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能在经济、军事方面雄居世界之首，亦得益于16世纪欧洲内部的权力斗争。当时，在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之中，谁能积累足够的资源，超过和控制其他国家，尚未形成定局。在1500年后的150多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合体，几乎成为欧洲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主宰。这一囊括整个欧洲大陆的联合体，是由这一家族的西班牙和奥地利成员所统治的王国、公国及省份组成的。本章的中心内容为：叙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之下，哈布斯堡欲为欧洲之王的野心最终破灭的历史。到1659年，即西班牙终于在《比利牛斯和约》 上认输之时，欧洲已出现了政治多元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个政治多元体，包含五六个主要国家，另有几个小国。在这些主要国家之中，哪个在大国权力体系的变动中得利最多，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到17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王朝或军事集团有能力成为欧洲之王，而在此前几十年，却有几次似乎将要出现欧洲之王。

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为争霸欧洲而进行的战争，在程度和性质的错综复杂上均不同于1500年以前的战争。在此前100年内所发生的战争是地方性的，如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王室的争斗，以及条顿骑士团对立陶宛和波兰的战争，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而在16世纪开始后，这类传统的地区性争斗，已被规模大得多的为争霸欧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所掩盖和替代。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虽然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的国家都各有其特殊原因，但造成欧洲战争升级和范围扩大的普遍原因有二。其一，是宗教改革，导火线是1517年马丁·路德对教皇专权的反抗。这为传统的王朝斗争增加了凶险的新内容。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宗教改革以及它的对立面（即天主教对异教运动的反改革），都倾向于将欧洲南半部与北半部分开，把新兴的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开。在这一大分化及归类中，当然会有不少例外情况。但基本的一点是，基督教社会分裂了，欧洲大陆有许多人被拉入了为教义而进行的超国界的斗争。直到17世纪中叶，当宗教战争的过火行为和徒劳无益使人们消极退缩下来时，他们才普遍地或许不无勉强地承认欧洲教派的分裂。

使得1500年以后的战争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第二个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联合体。该联合体的领土从直布罗陀到匈牙利，从西西里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一个网络。欧洲自700年前查理曼大帝时代以后，再没有过如此庞大的家族王朝。哈布斯堡家族起源于奥地利，这些统治者不断地想方设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虽然中世纪盛世以来，此一头衔已大失实权，但仍有不少王公孜孜以求，以便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发挥更大作用。

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是通过婚姻和继承权来扩大领土的，这种做法举世无双。一个例证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年在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477年通过这种做法一举获取勃艮第的富饶土地遗产，还取得了尼德兰。另一例证是，在1515年通过一纸婚约，取得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虽然前者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且拥有相当多的自由权，但哈布斯堡王朝因之获得横跨中欧的大片土地。马克西米利安影响最为深远的王朝联姻，是其子菲利普娶西班牙国王之女胡安娜，而胡安娜的父母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已通过自己的联姻把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领地（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联为一体，这些婚姻的“遗产继承人”是查理，即菲利普和胡安娜的长子。他生于1500年，15岁时成为勃艮第大公，一年后成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519年，他继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大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世袭领地的统治者。因此，到1555～1556年退位时止，他一直领有全部四份世袭领地。1526年，无嗣的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在与土耳其人进行的第一次莫哈奇战役中阵亡，查理又戴上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冠。

这些领地的多样性及其分散状况将在后面具体讨论。哈布斯堡主权的状况使人联想到它绝不是亚洲式的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甚至在16世纪20年代，查理就已把奥地利的世袭地产和刚得到的匈牙利及波希米亚行政管理权——亲王主权交给了他弟弟斐迪南一世。也就是说，早在查理退位之前，他已承认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不可能由一个人有效地统治。尽管如此，其他王公和国家并不这样看待哈布斯堡政权的大规模兼并。法兰西瓦罗亚家族的国王们刚刚巩固了在国内的地位，便急欲将其势力侵入富饶的意大利半岛，在他们看来，查理五世的产业包围了法兰西国家。不夸张地讲，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法国在欧洲的目标就是要打破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同样，德意志的王公和帝侯长期以来一直就反对让皇帝在德意志本土有任何实权。他们看到，查理五世由于新添领土而实力大增，他可能会运用这些资源推行自己的主张，因而不能不警觉。许多教皇也如此，尽管他们经常需要利用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去同土耳其人、路德派及其他敌人战斗，但他们仍不愿让其权力扩大。

