏。

“现在时事艰难,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目下中国财力兵力而论,断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负情形非可逆料。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事件,往往预存一和字于胸,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特严行申斥。

“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苟能各矢忠君爱国之忱,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樽俎也。”

一位反对慈禧太后的人指着上道诏书的最后一句话问道:“难道这不是挑战吗?”是的,是挑战。北美十三州不是为了更小的事就向英国发出挑战吗?日本不是为了更小的事就向俄国发出挑战吗?慈禧太后是为了保卫祖宗社稷,先人陵墓免遭荼害才发出挑战。她不惜参战,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自保;不是为了荣耀,而是为了家园;不惧邻居的嘲笑,去与列强抗争。她的不明智之处在于和义和团这帮迷信的乌合之众结盟,相信那“数百万”无组织、无纪律的“壮丁”可以抵抗数千数万名指挥有方、训练有素的西方士兵。

慈禧太后积极备战,而非软弱地屈从欧洲列强的意志,割让领土,更体现在下面总理衙门颁布给总督和巡抚的这道诏书上:

“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

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她派了两名特使去日本,希望能够和日本人秘密结盟,抵制西方的“白祸”。但这次她却千虑一失,选错了人。这两位使臣和我们了解的东方人不同,过多地泄露了他们的意图,结果被不体面地召回,而条约也就不了了之了了。

1902年法国明信片 xKD3PAQ20AiB31jw6Otiid8smyJQ8R3ps0R50bSekU6uhqanawDNhX4R4ZdOC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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