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牛斯和约》的签订，并没有结束欧洲列强之间的你争我夺，也没有改变它们通过战争消除争端的积习。但在1660年以后一个半世纪里进行的国际纷争，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与前一个世纪是不同的，这些变化本身反映了国际政治演进中的一个阶段。

1660年以后，列强舞台上最重要的特征是欧洲各国之间名副其实的多极政体的形成，它们不再为跨国利益、宗教信仰而战了，它们对战争或和平的决断，越来越多地受“国家利益”所左右。这一变化当然不是转瞬之间完成的，也不是绝对的。1660年以前，欧洲各国的活动当然也考虑到它们的世俗利益，同时宗教偏见对18世纪的许多国际纠纷来说仍然是火上浇油。1519～1659年，时代的主要特点是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政权轴心国同新教国家及法国作战，不过这一特征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短暂多变的、松散得多的联盟体系。各国在一场战争中曾是对手，而在下场战争中又经常成为盟友。这说明它们在决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现实政治，而不是虔诚的宗教信仰。

对于这样一个反复无常、多极的体系来说，外交和战争上的风云变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一些国家崛起，另一些国家衰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各个时代所共有的现象，这使该体系更加复杂化。从1660～1661年路易十四在法国攫取最高权力，到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滑铁卢战败，在这一个半世纪的国际对抗中，先前的一些主要国家（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荷兰、瑞典）沦为二流国家，波兰也跟着黯然失色。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对其世袭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疆域和结构调整后，勉强保持了一流大国的地位；在北德意志，勃兰登堡—普鲁士迈出看似前途渺茫的第一步后，也跻身一流大国之列。为了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西部，1660年后法国迅速扩张其军事力量，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其军事力量几乎同半个世纪前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不相上下。仅仅由于法国的海上与大陆上的邻国在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中（1689～1697年，1702～1714年，1739～1748年，1756～1763年）结成同盟，才遏制了法国控制西欧的力量。但在拿破仑时期，法国重整军备，取得了一系列高卢式的军事胜利，只是因为另外四大强国的联盟才功败垂成。即使在1815年战败之际，法国仍不失为主要国家中的一员。当18世纪开始时，在欧洲的中心地带，西部的法国与东部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即普鲁士和奥地利哈布斯堡之间，缓慢形成了一个大体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这个世纪里，在大国体系中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发生在欧洲的侧翼，甚至更远一些的地方。一些西欧国家一步一步地把它们在热带地区，特别是印度和东印度、南部非洲乃至远及澳大利亚的一小块的、不稳定的领地，扩展成大片领地。在这些殖民国家中，干得最漂亮的要算英国。英国国内局势自从1688年威廉和玛丽取代詹姆斯二世之后已“稳定”下来，于是又开始按部就班地发挥伊丽莎白时期作为欧洲最强大海洋帝国的潜力了。即使是18世纪70年代失去了对富庶的北美殖民地的控制，一个独立的、有强大防卫能力和可观的经济实力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也只是暂时地阻止了英国影响力在全球的增长。可以与之相比的是俄国取得的成就。在整个18世纪，俄国向东、向南扩张，跨过亚细亚大草原。英、俄两国虽然坐落在欧洲东西两个边缘，但都对中欧的命运极感兴趣。英国卷入德意志事务是因为它同汉诺威有王朝间的联系（从1714年乔治一世继位起），而俄国则决心要在其邻国波兰的命运问题上发号施令。从宏观上说，伦敦和圣彼得堡的政府想要在欧洲大陆建立一种均势，并愿为此而一再插手，以便求得符合自己利益的平衡。换句话说，欧洲列强体系开始变成五大国——法国、奥地利哈布斯堡、普鲁士、英国和俄国——以及一些诸如萨伏依一类的小国和像西班牙那样正在衰落的国家组成的体系。

为什么这些实力明显不相等的国家，特别是5个大国能够保持（或列入）这样一个国家“大联盟”呢？纯粹从军事上加以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人们很难相信这段时期内大国的兴衰主要归因于陆军和海军技术更新，比如一国比另一国获益更大的技术更新 。当然，在武器装备上是有许多小的改进，如燧发步枪（带刺刀）在战场上取代了长矛；炮兵更加机动灵活了，特别是在18世纪60年代由法国的格里博瓦尔发明新式大炮以后；被称作加农炮的一种口径大、炮管短的海军舰炮（最初由苏格兰的加农公司于18世纪70年代末制造）提高了战舰的杀伤力。战术思想也得到了改进，在人口和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的背景下，组建更加庞大的军事单位（师、军）成为可能，到18世纪末，肥沃的农田可以轻而易举地供养师、军这类庞大的军事单位。然而公平地说，1815年威灵顿的大军同1710年莫尔伯勒公爵的大军并无多大差别，而纳尔逊的舰队也不比迎战路易十四战舰的舰队在技术上先进多少。

事实上，由于国家力量的增强，18世纪发生在陆军和海军领域最重大的变化，大概要算组织上的变化了。这一变化的典型毫无疑问非路易十四的法国（1661～1715年）莫属了。他的大臣柯尔贝尔、勒·泰利埃等人都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国内加强王权，在国外为国王增添荣耀。法国建立了陆军部，由其行政长官来检查部队的资金筹措、供给和组织，马提奈作为负责人制定了训练和军纪的新条令，在陆上新建了各式各样的军营、医院、阅兵场和弹药库，以维持太阳王的庞大陆军，并在海上组建了一个集中指挥的庞大舰队。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其他不想黯然失色的国家起而效尤。国家对军队的垄断并使其官僚化，显然是“立国”的中心部分。其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进程，这是由于国家权力的扩大和收入的增加必然使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常备性（这在一个世纪以前是没有过的），不仅有“职业性”的“常备”军和“皇家”海军，还有更加发达的军事学院、军营、船坞等基础设施以及管理它们的行政长官。权力是国家的权力，无论它表现为东欧开明的专制政体、英国的议会制还是稍后大革命中法国的民众力量。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可以很快地模仿这些组织机构上的改进（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彼得大帝在1698年后短短的几十年中对俄国军队进行的改革），而在没有维持大国地位的保证时，这些国家自己也会对其组织机构再进行改革。

比起用纯粹军事上的发展进步来解释1660～1815年大国的力量对比来说，另外两个因素——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更为重要。这两个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把它们合起来看，就可能对这个时期多次战争造成的、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成败模式产生清楚一些的认识。

金融革命

如上一章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们已清楚地认识到为国家创收的生产性经济基础和财政的重要性。18世纪旧君主政体兴起，他们拥有庞大的军队和众多战舰组成的舰队。这些又促使政府发展经济，增强筹措和管理有关资金的财政机构。不仅如此，1689～1805年英法间的7场大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持久战。因而胜利总是属于更有能力保持信誉、持续获得给养的大国，确切地说，由于英国同法国都有盟国，因此胜利常常属于大国的联盟。事实上，这种联盟之间的战争只增加了战争的持久性，因为交战一方若资源耗尽，还可以向更强大的盟国寻求贷款和支援以维持作战。在这种花费巨大和耗竭资源的战争中，各方迫切需要的，是“钱，钱，更多的钱”。这种需要成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所谓“财政革命”的背景。当时一些西欧国家为支付其战争费用，发展了一套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系统。

的确，这个时期的财政变化还有第二位的、非军事的原因，那就是硬币的长期匮乏，特别是1693年葡属巴西发现金矿之前的那些年。在17和18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越发展，就有越多白银为支付贸易逆差而外流。各地的大小商人都在抱怨缺乏硬币。此外，欧洲贸易的增长，特别是如布匹和航海用品等大宗产品贸易的持续增长，加之永久性贸易中心代替中世纪欧洲的季节性交易市场，使财务结算的规则性和可靠性增强。这就大大增加了汇票和信用票证的使用。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此外还有伦敦、里昂、法兰克福及其他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放债人、商品经销人、金匠（他们经常放债）、证券经纪人，以及数目日益增加的联合股份公司的经纪人。这些金融业者和钱庄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已经出现的金融业习惯做法，逐步建立起一套支撑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国家的和国际的信贷体制。

但是，给予欧洲“金融革命”以最大、最持久推动的还是战争。如果说菲利普二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财政负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也是相当可观的。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只要几百万英镑，到17世纪末，打一场战争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主要交战国的开支有时一年就达上亿英镑。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国间这些旷日持久、此起彼伏的冲突对西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否利大于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加以解答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你是否以长期战争前后的相对繁荣和实力作参照，竭力估算出一个国家的绝对增长。有一点很清楚，即使在18世纪称得上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国家，全靠其平时的正常收入也不够支付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战争。事情远未到此为止，大幅度地提高税收，即使有现成的机构去征收，也很可能触发国内的动乱。这正是所有政权都为之提心吊胆的事情，特别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挑战者的时候。

其结果是，各国政府为战争筹措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就是借款，即通过出售债券和官爵，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向那些借钱给国家的人出售偿本付息、可以流通的长期公债券。有了资金来源的保障之后，官员们就有能力支付军火商、供应给养的商人、造船主以及军队的官兵们。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一边大量借钱、一边大量花钱的双向体制就像是一个风箱，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吹风打气。不论对后世的人来说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还是有必要强调这个体制的成功仰仗的两个关键因素：足够有效的筹措贷款的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维持政府的“信誉”。在这两个方面，尼德兰联邦都做得很出色。这倒没什么奇怪的，荷兰的商人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像管理一家联合股份公司一样，用同样不打折扣的财政原理来管理国家。因而为政府开支定期地高效率征收赋税的荷兰三级议会，能够将利率定得很低，从而降低偿债额，这是很恰当的。这一体制被阿姆斯特丹城的金融活动极大地加强了，它很快就使尼德兰联邦获得了清算债券、贴现和提供贷款的国际声誉。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种格局和一种气氛，在这种格局内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国家贷款便被视为家常便饭一类的事情。阿姆斯特丹成功地成为荷兰剩余资本的中心，不久它就可以向外国的公司投资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向外国政府认购各式各样的债券，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这里没有必要研究这些活动对尼德兰联邦经济的影响，虽然那是明摆着的。如果没有一个繁荣的商业和生产基础作为支柱，阿姆斯特丹就不会成为大陆的金融中心。此外，应该看到远期的影响也许是不利的，因为源源不断的政府贷款的收益使尼德兰联邦的经济越来越脱离生产性经济，而变成一种高利贷式的经济。它的银行家们不大情愿冒风险将资金投入18世纪末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项目。轻易即可筹借贷款最终使荷兰政府背上巨大的债务包袱，而靠消费税来偿付又使其工资和物价上涨，结果使荷兰商品失去竞争力。

对我们所讨论的目的更为重要的，倒是荷兰在认购外国政府债券时，对其顾客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满不在乎，更关心的倒是它们财政上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比，可以把荷兰给俄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和瑞典等欧洲诸国所定的贷款条件视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评定各国经济潜力、它们给银行家们提供的抵押、它们偿付利息和贴水的记录，最后是它们在群雄混战中取胜的前景。这样，波兰政府债券在18世纪末的暴跌，以及与之相反的奥地利几十年来常被忽视的非同一般的资信能力，就反映出这些国家不同的耐久力。

财政实力和强权政治之间这种至关重要的关系的典型例子，要算这一时期两个最大的冤家对头英国和法国。由于它们之间冲突的结局影响着整个欧洲的均势，所以值得对它们的经历进行深入的探讨。有一种观点认为，18世纪的大不列颠显示了坚强和势不可当的商业与工业力量的增长，显示出不可动摇的财政信誉以及一个可变的、向上流动的社会结构，与之比较起来，旧制度的法国则是建立在穷兵黩武、经济落后、等级制度森严的一盘散沙之上。这种陈旧的观点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在某些方面，法国赋税制度比起英国来，税率递减不那么严重。另一方面，尽管它在一些重要项目上落后，如煤的蕴藏量十分有限，但18世纪时法国的经济仍呈现出向工业革命“起飞”的现象。它的军火产量是十分可观的，它还拥有许多熟练工匠和一些引人注目的企业家。比起它的海岛邻国来，它有更多的人口和更大规模的农业，因而更富足。法国政府的收入和军队的数量，使任何一个西欧对手都相形见绌。同威斯敏斯特的政党政治相比，其统治经济制度似乎赋予其更大的凝聚力和可预见性。因此，18世纪的英国人在注视海峡对岸时，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相对劣势而不是实力。

尽管如此，英国体制在财政领域还是拥有关键的优势，这在战时增强了它的国力，在平时加强了它政治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不错，虽然它总的赋税制度比法国来说税率递减得更大，这就是说更加依赖于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但由于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色，似乎使公众对它的不满不那么强烈。比如，在英国没有法国那样大批的包税人、收税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是“无形的”（对几种基本产品的消费税），或看上去只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关税）；它的国内没有通行税。法国的商人们对国内的通行税深恶痛绝，它阻碍了国内商业的发展。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是主要的直接税，不允许有特殊的豁免，同时对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也是“无形的”。这些不同形式的捐税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加以讨论，然后授权征收。尽管议会有种种缺陷，但看起来还是要比法国的旧制度更具有代表性。早在1700年前，英国的人均收入就已高出法国，当注意到这一要点时，这个岛国的居民情愿并且能够相应地多交纳一些捐税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虽然很难用统计数字来证明，人们却可以论证英国较轻的直接税负担不仅增加了社会中小康人家的储蓄倾向（这样在平时就积累起投资的资金），而且也为战时积聚了可供征税的大量财富，战时英国就开征了更高额的土地税，并在1799年开征直接税，以应付国家紧急需要。这样，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尽管人口还不到法国的一半，但英国每年从赋税筹集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比它大的邻国。

然而，不论上述成就是多么了不起，其重要性和英法两国在公共信贷制度上意义更重大的差别相比黯然失色。事实上，在18世纪绝大部分战争时期，在为额外的战争开支所筹措的款项中，几乎有3/4来自借款。英国在这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占决定性的优势。首先是英国体制性结构的演进容许其高效率地筹措到长期贷款，而同时负责定期偿付由此产生的债款利息（及本金）。1694年创建的英格兰银行（最初作为战争中的应急措施）和稍后对国债的调整，以及债券交易的兴旺和“乡村银行”的发展，这些方面为政府和商人获得资金开辟了财源。在一个硬币匮乏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纸币的发行在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和导致信誉下降的情况下，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国家的证券没有历届议会及其征收附加税的权力作担保；如果没有从沃波尔到小威廉·皮特的历届政府的殚精竭虑，使银行家们和公众相信他们毫无例外地也是按照金融准则行事，是“节俭”的政府；如果没有商业和工业的持续发展和在某些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关税和消费税收入的同步增长的话，那么这场“金融革命”就很难成功。只要皇家海军保护着英国的海外贸易并扼制住敌人，即使战争也未能阻止这种增长。英国的“信誉”就是建立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上的，尽管有早期的动荡，政治上遭到激烈的反对，以及近乎金融灾难的1720年“南海泡沫”的破碎。英国的历史学家们曾评论道：“尽管在处理英国公共财政时弊病百出，但是在该世纪后一段时期，英国比起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来说，都更加守信誉，更加有效率。”

其结果不仅令利率稳步下降， 而且使英国政府债券对外国投资者特别是对荷兰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在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上进行定期的英国政府债券交易，成为联系英荷两国贸易和金融关系的重要部分，并对两国的经济都带来巨大影响。在“强权政治”的条件下，它的价值在于：尽管反对法国的盟国荷兰已变成左右为难的中立国，尼德兰联邦的资金却能屡次为英国进行战争输血打气。值得注意的是，北美独立战争是英国陆军、海军、外交和贸易的弱点都暴露无遗的一次冲突，因而它的资信能力降到了谷底。只是在这次战争时期，荷兰资金的流入才趋于枯竭，即使伦敦准备提供更高的利率也无济于事。可是到了1780年，当荷兰加入法国一方对英作战时，英国政府发现它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内可供使用的资金与往昔大不相同，国内投资者几乎可以完全提供它所需要的借款了。

英国举借战债能力的绝对数额及其最终成绩可归纳为表2。

这些数字的战略意义在于英国能够“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财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船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会付诸东流”。尽管许多英国评论家在整个18世纪一提到英国债务的庞大数额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如谈虎色变，但事实上（用伯克利主教的话来说）信贷是“英国对法国的首要优势”。最后，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了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这又使英国增加了一项对法国的优势。

为什么法国未能效法英国的这些习惯做法，现在看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法国没有一个合适的公共财政体系。从中世纪以来，法兰西王国的财政活动就被一小撮人所“把持”，被地方政府、神职人员、地方显贵以及越来越多的包税人把持。他们为国王征收捐税，督办王室专卖，作为回报，他们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并同时以很高的利率贷款给法国政府，从中获得预期的收入。在这种制度下，不仅征收烟草税和盐税的包税商贪污受贿，就是那些征收人头税这类直接税的教区收税员、地方收税官和地区收税官，也都假公济私。他们每个人在将钱交给上一级机关之前，都截留下自己的“回扣”，每个人还获取当初为购买官职所付代价的5%的利息。更有许多高官显贵被控告在将其征收的钱款上交王室财库前，直接将一部分钱付给政府承包商或作为他们的佣金。这些人也向国王放款取利。