由于欧洲国家体系所固有的竞争机制，很难想象哈布斯堡王朝不会受到挑战。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与宗教改革引起的教派纠纷相结合，就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现实冲突。事实是，在一个半世纪里，最为出色、最有权力的哈布斯堡君主，也是保卫天主教的最顽强的斗士。如查理五世及其继承人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菲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都是如此。结果，企图把这个时期折磨欧洲大陆的竞争中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派系分离的想法全部落空。当时所有人都可以体会到，如果查理五世能在16世纪40年代打垮德国新教王公，那将不仅是天主教信仰的胜利，而且是哈布斯堡势力的胜利。同样的情形还有，菲利普二世在1566年以后镇压尼德兰宗教动乱；1588年，西班牙舰队入侵英格兰。简言之，民族和王朝的竞争已与宗教狂热融为一体，使得人们不断寻求战争，而在以往，他们是可以妥协的。

即使如此，使用“哈布斯堡家族争霸”这个标题，概括从1519年查理五世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到1659年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和约》上认输的整个时期，还是有说服力的。显然，他们的敌人确实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想要掌握绝对的控制权。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595年就曾伤感地描述了“西班牙的野心与压迫”：

法兰西已被颠覆……葡萄牙也被篡夺……低地国家遭战火……阿拉贡终难放过……自由人沦为奴隶，印第安人悲惨啊！

有些哈布斯堡大臣夸夸其谈，偶尔提到“世界君主”，然而从没有一个人像拿破仑或希特勒那样在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欧洲。有些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和继承权属于幸运，最多不过是出于灵感，尚无证据说明它们有一个长期的领土扩张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哈布斯堡统治者是受到挑衅，而不是去挑起事端。例如法国对意大利北部频繁的进攻。16世纪40年代以后，在地中海地区，西班牙及其帝国的部队因不断遭受复兴的伊斯兰国家的进攻而处于守势。

无论如何，事实仍然是，只要哈布斯堡统治者达到了他们有限的、地区性的目标，甚至是防御性的目标，欧洲霸权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奥斯曼帝国将被挡回去，沿北非海岸退出地中海；德国内部异教派将被压制下去，尼德兰起义将被扑灭；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友好政权会保持下去。只有斯堪的纳维亚、波兰、莫斯科公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领土不服从哈布斯堡政权。同时还有反宗教改革的胜利。虽然如此，那时的欧洲与明代中国所达到的统一程度相比，仍是望尘莫及的。然而，哈布斯堡王朝的两个中心（马德里和维也纳）所主张的政治和宗教原则，将严重侵蚀欧洲大陆的多元性，而长期以来，这种多元性正是欧洲最重要的特点。

在此简要分析上述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年表，对现代读者来说，引人注目的不是各个战役的名称和结果（如帕维亚、吕岑等），而是这些冲突所持续的时间。与土耳其的战争拖了几十年；西班牙从16世纪60年代到1648年镇压尼德兰起义，其间只有一小段间歇，史称“八十年战争”；由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为一方、以敌对国家不断组成的联盟为另一方的范围广泛的冲突，从1618年拖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则被人们称为“三十年战争”。在这种冲突中，每个国家承受一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的战争负担的相对能力十分重要。正是在此时期，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改变了战斗的性质，使以后战争耗费猛增，支撑战争的物质与财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个变化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后面很快就要讨论到。但在我们对事件进行简略的描述之前，也应该知道，16世纪20年代的军事冲突，比17世纪30年代的军事冲突，无论在投入的人力还是在使用的物力方面，其规模都要小得多。

