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为一位满族女人，慈禧太后能得知真相的机会非常少，但她在每个场合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不被反对意见压倒，不被宫中的重重谎言所蒙骗，这一真相只有在充分认识到慈禧太后在半专制的中国有多么重要才能解释。
——阿瑟·H.史密斯《动荡中的中国》
从慈禧太后摄政后采取的政策来考量，不得不说她充分认识到了她所处的这个皇室，她作为上一任皇帝的妻子和现任皇帝的母亲的这个皇室，正在衰朽。
清朝至今已经统治了二百一十八年，两位皇帝
统治了其中的一百二十一年，而曾在位的皇帝只有七人，是中国历史上相同时间内在位皇帝数量最少的。
这两位皇帝，康熙帝和乾隆帝，分别是第二位和第四位皇帝，是清朝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剩下的九十八年中，有五位皇帝相继登基和驾崩，身体和性格一个比一个弱。等到同治帝驾崩时，这个朝代连个直接继承人都没有了。
皇室的衰朽，外国的侵占，汉族人对满族统治者的反抗，让慈禧清醒地意识到若想存活，就必须有一只比她丈夫更强硬的手来掌管政权。
“可以强调，”在中国传教十三年的丹比上校写道，“慈禧太后是满族统治者中第一个懂得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人，也是知道如何运用这种关系来增强国力、促使物质进步的第一人。”慈禧摄政的时候幸运地有恭亲王辅佐。恭亲王身材高大，长相英俊，气度不凡，是乾隆之后清廷最伟大的政治家。
恭亲王
这里就显示出慈禧作为统治者的主要特点：她能从众多中国官员中挑选出最杰出的政治家、最睿智的顾问、最不会出错的领导者和最出色的向导，无论其保守还是激进。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除紫禁城之外的首要人物。他二十六岁时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那次，他参与审判一名未能成功履行其说服额尔金勋爵所率军队撤离天津的诺言的军机大臣。第二年，他进入管理“夷狄”事务的理藩院。一年后当皇室逃跑时，他被留在北京与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签订条约。“在那些棘手的情况下，”盖尔斯教授说，“恭亲王的手段和机智赢得了对手们的赏识。”
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1年成立时，恭亲王成为第一位长官，并多年在此连任。
我们看到，他在他的兄长咸丰皇帝驾崩之后，就成功地推翻了僭越的摄政班子。他与两位太后一起将幼皇扶持登基，共同辅佐。这种情形持续了多年，东宫太后并无实权，恭亲王的权势则日长。
这样的安排似乎令大家都满意——除了慈禧太后。在她看来，恭亲王日益大权独揽，而自己和东太后则日渐退居幕后，而原本的计划是让他跟她们“同治”的。朝廷在接见官员时，恭亲王独自与他们面谈，而两位太后只能在屏风后听他们的决定，却不能参与决策，最多只能提一些建议。
作为摄政班子唯一的公开首脑，大臣们加官晋爵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恭亲王，自然少不了对他曲意奉承。这不免使他自傲自大起来，在两位太后面前也不是那么的恭敬了。一天早上，恭亲王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褫夺了所有的职位和权力，被软禁在府内。两位太后联合发旨说，责备恭亲王“目无君上”。失势的恭亲王立刻乞求她们的宽恕，于是，他的荣誉和尊严又得到了恢复，但是之前联合摄政时所享的权力却再也回不来了。慈禧太后就是这样摧毁了阻挡她重建清王朝的第一个障碍。为表示她们对恭亲王并不心存怨怼，两位太后将他的女儿收为义女，封为固轮公主。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尽管恭亲王早已去世，但他的女儿仍活跃在对外社交舞台上，是宫廷圈子里过去十年里仅次于慈禧太后的主要人物。
驱逐了一起摄政的恭亲王之后，同治少年时代慈禧越来越多地参与国事，而东太后则退居幕后。慈禧太后的目光非常深远。她只有一子，由于她深知生活充满了变数，所以她形成了一个计划，确保皇位的继承。出于这个目的，她安排了她妹妹与咸丰的弟弟，七王爷之间的婚姻，万一同治死后无子，希望这一结合能产生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她觉得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人物，一个能激发人民自信，稳定人心的领导人，一个强硬、稳健、思想开放、克己奉公的国家首脑。成败与否在未来才能看到，但命运让她训练继承人的头脑，让他能头脑清醒，思维开阔地为解决未来会遇到的问题做准备。这些问题对于过去的清朝统治者来说，太过于深刻复杂，充满新的挑战。