这样一个松散、随意的机构从骨子里就是腐败的，纳税人的许多钱财都落入私人的腰包。有时（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也发起对这些理财的人的一番清查，致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支付“赔偿”或接受低一些的利率，但这样的举动仅仅是姿态而已。一位历史学家争辩道：“真正的病根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这种低效率的第二个后果是，至少到18世纪70年代内克改革之前，法国人都没有一个全国性账目核算的总体意识，没有支出与收入的年度账目，对财政赤字也认为无关紧要。只要能为其军队和宫廷的眼前急需搞到钱，国债的步步上升对国王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尽管早先的斯图亚特王朝也表现出与此类似的漫不经心，但18世纪前英国就实行了一套由议会控制国家财政的体系，使英国在争霸斗争中占有很大优势。英国政府的开支和国债增长并没有损害（也许实际是促进了）英国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投资，而法国在多数情况下似乎是鼓励那些有剩余资金的人去收买官职或年金，而不是鼓励他们将钱投到生产中去，这种情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时也的确有人试图为法国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以便有效地管理债务，并提供低息贷款。但这些设想总是遭到那些在现存制度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的反对，因而法国的财政政策——如果它真配这个称呼的话——始终是顾头不顾尾。

法国商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受到困扰。例如，比较一下法国港口城市拉罗舍尔是在何种不利情况下同英国的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竞争的，倒是很有意思。所有三个城市都跃跃欲试，要在18世纪“大西洋经济”腾飞里一显身手，而拉罗舍尔地理位置优良，它坐落在通向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线上。可悲的是，虽然商人有这样的热望，法国的拉罗舍尔却不时地遭到国王的剥削。国王“对金钱贪得无厌，冷酷无情地搜刮新的更多的收入来源”。大量“沉重的、不平等的、横征暴敛的直接和间接的商业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卖官鬻爵使地方资金不能用于商业投资，而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又加剧了这种趋势。专利公司限制了进取精神。更有甚者，尽管国王强迫拉罗舍尔在18世纪60年代建造了一个耗资巨大的大军火库（否则拿走全城的所有收入），但战争真的来临时，法国却将其置之不用。由于法国政府通常将其目标放在陆上而不是海上，同处于优势的英国皇家海军频繁作战给拉罗舍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眼睁睁地看着它的商船被掳掠，赚钱的奴隶贸易被中断，它在加拿大和路易斯安娜的海外市场丧失殆尽。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海上保险费暴涨并开征紧急税的时候。法国政府还常常感到不得不允许其海外殖民者在战时用中立船贸易，这好似致命一击，使得这些市场在和约缔结时更难恢复元气。对比之下，大西洋上的英国经济在整个18世纪都在稳步地发展。如果说有什么在战时（尽管有法国私掠船的袭扰）从掌握权力又获得利润的英国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好处的话，那就是贸易与海外领地，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法国财政不健全的最大恶果，是战时其陆军和海军的浴血奋战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徒劳。由于制度的低效率和不可靠性，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获得给养（如海军储备）而军火商又往往比他们同英国或荷兰海军部签订合同时开价更高。对法国君主政权来说，在战时筹措大笔资金往往是最头痛的事，尽管到18世纪70～80年代它已经越来越依赖荷兰的资金了。由于法国货币币值长期浮动、部分赖债以及它对短期或长期债券持有人的种种蛮横无理的做法，使金融家们对法国要求收取比英国或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都高得多的利息，而借贷无门的法国也只好同意。 然而即使法国情愿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波旁王朝还是无法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它在持久战中的军事行动。

最能说明法国这种弱点的时期，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年代。对于英国来说，这不是一场光彩的战争，它丧失了最大的一块殖民地，眼看着国债上升到2.2亿英镑。但由于这些钱主要是以3%的低利率借来的，因而每年偿还借款的总额只有733万英镑。这场战争对法国的实际损耗要少得多，不管怎么说，法国只是到战争进行到了一半时才参加进去，而且还是在内克努力平衡国家预算之后。同时，这一次法国不必部署一支庞大的陆军。但是，这场战争花费了法国至少10亿里弗尔。几乎所有这些钱都是以英国政府所借贷款至少两倍的利率借来的短期贷款。两国为偿还债务，都耗费了各自国家年支出的一半；但是在1783年之后，英国立即着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统一收入基金“偿债基金”，改善政府账目）以稳定债务总额，加强其资信能力。这大概是小皮特最辉煌的成就。相反，法国方面每年都发行大量新的债券以筹款。这是因为“正常”收入即使在平时也入不敷出，随着赤字年年增长，法国政府的信誉进一步削弱。

令人吃惊的统计结果显示，到18世纪80年代末期，法国国债数额几乎达到英国的水平，近2.15亿英镑，但它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差不多是英国的两倍，即1400万英镑。更糟的是，法国历任财政大臣试图征收新税的努力都遭到公众顽强的抵制。是卡洛纳提出的导致召开显贵会议的赋税改革议案、反对最高法院的动议、国库停止偿付债务以及随后（1614年以来的第一次）于1789年召集的三级会议，终于触发了法国旧制度的最终崩溃。国家失去偿付能力和革命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在之后的危机年代里，法国政府愈加增发钞票（1789年发行1亿里弗尔，1790年发行2亿里弗尔）。这种手段被制宪会议的应急措施所取代。它没收了教会的地产，按其评估价值发行纸币。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1792年做出打仗的决定更是雪上加霜。虽然以后国库内部进行的行政改革和革命政权了解真相的决心，的确稳固地建立了一个类似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统一的、官僚化的税务机构。但持续到1815年的国内动乱和过度的对外侵略扩张，导致法国经济越来越远地落到它主要对手的后面。

所有的政府和政治家们都被如何增加税收，以支付正在进行的和以前进行的战争费用所困扰。即使在和平时期，维持其军队也要耗费国家财政支出的40%～50%，而在战时，国家支出总额远远超过平时，军费要占总支出的80%甚至90%。不论各国政体如何，不论是君主专制的帝国、君主立宪制政体，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整个欧洲无一例外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在每一轮战争之后（特别是在1714年和1763年以后），大多数国家都极度渴望喘息一下，从精疲力竭的经济中恢复过来，腾出手对付因战争和苛捐杂税导致的国内不满。但是，欧洲各国制度的竞争性和利己主义本性，意味着长期的和平是稀有的。因此，在几年之内，各国又在为新的大战作准备。但是如果连欧洲最富强的三个大国（法国、荷兰和英国）都不堪这样的财政重负，更穷的国家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他们负担不起。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虽然能够从王室领地和专卖公司中取得很大一部分收入，但如果不靠三种“特殊”的收入来源，即掠夺撒克逊和梅克伦堡这样的邻国，以及在1757年后从它富裕的盟邦英国那里得到津贴，也应付不了奥地利王位争夺战和七年战争的巨大开销。对于效率不高、权力分散的奥地利哈布斯堡来说，支付战争费用更是一个大问题。很难相信在俄国和西班牙情况会好多少。对这两个国家来说，除了进一步压榨农民和贫穷的中产阶级外，开源增收是没什么指望的。由于旧制度下的许多阶层（例如匈牙利的贵族，西班牙的神职人员）都要求免税，即使发明了巧妙的间接税、货币贬值和印刷纸币，也还是难以在和平时期供养分工复杂的军队和宫廷。所以战争的爆发就迫使各国采取特殊的财政措施，以应付国家的紧急需要。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增加对西欧金融市场的依赖，或者是更加依赖伦敦、阿姆斯特丹或巴黎的直接接济。这些钱便可用于收买雇佣兵和军需品。“没有钱，就没有瑞士雇佣兵”可能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王公们的一个口号，但直到腓特烈和拿破仑时代，这仍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基本现实。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决定列国在18世纪各场战争中命运的总是财政因素。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但仅此一点并不能阻止尼德兰联邦从一个主要大国的地位跌落下来。相反，俄国虽然经济落后，政府资金相对匮乏，但该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和实力却与日俱增。要解释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有必要对第二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地理对国家战略的影响——给予同样的重视。

地缘政治

由于欧洲列强政治固有的竞争性，以及贯穿整个18世纪各国之间同盟关系的不断变动，敌对国家常常从一场冲突到另一场冲突时遇到截然不同的情况，有时是极为变幻莫测的命运。秘密条约和“外交革命”造成列强之间组合的不断变化。由此引起欧洲均势、陆军和海军两个方面力量对比的动荡变化。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各国极大地依赖其外交家的聪明才智，更不用说武装部队的效能了。同时它还表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地理因素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气候、资源、农业生产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一国的全面繁荣强盛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指每个国家在这些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某一特定国家能将其全部力量集中投入到一条战线上，还是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它是同弱小国家接壤，还是同强国接壤？它主要是陆上大国，还是海上大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一切又给它带来何种有利因素，何种不利因素？如果它想退出战争的话，能否轻易地从一场中欧大战中脱身？它能否从海外获得额外的资源？

尼德兰联邦在这个时代的国运兴衰是说明地理因素对政治产生影响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在17世纪初期，它具备了国家发展的许多要素，诸如国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陆军训练有素，海军实力雄厚等，而它的地理位置当时也看不出对它有何不利之处。同时，纵横交错的河网为它对付西班牙提供了天然屏障（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而濒临北海，又为它利用富饶的鲱鱼资源提供了通路。但一个世纪之后，荷兰却面对几个强敌，在保卫自己的困境中挣扎。自从克伦威尔的英国和柯尔贝尔的法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后，荷兰的商业和航运就受到了打击。不论特龙普和德·吕泰尔那样的指挥官战术指挥才能多么杰出，在对英国的海战中，荷兰商人或者不得不闯过两翼受敌的英吉利海峡，或者不得不兜个大圈子，绕过波涛汹涌的苏格兰，而这条路线（像他们捕捞鲱鱼一样），在北海仍然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盛行的西风助了英国海军将领们一臂之力，而荷兰沿岸的浅海，限制了荷兰战舰的吃水深度，从而限制了战舰的吨位和火力。同样，它同美洲及印度的贸易也越来越暴露在英国海军的炮口之下。它在波罗的海的转口贸易，曾是它早期崛起的支柱之一，也一样被瑞典人和沿岸的其他对手削弱。尽管荷兰可以暂时派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往受到威胁的某地重振雄风，但它对长久维持远海的广泛而脆弱的利益还是束手无策。

从17世纪60年代起，荷兰在陆上的弱点就暴露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威胁之下，这使荷兰处境更加艰难。由于这一威胁比一个世纪前西班牙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荷兰被迫扩充自己的陆军（到1693年实力为93000人），并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防守南部边界的要塞中去。这从两方面耗尽了荷兰的力量：它使大量的金钱用于军事开支，从而造成战债和利息支出的螺旋式上升；提高消费税和工资，削弱了本国商业的长远竞争力。荷兰在战争时期遭受大量的人员损失，而在整个这一时期，荷兰人口反常地停滞在200万人以上。由于这个缘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4年）期间接踵而至的战斗中，当莫尔伯勒公爵执意派遣英荷联军对法国的正面防线发动浴血进攻而造成人员惨重损失时，荷兰人理所当然地感到惊恐。

1689年由威廉三世所缔造的英荷联盟同时起了双重作用，它既挽救了尼德兰联邦，同时又是使它作为一个独立大国衰落的重要因素。这同两百余年后的《租借法案》和英美同盟如出一辙。它们既挽救又削弱了当时在莫尔伯勒公爵的后裔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为生存而战的大英帝国。在1688年到1748年对法国的数次战争中，荷兰都感到资源不足；这意味着它必须把防务开支的3/4用于陆军，因而忽视了舰队。而英国却在海运和殖民活动中占了越来越多的份额，并从中捞取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简言之，当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们兴旺发达起来时，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却倒了大霉：由于英国不顾荷兰要保持同法国商业联系的意愿，在战争期间经常竭力阻止同法国的一切贸易往来，使荷兰商人损失更大。这也反映出尼德兰联邦在整个这一时期是多么深地卷入（因而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和金融往来。而英国的经济相对来说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即使到七年战争时期尼德兰联邦宣布保持中立没有帮它多少忙。因为骄横的皇家海军拒绝承认“自由商船，自由货物”的原则，决意要封锁法国，阻止其用中立国船只进行海外贸易。英荷两国在1759年间就这一问题所发生的外交纠纷，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又多次发生，并最终导致两国1780年以后的公开冲突；这些冲突丝毫无助于英国或荷兰的海上贸易。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荷兰人发现他们自己愈加陷进英法两国的夹缝中间。受到普遍赖债的损失，受国内分裂的影响，同时，荷兰在既无法避免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世界竞争中，丢失了自己的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金融上的精明强干以及可依赖的“剩余资本”，也是无力回天的。

与此相类似，法国在更大程度上由于是海陆混合型国家而在18世纪吃尽了苦头。它的力量一方面要用于大陆上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要用于海上和进行殖民的勃勃野心。在路易十四统治初期，战略上这种顾此失彼的情况还不是很明显。法国的力量坚固地建立在固有的物质力量上：广袤又比较单一的领土、自给自足的农业以及约2000万的人口，这允许路易十四把他的大军从1659年的3万人增加到1666年的9.7万人，进而扩充到1710年的35万人。“太阳王”外交政策的目标也是建立在欧洲大陆传统之上的：通过在南部打击西班牙，向北、向东夺取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易受攻击的联系地带，以及德意志的领土弗朗什-孔泰、洛林、阿尔萨斯、卢森堡和南尼德兰，从而进一步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位。

由于当时西班牙已精疲力竭，奥地利忙于应付来自土耳其的威胁，而英国起初保持着中立或友好，路易十四在外交上得以赢得20年的胜利。但是好景不长，法国贪婪的胃口激起了其他大国的不安。

法国战略上的问题在于，尽管它在防守上力量很强大，但它的地理位置不那么有利于进行决定性的对外征服战役：它在各个方向上都受到阻碍，包括一些大国已有的领土要求和既得利益的妨碍。例如，进攻尼德兰南部（由哈布斯堡王朝占有），就要进行艰苦的战斗，通过布满要塞和河流的地区，这不仅招致哈布斯堡王朝本身的反击，而且会招致尼德兰联邦和英国的反应。法国进攻德意志领土的道路也是荆棘丛生：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边界防线，但法军的交通线却要长得多，同时还要面对不可避免的敌国同盟，即奥地利人、荷兰人、英国人（特别是从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继承英国王位后），还有普鲁士人的同盟。即使到了l8世纪中叶，当法国想要挑选出强大的奥地利或是普鲁士作盟国时，这一联盟的必然结果便是另一个德意志大国站到法国的对立面，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后者将竭尽全力争取英国和俄国的支持，以便挫败法国的企图。

不仅如此，法国同海上大国进行的每一场战争，都要把它的力量和注意力从大陆上分散开去，这样就使其在大陆上进行的战争更难取得胜利。一方面要在弗兰德斯、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打仗，另一方面又要在英吉利海峡、西印度群岛、下加拿大和印度洋作战，法国在这两个战略抉择之间摇摆不定，经常导致它“两头落空”。虽然法国历届政府从来也不情愿在财政上做出向英国皇家海军优势挑战所必需的最大努力 ，但还是要拨出一部分资金给海军。如果法国是一个单一的内陆国家，这笔钱原本可以用来加强其陆军的。只在1778～1783年的战争中，法国支持美国人在西半球的反叛，同时又放弃了对德意志的任何军事行动，法国才得以羞辱它的对手英国。而在其他所有战争中，法国从来没能够在战略上集中于一点，结果饱受损失。

总之，旧制度的法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实力又不够充实，管理国家的效率也不够高。它在大陆上受到限制，在海上又被牵制，因而不可能战胜由于自己的野心而必然激起的敌国联盟。法国的所作所为，加强了而不是打乱了欧洲列强的多极体系。只有当大革命改变了它的国力，而后被雄才伟略的拿破仑恰当地运用以后，法国才得以让欧洲大陆在一段时间里对它俯首帖耳。但即使如此，它的成功也只是暂时的。任何军事天才都无法保证法国对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的永久控制，更不用说俄国和英国了。

在几条战线上同时面对几个潜在的劲敌，这个地理战略上的问题并非只困扰着法国。不同的是因为法国自己反复的侵略和长期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罢了。这一时期的两个德意志大国——奥地利哈布斯堡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也因为其地理位置，注定要处理同样棘手的问题。对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这并非什么新鲜事。他们管辖的形状极不规则的领土联合体（奥地利、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以及1714年以后的尼德兰南部），再加上其他强国同这些领土所处的地理位置，都迫使哈布斯堡王室要想保住帝国的遗产，就不得不在外交上和军事上使尽浑身解数。若要扩大这份遗产，就需要更多的聪明才智或者吉星高照，也许两者都不可缺少。