第一系列的主要战争集中在意大利。早在1494年，意大利富饶而脆弱的城邦国家已遭到法国君主的入侵。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它们也促使各种竞争势力（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甚至英格兰）组成联盟，逼迫法国人后退。1519年，当西班牙和法国还在为后者对米兰的权力争执时，传来了消息：查理五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继承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遗产。于是，野心勃勃的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看到自己的劲敌有如此之多的头衔，就极力在意大利本土并沿勃艮第边境、西班牙和南尼德兰挑起一系列反对活动。弗朗索瓦一世进入意大利的结果是，在帕维亚战役中兵败就擒。不到4年，这位法国君主又率军开赴意大利，同样被哈布斯堡军队挫败。尽管弗朗索瓦在1529年的《康布雷条约》上再一次宣布放弃对意大利的权利，但是在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仍与查理五世为这些领地进行战争。

由于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领土、实力大不一样，按说查理五世不难挡住法国的扩张。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也承继了很多其他敌人，因而使这项使命难以完成。其中最为可怕的是土耳其人，他们在16世纪20年代扩张到匈牙利平原（在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并对意大利构成海上威胁；此外，他们与北非海盗勾结，袭击西班牙海岸。更为严重的是，奥斯曼帝国与弗朗索瓦一世达成默契，组建反哈布斯堡的非神圣联盟：1542年，法国和奥斯曼的舰队联合进攻尼斯。

查理五世的另一困境在德意志。这里已被宗教改革所分裂，路德对旧秩序的挑战得到新教公国同盟的支持。考虑到查理五世的其他困难，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到16世纪40年代中期才集中力量对付路德派在德意志的挑战。查理五世的行动，开始十分成功，特别是在米尔贝格战役（1547年）中击败了由新教公国指挥的军队。但只要哈布斯堡和帝国权威一扩大，查理五世的竞争者就立刻紧张起来，于是德意志内部的公国、土耳其人、法兰西的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甚至教皇，全都力图削弱他的势力。1552年，法军开进德意志，以支持新教公国，这些新教公国得以抵制皇帝的中央集权倾向。这一点在暂时结束德国宗教战争的《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和结束法、西冲突的《卡托-康布雷奇和约》（1559年）上都得到承认。查理五世退位本身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1555年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让给弟弟斐迪南一世（1555～1564年在位）；1556年将西班牙王位让给儿子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如果说此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两个支系仍然密切相关，那么，其情形恰如历史学家马玛泰所言：从此，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哈布斯堡拥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

正当东部支系斐迪南一世及其承继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在位）在领地上享受相对和平的时候（不算土耳其人在1566年至1567年的进攻），西部支系西班牙的统治者菲利普却十分不幸。北非海盗进攻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海岸，土耳其人随后开始重新争夺地中海。结果，西班牙不得不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规模的新战争，从1560年出征杰尔巴岛，经1565年在马耳他的搏斗，1571年勒班陀战役，以及各有胜负的突尼斯争夺战，直至1581年方实现最后的停战。与此同时，菲利普的宗教褊狭政策和日益增加的赋税，使尼德兰的哈布斯堡属民由愤愤不满变成公开起义。16世纪60年代中期，尼德兰的西班牙政权崩溃，导致阿尔巴公爵率军北上，实行军事专制。这反而引发四面环海、易于防卫的由荷兰和西兰岛所组成的荷兰人省份的全面抵抗，造成英国、法国和北德意志对西班牙人所怀意图的不安。1580年，当菲利普二世兼并邻国葡萄牙连同它的殖民地和舰队时，英国人更加心慌意乱。然而，正像哈布斯堡家族要强化（或扩展）权力的所有企图一样，其结果只能是他们的众多竞争对手觉得有责任进行干预，以防止权力失衡。到16世纪80年代，原本是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性起义，已经扩展成一场新的国际斗争。在尼德兰本土，攻城和反攻城持续不断，没什么激动人心的结果。海峡彼岸的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顶住内部对其权威的所有挑战（不论支持来自西班牙还是教皇），坚定地向荷兰起义者提供军事援助。在法国，君主政权的削弱导致一场激烈的宗教内战，由西班牙支持的天主教同盟与其对手——受伊丽莎白和荷兰人支持的胡格诺派拼死相争。在海上，荷兰、英国的私掠船则切断西班牙对尼德兰的补给线，并将战火引到西非和加勒比海。