同治帝十七岁的时候与出身京城望族的阿鲁特氏结婚，名义上亲政，但事实上慈禧仍掌握绝对的权力。驻在北京的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外国公使们，认为这是一个谒见新君的好机会，经过与恭亲王和太后的长时间的讨论，事情便定好了，公使们也不用像以前参拜皇上那样必须伏地行礼了。
同治夫妇的婚姻生活十分短暂。大婚三年后，同治就得了天花驾崩，未留下子嗣。他年轻的妻子也追随了她家庭教师的教诲，与她的丈夫“同甘共苦，生则同矜，死则同穴”。
谣言说阿鲁特氏的死里有猫腻，但她的近亲们并不相信，因为其父仍在政府里担任要职，直到拳民之乱时他随朝廷逃跑到保定府，当他听到京师被攻占的时候，他给家里捎口信说自己宁可自绝也不愿吃外国人的东西。当家人收到口信时，他们命令仆人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全部躺在里面，让苦力把他们埋了。开始这些苦力不愿意，但他们最终没办法，还是照做了，于是家中全部男丁全都死了，只有一个男孩被一个忠实的奶妈救出带走。
当同治帝驾崩的时候，宫里一个非常有势力的集团反对两位太后的统治，想推翻太后集团而以恭亲王的一个浪荡子取代。但要这么做，主谋必须在宫外就能及时得知同治的死讯并迅速宣布继承人选，而慈禧太后在宫内，更容易捷足先登。她先派密使通知了在八十英里之外的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同治的死讯，并命他带兵火速赶到北京，阻止同治驾崩和宣布嗣君可能引发的任何变故。
李鸿章接到命令之后，立即着手付诸实施。他带领手下最可靠的四千名淮军，步、骑、炮兵全都装备精良，开始秘密地向北京急行军。八十英里路程三十六小时便走完了，他计划午夜到达，结果准时到达。李鸿章和他的精良部队进入城门，在一片死寂中，进了紫禁城，人衔枚，马勒口。进紫禁城之后，各城门的八旗守军就被李鸿章的淮军兵勇所接替了。
李鸿章像
慈禧太后这时已派出太监指认了宫中有反叛之嫌的和公开支持叛逆分子的禁卫军，这些人便被解除了武装，绑起来送进了监狱。炮兵奉命把守紫禁城城门，骑兵在城中巡逻，步兵则缉拿零星的叛逆分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分遣队被布置在慈禧太后和她挑选的嗣君四周。当紫禁城中朝阳升起，晨光大亮之时，一觉起来的叛军惊讶达到了顶点。
剩下的那些，有的被投入了监狱，有的被永远流放到了满洲原先的荒野里。当慈禧太后宣布她儿子同治死亡的消息时，也宣告由她妹妹的儿子载?入继大统，并在其未成年期间由她和东太后垂帘听政。一切安排好之后，李鸿章跟阿拉伯人一样卷起了帐篷，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慈禧太后的智慧和过人之处就体现在这里。京城和外省所有的杰出政治家都聚集在她龙座的周围。李鸿章从平定太平军叛乱时起就开始平步青云，在太平军全部平定之后被授予伯爵之衔。从这时起，她便授予李鸿章显赫的官职与权力，将他布置在京城附近，以便调用。二十四年来，他连着担任直隶总督，统领中国规模最大，操练最精良的部队。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他被紧密注视着，不能有半点反叛的迹象，而他的外甥在京城做人质，以确保他谨慎行事。一旦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或者被外国当权者招待得忘乎所以时，他就会被温和而坚定地褫夺黄马褂和顶戴花翎，以提醒他依附于京城里的那个权力中心。
李鸿章功劳大，树敌多，他的敌人包括那些败在他手下的人，没能得到他帮助的人，他处罚过或罢免过的官员和仅仅是出于嫉妒而成为对头的人。当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派张荫桓去签订条约，而日方拒绝接见他，而且除非“李鸿章因其在政府中的巨大影响力和人民的爱戴，而作为特使”，否则不考虑订立条约之事。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去了，还被一个日方狂热分子照脸射了一颗子弹，子弹一直嵌在他左眼下方，到死的时候都没取出。我们都知道他是如何从创伤中恢复的，如何因为这番折磨而达成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条款。然后他回到了祖国，“只是由于太后本人的友谊和他自己的不幸遭遇才挽救了他的性命”。——用丹比上校的话说。因为该项新条约遭到了中国“苛刻的批评家们”的强烈谴责，这些人就是不被日本人承认为特使的人。
1896年他被派往莫斯科参加俄国沙皇的加冕仪式，接着进行环球旅行。他所到每个国家，都受到了无与伦比的热情接待，这等礼遇在中国政治家的历史可谓是空前绝后。当他启程的时候，我应要求请人给他的团扇上作了画，一面扇面是东半球，一面是西半球，上面清楚标记了所有轮船和铁路的路线，还有他要停留的所有港口和城市。他与格莱斯顿