虽然同土耳其的几次战争（1663～1664年，1683～1699年，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8～1791年）显示出哈布斯堡的军队全面加强了在巴尔干的地位，但同日趋没落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也耗尽了维也纳在这些时期的大部分精力。比如，当1683年土耳其人兵临帝国首都城下时，利奥波德一世不得不对法国保持中立，虽然就在同一年发生了路易十四“重新合并”阿尔萨斯和卢森堡的挑衅事件。在九年战争（1689～1697年）和稍后的西班牙王位争夺战（1702～1713年）时期，由于维也纳在此以前已经成为强大的反法联盟的一员，它此时顾此失彼的矛盾才不那么显著。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这个矛盾也并未完全消失。哈布斯堡王室对外既要在欧洲保护其总体利益，在普鲁士崛起之后又要在德意志内部加以防范。18世纪晚期的许多战争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都更加变幻莫测。至少从1740年普鲁士夺走西里西亚之后，维也纳在制定其外交和军事政策时总得用一只眼睛牢牢地盯住柏林。这必然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变得空前复杂：要在德意志内部阻止普鲁士的崛起，奥地利人需要在西方求得法国的援助，并更频繁地在东方请求俄国的帮助。但是法国本身也是靠不住的，还时常需要英奥联盟加以钳制（例如1744～1748年间）。此外，俄国的步步崛起也是一个新的麻烦，特别是当沙皇的扩张威胁到立足于巴尔干领土的奥斯曼人的时候，要知道维也纳也觊觎着这片土地。最后，当拿破仑帝国的挑衅威胁到欧洲所有其他列强的生存时，奥地利哈布斯堡为了同法国霸权作斗争，除了参加任何可以利用的强大同盟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奥地利的弱点，在18世纪初反对路易十四的同盟战争和18世纪末反对波拿巴的同盟战争中，也许反而不如在这之间的那些战争冲突中暴露得充分。特别是1740年以后针对普鲁士的长期战争最能说明问题，它向人们表明，虽然这一时期在哈布斯堡领土上进行了军事、财政和行政管理改革，维也纳仍不能战胜另一个比它小的德意志国家，后者在军队、收入筹集和官僚机构管理效率等方面都要有效得多。此外，非日耳曼国家如法国、英国和俄国的意图也越来越清楚，它们既不希望奥地利消灭普鲁士，也不希望普鲁士吞并奥地利。从更大的欧洲范围来讲，奥地利哈布斯堡已降为准一流大国，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918年。它当然还没有跌落到西班牙和瑞典之类国家的地位，并且避免了落在波兰头上的命运。但是，由于它权力分散，民族众多，经济落后，维也纳历届政府要把它变成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宏伟蓝图一次次地成为泡影。然而，要说奥地利已进入穷途末路还为时过早。正如奥尔温·赫夫顿所说：“奥地利帝国坚持拒绝趁机解散（对一些人来说简直是违反常理）。”这说明它仍然具有潜在力量。每一次灾难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又一轮改革，即所谓“重建”。尽管维也纳在着手进行改革时总是困难重重，但帝国仍然拥有相当可观的潜力。每一个研究哈布斯堡王朝衰落的历史学者，对于1792～1815年近24年间面对法兰西帝国势不可当的大军时奥地利的军事抵抗所显示出的顽强，都会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解释。

普鲁士的情形，在地理战略上同奥地利十分类似，尽管他们国内情形大不相同。普鲁士迅速崛起并成为北部德意志最强大王国的原因是尽人皆知的，这里只列举一下：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和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等三位领袖的组织和军事天才；由容克贵族充当军官、花掉国家赋税收入4/5的一支英勇善战的普鲁士大军；建立在规模广大的王室产业以及政府对工商业的鼓励基础上相对的财政稳定；雇佣外籍士兵，任用外国企业家；在军需总监领导下闻名于世的普鲁士官僚机构。而且，普鲁士生逢其时，正赶上瑞典的崩溃和动乱不安，混乱而衰微的波兰被瓜剖豆分，而维也纳在18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又被一场场战争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位继承问题搅得狼狈不堪，这些都是的的确确的。因此，如果普鲁士国王能抓住良机的话，实际上有许多绝妙机会在等着他们。不仅如此，在填补1770年后北欧出现的“权力真空”时，普鲁士还从它与其他大国所处的相对地理位置上获益匪浅。俄国本身的崛起，有助于牵制（或削弱）瑞典、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而法国又远在西方，通常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事实上，法国有时还可以作为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同盟。另一方面，如果法国大举入侵德意志的话，法国就很有可能遭到哈布斯堡、汉诺威（因而还有英国），可能还有荷兰以及普鲁士的反抗。最后，如果这一联盟失败，普鲁士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同法国握手言和。对于柏林来说，反法联盟有时是有用的，但并非必须参加。

普鲁士的早期国王们拥有外交和地理上的种种有利条件，他们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夺取被一些人称为东部工业区的西里西亚，极大地增强了普鲁士的军事经济实力。但是当外交关系不再那么有利时，当腓特烈大帝强大的邻国决心对他的狡诈进行惩罚时，普鲁士在欧洲事务中实际力量的不足，它有限的版图和人口的弱点，在七年战争中就暴露出来了。仅仅由于普鲁士国王及其训练有素的军队不屈不挠的努力，加上他的敌人之间缺乏合作精神，才使腓特烈面对可怕的“包围”得以侥幸逃脱覆灭的危险。但是这场战争使普鲁士在人力、物力上都损失惨重，加上18世纪70年代以后它的军队故步自封，逐渐僵化，柏林根本无力抵抗之后来自俄国的外交压力，更不用说抵抗1806年拿破仑的大胆攻击了。即使晚些时候由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其他军事改革家领导的重建工作，也无法掩盖其1813～1815年仍然虚弱的国力。军事上，它那时已经处在俄国的下风。它在经济上严重依赖来自盟国供款者英国的津贴，而且独自还是对付不了法国。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的王国像奥地利一样，在一流大国中排在末席，并且一直到18世纪60年代工业和军事变革以前都是如此。

与上述国家比较起来，两个遥远的大国——俄国和美国——相对说来固若金汤。它们没有18世纪困扰中欧国家的战略上两面临敌的困难。的确，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都有一条“支离破碎的疆界”要防守，但无论美国穿越阿勒格尼山脉和大平原的扩张，还是俄国跨过亚细亚平原的扩张，都没有遇到军事上发达的国家对其后方基地造成威胁。它们各自在同西欧打交道时，都享有相对单一“战线”这样一个优势。它们谁都可以向一些已确立其地位的大国挑战，或者至少造成一种牵制。同时，两国由于远离欧洲战场，可以安享免遭攻击的地位。

当然，谈到1660年到1815年这样漫长的一段时期，应该强调美国和俄国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末比这一时期初更加明显。实际上，在17世纪60和70年代，欧洲人的“美洲”不过是一些孤立的沿海定居点。而彼得大帝统治（1689～1725年）之前的莫斯科公国，几乎是同样遥远，也更加落后。在贸易上，两者都是“不发达”国家，是木材、大麻和其他原料的生产国，都是从英国和尼德兰联邦采购工业品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其说美洲大陆是一个实力因素，毋宁说它自己是列国角逐的对象。英国在七年战争结束时（1763年）压倒一切的胜利改变了这种情况。这次战争的结果使法国被赶出新斯科舍和加拿大，西班牙被赶出新佛罗里达。一旦消除了以前促使他们效忠于威斯敏斯特的外国威胁，美洲的殖民者们这时就可以坚持认为，他们同英国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联系，如果哪个帝国政府以某种原因否认这一点，就会招致叛乱。更何况到1776年北美殖民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以前，它的200万人口每30年翻一番；它向西扩展，经济上欣欣向荣，而且有自给自足的粮食和其他许多商品。正像英国人在以后7年付出大量代价才发现的那样，这意味着叛乱各州仅靠海战实际上是攻不破的，而靠从遥遥3000英里以外的本土岛屿调运陆军，也不可能降服这块大陆。

在一个时期内，一个独立美国的存在，对世界力量变化模式的历史产生了两大主要后果。其一是，从1783年以后，在欧洲以外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生产、财富，最终是军事实力的中心。它对全球的实力对比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其他欧洲以外的国家（经济上正在没落的），如当时的中国和印度是不能发挥这种影响的。早在18世纪中叶以前，美洲殖民地就已在海事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开始蹒跚地步入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根据一些材料，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在1776年已生产出比整个英国产出还要多的生铁和铁锭。这以后“产量增长了近50倍，以致到183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发达国家中的第六大工业国”。这样的增长速度毫不奇怪。早在18世纪90年代就有观察家预言，美国在下一个世纪里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后果被感觉到的时间要快得多，特别是英国，一个潜在的劲敌出现在大西洋的对面，威胁着英国的加拿大和西印度属地。英国在欧洲政治中作为“侧翼”大国的作用受到影响。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常常出现。由于距离遥远，加上美国的孤立主义，伦敦并不需要像维也纳看待土耳其人或稍后对待俄国人那样认真地看待美国人。然而，1779 ～1783年和1812～1814年两次战争的经验教训清楚地表明，如果有一个敌对的美国在背后，英国是多么难以全力从事欧洲的争夺。

沙皇俄国的崛起对国际力量对比有更直接的影响。俄国在波尔塔瓦（1709年）大败瑞典人，使其他大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此之前遥远而有点野蛮的莫斯科公国，决心在欧洲事务中占一席之地。第一个野心勃勃的沙皇彼得大帝迅速建立起一支海军，以巩固其在波罗的海的新立足点（卡累利阿、爱沙尼亚、利沃尼亚）。瑞典人为避免被这个东方巨人所蹂躏，急忙向英国皇家海军求援。但实际上，受害最大的是土耳其人和波兰人。1796年叶卡捷琳娜女皇去世前，她又为已经十分庞大的帝国增加了2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俄国军队偶尔向西方的侵略似乎更令人侧目。俄国军队在七年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残暴和可怕的顽强，以及1760年他们对柏林的暂时占领，极大地改变了腓特烈大帝对其邻国的看法。40年之后，俄国军队在苏沃洛夫将军的率领下，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期间（1798～1802年）积极参加了意大利战役和阿尔卑斯战役。这次远距离作战是1812年到1814年俄国军队不屈不挠地从莫斯科向巴黎推进的先声。

准确评定俄国在18世纪的地位是很困难的。它的军队人数常常超过法国，而且在重要的工业品生产（纺织、炼铁）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是任何敌国，至少是来自西部的敌国很难征服或根本不可能征服的国家。而俄国作为一个“火药帝国”的地位，使它得以打败东方的游牧部落，从而获取更多的人力、原材料和可耕地资源，这必然会增强它在列强中的地位。在政府的指导下，俄国显然决心全力实现现代化，尽管这一政策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往往被夸大了。落后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惊人的贫困和野蛮、极低的人均收入、闭塞的交通、恶劣的气候、落后的技术和教育，更不用说罗曼诺夫王朝许多人反动无能的品格了。即使是令人生畏的叶卡捷琳娜，在处理经济和财政事务时也没有多大作为。

尽管如此，18世纪时欧洲军事组织和技术的相对停滞，使得俄国（通过借鉴外国的长处）赶上并超过资源贫乏的国家。俄国人口众多这一原始优势，只是到了下一个世纪工业革命改变了战争的规模和速度时才被削弱。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尽管有上面提到的种种缺陷，俄国军队有时仍是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国家财政的大部分（也许有3/4）拨给了军队，而士兵又都吃苦耐劳，这样，俄国的军队得以发动远距离作战。而这样的战役是18世纪其他多数国家的军队所无法发动的。不错，俄国的后勤供应经常都跟不上需求（劣等的马匹、低效的供应系统、不称职的军官），不能独自进行大规模作战。而1813～1814年向法国的进军，全靠着通过“友邦”的领土和英国的大笔资助。但这些偶尔的作战行动足以给俄国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声，甚至早在七年战争前，它就在一些欧洲会议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人们看到，在大战略方面，还有一个大国可以引入欧洲均势中来，因而有助于保证挫败这一时期法国主宰欧洲大陆的图谋。

18世纪初的作家们，如德·托克维尔论证说，俄国和美国似乎是“上帝意志选定出来支配半个地球命运的”，但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仍然通常是指遥远的未来。在1660年到1815年这一时期，取得决定性进展，最终把法国从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地位上赶下来的，是海上大国大不列颠，而不是这些陆上大国。这里地理因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不是唯一的作用。英国所处的有利位置，在近一个世纪前马汉的经典著作《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一书中就得到描述：

……如果一个国家占有这样的地利，使它既不必在陆上保卫自己，也不可能存有从陆上扩张其领土野心，那么，同一个拥有陆上疆界的国家相比，由于它的目标一心一意地指向海洋，它就占有一种优势。

当然，马汉的论点是以下面几点作为假定条件的。第一，英国政府不必为其侧翼分心。在英国征服爱尔兰和颁布《苏格兰合并法》后，侧翼基本上平安无事。有意思的是，伦敦对法国在凯尔特人居住的边缘地区偶尔进行的骚扰活动看得十分严重。爱尔兰人的起义比美洲殖民地的暴动离英国家门口近得多，虽然后者给英国造成了战略上的困难，但值得英国人庆幸的是，它的这一弱点从未被它的敌人很好地加以利用。

马汉这段话的第二个假定条件是，海战和海上实力有超过陆战和陆上实力的地位。这是被称之为“海军至上主义”战略学派坚信不疑的信念。而1500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潮流，似乎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主要商路确定不移地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给在西印度群岛、北美、印度次大陆和远东的殖民地和商业冒险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一切都有利于位于欧洲大陆西翼的国家。的确，还需要有一个认识到海上贸易重要性的政府，这个政府要乐于为一支大规模的作战舰队支付款项。在这种先决条件下，英国的政治精英们似乎早在18世纪以前就已经找到了促进国家财富和实力不断增长的窍门。繁荣的海外贸易促进了英国经济，刺激了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国家财政提供了资金，同时它还是通向殖民地的生命线。殖民地不仅为英国制成品提供了出路，还为英国提供了许多原料来源，从宝贵的糖、烟草、白棉布，到越来越重要的北美航海用品。而且皇家海军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在和平时期确保对本国商人的尊重，在战争时期保护他们的贸易并攫取更多的殖民地领土。这样，贸易、殖民地和海军就组成了一个“良性三角”，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保证了英国的长期优势。

虽然对英国崛起所作的这种解释部分是站得住脚的，但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像许多重商主义著作一样，马汉的著作也倾向于过分强调英国的对外贸易而忽视国内生产的作用，特别是夸大了“殖民地”贸易的作用。在整个18世纪，英国的农业始终是它财富的基础，而出口（它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到18世纪80年代以前也许还不到10%）则常常遭受外国强有力的竞争和关税障碍，对于这一点，无论多么强大的海军力量都无济于事。海军至上主义所持的观点也喜欢忘记如下事实，那就是英国同波罗的海、德意志和地中海地区所进行的贸易，虽然比糖、香料和奴隶贸易增长要慢一些，但在经济上仍有很大的重要性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如果长期统治欧洲的话，就会像1806～1812年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可能给英国制造业带来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对欧洲政治不闻不问，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从经济角度上讲是愚蠢的。

那些把眼光盯住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的人忽视了另外一点，那就是英国大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陆”因素。在1652～1654年、1665～1667年，以及1672～1674年英荷战争时期，同荷兰进行纯粹的海战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英荷这两个海上大国敌对的根源就是争夺海上贸易。但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奥伦治的威廉登上了英国王位。此后，英国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大转变。在1689年到1815年发生的7次战争中，向英国利益发起挑战的，是以陆地为基地的法国。确实，法国想把这场战争引向西半球，引向印度洋、埃及和其他地方，这些战斗虽然对伦敦和利物浦的商人至关重要，但绝没有对英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只有当法国战胜荷兰、汉诺威和普鲁士，使法国在中、西欧主宰一切，使它有足够的时间积聚能够威胁英国海上霸权地位的造船物资，这种前景出现时，才会产生对英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所以，这些年间英国历届政府对欧洲大陆进行的军事干涉，绝不仅是因为威廉三世同尼德兰联邦之间的个人联系，或后来汉诺威王朝的纽带关系。此外，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这个论据反映了伊丽莎白一世对西班牙的恐惧，那就是，英国为了保护自身的长远利益，扼制波旁王朝（及拿破仑）的野心，必须给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敌人以援助。根据这一观点，“海上”和“大陆”战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纽卡斯尔公爵在1742年很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战略意图的要旨：

一旦在大陆上消除了后顾之忧，法国就会在海上超过我们。我一贯主张我们的海军应当保护我们在欧洲大陆上的盟国，借以牵制法国的力量，保证我们的海上优势。

英国对于想“牵制法国力量”的国家的支持，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或者进行骚扰以牵制法军，或派遣比较强大的远征军与英国当时的盟国并肩作战。骚扰战略所付出的代价看来不大，因此受到大臣的偏爱，但其效果常常微不足道，有时则以失败而告终（如1809年的对瓦尔赫伦的远征）。就人力和经费来说，供应一支大陆远征军的花费要大得多，但是，像莫尔伯勒公爵和威灵顿将军指挥的战争所展示的那样，一支大陆远征军更有助于维持欧洲均势。

英国采取的第二种方式是财政援助。英国出钱组织雇佣军来同法国作战，或是直接资助同盟国。例如，从1757年到1760年，腓特烈大帝每年从英国得到多达675.1万英镑的资助。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财政援助的数额就更大了（例如，仅1813年它就给了各盟国1100万英镑，在整个战争中它提供了6500万英镑的援助）。英国之所以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主要是因为商业和贸易的日益增长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特别是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的繁荣，容许英国政府以空前规模借债和征税，而不会使国家财政破产。所以，尽管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牵制干涉“法国力量”是非常花费钱财的，但它往往能保证法国无法对英国海上贸易发动持久的进攻，也无法控制欧洲大陆，这样，它也就无法腾出手来对英国本岛构成进攻性威胁。这些必然会使伦敦有筹集战费并资助其同盟国的需要。地理上的优越性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使英国得以实行其两面战略：“一面转向欧洲大陆，调整均势；另一面则指向大海，加强其制海权。”