这场斗争的某些阶段，特别是16世纪80年代后期和16世纪90年代初期，声势浩大的西班牙军队看来就要胜利了。例如1590年9月，西班牙军队在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作战；另一支军队在帕尔马公爵出色指挥下由北方进军巴黎。尽管有这样的压力，反西班牙的部队还是顶住了，法兰西王冠的竞争者、颇具魅力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纳瓦尔国王亨利，为了争取对他的王位的支持，在教派归属上灵活到可从新教徒转信天主教；然后，又领导越来越多的法兰西民众去反对入侵的西班牙人和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同盟。到1598年，《韦尔芬和约》达成，正值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去世，马德里同意放弃对法兰西的一切干涉。到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的英国也保住了。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两次入侵均遭惨败，在爱尔兰挑动天主教起义的企图也破灭了，伊丽莎白的军队稳固地重新征服了爱尔兰。1604年菲利普二世和伊丽莎白都已去世，西班牙同英格兰妥协言和。又经过5年，直到1609年，马德里才与荷兰起义者停战，谈判和平协议。虽然在此之前，局势早已清楚：无论是从海上，还是经由莫里斯指挥的战斗力极强的荷兰军队坚守的拿骚陆地（和水路），西班牙政权都无法击溃尼德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联邦这三个国家继续存在，而每个国家都有潜力干扰哈布斯堡家族未来统治的事实，再一次肯定了1600年的欧洲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而不是只有一个霸主。

这一时期震撼欧洲的第三次大交战发生在1618年以后，德意志遭受重创。仅仅因为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削弱和他个人的才智，以及土耳其对多瑙河流域的再次威胁（1593～1606年），德意志在16世纪后期才幸免于一场全面的教派战争。然而，在德意志团结一致的表象背后，敌对的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敌方的力量。17世纪初，新教联盟（建于1608年）和天主教联盟（建于1609年）的斗争加剧。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坚决支持他们在奥地利的表兄弟，而新教联盟的首领，即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四世，与英格兰和尼德兰都有关系，于是，欧洲多数国家都加入各自阵线，似乎准备为他们的政治、宗教矛盾决一死战。

1618年波希米亚的新教集团反对新的天主教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的起义，为另一轮残酷的宗教战争，即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所需的导火索。战争开始，皇帝的军队进展顺利，斯皮诺拉侯爵率领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军队有效地支援了他们。然而结果却是，一群成分复杂的宗教和世俗军事力量卷入冲突，于是又一次急切地需要改变力量对比的方向。荷兰人在1621年终止了与西班牙在1609年达成的停战，开进莱茵兰与斯皮诺拉的军队对抗。1626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它的君主克里斯蒂安四世的率领下，从北方进攻德意志。在幕后，颇具影响力的法国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想尽一切办法给哈布斯堡家族制造麻烦。不过，这些军事和外交的反攻均未奏效。到17世纪20年代末期，斐迪南皇帝有权势的副官华伦斯坦意图把包容一切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强加到德意志身上，其范围甚至远及北部波罗的海沿岸。