合影，被称为“东方俾斯麦”
，但当他回到北京的时候，仅仅因为人们出于嫉妒，就把他当做死火山一样对待。慈禧太后邀请他去颐和园里游玩，由太监带着他四处逛，给他喝茶抽水烟，领他去了只有太后才能进去的亭台楼阁，然后就把他下放到与人人都与他作对的刑部。现在，这位受了无数王公贵族优待的，就连我国政府也花费了三万美元来招待的大学士，又再一次地被褫夺了黄马甲和顶戴花翎，被罚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个月的薪水，有趣的是，数目仅为四十五两银子，约合三十五美元。在北京，人们传言说只是因为慈禧太后的干预才免去他的牢狱之灾和进一步的羞辱。
慈禧太后在位时，任过总理大臣之职的只有两人：恭亲王和庆亲王。前者多次遭贬，荣誉被剥夺殆尽，而后者则“在滚木上稳坐三十年”，所受荣誉全都得以保全。
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杰出的总督、首辅也是这样。慈禧太后一直让他们担任要职，从未遭到贬黜。有必要问原因吗？答案很简单。
他们都是进步派官员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地位还不足以威胁她的统治，故此并不用提醒他们，他们头上有位强权人物，只要她大笔一挥，就能把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不过，对袁世凯并不如此。关于他我会在另一章里讲到。
我迄今提到的这些大官都属于进步派而不是保守派。他们都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人物，身居高位，为她效力，推进改革和进步。但是欧洲作家却在提到慈禧太后的时候总是认为她是反动派。正如我们所见，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荒谬的了。不过，慈禧仍让一些保守派官员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如总督或大学士之类，以便遇到重要问题的时候能听取双方的不同意见。
荣禄像
在这些保守派官员中，有一位叫荣禄的，是摄政王载沣的岳父。慈禧任命袁世凯为北洋新军的统领之时，也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一个是进步派官员，一个是保守派官员。一方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必须让另一方知晓，得到另一方的同意才行。
我们并不知道是慈禧太后是否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但她为这危险采取了预防措施。我指的是1898年发生的那件事。皇帝命令袁世凯带兵进京，将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并在改革中保护皇帝。这个故事会在另一章中详细讲到，但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慈禧太后是如何利用一个官员制衡另一个，用一派制衡另一派，以避免发生此类危险和突发事件的。袁世凯带兵进京，不论是为何目的，都不可能不通知他的上司荣禄，除非他杀了荣禄，更别说是软禁老佛爷这桩差事了。他和荣禄的官位可都是来自太后的恩德。
慈禧太后用一派对付另一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派端王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当端王之子被选为皇位继承人的时候，显然慈禧太后认为为了端王的培养和发展，他应该多和外国人接触。许多外国人反对这项任命，因为端王有排外的倾向。
“然而在我看来，”罗伯特·哈特说道，“这么做是好的。慈禧太后也许对端王爷说，‘现在你和你们那派往这边拉，庆亲王他们往那边拉——我夹在你们中间怎么办才好？你毕竟是未来皇帝的父亲，得为了孩子着想。你也是义和团统领和九门提督，应该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我让你去衙门任职，你自己觉得怎么做合适，就怎么做。小心别让老祖宗传到你儿子的宝座受到玷污，也别让祖宗的实力受到削弱。权力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主要利益也是你的！’我能想象慈禧太后对端王这么说。而且，之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的各种各样的排外官员，后来也改变了态度，表现得非常明智。我认为这种责任和与外国人的实际接触对端王来说是很好的经历和有益的教育，最后他会成为支持改革进步和中外友好关系的最坚定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