只有掌握了上述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以后，才能充分理解这一时期列强人口增长和陆军／海军力量增长的统计数字。（见表3、表4、表5）

熟悉统计的读者都知道，对待这些粗略的数字应当极为谨慎。人口总数，特别是早期人口数，仅仅是推测出来的（拿俄国来说，人口数据的误差可能达几百万）。陆军的规模变动很大，这主要取决于所选定的日期是一场特定战争的开头、中期还是在高潮。而且总数中还常常包括大量雇佣军（例如拿破仑的军队），甚至有被迫参战的同盟国部队。主力舰数量不能说明其战备状态，也不意味着它们配备有训练有素的水兵。此外，统计数字并没有把指挥才能和航海技术考虑在内，也没有表明船员是称职还是疏于职守，是有爱国热忱还是怯懦胆小。尽管如此，上述数字至少粗略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强权政治的主要趋向：在人口总数和陆军规模上，法国和迎头赶上的俄国名列榜首；英国的海上地位坚不可摧；普鲁士赶上了西班牙、瑞典和尼德兰联邦；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统治时，法国拥有大量军队。在这近一个世纪期间，法国在这两个人的统治下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主宰欧洲。

了解了这150年间列强争霸中的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以后，人们就可以看到，必须进一步理解上述三个表格所勾画的图景。例如，在陆军规模上，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尼德兰联邦的力量迅速衰落了。但这种衰落并不表现在军事财政方面，相反，在这方面，它在一个较长时期里，都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在军事上相对弱小，这一特点掩盖了它仍可以在战略上极大地牵制对手的事实。上述数字同样低估了英国的军事贡献，因为1813～1814年它在维持自己的陆军和拥有14万人的海军的同时，还资助了同盟国约10万人的军队（1813年是45万人）。在分析陆军规模时，在大部分战争中依靠外国财政资助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实力则往往被夸大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国庞大的军队由于资金不足和地理战略的障碍，战斗力较弱。俄国军队则因经济落后和战线太长而被削弱。当我们接下来研究这些战争本身时，应该记住各大国的实力和弱点。

赢得战争（1660～1763）

当路易十四在1661年3月取得了对法国政府的全面控制时，欧洲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一个决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的国王。在南部，西班牙仍在劳民伤财地为恢复对葡萄牙的控制而作徒劳的努力。海峡对岸，查理二世的复辟王朝正竭力在国内站稳脚跟。荷兰人正垂涎欲滴英国的贸易商圈。北方刚刚结束的一场大战使得丹麦和瑞典大为削弱。在德国，新教王公们对哈布斯堡王朝任何改善其地位的新企图都持怀疑态度。维也纳的帝国政府被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稍后的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弄得焦头烂额。波兰则为防范瑞典和俄国的掠夺者而日渐衰落。这样，继承黎塞留最好传统的法国外交，就可以轻易地利用这种环境，挑动葡萄牙人去反对西班牙人，挑动马扎尔人、土耳其人和德国的王公们去反对奥地利，并挑动英国人反对荷兰人，而同瑞士各州签订1663年重要条约则加强了法国自己的地理（和招募军队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给了路易十四充足的时间以确立其绝对君主的地位，摆脱在上一世纪困扰法国政府的国内动乱。更重要的是，这一切给了柯尔贝尔、勒·泰利埃等国王重臣一个彻底整饬行政机构的绝好机会，他们为替太阳王取得荣耀而将财力大量用于陆军和海军。

因此，路易十四在其统治初期试图“修补”法国疆界就变得轻而易举，尤其是到1665年英荷关系恶化并演变成公开冲突时（第二次英荷战争）。虽然法国信誓旦旦地保证支持尼德兰联邦，但实际上它在海战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这时它腾出手来准备入侵仍虚弱不堪的西班牙手中的南尼德兰。当法国于1667年5月最终挥兵入侵时，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迅速落入它的手中。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时期外交关系迅速变化的一个典型。英荷两国被双方都无利可图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并担心法国的勃勃野心，便于7月在布列达签订和约。同时，为了限制路易十四获得太多好处，在瑞典的参与下，英荷竭力对法西争端进行“调停”。1668年的《亚琛和约》恰好达到这一目的，但其代价却是激怒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报复他认定的实现其雄心壮志的主要障碍——尼德兰联邦。在随后几年中，当柯尔贝尔对荷兰进行关税战时，法国的陆军和海军都在厉兵秣马。法国的秘密外交离间了英国和瑞典同尼德兰联邦的联盟，安抚了奥地利和各德意志国家。到1672年，法国的战争机器由于有了英国人在海上助一臂之力，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尽管是伦敦最先向尼德兰联邦宣战，但是英国在1672～1674年第三次英荷战争中表现消沉，在此无须赘述。当在海上遇到多谋善断的德·吕泰尔而遭挫折，无法在陆上有任何作为的时候，查理二世的政府遇到了国内越来越多的批评：政治腐败，财政混乱，人们对于同一个像法国这样寡头政治的天主教国家结盟极为反感。这些都使这场战争不得人心，并迫使政府在1674年退出战争。回过头来看，它说明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最后几个国王统治时，其政治、财政和行政管理是多么不成熟和不稳定。然而，伦敦政府的改弦更张具有国际意义，它部分地反映出路易十四的野心在全欧洲引起广泛不安。在下一场战争期间，荷兰的外交和津贴就争取到了许多愿意把力量投入同法国作战的同盟国家。德意志的大小公国、勃兰登堡（于1675年在费尔贝林击败了法国仅剩的一个盟国瑞典）、丹麦、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都卷入反对法国的战争。虽然这个国家联盟尚未强大到足以制服法国的地步，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仅有很少的陆军，其侧翼受到牵制，而且这个反法联盟的核心仍然是在其新领袖奥伦治的威廉统辖下的尼德兰联邦。但是，北部有河道障碍，法军在莱茵兰的战线易受攻击，而自己又面对各种敌人，这一切使得路易十四自己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在海上，存在着同样的僵持局面。法国的海军控制着地中海，荷兰和丹麦的舰队统辖着波罗的海，双方都无法在西印度群岛上占压倒优势。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和荷兰的对外贸易损失惨重，像英国那样的中立国便趁机渔翁得利。实际上，到1678年，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阶层催促政府同法国单独讲和，其必然结果是，德意志国家（依靠荷兰的资助）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把战争继续下去。

尽管1678～1679年签订的《奈梅亨条约》结束了公开冲突，但是路易十四扩展法国北部疆界的明显意图——充当“欧洲仲裁人”的要求，以及他在和平时期保持一支20万人大军这一令人惊恐的事实，使德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坐卧不安。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战。荷兰的商人宁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贸易，德意志的王公们像英格兰的查理二世一样都被巴黎的资助拴住了，而奥地利哈布斯堡则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土耳其人。因此，当1683年西班牙竭力保卫其卢森堡领土免遭法国强占时，它只能孤军作战，因而难免一败。

然而，从1685年起，情况的变化开始不利于法国。法国镇压胡格诺派震惊了新教徒遍地的欧洲。在以后两年之内，土耳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逃出维也纳。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随着声望的提高和军力的强盛，终于可以把他的部分注意力转到西方。至1688年9月，焦躁不安的法国国王决定进攻德国，终将这场欧洲的“冷战”变为“热战”。法国的举动不仅激起大陆上的对手向它宣战，而且还使奥伦治的威廉趁机溜过英吉利海峡，取代声誉扫地的詹姆斯二世，登上了英国王位。

因此，到1689年度，法国孤军同尼德兰联邦、德意志、英格兰、奥地利哈布斯堡、西班牙、萨伏依以及主要的德意志国家作战。这个联盟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令人不安。大同盟的核心实际是由英荷联军和德意志国家组成的。尽管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铤而走险的集团，但它们拥有足够的决心、财源、陆军和战舰同太阳王的法国抗衡。10年之前，路易十四或许能够取胜，但在柯尔贝尔死后，法国的财政和贸易已不尽如人意，而且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有压倒优势，但其装备都不足以进行一场持久和远距离的战争。迅速打败一个主要同盟国家也许会打破僵局，但突破口又该选在哪儿呢？路易十四有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呢？在3年时间里，他都举棋不定。1692年，当他终于聚集一支2.4万人的入侵大军横渡英吉利海峡时，“海上大国”已经非常强大了，它们在巴夫勒尔—拉豪格一举粉碎了法国战舰和驳船。

自1692年起，海上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变成了一场针对贸易的、折磨人的破坏性战争。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种袭扰贸易的战略，鼓励其私掠船掠夺英国和荷兰的商船，同时它自己减少了用于制造战舰的拨款。同盟国海军方面则竭力对法国的贸易进行封锁，增加对法国的经济压力，这样就使荷兰人放弃了同敌国贸易的习惯做法。双方的措施都未能使对方屈服，却都增加了战争的经济负担，致使这场战争在商人和已连遭几年歉收的农民中间十分不得人心。陆上战役同样耗费巨大，争夺要塞和渡河的战斗进展缓慢：沃邦设计的要塞使法国实际上固若金汤，同样的障碍也使法国难以轻而易举地挺进荷兰或普法尔茨。由于双方在战场上都保持着一支超过25万人的大军，即使对富裕国家来说，其开销也是可观的。虽然在欧洲以外也进行了战斗（西印度群岛、纽芬兰、阿卡迪亚、印度的本地治里），但这些战斗的意义都不足以扭转欧洲大陆及海上的基本均势。这样，到1696年，托利党的乡绅们和阿姆斯特丹的市民都对苛捐杂税怨声载道，而法国则受饥荒的困扰。这样，威廉和路易都有充分的理由达成妥协。

结果，《赖斯韦克条约》（1697年）虽然允许路易保留早先夺取的一些边境领土，但总的来说恢复了原状。虽然如此，1689～1697年的“九年战争”的结果并非像当代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法国的野心显然在大陆上受挫，其海上实力也被削弱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英格兰确保了它在爱尔兰的侧翼，强化了它的财政制度，重建了陆军和海军。同时，英国、荷兰和德意志不让法国进入弗兰德斯和莱茵兰的传统形成了。这一切的代价尽管巨大，但欧洲的多极政治体系再次被肯定下来。

在厌战情绪笼罩着欧洲大多数首都的情况下，重新燃起战火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当1700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给了路易十四的孙子时，太阳王把这看成是加强法国实力的理想机会。他不与潜在的敌人妥协，而以他孙子的名义迅速占领了南尼德兰，并在西半球西班牙的广大帝国内为法国商人争得了贸易专卖特许权。路易十四的种种挑衅行为，使英国和荷兰极为震惊，促使它们为扼制路易的野心于1701年同奥地利一起进行了另一场同盟战争，这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同上次战争一样，在这场战争中两大集团的军事力量和财政资源大致势均力敌，这再一次说明：一方可以重创另一方，但无法制服对方。从某些方面看，与1689～1697年战争相比，路易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要稳固一些。西班牙人欣然同意做路易十四的孙子——他们的菲利浦五世的臣民。这样一来，两个“波旁国家”就可以在许多战场上携手合作了。从西班牙进口白银肯定使法国财政受益匪浅。此外，法国还全力加强它的战争机器，有一个时期，它的军队达50万人之多。而减轻了巴尔干侧翼忧患的奥地利人，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比上次战争中大得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果断的英国政府将大量国民资源投入这场战争。它以大量金钱资助德意志同盟国，保持着一支压倒敌人的舰队，还非同寻常地派遣了一支在天才统帅莫尔伯勒公爵率领下的庞大的陆军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由4万到7万英国人和雇佣兵组成，联合超过10万人且英勇善战的荷兰军队及同等规模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大军，以挫败路易十四将其意志强加给欧洲的企图。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大同盟可以使法国或西班牙俯首帖耳。在这两个王国疆域之外，战局的确有利于盟国。莫尔伯勒公爵在布伦海姆的大捷（1704年）重创了法国—巴伐利亚联军，使奥地利摆脱了法国入侵的威胁。稍后的拉米伊战役（1706年）使英荷联军占领了南尼德兰的大部，而在奥德纳尔德之役（1708年）中，英荷联军则无情地制止了法军收复南尼德兰的努力。

在海上，自从非决定性的马拉加之役（1704年）之后，皇家海军和日趋衰落的荷兰海军已经找不到可与之作战的敌主力舰队了。它们充分显示了优势海军力量的机动性。新的盟国葡萄牙从海上得到了支援。同时，里斯本又为英荷舰队提供了一个海军基地，而巴西则提供了黄金。盟国可以派遣军队远征西半球，进攻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领地，海军的突击分舰队则可以追捕西班牙运送金银的船队。占领直布罗陀，不仅使皇家海军占据了控制地中海到大西洋出海口的基地，还分割了西班牙—法国的舰队和海军基地。英国舰队确保了对梅诺卡岛和撒丁岛的强占，保护了萨伏依和意大利海岸免遭法国的袭击。当盟国转入进攻时，英国舰队则为入侵西班牙的大军提供保护和支援，并为进攻土伦提供支持。

可是，盟国海军的这种总体优势并不能阻止法国重新进行商业袭扰。1708年皇家海军被迫建立护航制度，以减少商船损失。正像英国的护卫舰无法阻止法国私掠船偷偷进出敦刻尔克和吉伦特一样，它们也无法建立有效的贸易封锁，因为那将意味着对整个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线进行巡逻。尽管在1709年那个可怕的冬天，英国海军在法国港口外捕获了大量法国运粮船，但也未能使路易十四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帝国屈服。

反法同盟这支只能伤敌不能毙敌的联合力量的弱点，在同法国和西班牙的陆军作战时，暴露得更加明显。到1709年时，同盟国的入侵大军面对西班牙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已无法守住所占领土，只得在短暂地占领马德里之后撤退。在法国北部，英国和荷兰联军再也无法取得像布伦海姆战役那样的大捷，而且到1701年，英国执政的托利党内阁希望和谈，以确保英国的海上利益，并减少军费开支。最后，反法同盟所支持的西班牙王位候选人——查理大公，突然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而使他的合作者丧失了让他同时控制西班牙的热情。于是英国在1712年初开始单方面消极履行战争义务，后来荷兰效仿英国，乃至渴望进而统治西班牙的查理在这一年毫无所获的战役后，也承认需要和平。

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和约条款载入了《乌得勒支和约》（1713年）和《拉施塔特和约》（1714年）。总体来看，和约中的最大受益人毫无疑问是英国。尽管英国取得了直布罗陀、梅诺卡、新斯科舍、纽芬兰、哈得孙湾以及西属新大陆的贸易特许权，但它并未忽视在欧洲的均势。实际上，由11个单独条约体系组成的1713～1714年的和解办法，令人满意而又巧妙地巩固了欧洲的均势。法兰西与西班牙王国永久分裂，而英国新教徒的王位继承权得到正式承认。在西班牙遭受失败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得到南尼德兰和米兰（这样一来便加强了对法国的遏制），外加那不勒斯和撒丁。荷兰保住了独立地位，但尼德兰联邦再也不是一个强大的海军和贸易大国了，它被迫投入大部分力量守卫其南部边境。最重要的是，路易十四扩展其王朝和疆土的野心最终被彻底遏制。法兰西民族也因可怕的战争消耗而受到惩罚，其结果之一是，政府债务总额增长了7倍。在欧洲大陆，和约保证了大国之间的实力均势，而在海上，英国获得了主宰权。1714年，乔治登基后，重新掌权的辉格党人便急于维护《乌得勒支和约》，第二年，在不共戴天的敌人路易十四死后，居然愿意同法国结盟，这一切都是毫不奇怪的。

在这场半个世纪的战争中发生的西欧列国中实力的再分配，没有东部发生的变化那样富有戏剧性。东欧国家的边界比西方更加变化不定。大量的领土不是控制在一个开明君主的正规军手里，而是掌握在边境贵族、克罗地亚的非正规军以及哥萨克军队手中。当东欧的民族国家彼此交战的时候，它们常常是在很远的距离作战，并且为了实行某种重大战略打击的需要，它们还使用非正规军、轻骑兵等。与在低地国家进行的战争不一样，这里战争的胜败会造成土地所有权的大规模转移，这一点更加剧了列强中一些国家的崛起和另一些国家的衰亡。例如，仅在这几十年中，土耳其人曾最后一次给维也纳造成大规模的军事威胁，但随即他们再次遭受失败并衰落下去。奥地利、德意志和波兰军队最新的强有力的反击，不仅于1683年从土耳其围城军队手中拯救了这座帝国城市，而且也导致扩大的神圣同盟进行范围更大的战斗。在莫哈奇附近的大战（1687年）之后，土耳其在匈牙利平原的力量被彻底摧毁了。如果德意志和哈布斯堡的军队因为在1689～1697年多次应召对法国作战而使战线巩固下来了的话，那么以后在斯兰卡曼（1691年）和森塔（1697年）再败土耳其人，更巩固了这种趋势。只要奥地利能够将其全部力量集中于巴尔干战线并有欧根亲王那样能干的将领，奥地利哈布斯堡就可以稳固地抵挡土耳其人。虽然哈布斯堡王室还不能像西欧的君主那样有效地治理其多民族的国家，然而它作为未来欧洲大国之一的地位已经确立。