帝国政权的迅速强化，激起哈布斯堡家族的众多仇敌更加奋力地与之拼搏。17世纪30年代初期，最坚决果敢的人当属引人注目、有影响力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1611～1632年在位），1630年，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挺进德意志北部，翌年，向南冲入莱茵兰和巴伐利亚。虽然古斯塔夫在1632年的吕岑战役中阵亡，但绝不能就此抵消瑞典对德意志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抵消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反之，到1634年，菲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其才华不凡的首相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所率领的西班牙人，决定给他们的奥地利表兄弟以更全面的支援，但他们派往莱茵兰的以红衣主教-亲王费迪南为主将的军队，反而促使黎塞留决定让法国直接卷入，于1635年命令军队在多处跨过边界。多年以来，法兰西一直是反哈布斯堡联盟默契的、间接的领袖，向所有反帝国和西班牙的人送去津贴。现在冲突已公开，每个联盟都开始动员更多的军队、武器、钱财，讲话的语言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强硬。奥利瓦雷斯在1635年制订下一年三路进攻法国的计划时曾写道：“要么丧失一切，要么使卡斯蒂利亚居世界之首。”

然而，征服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是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力所不能及的。其军队刚刚接近巴黎，就被迫拉长战线，横跨欧洲。瑞典和德意志军队在北方进逼帝国军队。荷兰和法国“钳住”西属尼德兰。更糟的是，1640年葡萄牙起义使一部分西班牙军队和物资不得不源源不断地从北欧转移到本土，尽管这些兵力和资源还不足以重新统一这个半岛。实际上，同时发生的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受到法国人热情的支持，希望它在17世纪40年代初叶造成西班牙腹地的分裂。在海外，荷兰远征舰队袭击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转变成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尼德兰在后几项活动中获得了好处，而其他交战国这时大都因多年的军事活动而损失惨重。17世纪40年代的军队比30年代要少些，各国政府的财政应急措施更加不顾一切，人民已失去耐心，抗议日趋猛烈。然而，正因为这是一场相互牵连的斗争，参加的任何一方都难以退出。很多德意志的新教国家要是知道瑞典也愿停战回家，他们就会退出。奥利瓦雷斯和其他西班牙政治家有可能与法国谈判停火，但后者不肯抛弃荷兰。不同级别的秘密谈判与各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在同时并进，各方都私下安慰自己说，再打一次胜仗就能加强自己在总体和解中的地位。

因而“三十年战争”的结局并不干脆利落。西班牙之所以突然在1648年初与荷兰和解，承认后者的完全独立，不过是为了剥夺法国的一个盟友。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斗争仍在继续。同年，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终于给德意志带来平静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退出了冲突。余下的纯粹是法、西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个别国家和统治者有失有得，其精髓是要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与政治的均势，确认帝国权威的局限性。这就使得西班牙和法兰西接下来进行了一场民族战争，而与宗教毫无关系。黎塞留的继承人、法国总理马萨林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655年，他与克伦威尔的新教英国结盟，打击西班牙，迫使它同意和谈。《比利牛斯和约》（1659年）的条款并不苛刻，但西班牙被迫与自己的劲敌和解，足以说明哈布斯堡家族已在欧洲丧失了优势。菲利普四世政府所剩下的“战争目标”只是保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甚至这个目标也不得不在1688年放弃，因为那时葡萄牙的独立已获得正式承认。欧洲大陆的政治分裂仍然保持着查理五世1519年继位时的大致状况，尽管西班牙本身在17世纪末仍需为它最初过分的战略扩张付出代价，遭受更多的起义和领土损失的折磨。

实力与弱点

哈布斯堡家族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如此复杂，过程又如此漫长，看来很难用个人因素来解释，比如说鲁道夫二世皇帝的疯狂，或者西班牙菲利普三世的无能。也很难说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官员们特别无能，可以看看同时代法国和英国许多君主的失败，以及某些德意志王公的贪赃愚昧。回想一下哈布斯堡家族所能积聚和掌握的大量物质力量，就更令人困惑费解。

查理五世继承了4个主要王朝的王冠——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勃艮第和奥地利，后来他的家族又得到了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有一小段时间里甚至还得到了英格兰的王冠。这些王朝事件的发生，加上同时西班牙在新大陆的征服与掠夺，都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其他欧洲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财富和资源。

