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

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中正面影响包括：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传教士在华活动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教育活动的影响最为突出。他们建立教会学校吸纳中国学生，将西方教育体制引入中国，并参考西方书籍自行编写教材。如1839年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学制为3—4年，开设的课程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学、地理、历史、音乐等。由于这些努力，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逐渐起步，为近代学制改革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并且在当时培养出一批适应时代新需求的人才，对推动近代中国的发展革新贡献了不小的力量。如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促成者和领导者。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影响，正如王立新先生所言，这些教会学校的深远影响，“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先驱，还因为他们传入了近代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裴斯泰洛齐等人的教育思想不仅广泛应用于教会学校之中，而且被当做批判中国传统教育摧残人性的有力武器” 。西式教育冲击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正统教育，教学内容突破了旧式教育的四书五经、纲常伦理，师生关系也发生很大转变，对封建文化教育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除了新式教育以外，西医理论与技术的引入也对近代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兴办医院、翻译医书、创办刊物、开设药厂等活动给当时的老百姓带去了很大的福音，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发展。论及传教士翻译书籍、传播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活动，可以说在甲午战争刺激更多中国有识之士主动全面的向西方探索学习之前，传教士对于西方先进思想的引入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启发民智、促进中国政治经济近代化的作用。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其著作《以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中介绍西方人权与平等说以及三权分立政体、议会制度、普选制度等，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国富策》、李提摩太编著的《生利分利之别论》等介绍了西方经济理论。而这些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传统经济思想产生了冲击，促使了中国士人思想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革新与前进。传教士除了介绍西方思想，本身他们也支持晚清中国社会的一些变革运动。范文澜先生认为，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他们利用报刊传播变法思想，并为维新人士提供一定的庇护与帮助。这些都对变法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传教士在这阶段西学东渐中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其出发点在于传播神学，所以难免在引进西学时加塞一些宗教说教，就如王立新先生所说“以工具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科学的引进” ，但就客观而言，传教士确实以相较先进的西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另一方面也有负面影响，一直以来有这样的观点：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传教士是侵华的先锋和向导。这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比如在传教过程中，强行推行基督教，试图从精神上控制中国人，与中国百姓发生冲突，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除此，由于在华传教士需要依靠本国政府的庇护与支持，而且他们是早期几乎唯一通晓中文的洋人，所以在外国驻华的机构里经常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如翻译、书记之类。当外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武力行动时，这些传教士会被派往战场，参与情报搜集和随军翻译。在缔订条约的过程中，传教士也会时常充任翻译。这些政治性的活动无疑为列强侵略中国提供了方便。另外，部分传教士参与贩卖鸦片、在中国仗势欺压百姓，劣行种种。甚至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一些品行低劣的传教士不仅给烧杀抢掠的联军引路，而且自己也撕下伪善的面具，背上枪动手抢劫。就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论到传教士时也说，“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

我们不可以忽视或忘记部分传教士的罪行，但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认为来华传教士都是伪善的殖民侵略者。实际情况是有相当多的传教士在中国社会最底层默默地救济贫民难民、改良社会风气、虔诚布道，这些人坚定热诚的传教精神和善良忍耐的济世品质是值得我们纪念并歌颂的。

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翻译书籍传播西学，开办学校、医院惠及民生等行为固然出于其减少传教阻力的主观目的，但客观上确实起到引进西方先进知识技术，推动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部分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总之，必须坚持辩证全面的态度，客观评价晚来华清传教士，避免一味唱赞歌或全盘否定的倾向。

本书作者何德兰，原名Isaac Taylar Headland，生于1859年，卒于1942年。他是一位美国教士，1888年来华，兼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多次为光绪翻译并提供西方书籍，其夫人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及众多达官贵妇的家庭医生。据何德兰记载，光绪第一次看到自行车，就是何德兰提供的，光绪执意尝试骑乘，长辫子不慎被后车轮绞住，跌倒的惨状相当悲剧。

作者亲眼目睹了清朝的全部最后岁月。他留华既久，又与上层社会多接触，依据自己的见闻的写的此书颇能能够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比如对于光绪的喜欢看书和慈禧的书画曾有不少材料提及，但书中披露的那些详尽细节却是前所未闻。作者对当时的一般社会情况也时有生动的描述，比如满汉妇女的不相往来，贞节思想的流毒，办学热潮的轰轰烈烈等。作者的这些内容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但时至今日，我们对这方面的陌生可能也不亚于当时的外国人了，阅读一下至少是会觉得很有趣的。

何德兰对中国美术颇有研究，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有着精细观察，编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深受西方记者欢迎。主要著作有：1900年《孺子歌图》；1901年《中国儿童》；1902年《中国英雄》；1903年《中国小兄弟》；1909年《晚清宫廷见闻录》；1912年《中国的新时代》；1914年《中国百姓生活》；1933年《中国童谣》。何德兰的夫人是一位西医大夫，经常给皇亲贵族看病，所以她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上层，获得很多一手的资料和信息，所以在何德兰这本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来自夫人的记录和听闻，对于普通的传教士来说，何德兰夫妇得到的资料和信息更具有可信性，也更接近晚清宫廷贵族的真实生活状况。书中内容生动，有趣，可读性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晚清宫廷生活新的视角。

原文序

就在十年之前，我们对中国的宫廷生活研究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还有嫔妃们都是深居紫禁城内，与世隔绝，尽管他们也是急切地想看到世界，同时世界也是急切地想了解他们。随后光绪皇帝实行了改革，慈禧太后也从幕后走了出来，这样，宫廷与欧洲人开始了社交关系。

二十多年来何德兰太太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北京许多格格福晋和贵妇的家庭医生。除了行医之外她也去他们家里作客，有时候还会带她的朋友们同去，而这些格格福晋对这些朋友们也是非常客气的，偶尔他们也会来我们家里作客。所以这本书中许多材料的取得都受惠于我的妻子。

有许多人认为慈禧太后被歪曲了，人们是在她加入义和拳运动这一最大错误的基础上对她加以评判的，这似乎有欠公平，也没有把那场大规模改革考虑进去。中国的高管们一致承认任何情况下她都是主宰，与她接触密切的外国人都对她表示好感，而对她怀有敌意的批评者大部分都是那些从来都不认识她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她的生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同样，人们也认为光绪皇帝被世人误解了。因为他那特殊的想法和特殊的性格，有的人高估了他，有的人低估了他。说他不同寻常，没有人会否认；说他是中国许多伟大改革举措的创始人，也同样正确；但缺乏实施他的设想的权力和挑选杰出政治家来辅佐他的能力，这些似乎才是他最主要的缺点。

对我妻子在这本书的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以及我的岳父威廉·辛克莱先生的建议，我表示极大地感激。

何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