用这种标准来衡量，瑞典就不那么幸运了。年轻的查理十二世在1697年刚一登上瑞典王位，邻国的掠夺本性便抬起头来。丹麦、波兰和俄国都对它们面前这个波罗的海帝国——瑞典的某些部分垂涎三尺。它们于1699年秋天商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瑞典。然而，战争一开始，瑞典的强大军队、国王的军事才能以及英荷海军的支援，弥补了它力量方面的明显不足。这3个因素合起来曾使查理一度给哥本哈根造成威胁，并于1700年8月迫使丹麦人退出战争。随后，他把军队运过波罗的海，在3个月之后取得纳尔瓦大捷，大败俄国人。查理在体验了令人陶醉的战斗与征服的喜悦后，把随后的几年用于征服波兰，并向撒克逊推进。

善于回顾过去的历史学家认定查理十二世将其注意力集中到波兰和撒克逊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使他的注意力离开了彼得大帝纳尔瓦战败后在俄国强制推行的改革。在众多的外国顾问辅助下，彼得大帝极力广泛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他以其在泥沼中修建圣彼得堡的同样魄力，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当查理于1708年统率一支4万人的大军掉过头来对付彼得的时候，也许已经为时太晚。虽然总的说来瑞典士兵在战斗中打得很出色，但瑞典军队仍旧损失惨重，永远也无法摧毁俄国的陆军主力，而且落后的后勤保障还绊住了它的手脚。当查理挥师南进乌克兰并在那里度过1708～1709年的严冬时，这种困难就更加严重了。1709年7月，当大战役在波尔塔瓦爆发的时候，俄国军队在人员数量和所处的防守阵地上都占了很大优势。这场大战不仅使瑞典军队全军覆没，而且当查理只身逃至土耳其并在那里长期流亡时，瑞典家门口的敌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良机。1715年12月，当查理最后回到瑞典时，他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已丧失殆尽，芬兰的一部分已落到俄国手中。

又经过数年征战（查理十二世在1718年同丹麦人的一场战争中阵亡），瑞典筋疲力尽，孤立无援，只好在1721年签订《尼斯塔德条约》承认失去其在波罗的海的大部分省份。这时的瑞典已降为二流国家，而俄国则上升为一流大国。彼得为纪念1721年对瑞典的胜利而自称皇帝，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尽管沙皇的舰队在以后衰落了，而且国家也极端落后，但它明确地显示出，它像法国和英国一样，“有能力在不依靠外援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大国独立地发挥作用”。用德约的话来说，在欧洲的东部和在西部一样，现在出现了一个“同欧洲心脏的集中力量相抗衡的力量”。

1715年后英法之间持续了近20年的缓和关系保证了欧洲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这种总体均势。在一场使其对外贸易大伤元气并使国债大为增长（仅支付债款利息的数额就相当于国家的常年收入）的战争以后，法国特别需要喘息一下。此外，伦敦和巴黎的君主政体在其王位继承问题上忧心忡忡，它们对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极其不悦，并且发现在许多问题上两国携手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例如，1719年两国共同动用武力阻止西班牙在意大利推进扩张政策。然而，到18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的模式再次发生了变化。在这一阶段，法国人对同英国人的联系已不再那么热情，相反，他们试图恢复其昔日欧洲主要大国的地位。如今，法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已得到解决，和平岁月促进了法国的繁荣，并使其海外贸易大为发展，从而向海上强国发出挑战。当法国在其首席大臣弗勒里领导下迅速改善同西班牙的关系并将外交活动扩展到东欧的时候，英国却在谨慎的孤立主义者沃波尔的领导下，竭力置身于欧洲大陆的事务之外。甚至当法国1733年进攻奥属洛林和米兰，进入莱茵兰时，英国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由于得不到奉行孤立政策的沃波尔和惊慌失措的荷兰人的任何援助，维也纳被迫与巴黎谈判，并于1738年同巴黎签订妥协性的和平条约。有了在西欧取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有法西联盟的支持，加上尼德兰联邦对法国心存畏惧，以及瑞典甚至奥地利对法国言听计从，法国的声望达到了路易十四早期以来的顶点。次年，当法国外交当局通过谈判促成第四次俄土战争（1735～1739年）的结束，从而使这两个东方君主国将夺取的领土归还土耳其的时候，法国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在沃波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无视发生在欧洲的这些事件，但商业利益集团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则越来越关心英国在西半球利润丰厚的殖民地贸易和互相冲突的殖民者的扩张，为一场争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739年10月，沃波尔内阁勉强同意和西班牙开战，作为结果而发生的英西战争，如果没有法国决定给予西班牙各种形式的援助，特别是在加勒比海“界线以外”的援助，可能将仅仅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在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地区性战争之一。同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相比，波旁政权同英国在海上竞争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由于英国的陆军和海军装备很不完备，不能像国内许多权威人士期望的那样，去征服西班牙殖民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死后，玛丽亚·特蕾莎继承了王位。腓特烈大帝利用这个时机于1740～1741年冬天夺取西里西亚，这一连串的事件使欧洲局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使英国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法国国内的反奥地利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抑制不住其反奥情绪，全力支持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攫取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但这必然导致英奥重新结盟，给四面楚歌的玛丽亚·特蕾莎带来了巨大资助，英国政府通过向奥地利人提供援助，通过调停使普鲁士和撒克逊暂时退出战争，通过1743年在代延根的军事行动，为奥地利解了围，保护了汉诺威，消除了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到1744年，英法的对抗演变为正式的战争，冲突更加激烈。法国大军挥师北上，穿过奥属尼德兰的边境要塞，直奔吓得六神无主的荷兰。在海上，皇家海军由于没有遇到波旁王朝舰队的严重挑战，对法国的贸易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封锁。在海外，在西印度群岛，上溯圣劳伦斯河，在马得拉斯周围，沿着通向黎凡特的商路，进攻和反攻连续不断。1743年，普鲁士重新对奥开战，但两年后，又被英国说服，再次退出了战争。英国的钱财资助可以用于维护奥地利的秩序，用于收买雇佣军来保卫汉诺威，甚至还可用于雇佣一支俄国军队来守卫尼德兰。用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样打仗花费太大，许多英国人对日益增长的赋税和增加了两倍的国债抱怨不已。但是逐渐地，战争迫使比英国还要精疲力竭的法国寻求一种妥协性的和平。

上面曾讨论过的两个关键因素——地理因素和财政因素，终于迫使英国和法国政府签订了《亚琛和约》（1748年），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到此时，荷兰已处在法国大军控制之下，但这能补偿法国被英国日益加紧控制的海外贸易吗？能补偿法国主要殖民地的丧失吗？相反，如果法国征服了低地国家，英国占领圣劳伦斯河上的路易斯堡，以及在安松和霍克取得的海战胜利又有什么益处呢？结果，外交谈判使得原状全面恢复，仅以腓特烈征服西里西亚为一个重要的例外。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亚琛和约》实质上仅是一个停战协定，而不是一个持久的和平条约。它使玛丽亚·特蕾莎急于报复普鲁士，使法国考虑如何在陆上取胜的同时也在海上取胜，并使英国处心积虑地要在下一场战争中不仅将它的劲敌在海上和殖民地战争中彻底打败，也要在大陆战争中把它彻底打败。

在北美殖民地，英国和法国的移民（每一方都有印第安人和当地一些驻军的援助）在18世纪50年代初，一再发生冲突。“停战”一词简直是有名无实。这种棘手的军事对抗对两国政府来说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更何况每一个国家本土都有一个“爱国者集团”，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支持本国殖民者，并助长这样一种看法，即一场关系到你死我活的重大斗争正在进行中——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争夺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流域地区，而且是为了加拿大、加勒比海、印度，不，是为了除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到了1755年，在双方都派出更多的援军并使各自的海军处于战备状态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又一场英法战争而开始调整各自的战略。对于当时已沦为二流国家的西班牙和尼德兰联邦来说，它们极为担心自己的国家会葬身在这两个西方大国的冲突中。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持中立，虽然这对像荷兰人那样的商人来说是极为困难的。

然而，对于东部君主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来说，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避开一场英法战争是不可能的。第一个原因是，尽管某些法国人鼓吹应该把仗打到海上和殖民地去，但是巴黎自然倾向于通过进攻汉诺威来打击英国，这是岛国人战略上的阿喀琉斯 之踵。虽然这样一来，法国不仅会使德意志各国发生惊慌，还会迫使英国人去寻找一个可以用金钱资助的盟国在大陆上扼制法国。第二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奥地利横下一条心，要从普鲁士手中收复西里西亚，而女皇伊丽莎白统治下的俄国也在寻机惩罚桀骜不驯、野心勃勃的腓特烈。这些大国各自都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普鲁士超过15万人，奥地利近20万人，俄国大约33万人），并且都在筹划出击的时机，但是它们都得从西方争取金钱资助以维持其军队的规模。最后，如果这些东部对手的任何一方在巴黎或伦敦找到“搭档”，那么其他各方就会被迫加入对方阵营，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这样看来，1756年著名的“外交革命”，从战略上讲似乎仅仅只是重洗一遍牌而已。法国摒弃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前嫌，加入到奥地利和俄国阵营对普鲁士作战，而柏林则取代维也纳，成了伦敦在大陆上的盟国。乍看起来，法—奥—俄同盟似乎占了上风。从军事角度上讲，它比对手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到1757年，腓特烈失去了他早先夺取的所有领土，坎伯兰公爵指挥的英德联军已缴械投降，这使汉诺威以及普鲁士本身都处于前途险恶的境地。梅诺卡岛已落入法军之手，在更遥远的战场上，法国及其当地盟友也取得了节节胜利。撕毁《乌得勒支和约》，对奥地利来说是撕毁《亚琛和约》，看来是唾手可得了。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原因，在于英—普联盟在3个重要方面占了优势：领导才能，财政支撑能力，以及陆军、海军的战略战术。腓特烈的治国才能和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成功地把普鲁士举国上下的力量全部集中于夺取军事上的胜利这一目标，他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然而功劳或许应该主要归于英国的老皮特，他不是独裁君主，仅仅是政治家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同那些敏感的、嫉妒他的同僚们，同变化不定的公众和一个新登基的国王巧妙周旋，与此同时，他还要贯彻、实行一种有效的大战略意图。他所取得的成就无法简单地用英国夺取的几个产糖的岛屿或颠覆法国支持的几个印度土邦王来衡量，因为如果英国的敌人占领汉诺威和消灭了普鲁士，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暂时的。皮特逐渐意识到，通向最后胜利的成功之路，在于用一项“大陆”战略来弥补大家所热心的“海上”战略之不足，其条件是向腓特烈的军队提供大规模的资助，并向在德意志的一支规模可观的“警戒大军”付款，以保护汉诺威并扼制法国。

但是这样一种政策必然依赖于国家充足的资金来度过年复一年耗竭人力和资源的战争。腓特烈和他的税收官们使尽浑身解数在普鲁士募集资金，但是如果同英国相比，普鲁士的实力就黯然失色了。英国在大战高潮时，拥有一支超过120艘主力舰的舰队，军需花名册上有一支超过20万人的军队（包括德意志雇佣军），同时还为普鲁士提供资助。实际上，七年战争花费了财政大约1.6亿英镑，其中6000万英镑（37%）是在金融市场上募集的。虽然国债的进一步增长引起了老皮特同僚们的不安并导致他于1761年10月下台，但该国海外贸易却在增长，使得关税收入增加并促进了全国的繁荣。这是利润转化为实力、英国的海军力量被用来（例如在西印度群岛）保障国家利润增长的一个极好例证。正如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曾被告知的那样，“我们在做士兵之前必须先做商人……贸易和海军力量互相依赖，而且……本国的真正资源财富仰仗于它的贸易”。相反，所有其他交战国的经济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即使在法国国内，法国总理舒瓦瑟尔公爵也悲哀地承认：

在目前情况下的欧洲，决定大陆均势的是殖民地贸易及海军力量。像所有其他没有贸易大国津贴就不能打仗的国家一样，奥地利王室、俄国王室和普鲁士国王不过是二流君主而已。

英普联盟所显示的陆军和海军军事艺术，至少是在初期的挫折之后，从几方面体现出来。在海上，安松麾下庞大的皇家海军逐步建立了对法国大西洋各港口的封锁，并且还有余力在土伦港外筑起一道屏障，同时重新夺回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当舰队在拉各斯附近、卡塔赫纳真的进行交锋的时候，霍克率领举世无双的舰队在狂风暴雨中对孔夫朗的舰队穷追不舍，把它直逼进基伯龙海港。在这些战斗中，英国海军一再显示出高超的航海技术。不仅如此，有全面后勤供应系统的英国海军分舰队，对法国进行了全天候的封锁。英国的封锁政策不仅扼制了法国大部分海上贸易，因而保护了英国的商业及其领土的安全，而且还阻止了法国向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派遣足够的增援部队。1759年是充满奇迹的一年，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先后落入英国之手，这极大地鼓舞了英德联军在明登击溃法国两支大军取得大捷。当西班牙在1762年愚蠢地参战时，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它在加勒比海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头上。

与此同时，勃兰登堡王室也已经看到它自己的一个“奇迹”。在罗斯巴赫和洛伊腾两场大战中，腓特烈不仅分别摧毁了一支法国大军和一支奥地利大军，而且还挫败了这两个国家逼近北德意志的企图。1760年腓特烈在利格尼茨和托尔高再次击败奥地利人后，维也纳几乎到了穷途末路。然而，单单这些战役的代价，就在慢慢地拖垮普鲁士的大军（仅在1759年就损失6万士兵），而劲敌俄国却已被证明要强大得多，部分是因为伊丽莎白对腓特烈的刻骨仇恨，但主要是因为同俄国大军的每一次遭遇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过其他各交战国都有同感，法国急于同现在也准备讲和的英国达成妥协，但这时普鲁士发现它还有足够力量阻止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前进，直到1762年伊丽莎白去世拯救了他们。伊丽莎白死后，新沙皇彼得迅速退出战争，这样一来，不论奥地利还是法国，除了在恢复战前欧洲态势的基础上和解以外，不可能期望任何更好的结果。恢复欧洲战前态势实际上意味着那些要摧毁普鲁士的国家的失败。

在1762～1763年和解中获利的显然又是英国。即使把夺取的各地、领土交还给法国和西班牙以后，英国仍然在西印度群岛和西非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基本上肃清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影响，最重要的是英国已成为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样，英国就占有了比洛林、西里西亚及大陆国家激烈争夺的其他更辽阔、富饶的土地。此外，英国在欧洲范围内扼制了法国外交和军事上的野心，从而确保了总的均势。相比之下，法国不仅在海外损失惨重，而且与1748年不同，它在欧洲本土也失败了。事实上，法国陆军在战争中毫无生机的表现，预示着欧洲的重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了东欧。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法国的意愿受到普遍的忽视就证实了这一点。所有这一切正合英国各界的口味，他们对自己在欧洲以外的霸主地位心满意足，因而不希望被卷进欧洲大陆去承担义务。

赢得战争（1763～1815）

在英法下一阶段的斗争到来之前，有一段十几年的“喘息时期”，这段时期对英国命运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了些许暗示。七年战争使列强可征税的财力和社会结构紧张到了极点，以致大多数领导人都不敢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当时各国都在进行反省和改革。腓特烈被这场战争给普鲁士带来的损失（50万人死亡，包括18万士兵）所震惊，他宁肯过一种稍微平静些的生活。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军队虽然在战争中损失了30万人，但它本身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太坏，可是，整个政府系统明显需要变革，这些变革无疑会引起地方上的不满（特别是在匈牙利人中间），并要耗费玛丽亚·特蕾莎的大臣的精力。在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处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改革，还要镇压普加乔夫的起义（1773～1775年）。虽然这并没有阻止俄国继续向南扩张，也没有阻止它吞并波兰的种种阴谋活动，但这些仍然可以算做是地区性争端，不可与七年战争中各国疲于应付的全欧大联盟同日而语。东方君主们不再那么重视他们同西方各君主政体之间的联系了。

在英国和法国，国内事务也占据了中心地位。两国国债可怕地增长，使它们都努力寻求开辟新的财源，并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这些努力造成的争论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同反对派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火上加油，使法国国王同最高法院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英国政府忙于这些紧急事务，不可避免地对欧洲的外交政策比老皮特时期更加没有计划性，更注意反省，英国同美国在税收和实施贸易法令及航海法令的问题上日渐尖锐的争执，加强了这一趋势。但在法国一方，外交政策事务并没有完全被对国内事务的关注所压倒，实际上，舒瓦瑟尔公爵及其继任者们对1763年法国的惨败痛定思痛，正在为加强法国未来的地位而采取措施。虽然国家急需开源节流，法国政府仍然逐步建立起一支海军，同西班牙的“家族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的确，路易十五对舒瓦瑟尔公爵在1770年围绕福克兰群岛的冲突中大力支持西班牙同英国打仗不以为然，因为在该处一场大国之间的战争只会造成财政上的灾难。但是，法国仍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英国并竭力从英国在海外所遇到的任何一点麻烦中获取好处。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伦敦同北美殖民者之间的争吵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时，英国所处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比1739年或1756年虚弱。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为个人素质。不论诺斯、谢尔本伯爵，还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能提供全国性的领导，也提不出一项首尾一致的大战略。由于乔治三世的干预，由于围绕北美殖民者事件的激烈争辩，政治派别的纷争越发加剧，国家也因此而分裂了。此外，英国实力的两大支柱——经济和海军——这些年也遭削弱。在七年战争中蓬勃发展的对外出口，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停滞了，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由于殖民地的抵制及同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冲突日益加剧，英国的对外出口实际上下降了。在15年的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全面削弱，它的某些海军将领同建造军舰的原木一样没有经过什么风雨。当法国于1778年参战时，英国决定放弃对法国的严密封锁战略。这虽然能减少英军战舰的损失，但实际上英国却拱手交出了制海权，向直布罗陀、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沿岸派遣援军并不能代替有效地控制法国海岸的“西方出入通道”。控制这些通道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阻止敌人派遣舰队到那些遥远的战场去。等到1782年罗德尼取得桑特大捷以及解除直布罗陀之围以后，皇家海军便重振军威，再次确定了它的制海权。此时北美洲的战争基本上已接近尾声。