尽管现有统计数字有许多漏洞和不精确之处，那个时期的人口数字又不那么可靠，但假定居住在哈布斯堡统治的领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的1/4，不会有什么大的错误。然而，这些概略的总数 比起这些地区的财富并不那么重要，这里的王朝遗产看起来得天独厚、非常富饶。

哈布斯堡家族有5项主要的财政来源，另有一些小项进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遗产。此地由王室直接统治，议会和教会把各种定期的捐税让给王室（营业税、宗教财产“十字军税”）。此外，欧洲的两个贸易区——意大利城邦和低地国家——的商业财富和流动资本，能够提供相当多的资金。随着时间的推移，第四项来源越来越重要，即来自美洲国家的收入。在美洲开采白银和黄金的“1/5王室税”，加上营业税、关税，以及教会的征收，使得新世界为西班牙的国王提供了大笔红利，不仅有直接的，还有间接的，因为流进私人手里的美洲财富，不管是西班牙人、弗兰德斯人还是意大利人，都有助于这些个人或公司交纳越来越重的国税，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君主还可以向银行家大量借款，因为运送白银的船队一到，他就可以付清债务。哈布斯堡家族领土内拥有很多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大家族，例如住在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城市和安特卫普的那些富商巨贾，也应算作一种优势，这是第五项主要财政来源。举例来说，这项来源肯定比来自德意志的赋税更容易到手，因为德意志国会里那些王公和自由城市的代表，只有在土耳其人攻到门口时，才肯投票给皇帝拨款。

封建社会末期，骑士们已不可能再履行个人的军事服务（至少多数国家如此），沿海城镇也不可能提供船舶。对一个交战国家来说，拥有现金和可靠的信贷是绝对必要的。只有直接支付（或者承付），才能在市场经济的限度内购到必要的船只、海军设备、武器和食品，来装备一支随时可以出战的舰队；只有频繁地向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和薪饷，才能避免发生哗变，从而把军人的能量指向敌人。再者，此一时期虽是人们称之为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生时期，但所有的政府都大量依靠外国雇佣军来加强军事力量。这一点哈布斯堡家族又占了便宜，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意大利、低地国家以及西班牙和南德意志招兵。例如著名的弗兰德斯雇佣军就是由6个主要民族构成的，都相当忠实于天主教的事业，但需要按时付薪。说到海军，哈布斯堡的遗产可以组建一群五花八门的舰队，例如在菲利普二世的晚年，地中海式军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大型西班牙式帆船、数量庞大的葡萄牙舰队，都可壮大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舰队。

不过，在这140年里，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军事优势恐怕是西班牙训练的步兵。卡斯蒂利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氛围造就了一个理想的招兵场地，恰如林奇所指出的，在那儿“当兵是一种合乎时尚而又有利可图的行业，不仅对绅士而言如此，对全体人民亦然”。况且，那位“伟大的统帅”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16世纪初叶对步兵的编制进行了改组，从那时起直到“三十年战争”中期，西班牙大方阵都是欧洲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作战单位。每阵约3000人，长枪兵、剑士和火绳枪兵编制在一起，训练相互支援配合。西班牙运用这种战法扫荡了无数敌人，大大降低了法国骑兵和瑞士长矛兵方阵的名声和战斗力。一直到讷德林根战役（1634年），红衣主教费迪南的步兵还顶住了瑞士军队的15波强大攻势，然后，就像威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战场上那样，坚定地向前推进，粉碎敌人。在罗克鲁瓦（1643年），西班牙人虽被法军包围，但仍然战斗至死，这当然是哈布斯堡大厦中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军力直到17世纪中叶才明显地出现裂痕，那时的军队主要由德意志、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雇佣军组成，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勇士已大大减少。

尽管拥有上述优势，但西班牙—奥地利王朝同盟却不可能取胜。这是由于它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虽然在当时的人看来极其雄厚，却从没有满足过要求。这个致命的缺陷来源于三个始终相互作用的因素（从广义上讲，它为研究军事冲突提供了主要素材）。