但是，即使皇家海军装备精良，英国的政治家们运筹得当，1776～1783年的战争还是包含了英国在18世纪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所未曾遇到过的两个战略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北美的起义一旦蔓延开来，英国军队要进行镇压，就得在离本土基地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陆上”作战。同伦敦早先的愿望相反，仅靠海上的优势并不能使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人民屈膝投降（尽管它可以明显地阻碍殖民地从欧洲输入武装弹药和补充兵员）。征服并防守整个美国的东部疆域对拿破仑的大军来说尚且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更不用说18世纪70年代英国人率领的部队了。遥远的距离及其造成的交通上的迟缓，不仅阻碍了从伦敦甚至从纽约进行的战略指挥，也加重了后勤保障的困难：“英国部队在北美所需要的每一块饼干、每一个士兵、每一粒子弹，都要经过3000英里的大洋运来。”虽然英国陆军部作了重大改进，但运输船只的缺乏和物资征购的困难仍然十分严重。此外，殖民地是一个政治、军事分散的社会，因而占领一两座城镇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只有当英国的正规军占领了出事的地区时，英国政权才能胜利。而军队一旦撤出，起义者们就重新压制忠于英国的那些人。如果在20年前征服法属加拿大尚需5万英国士兵和殖民地的大规模支援的话，那么现在要重新恢复帝国的统治又需要多少英国士兵呢？15万？25万？一位历史学家曾断言：“恢复英国在美国的权力，是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军事力量运用得多么得当。”

英国大战略中第二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是，这一次英国是孤军作战，没有一个愿意牵制法国的欧洲伙伴帮助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其说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外交上的问题。英国在1762年后同普鲁士断绝关系，对西班牙盛气凌人，对像丹麦和尼德兰联邦这样的中立国的航运业采取高压手段，此外，它还未能取得俄国的支持，因此，英国正为上述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于是，英国发现它自己不仅在欧洲是孤家寡人，而且到了1780年，还要面对一个可疑的武装中立联盟（俄国、丹麦、葡萄牙）以及一个充满敌意的尼德兰联邦。而这时，英国在对付北美的暴动和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方面已经是力不从心、疲于奔命了。然而，英国外交上的无能还远不只此。如上所述，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东部各君主国已同西方分道扬镳了。它们全神贯注于波兰的前途、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如果法国像在路易十四时代那样，一心要成为“欧洲仲裁者”的话，这种分道扬镳就不可能发生。但是法国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之后已相对衰落，而且它在政治上也没有插手东欧的事务。这就使伦敦对1779年以后法国动向的密切关注在它以前的盟国那里找不到市场。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下的俄国人对英国大概是最同情的了，但是如果没有迹象表明英国将被彻底消灭，它也不会从中干涉。

最后，还有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法国曾一度采纳舒瓦瑟尔公爵过去的论点，它顶住了进攻汉诺威或恐吓荷兰人的诱惑。同英国的战争只能在海外进行。这样一来，就使英国传统战略的“海军”力量同“大陆”力量脱节了。法国人破天荒地头一次将它全部的力量集中在海战和殖民地战争上。

其结果是重大的，它还有力地驳斥了英国孤立主义分子的论点，他们认为英国最适合于打一场没有大陆盟国和大陆战斗拖累的海上战争。在“七年战争”中，法国海军一年仅得到3000万里弗尔的财政拨款，这是给法国陆军拨款的1/5。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海军的军费预算稳步上升，到1780年它的总额达到大约1.5亿里弗尔，到1782年则达到了2亿里弗尔。当法国参战时，它拥有52艘主力舰，其中许多比同级的英国军舰吨位要大。这一数字很快就增加到66艘。此外，还可以加上有58艘主力舰的西班牙舰队。到了1780年，又有一支由不到20艘可以作战的战舰组成的荷兰舰队。虽然英国皇家海军仍然比它任何一个单独的对手都要强大（1778年它有66艘主力舰，1779年有90艘），但它发现自己常常是寡不敌众。1779年，英国皇家海军竟然失去了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一场法国、西班牙的入侵看来完全可能发生。1781年格雷夫斯率领的英国舰队同德·格拉斯率领的法国舰队在切萨皮克外进行了一场遭遇战，法国舰队数量上的优势使英国舰队处于困境，从而导致了康沃利斯侯爵在约克镇兵败投降，有效地结束了美国战役。即使在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扩大、敌人舰队的规模缩小的时候（1782年英军拥有95艘主力舰，法国73艘，西班牙54艘，尼德兰联邦19艘），英国海军所占的优势仍然太小，不足以完成以下任务：保护北大西洋上的商船队，定期接济直布罗陀，守卫波罗的海出海口，向印度洋派遣分遣舰队，以及为加勒比海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英国的海军力量不再像以前的战争中那样天下无敌了，它的制海权只是暂时的，局限于某些地区。英国人的不幸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同法国陆军不在欧洲作战这一事实有关。

事实上，到了1782年，为维持如此庞大的一支海军而造成的财政压力，已经损害了法国经济并迫使法国做某些收缩。法国难以弄到船用物资，更严重的是缺乏水手。此外，一些法国大臣担心这场战争使法国过度地将精力和资源分散到欧洲以外，因而使它不能在欧洲大陆发挥任何作用。政治上的这种考虑，加上同时害怕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快会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促使巴黎希望及早结束战斗。经济上，法国人的荷兰和西班牙盟友也同样情况不妙。但是，虽然英国财政上的忍耐力要强一些，1782年以后出口显著上升，皇家海军的境况在逐渐改善，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也不可能在眼见北美殖民地就要丢失的情况下，说服国内的各个政治派别支持这场战争。尽管在1783年《凡尔赛和约》中英国做出了让步（梅诺卡岛、佛罗里达和多巴哥），但这未必就是1763年英国取得的巨大利益的逆转，法国可以说对一个独立合众国的建立及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遭受的打击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从巴黎的角度来看，虽然代价很大，但是在七年战争中被打破的战略平衡如今已明显恢复。

相比之下，1763年以后，几十年间，三大君主国的策略计谋并未严重改变东欧地区的战略均势。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关系的三足鼎立的性质，不论柏林、维也纳，还是更为踌躇满志的圣彼得堡，都不想挑动另外两个国家组成反对自己的联盟，也不想卷入一场像七年战争那种规模的大战。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时，普鲁士对企图扩张的奥地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抗。这场战争短暂而极其谨慎的交锋，仅仅证实了它们普遍希望避免为一场大国争斗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要进一步获取领土只能是各国进行外交“交易”，这种交易是靠牺牲弱小国家特别是波兰的利益来实现的。波兰在1772～1773年、1793年和1795年相继三次被瓜分。在以后的几个阶段，波兰的命运越来越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受叶卡捷琳娜二世镇压华沙“雅各宾党人”的决心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在西方反法战争失败而在东方获得补偿的企图的影响。然而，这三个国家对法国大革命这种新的关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国相互对抗以及这些年间三个东欧国家彼此寻求勉强妥协的政策。

在这种三角关系的地理和外交范围内，俄国的地位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相比，继续得到改善，这是毫不奇怪的。俄国尽管落后，但受到攻击的威胁却比它的两个西方邻国小，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都极力与令人畏惧的叶卡捷琳娜和解。瓜分波兰时，这种情况以及俄国历来加在波兰身上的影响，使圣彼得堡取得了这个倒霉国家的最大一部分领土。此外，俄国在南方有一条开放的、支离破碎的边界，它借此在18世纪70年代初夺得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1783年，俄国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1792年，又夺取了黑海北海岸的一系列领土。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奥斯曼帝国战斗力的衰弱，同时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暗地里忧心忡忡。另外一些国家（1788年时的瑞典，1791年小皮特领导下的英国）对俄国也同样不放心。它们想尽办法来挫败俄国的扩张主义。但是，由于维也纳和柏林急于逢迎圣彼得堡，西方大国又心有旁骛，无法在东欧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使沙皇帝国的国运得以日益兴盛。

在这种局势下，1792年前的约10年中，国际关系的格局几乎没有显示出正在迫近的大变动迹象。这主要是因为大国间偶尔发生的争端仅仅是互无联系的地区性事务，似乎并不存在对总体均势的威胁。如果说东欧大国在忙于确定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未来，那么历来围绕低地国家的命运和“竞争着的商业帝国”所进行的你争我夺，则占据了西欧列强的注意力。英国和西班牙围绕努特夫海峡的一场冲突（1790年），把两国推向了战争边缘，直到后来西班牙勉强屈服才算了结。英法两国1783年以后各自都精疲力竭，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两国的贸易竞争仍在继续。在1787～1788年尼德兰国内危机时期，武断专横的小皮特鼓动普鲁士趁机率军将尼德兰的亲法“爱国”派赶下台，这时，英法之间的相互疑忌便很快表露无遗。

小皮特内阁十分活跃的外交活动不仅反映了小皮特本人的个性，也体现了自1783年受挫后，英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已得到很大的恢复。美国殖民地的丢失并没有影响英国在大西洋的贸易。实际上，对美国的出口还在日益增长。英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市场比法国拥有的份额更大。在1782～1788年的6年中，英国的商船队在数量上增加了一倍还多。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发展，它受到本国和海外消费需求的刺激并得到大量新发明的推动。而且农业生产率与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同步增加。小皮特的财政改革改善了英国的财政状况，恢复了它的信誉。而且海军总是得到大量拨款。此时的皇家海军战舰如云，指挥有方。有了这些坚强的后盾，英国政府深信，一旦国家利益需要，英国就可以在海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总的来说，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治领袖们并未预料到欧洲即将发生一场大国间的战争。

但是，为什么欧洲没有被一场全面冲突所震撼呢？最明显的一个原因似乎在于法国日益恶化的处境。1783年胜利以后的几年中，法国的外交地位似乎空前巩固，国内经济以及它同西印度群岛和黎凡特的海外贸易也正迅速增长。然而，1778～1783年战争的绝对损失总额超过了法国在前三场战争中损失的总和，加之国家财政制度改革的失败，与日益严重的政治不满、经济萧条和社会混乱互相影响，使得法国旧制度信誉扫地。1787年以后，随着国内危机加深，法国愈加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法国在尼德兰的外交失败，主要是因为法国政府意识到，在财政上它承担不起对英国和普鲁士的大战，而法国议会对路易十六的宣战权提出异议，则是法国在努特卡海峡争议中撤回对西班牙支持的原因。总之，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法国很快就会图谋推翻欧洲的整个“旧秩序”。

于是，在20多年中耗费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精力的冲突，缓慢而又时起时伏地展开了。在巴士底狱陷落后的一段时期里，法国人还只是关注国内斗争。尽管法国政治变得越来越激进，使得某些外国政府非常担心。但是随之发生在巴黎和外省的动乱则表明，法国在欧洲强权政治体系中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基于这个原因，直至1792年2月，小皮特已在谋求削减英国军事开支。而在东欧，三大君主国更热衷于瓜分波兰。仅仅因为关于亡命者阴谋恢复波旁王朝的谣言日益增多，以及法国革命党人在边境地区推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外部事变和内部事变才逐步升级为战争。反法联军在越过法国边境时行动迟缓，举棋不定。反映出它们对这场战争的准备是多么不充分。这种情况使革命党人在瓦尔米的意外遭遇战中（1792年9月）大获全胜。只是到了第二年，当法军的胜利威胁到莱茵兰、低地国家和意大利，以及处死路易十六充分显示了巴黎新制度的极端共和主义倾向时，战争才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全面展开。除普鲁士和奥地利哈布斯堡这两个最初的交战国外，现在，以英国和俄国为首的一系列国家，包括法国的所有邻国，都加入到反法战争中来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次反法同盟（1793～1795年）惨败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当时，这一结果却令人吃惊和沮丧，这场战争中双方力量的悬殊毕竟比以往所有战争都大。在这一事件中，法国革命本身的原动力导致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全民皆兵，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同法国那人数众多的敌人战斗。此外，还如许多作者指出的那样，1789年前的20年或30年间，是法国军队进行改革非常重要的时期，诸如组织指挥、参谋计划、炮兵的运用以及作战战术等都进行了改革。战争爆发后，法国大革命所做的，就是扫除贵族对新思想的阻碍，使改革家获得把自己的观念付诸实施的机会（和人员）。在国内采用“总体战”方法和在战场上应用新战术，是法国人新释放出来的能力的反应，正像反法联军军事行动的谨小慎微和犹豫不决是旧体制习惯的表征一样。法国以受热情激励并冒长途跋涉和进攻策略风险的近65万法国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邻国领土，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维持这样一支庞大军队的大部分负担将落在法国边境以外人民的身上，这必然会使法国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因此，任何国家要想阻挡法国猛烈的扩张主义，就必须找到一条可行的途径来对付这种打破常规的新作战形式。这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法军在其早期将领杜穆里埃将军指挥下的作战行动，甚至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规模大得多、更加精心策划的战役，都暴露出在部队组织、训练以及后勤保障和交通联络方面的弱点。一支训练有素的敌军完全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弱点，但是这样训练有素的对手又在哪里呢？反法联军年迈的将领们以及行动迟缓、受辎重拖累的部队，在坚不可摧的法军军阵和蜂拥而上的士兵面前，战术上极不得当。然而，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法国的对手们缺少必要的政治协调和明确的战略。很显然，旧制度不能以卓越的政治信念激励它们的士兵和民众。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令人陶醉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只是在很久以后，当拿破仑的军队由“解放”转为征服和掠夺的时候，他们才得以靠爱国主义来挫败法国的霸权野心。

此外，在开始阶段，同盟中没有几个国家认真对待法国的威胁，同盟各成员之间对其作战目的和战略缺乏总的协调。各成员国在向英国要求日益增多的财政资助时，同盟合作上的不稳固状况便暴露无遗。革命战争的前几年恰逢波兰的灭亡，并被其冲淡了影响。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恶毒地咒骂法国大革命，但她更关心的是消灭波兰的独立，而不是出兵莱茵兰。这使得已从早期西部战役中清醒过来的焦急不安的普鲁士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军队从莱茵河调至维斯图拉河。普鲁士的这一举动又迫使奥地利在其北部边境驻扎一支6万人的大军，以防俄国和普鲁士向仅存的波兰领土推进。1795年波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瓜分，可见，波兰作为法国的盟友在灭亡时所起的作用比它作为一个现实而能动的国家更大。此时，普鲁士已向法国求和，并将莱茵河左岸地区拱手交给了法国。这样，就使德国处于左右为难的中立地位，从而让法国能够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多数弱小的德意志国家都仿效普鲁士的这种做法。尼德兰被打败，变成巴达维亚共和国。西班牙脱离反法同盟，重新回到了以前同法国结成的反对英国的联盟中。

现在就只剩下撒丁王国，它在1796年初被拿破仑打败；时运不济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在被赶出意大利大部以后，被迫签订《坎波福尔米多和约》（1797年10月）；此外就是英国。尽管小皮特有心仿效其父阻止法国的扩张，但是英国政府也未能以必要的决心和明确的战略来进行这场战争。英国在1793～1795年派往弗兰德斯和荷兰的远征军，在约克公爵的指挥下，既缺乏足够的力量，又没有高人一筹的作战经验来对付法国的军队，最终只能是大败而归，其残部经不来梅撤回英国本土。此外就像在这前后经常发生的那样，英国的大臣们（如邓达斯和小皮特）宁愿采取“英国的作战方式”——殖民战争、海上封锁、袭击敌人的海岸线，而不情愿在大陆上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在英国皇家海军占有绝对优势，而其对手法国海军兵力分散的情况下，这看来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简单易行的选择。但英军在1793～1796年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中由于疾病流行而大量减员，这说明伦敦为其兵分多路的战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4万人死亡，4万人丧失战斗力，这一数字超过了英军在西班牙半岛战争中的伤亡总数，这些战役还至少耗费了1600万英镑。英国对欧洲以外战区控制权的逐步加强或它对敦刻尔克和土伦采取的外围作战行动，能否抵消法国势力在欧洲的日益增长，颇值得怀疑。最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为维持其战场上的军队，要求英国提供的援助数额惊人地增长，因此英国人不可能如数提供。换句话说，英国的战略既无效果，又颇费钱财。而在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支付现金，英国海军在斯皮特黑德和诺尔两地发生哗变，这两个事件动摇了——至少暂时动摇了英国整个战略体系的根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精疲力竭的奥地利人终于向法国求和，并同其他国家一道接受了法国在西欧的主宰地位。

如果说英国无法在陆上打败法国，那么反过来法国的革命政府也不可能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由于当地驻军守卫森严以及气候恶劣，法国早先几次入侵爱尔兰、袭击英格兰西海岸的企图都无功而返。尽管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停止支付现金造成了一时的恐慌，但英国的信贷系统仍很坚挺。西班牙和荷兰加入法国一方作战以后，英国在圣文森特角海面摧毁了西班牙舰队（1797年2月），并在坎珀当给予荷兰军队沉重打击（1797年10月）。法国的新盟国还逐渐丧失了它们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科伦坡、马六甲和好望角的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又为英国的贸易提供了市场，为海军分遣舰队提供了新的基地。小皮特及其大臣们不愿按照法国提出的苛刻条件议和，他们决心同法国继续打下去。随着法国沿英吉利海峡集结部队，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既是为了帝国的安全，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支付这场战争，英国政府开征了所得税，并筹借了新的贷款。

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法国和英国在以后20年的战争中，都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法国和英国就像一头大象和一头鲸鱼，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庞然大物。但是英国靠扼制海上航路并不能独自打破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而拿破仑虽然在军事上独霸欧洲，却也不能使英国的居民投降。此外，只要英国依旧傲然独立，只要它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助、供应军火，甚至可能派兵干涉，巴黎政府就没有把握让其他的大陆国家永远接受法国的统治，因为法国抢占邻国领土以及政治上对邻国的欺凌激起后者极大的不满。这显然也是拿破仑的看法，他在1797年说：“让我们集中全力建造一支自己的舰队并摧毁英格兰。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整个欧洲就会匍匐在我们的脚下。”由于大陆上取得的军事胜利还不足以制服英国，所以法国就只有通过同英国打一场胜利的海上战争和一场贸易战才能实现其目标。反过来也是这样，既然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霸权也不足以使拿破仑低头，它就需要直接出兵干涉，争取同盟国，向拿破仑在陆上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只要交战一方控制着大陆，另一方霸占着海洋，双方就都会感到坐立不安。要想打破这个平衡，双方都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寻求新的盟国。

拿破仑改变均势的企图非常大胆，也十分冒险。他利用1789年夏季英国在地中海的虚弱地位，统率3.1万人张帆渡海，入侵埃及。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置于可以扼制黎凡特、奥斯曼帝国和通往印度航路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支远征爱尔兰的法国军队牵制了英国。如果大获全胜的话，法国的每一次行动都会给英国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入侵爱尔兰的战斗行动规模太小，而且为时已晚，因而在9月初法国的入侵就被击退了。此时，整个欧洲都知道了纳尔逊在阿布基尔击溃法国舰队和拿破仑随后在埃及“被扣”的消息。法国当初的担心一点儿也没错，法国遭受的这一挫折立刻鼓舞了所有憎恨法国统治的国家放弃中立并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1798～1800年）。现在除了较小的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以外，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也站到英国一边。它们一边集结军队，一边为争取更多的援助而讨价还价。法国在丢失了梅诺卡岛和马耳他岛以后，法军在瑞士和意大利为俄奥联军所败，拿破仑自己在地中海东部各国又一筹莫展，不能获胜，法国看上去已岌岌可危了。

然而，第二次反法同盟像第一次一样，是建立在不牢固的政治和战略基础之上的。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士没有参加这次同盟，因而反法联军不可能在德意志北部开辟一条战线。那不勒斯国王过早发动的一次战役遭到惨败。准备不足的英俄联军对荷兰的远征因未能唤起当地居民反对法国统治，也不得不撤退。从这些失败中，英国政府非但没有得出在大陆上应扩大军事行动规模的结论，反而又退回到对敌人海岸线实施“袭击”的传统政策上去了。英国政府采取这种做法，是由于它清醒地认识到，征集一支大军到大陆上作战将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引起困难。但是，英国对贝勒岛、费罗尔、加的斯和其他地区的小规模进攻，对实现战略目的都没有多大益处。更糟糕的是，奥地利和俄国在保卫瑞士的时候缺乏精诚合作的精神，因而俄军被法军赶过了东部山区。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对同盟国不再抱幻想，这种情绪进而转化为对英国政策的怀疑。沙皇甚至情愿同刚刚从埃及溜回法国的拿破仑休战言和。俄军一撤退，法军的雷霆万钧之势就全部冲向奥地利人。法军在马伦戈和赫希施塔特（两个战役都在1800年6月）以及6个月以后在霍恩林登大败奥军，再一次迫使维也纳求和。到1801年，由于普鲁士和荷兰浑水摸鱼，趁机征服了汉诺威，而西班牙则向葡萄牙发起进攻，英国人就像他们在3年前一样，几乎又是孤家寡人了。在北欧，俄国、丹麦、瑞典和普鲁士又聚到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武装中立联盟。

另一方面，在海战和欧洲以外地区的战役中，英国人又打得很不错。英军从法国人手里夺回了马耳他岛，为皇家海军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基地。丹麦舰队是新的武装中立联盟计划将英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的主力舰队，它被皇家海军在哥本哈根外打垮（尽管沙皇保罗在此之前几天遇刺身亡已经意味着武装中立联盟的末日顷刻就会来临）。在1801年3月这一个月里，英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支英国远征军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打败法军，这使法军随后全部撤出；在东部，英军在印度消灭了由法国人支持的迈索尔的蒂普苏丹，并乘胜在印度北部继续扩大战果；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在西印度群岛的属地也全都落入英国人之手。

但由于到1801年英国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盟国，同时它也看不到同法国的战争即刻会有什么结果，这使英国的许多政治家考虑同法国人握手言和的问题。英国国内厌战言和的情绪，得到了商界的鼎力支持，因为英国商人在地中海损失巨大，在波罗的海也遭到损失——虽然损失的程度轻一些。小皮特因解放天主教徒问题辞职，加速了英国走向和谈的步伐。根据拿破仑的盘算，一段时期的和平对法国不会有什么损失：法国对其卫星国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强；而英国肯定将不再被允许在这些地区享有以前的贸易和外交特权；散布在各个港口的法国海军可以集中起来，进行重建；法国的经济可以在下一轮战争到来之前休养生息。有鉴于此，英国国内舆论对英国政府签订《亚眠和约》（1802年3月）并没有进行过多批评，但当舆论注意到法国仍在用其他方式同英国明争暗斗时，舆论的方向就逐渐转变了。英国商业被拒于欧洲许多地区之外。伦敦受到法国毫不含糊的警告，叫它不要插手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的事务。从马斯喀特到西印度群岛，从土耳其到皮德蒙特，到处都传来法国人大搞阴谋诡计和法军入侵的消息。这些信息，加上法国计划大规模建造军舰的事实，导致阿丁顿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拒绝将马耳他归还给法国，并终于在1803年5月把一场同法国的冷战变为热战。

1689～1815年进行的7场英法大战的最后一轮战争持续了12年，这是所有英法战争中对双方考验最严峻的一次。如同以往一样，交战双方各有长处与弱点。尽管英国舰队有所裁减，但当战争再度开始时，皇家海军的地位仍很牢固。在英国强大的分遣舰队封锁法国海岸的同时，皇家海军有计划地重新夺占法国海外帝国属地及其卫星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前，英军占领了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圣卢西亚、多巴哥以及荷属几内亚，在印度取得了新的进展；1806年夺取了好望角；1807年占领了法属库拉索岛和丹麦的西印度群岛；1808年占领了马鲁古群岛的几个岛屿；1809年占领了法属圭亚那的卡宴、圣多明各、塞内加尔以及马提尼克岛；1810年攻占了法属瓜德罗普岛、毛里求斯、安波那和班达；1811年攻占了爪哇。同以往一样，这些事件对欧洲均势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加强了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为过去一贯被拒绝输入安特卫普和来亨的英国出口产品提供了新的“销路”。在开战初期，它还促使拿破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入侵英格兰南部的问题。当法国陆军在布洛涅集结，果敢坚强的小皮特于1804年重返内阁。此时，英法双方都准备着一场最后的决战。

事实上，1805～1808年的海上战役和陆上战役虽然有几次有名的会战，但双方在这些战争中的战略局限性再一次显露出来。法军数量上至少比英国多两倍，而且作战经验也比英军丰富。但要想稳妥可靠地在英格兰登陆，法军还必须掌握制海权。从数量上讲，法国海军也有相当规模（大约70艘主力舰），这显示了拿破仑可以调动的力量。1804年末西班牙参战时，西班牙海军的加入（超过20艘主力舰）使法国海军得到加强。但是，法西联合舰队分散在多个港口，若要彼此会合起来，就要冒同具有更丰富作战经验的英国皇家海军遭遇的危险。1805年10月，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惨败，这无情地证实了两个海上对手之间的“质量差别”。然而，这场辉煌的胜利虽说保证了英国的安全，但并未动摇拿破仑在欧洲的地位。正由于这个原因，小皮特费尽心思要将俄国和奥地利拉入第三次反法同盟。为此，小皮特答应向俄奥两国可投入对法战斗的人员提供每10万人175万英镑的资助。但是拿破仑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就已经把部队从布洛涅调至多瑙河上游，在乌尔姆全歼了奥地利人，然后继续挥师东进，于12月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8.5万人的俄奥联军。在维也纳方面无心恋战，第三次请求讲和的情况下，法国人可以再一次确立他们在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并迫使俄奥联军从那里仓皇撤退。

是否是这些失败给了小皮特沉重的打击，致使他在1806年初去世另当别论，但这些事实再一次证明，要打败像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是多么困难。在随后的几年中，法国在欧洲的统治的确达到了顶峰。前一次反法同盟由于普鲁士未参加而受到削弱。而这次，普鲁士在1806年10月冒冒失失地向法国宣战，在一个月内就被打败了。俄国顽强的庞大军队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在数场血战后，俄军在弗里德兰（1807年6月）也遭到重创。根据该年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的规定，普鲁士实际上沦为法国的卫星国，而侥幸逃脱这一命运的俄国则同意停止与英国通商，并保证最终加入法国联盟。随着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已并入“莱茵联邦”，西部波兰成了华沙公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对法国俯首称臣，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于是，从葡萄牙到瑞典，欧洲大陆上再也没有独立的国家了，也没有英国的盟国了。这必然给拿破仑造成绝妙的机会以最有效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小店主的国家”：禁止英国向欧洲大陆的出口和打击英国的经济，禁止向英国皇家海军提供原木、桅杆以及其他造船材料，与此同时，法国为了自己的目的则聚集这些原材料。这样，在法国发动下一次直接进攻之前，英国就被间接地削弱了。由于英国的出口工业严重依赖欧洲市场，英国的舰队全都依赖波罗的海生产的桅杆和达尔马提亚的橡树，所以这种威胁是颇为严重的。而且出口收入下降，会使伦敦没有足够的资金向盟国提供援助和为自己的远征军购买物资。

因此，在这场战争中，经济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一国的战略联系在一起。自拿破仑在柏林、米兰颁布《大陆封锁令》（1806～1807年），到1812年法军从莫斯科溃退，英法对统治权的争夺处于白热化时期。在此期间，这两个对立系统的相对得失很值得进一步分析。在双方都想从经济上摧毁对方的情况下，任何重大弱点迟早都会显露出来，并带来强权政治的可怕后果。

毫无疑问，由于英国在那时极度依赖海外贸易，因而它在拿破仑强制推行贸易禁令的“大陆体系”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在1808年和1811～1812年，由法国和顺应它的卫星国（如丹麦）发动的贸易战，给英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了危机，积压在仓库里的货物堆积如山，伦敦码头堆满了来自殖民地的产品。城市中存在的失业大军以及乡村的骚乱，增加了商人们的恐慌，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和平。国家扶摇直上的债务更是雪上加霜。1811年后，英国同美国关系恶化，对这个重要市场的出口急剧下降。此时，英国看来已承受不住经济上的压力了。

然而事实上，英国还是挺住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经济压力没有长期和持久地发挥影响和作用。西班牙反对法国统治的革命缓解了英国1808年的经济危机，而俄国同拿破仑的破裂则使英国货物涌入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减轻了1811～1812年的经济萧条。此外，在整个大陆封锁时期，大量英国制成品和殖民地的转口货物在被收买的当地官员的默许下，走私到大陆。大陆走私给英国商人带来巨额利润。从德国的黑尔戈兰岛至希腊的萨洛尼卡，违禁商品通过曲折途径被运送到急切的买主手中，就像后来在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这些货物在加拿大和新西兰之间往返运输一样。最后，英国的出口经济还可以靠英国同那些未受“大陆体系”或美国的“不来往”政策影响的地区大量增长的贸易来维持。这些地区包括亚洲、非洲、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尽管当地的西班牙总督极力禁止）以及近东。由于上述原因，尽管英国贸易在一个时期的某些市场被严重切断了，但总的趋势却很清楚：英国产品出口总额从2170万英镑（1794～1799年），增长至3750万英镑（1804～1806年）及4440万英镑（1814～1816年）。

英国经济在外界压力面前没有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此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对拿破仑来说是不幸的。很清楚，以上两个主要历史事件以许多特殊的方式相互作用：政府采购军火刺激了铁、钢、煤和木材行业，国家的巨额开支（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影响着金融业，而新出口市场的开辟则促进了某些工厂的生产，正像法国的“反封锁”使其发生萧条一样。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英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对此进行研究。其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以前有关英国工业化在那几十年发展迅猛的概念是夸大其词的。当然，有些事实还是明摆着的，在那一时期英国的经济一直都在发展。生铁产量在1788年仅有6.8万吨，到1806年猛增到24.4万吨，而且在1811年进一步增至32.5万吨。战前还几乎是新行业的棉纺织工业，在以后20年中增长很快，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蒸汽动力、煤和工人。至1815年，棉纺织产品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出口货物。一系列新建的沿海和内陆码头、新开凿的运河、新修的道路和铁路改善了交通条件，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如果不同法国打仗，这种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否会更快一些呢？不管怎样，事实仍然是，英国的生产率和财富依然在迅速增长，因而有助于承担小皮特及其后继者为支付战争费用而造成的重负。例如，关税和消费税收入从l350万英镑（1793年）猛增至4480万英镑（1815年），而新征收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则从1799年的167万英镑 增加到战争最后一年的1460万英镑。实际上，英国政府在1793～1815年，从直接和间接税中获得了高达12.17亿英镑的收入，而且它还在保持其良好信誉的情况下，从金融市场继续筹集了4.4亿英镑的贷款。这使财政上非常保守的拿破仑极为惊诧。在战争最后的关键几年里，英国政府每年借款超过2500万英镑，使英国在资金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诚然，英国人被课征的捐税超过了18世纪官僚们可以想象的极限，而且国债几乎增长了一倍，然而，新创造的财富能够承担得起这些负担，尽管英国版图较小，人口较少，但它比拿破仑帝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消耗。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1789～1815年法国的经济状况，及其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旧王朝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无疑在一段时期内削弱了法国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法国人民倾注于大革命的热情以及为迎战国外敌人而对国民资源进行的动员，使大炮、轻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产量惊人地上升。军火工业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增长。此外，旧制度下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如国内的关卡税被完全废止。而拿破仑的司法和行政改革，为法国经济向现代化迈进又助了一臂之力。人口的增长、国家支出的刺激、关税保护的加强和某些新技术的应用，刺激了法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即使督政府和帝国时期恢复了君主制度的许多特点（例如，对私人银行家的依赖），也没有阻止法国经济的增长势头。

但是，比起英国来，法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毫无疑问要慢得多。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经济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农业没有多少改进：封建领主被农民所取代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一场农业革命；而政府大肆宣扬的农业政策，如大力生产甜菜（用以取代英国殖民地的蔗糖），其效果极其有限。落后的交通意味着农民仍被束缚于地方市场，而且缺乏重大革新的刺激因素。这些思想上守旧的条条框框还存在于新兴工业部门。在那里，例如在制铁方面，机器的使用和大企业的建立还只是个别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法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固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进展是畸形的，是在战争和英国海上封锁的影响下取得的。例如，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大陆体系”，它使法国免遭占有优势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竞争（更不用说那些被法国的高关税拒之门外的中立国和卫星国的竞争了）。同时，它还得益于国内市场的扩大，这是因为拿破仑对邻国的征服，将“法国人”的数量从1789年的2500万人，增加到1810年的4400万人。但是，这些因素被原棉的匮乏和高昂的价格，以及从英格兰引进新技术的步伐放慢等因素所抵消。总的来说，由于“大陆体系”的保护而避免了同国外竞争的法国工业，在战争结束时明显处于缺乏竞争力的状态。

英国的海上封锁加剧了法国经济向内向型转变。法国经济中的大西洋贸易，是18世纪增长最快的部分（和英国的情况一样），也是法国工业化的关键催化剂，现在却越来越受限于皇家海军的封锁。特别是圣多明各的丢失，对法国大西洋贸易是一个沉重打击。法国的其他海外殖民地和海外投资也相继丧失。1806年后，就连通过中立国船只进行的贸易也被切断了。波尔多港受到沉重打击。南特港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几乎完全停止。即使是在内地和意大利北部拥有替代贸易伙伴的马赛，也眼看着它的工业产量到1813年降到1789年的1/4。相反，法国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如阿尔萨斯的陆上贸易却比较有保证。但是，即使这些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居民，如种植葡萄的农民和棉纺工人，从受保护的环境中获益匪浅，但对因经济造成的总体影响还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大西洋上的贸易被“非工业化”了，同海外的联系大部分被切断，法国经济只好朝内面向农民，面向小城镇的贸易，转向地方化的、没有竞争力的、规模相对说来较小的工业。