第一个因素，前面已简略地提过，即近代欧洲早期的“军事革命”，亦即约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150年里，战争的规模、费用以及组织剧烈膨胀，这种变化本身是由几种交互因素（包括战术的、政治的和人口的）造成的。骑兵控制战场的格局受到打击，这种打击首先来自瑞士长矛兵，然后是操长枪、剑、弩和火绳枪的混合部队，这意味着一个军队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步兵。“星形要塞”的发展更加强了这个结论，也就是前面一章提到的高级复杂的棱堡城防系统。部署这样一个防卫系统或者围困它，都需要数目庞大的军队。当然，在一场大战役中，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指挥官能很好地部署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但这两种部队毕竟不像步兵团队那样无处不在。因此，并不是国家削弱它们的骑兵力量，而是步兵在军队中的比例显著增加；步兵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便宜，可以大量招募，特别是欧洲的人口在增长。当然，这些因素极大地增强了对政府组织工作的压力，但不会压垮西方“新式君主”的官僚体系，正如军队人员的大量增加并不一定能使一名将领丧失指挥能力一样，只要他的军队有一个出色的指挥机构，且受过良好训练就足够了。

西班牙帝国的军队也许为“军事革命”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范例。正如研究它的历史学家所说，1529年以前，法国和西班牙在争夺意大利的斗争中，“没有证据说明任何一方动用了3万以上的兵力”，但是：

1536～1537年，皇帝查理五世仅在伦巴第一地就征集了6万人，保卫新占领的米兰，并入侵法国的普罗旺斯。1552年，为同时从所有战线进攻——在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征兵10.9万人，又从伦巴第征兵2.4万人，此外，还有从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征来的兵。这样，皇帝指挥下的也是他供养的军队有15万人左右。这种上升趋势仍在继续。1574年，仅西班牙的弗兰德斯军就有8.6万人。而仅仅半个世纪后，菲利普四世也可以高傲地宣称他在1625年指挥的军队不下3万人了。在所有这些军队中，真正增长的部分是步兵，特别是长枪兵。

在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海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了。海上贸易（特别是漂洋过海的贸易）的扩大，贸易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印度洋或西班牙本土沿海的竞争，北非海盗船和奥斯曼大型帆船舰队构成的威胁，都与新的造船技术相互作用，使得舰船造得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先进。那个时代，战舰和商船并无明显界限，一定规格的商船基本上都装配枪炮，以对付海盗和其他掠夺者。但有一股建立皇家海军的潮流，君主可以借此占有一定数量的正规海军，形成一个核心。战时，武装的商船、三桅军舰以及二桅小型舰必须向这个核心集中靠拢。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尤为支持这个方案，而查理五世却不愿自建海军，他更倾向于征用其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上的私人西班牙大帆船和单甲板大帆船。菲利普二世先在地中海、接着在大西洋受到沉重压力，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他不得不出钱在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实施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到1574年，他供养了146只大帆船，几乎是十几年前的3倍。以后10年里，大西洋爆发的战争迫使他付出更大努力，以确保通往西印度群岛（1580年葡萄牙被吞并以后）和东印度群岛的海路，保护西班牙海岸免遭英国的袭击，以及把侵略军送往不列颠，这一切，都急需远洋舰队。1604年英、西签订和约后，西班牙也需要一支庞大的舰队，用以抵御荷兰人的海上进攻，保卫同弗兰德斯的交通。而且，天长日久，这些战舰的装备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昂贵。