在经济保守、有时是明显停滞的状况下，法国的财力居然能支撑它打几十年的大国战争，这种能力更显得了不起了。虽然18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全民动员是一个明显的原因，但这还无法对拿破仑时代的情况作恰当解释，当时法国需要供给一支超过50万人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每年可能需要招募15万新兵）。1807年军事开支至少达4.62亿法郎，1813年猛增至8.17亿法郎。毫不奇怪，正常的收入绝对无法对付如此庞大的支出。直接税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的，因而不能大幅度征收，这是拿破仑恢复旧王朝对烟草、食盐和其他商品征收间接税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直接税、间接税，还是各种印花税和关税，都无法消除每年数亿法郎的财政赤字。的确，法兰西银行的建立，连同一系列其他金融设施和机构，使法国得以推行一项隐蔽的纸币政策，从而保住法国的财政信誉，尽管皇帝宣称他对借贷深恶痛绝。即使这样，财政仍不敷支出，其差额只能靠别的来源弥补。

实际上，拿破仑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巧取豪夺来维持的，虽然掠夺的数额无法计算。在国内，开始没收并拍卖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当保卫革命的战斗将法国军队推进到邻国领土时，似乎外国人就自然该出钱供养法国军队了。简言之，法国是在以战养战，靠没收战败国王室和封建贵族的财产，靠直接掠夺敌人的军队、要塞、博物馆和资源宝藏，靠向敌人索取以金钱或实物支付的战争赔款，靠在卫星国领土上驻扎法国部队并要它们为其部队提供给养等，拿破仑不仅满足了巨大的军事开支，而且实际上，他还为法国以及他自己取得了相当大的利益。在法国鼎盛时期，拿破仑在这些特殊领地的行政长官们聚敛的财富数额相当可观，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其卫星国和被征服国家的掠夺。例如，耶拿战役后，普鲁士不得不向法国支付3.11亿法郎的赔款，这个数额相当于法国政府年收入的一半。每一次战败后，哈布斯堡王室都被迫割让领土，并支付大笔战争赔款。1805年至1812年的意大利将约l/2的税收拱手送给了法国。所有这些给法国带来两方面好处：将大部分法国军队驻扎在本土以外；同时使法国本土的纳税人免于承担战争的全部费用。只要法国军队在其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一体系似乎就坚不可摧。因此，毫不奇怪，皇帝经常自诩道：

我的权力仰赖于我的荣耀，而我取得的胜利则给我带来了荣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荣耀和新的胜利来滋养我的权力，我的权力就会丧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

那么，拿破仑是怎样被打垮的呢？不列颠陆军人员不足，完成不了这一大业。而法国在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对手，如果单独向法国发动进攻，都注定要失败。普鲁士1806年不合时宜地参战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它没有能阻止气急败坏的奥地利于1809年初重启战端。尽管奥地利在埃克缪尔和阿斯佩恩之役中顽强奋战，但它在瓦格拉姆一役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被迫再次求和，给法国及其盟国割让更多的领土。法军在战胜了奥地利之后，旋即挥戈进入西班牙，镇压那里的叛乱。似乎哪里一出现对皇帝意志的反抗，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尽管不列颠在海上对其敌人也同样残酷无情（不论是眼前的敌人还是潜在的），例如哥本哈根之战（1807年8月）。但是英国人仍然倾向于在小规模的袭扰中白白浪费掉它宝贵的战争资源，如英国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合时宜的进攻，和1809年夏季使英军损失惨重的瓦尔赫伦战役。

然而，恰恰在拿破仑的体系看来无懈可击的时候，法兰西帝国的大厦开始出现第一个严重的裂缝。虽然法军在战场上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但法军在这些战役中的伤亡也是巨大的——在埃劳战役损失1.5万人，在弗里德兰战役损失1.2万人，在拜伦有2.3万人阵亡或投降，在阿斯佩恩的伤亡人数高达4.4万，另外在瓦格拉姆还有3万人伤亡。久经沙场的部队越来越少，至少在皇帝的近卫军团以外的部队中是这样。例如，1809年拥有14.8万人的日耳曼军团（不包括近卫军）中有4.7万人是不够年龄的。虽然像希特勒的军队一样，拿破仑的军队中也有许多人来自被征服领土和卫星国，但是法国的人力资源在减少。而神秘莫测的沙皇仍然拥有巨大的人力储备。甚至顽固而心存怨恨的奥地利人在瓦格拉姆战败之后，仍然掌握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死里逃生的军队”。

此外，1808年冬拿破仑率兵进入西班牙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解决”那场战役。当他击溃西班牙正规军的时候，无意间促使当地人民同法军展开游击战。这种打法更难于对付，并且加重了法国后勤供应的困难。由于当地人民拒绝供应粮食，法军更严重地依赖它自己很不可靠的补给线。此外，在开辟西班牙战场特别是葡萄牙战场的时候，拿破仑无意间选择了谨小慎微的英国人可以直接同法军作战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英国人在初期只是试探性地派出少量军队同法军作战，但随后当他们看到威灵顿如何有效地利用当地人民的同情，利用半岛的地形和英国的制海权，以及最后运用人数日益增加的职业军队遏制并削弱法军的势头时，他们的信心增强了。1810～1811年，马塞纳的大军在向里斯本枉费心机的进军中，伤亡2.5万人，表明这颗“西班牙毒瘤”是没法割除的，即使后来法国向比利牛斯山脉以南派出了30万人的军队，也无济于事。

除去削弱法国，西班牙事件同时还从商业上及战略上缓解了英国身上的负担。在英法战争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毕竟是站在法国一方作战的，这不仅从陆上威胁着直布罗陀，从海上威胁着英国海军霸权地位（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方式），而且还影响到英国在伊比利亚半岛、拉丁美洲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出口市场。一个友好而不敌对的西班牙表明所有这些压力已一去不复返。当兰开夏和米德兰的产品重新回到它们过去的市场的时候，大陆体系给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就极大地减轻了。到1810年，英国出口总额猛增到创纪录的4800万英镑（1808年是3700万镑）。尽管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而且日渐被法国封闭波罗的海，以及英美两国关于英国强制美籍水手参加英国海军和封锁大陆的争端所造成的损失抵消，但它的作用已经足够了。在欧洲正要奋起反抗拿破仑的时候，西班牙支持了拿破仑大陆以外的大敌。

实际上，拿破仑在欧洲的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矛盾体之上的。不论大革命在法国国内的是非曲直如何，一个宣称自由、博爱、平等的国家，现在正在其皇帝的领导下，征服非法兰西民族，在他们的领土上驻军，没收他们的货物，损害他们的贸易，向他们索取巨额赔款，征收重税，并且还征召他们的青年入伍。因为受害于拿破仑对英国展开经济战的不仅仅是波尔多和南特，还有阿姆斯特丹、汉堡和的里亚斯特，所以各地的人民都对大陆体系下日益加强的控制怨声载道。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像西班牙人那样拿起武器公开反抗，或者像俄国人在1810年10月那样断然退出给他们带来极大损害的大陆体系。然而一旦拿破仑的大军在莫斯科战役惨遭失败，一旦法国的西班牙军团被赶回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挣脱法国霸权枷锁的机会就要到来了。到了这种时候，普鲁士人、俄国人、瑞典人、奥地利人和其他民族所需要的就是步枪、皮靴和制服，当然还有金钱，这些都是英国已经在向他们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盟友提供的东西。这样，一方面是英国的安全和它的相对繁荣，另一方面是法国统治战线过长及其日益贪婪的性质，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开始推翻拿破仑帝国。

这种对经济和地理因素的概略分析，不可避免地要低估历史人物在这段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就拿破仑而言，他日益严重的怠倦心理、自欺欺人的幻觉就起了某种作用。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军事平衡在本质上都是极不稳定的，上述分析可能对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因为只要法国坚持不懈，它到最后一年还拥有可以建造一支庞大海军的资源。英国的出口经济也只是到1812年才受到最严峻的考验。而且直到莱比锡战役（1813年10月），还出现过拿破仑粉碎东方敌国之一、从而拆散反对他的联盟的良好前景。

但是，法国人的战线太长，这也反映出拿破仑过于自信，到这时法国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因而任何一次大的挫折都必然会影响到这一体系中的其他各地区——因为要修补崩溃的防线，其他地区的军队就要抽调一空。到1811年，法军在西班牙有大约35.3万人。但是，正如威灵顿所看到的那样，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以外，法军没有权威，无法作为。法军为保卫其交通线耗掉了大部分的精力，使它在英—葡—西联军的进攻面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而次年当拿破仑决定消灭俄国时，法国只能从西班牙战线抽调2.7万人参加向莫斯科的进军。在入侵俄国的60万以上的大军中，只有27万人是法国人，这一数字等于滞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法军人数。此外，由于“地道的”法国人现在包括已合并领土的比利时人、荷兰人和许多意大利人，因此，在俄国战役期间，从1789年以前的法国疆界内召集的士兵只占绝对少数。这一点在战争初期，即胜利的年代里也许无足轻重，但是在大溃退的时候，当士兵们拼命逃离严酷的气候，从劫掠成性的哥萨克骑兵的马刀下逃生，逃回到他们家乡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法国大军在俄国战役中的伤亡是巨大的：大约27万人阵亡，20万人被俘，并损失了约1000门大炮和20万匹战马。与其他所有因素相比较，东方战线更严重地削弱了法军的实力。然而重要的是，还要理解东欧和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战役是如何从1813年起互相作用，最终造成了帝国的崩溃。因为到了那时，俄国军队几乎已经没有能力（它的许多将军也毫无热情）跨过德国追击法国人了。而英国人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在美国的战争的牵制。1813年初夏，拿破仑又重新征集了一支14.5万人的军队，这使拿破仑能够守住撒克逊的防线，并可以通过谈判签订一个停战协定。虽然普鲁士已经谨慎地倒向俄国一边，梅特涅又威胁要派一支25万人的奥地利军队进行干涉，但是东欧各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并犹豫不决。因此，威灵顿在维多利亚打垮了约瑟夫·波拿巴的军队（1813年6月），并将其赶回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消息起了重要作用。它鼓励奥地利人向法国宣战，并且为了将法国人赶出德意志而同俄国、瑞典和普鲁士的军队进行联合。紧接着，10月份在莱比锡爆发了一场英军前所未遇的大规模激战，在持续了4天的战斗中，19.5万人的法国军队被36.5万人的盟军部队击溃。在这场战斗中，反法同盟的军队在经济上得到了英国大量的金钱资助，英国向他们提供了12.5万支燧发枪、218门大炮以及从岛国来的其他大量军事装备。

反过来，法军在莱比锡的失败也促使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威灵顿向巴约讷和图卢兹挺进。1814年初，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涌过莱茵河、哥萨克骑兵侵入荷兰的时候，拿破仑运用成功的战略战术，出色地保卫了法国东北部。但是他的军队精疲力竭，而且新兵太多。此外，当战争推进到法国本土时，法国的平民百姓（正如威灵顿预言的那样）对战争已毫无热情可言了。英国极力说服各同盟国政府，一定要让法国回到它原来的疆界，并在3月9日的《肖蒙条约》中向各国政府保证再提供500万英镑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国各国一鼓作气，紧追拿破仑不舍。到1814年3月30日，甚至连拿破仑的元帅们也不愿再打下去了。一星期以后，法兰西皇帝宣告退位。

英美1812～1814年的战争，同这些划时代的事件相比，不过是战略上的一种陪衬而已。但是如果这场战争不是与法国大陆体系崩溃的时间相吻合，如果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美贸易的新英格兰各州在战争中仍然表现冷淡的话（经常持中立态度），这场战争本来会给英国的经济造成更严重的损失。美国军队宣称的“向加拿大进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不论是在海上还是在陆上，虽然有对约克城（多伦多）和华盛顿的袭击，有一些单枪匹马的护卫舰进行过令人瞩目的战斗，但双方都显露出，它们只能给对方造成损失，而不能打败对方。特别是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证明英国与美国的贸易是十分重要的。这场战争还暴露出，当欧洲战场急需军队的时候，英国要在海外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是非常困难的。如同印度的情况一样，英国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和贸易既加强了英国的实力和地位，同时又对它造成了一种战略上的牵制。

虽然对这场欧洲大战来说，拿破仑在1815年3月至6月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不能说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插曲，但充其量也不过是战略上的回光返照而已。拿破仑从流放中突然重返法国，打断了胜利者们围绕波兰、撒克逊及其他领土的前途问题进行的争吵。但是拿破仑并没有能够动摇反法同盟。即使匆忙集结起来的法国军队没有在滑铁卢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打败，人们也很难看出它如何能抵挡住已经在向比利时推进的其他同盟国军队，更难看出法国的经济如何能够维持这以后的一场长期大战。但拿破仑最后一次潜逃的政治意义却十分重大，它加强了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并加强了英国人这样一种论点，即法国在未来需要用一系列强大的“缓冲国家”把它四面围困起来。它还显示出，耶拿战役之后，普鲁士军队已经恢复元气，这就使东欧的均势部分地作了重新调整。而且它还迫使所有大国在维也纳把剩下来的所有分歧埋葬掉，以便取得一种奉行大国均势原则的和平。经过了20年烽火连天的战争，和一个多世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冲突，欧洲各国的格局终于按照基本保持均势的原则确定下来。

1815年在维也纳讨论出的最后解决办法，并没有像普鲁士一度建议过的那样，瓜分法国。但是和约确实用许多国家把路易十八的法国包围起来：北面是荷兰王国，东南方是扩大了的撒丁王国，还有在莱茵兰的普鲁士。西班牙虽然重新回到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大国的保证。胜利者们经过激烈的争吵达成妥协，均势思想在法国的东方也得到贯彻。由于奥地利的反对，普鲁士吞并撒克逊的企图未能如愿，作为代替办法，它接受了在波森和莱茵兰等地的补偿。由于奥地利在战争结束时仅保存了波兰的加利西亚地区，它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东南部得到补偿。俄国占据大部分波兰领土的要求虽然最终取得了列强的让步，但是它主宰撒克逊未来命运的野心却遭到了列强有力的抵制。1815年初，英、法、奥三国为了反对俄国吞并撒克逊，险些结成三国同盟，这使俄国大为震动，很快就从对抗中退缩回去。看来，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再像拿破仑那样把其意志强加到欧洲其余部分的头上了。虽然1793～1815年的事件并没有消除欧洲各国自私自利的观念，但是“遏制与相互补偿”的双重原则意味着，任何国家想单方面独霸欧洲都不大可能。即使是小范围的领土调整，也要得到欧洲协调制多数成员国的赞同。

然而，在谈到欧洲“五角政治”的时候，应该牢记这五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1750年甚至1789年时的关系了。虽然俄国迅速崛起，但可以说拿破仑垮台后欧洲大陆仍然存在着基本上的均势。另一方面，在海洋上却无均势可言，英国近乎享有海军实力的垄断权。与此同时，英国取得的超越其所有竞争对手的领先地位，又加强并巩固了它的海上霸权。在许多地方（如印度），英国经济的领先地位是它逐步进行军事扩张和掠夺的结果。到18世纪末，英国的战争政策和牟取暴利的活动互相推动，终于把印度次大陆纳入了纯英国轨道。与此相似，法国大革命前，圣多明各的贸易量在法国殖民地贸易中占3/4，英国对圣多明各的占领到18世纪90年代为英国的货物提供了一个重要市场，并为英国的转口贸易提供了重要来源。此外，北美、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印度和东方的海外市场不仅比欧洲的贸易市场增长迅速，而且同这些地区的长途贸易给航运、商品交易、海事保险、票据结算和银行活动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并刺激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伦敦也因此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新的金融中心。虽然有些文章对18世纪英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对外贸易在英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出了疑问，但事实仍然是，海外扩张的确为英国攫取巨额新财富打开了可靠的通路，这是其他竞争者所享受不到的。到1815年，英国控制了欧洲绝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控制着海上航路和利润丰厚的转口贸易，在工业化进程中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人均收入方面，英国当时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读者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在下半个世纪里，当英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发展成为“超级优势经济”时，英国人将变得更加富有。虽然小皮特和卡斯尔雷子爵大肆鼓吹均势原则，但他们只在欧洲大陆领土的安排上运用这一原则，而不把这一原则用于殖民地和贸易领域。

这一点并没有使19世纪早期聪明的观察家们吃惊。尽管拿破仑自视甚高，但有时候也被英国搅得心神不宁，被它坚不可摧的地位、海上霸权、银行和信贷系统所困扰，并渴望亲眼看到大英帝国土崩瓦解。毫无疑问，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其他目睹英国独霸外部世界的人们，对英国都普遍怀有这种又妒忌又憎恨的感情。法国大军在1812年刚刚被赶出俄国，库图佐夫将军就想让他的大军停止西进。他曾说过，“取拿破仑而代之的不会是俄国或任何一个大陆国家，而将是已经控制了海洋的大国。这个大国的支配地位将令人不能容忍”。库图佐夫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因为他怀疑彻底打垮拿破仑的做法是否明智。但是，战争的结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这一结果：拿破仑的自高自大、拒绝妥协，不仅注定了他的垮台，也注定了他的头号敌人将从中取得最大的胜利。正如另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将军——格奈森瑙在他得出的苦涩结论中所说的：

大不列颠从这个暴徒（拿破仑）那里得到的好处，要比它从其他地方得到的多得多。因为正是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英国变得更强大，更繁荣，更富有。英国是海洋的主人。不论在这一领域还是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现在都无人能望其项背。 cUVLfT0me8psqaBMs9g5fmeC6AyGSXoe9ZcGvIIHOz7TYiPkg2Kz/gz2fCaGx0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