正是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暴露了哈布斯堡政权的真正弱点。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1500年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涨两倍，这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陆军和海军两倍、三倍地扩充规模，更是火上加油。结果，哈布斯堡家族总是不断地为具有偿付能力而挣扎。16世纪40年代，在对付了与阿尔及尔、法国和德意志新教徒的种种战役之后，查理五世发现他的正常和非常收入，根本不能支付开销，他的赋税早已提前多年抵押给了银行家。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收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抓住西班牙所有的硬币，才能获得金钱，支撑对付新教王公的战争。1552年，他在梅斯一役中就花掉了250万达克特，约为皇帝当时征自美洲的正常收入的10倍。不足为奇的是，他被迫不断地举借新债，但是条件越来越苛刻；王室的信用在下降，银行家征收的利息则越来越高，于是，正常收入的很大部分只能用来偿付以往债务的利息。查理退位时，留给菲利普二世的国债已约有2000万达克特。

菲利普还承继了同法国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花费如此之大，1557年西班牙王室不得不自行宣布破产，当时，像富格尔家族那样的大银行家族也只好屈服。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同一年，法国也被迫宣告破产，这是1559年双方同意在卡托-康布雷奇和谈的主要原因。紧接着，菲利普马上要对付强大的土耳其敌军，20年的地中海战争，对格林纳达的摩尔人的战役。在荷兰、法国北部和英吉利海峡的错综复杂的军事行动，逼迫王室寻求一切可能的收入来源。查理五世在位期间赋税增加了两倍，而菲利普二世仅在1556～1573年就增税一倍，到他统治的末年，几乎又翻了一番。

无论如何，菲利普二世的开支更大，在勒班陀战役中，据估计维持基督教舰队和士兵的费用每年超过400万达克特，虽然威尼斯和教皇分担了一大部分。弗兰德斯军的费用到16世纪70年代已十分庞大，而且总是不能按期支付，结果激起军队暴动。1575年，菲利普停止向热那亚银行家偿还利息后，形势更趋恶化。虽然来自美洲的矿产收入猛增，暂时缓解了王室的财政和信用危机（16世纪80年代，每年约有200万达克特，而大约40年前只有l/10的样子），但是，1588年的无敌舰队总组建花费竟达1000万达克特，而它的悲惨命运，不仅仅是一场海军灾难，也是王室财政的灾难。1596年，菲利普以空前额度大借公债之后，再一次拒付。两年后，即他去世的时候，总债务高达1亿达克特。这笔巨债的利息差不多等于全部赋税的2/3。尽管西班牙很快与法、英两国达成和议，但与荷兰的战争仍然继续艰苦地进行着，直到1609年，才实现停火，且停火本身也是1607年西班牙军队哗变并进一步瓦解而紧急促成的。

在以后几年的和平时期，西班牙政府的开支没有实质性减少。先不谈巨额利息问题，仅地中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就需要大笔经费以修筑一个沿海防御工事；绵长的西班牙海岸屡遭私掠船的抢劫，也需要在菲律宾、加勒比以及公海舰队上花费相当大的防御费用。1610年以后，欧洲的停火局面并没有使高傲的西班牙领袖们考虑减少军费开支。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不过将一场“冷战”变为“热战”，使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军队和钱财流入弗兰德斯和德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哈布斯堡家族这一时期在欧洲的最初胜利和在美洲有效的防御，很大程度上与其从新世界运来的金锭、银锭的显著增加相吻合，并受它的支持。但出于同样的原因，1626年以后财政收入减少，翌年宣告破产，1628年荷兰人劫持运银舰队的惊人之举（使西班牙及其居民失去1000万达克特之多），使得战争努力中止了一段时间。尽管德意志与西班牙结盟，但其收入却绝对难以弥补西班牙的亏空（除去华伦斯坦当权的那段时间）。

这就是后来30年西班牙应付战争的情形，把新借到的债款凑到一起，加上新税，并利用所有来自美洲的意外收入，就可支持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如红衣主教费迪南在1634～1635年对德意志的干涉。但是耗竭财力的战争最终总是侵蚀掉这些短期收入，不出几年，西班牙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17世纪40年代在加泰罗尼亚人和葡萄牙人起义之后，来自美洲的财富大大减少，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纵使一个国家拥有极好的士兵，一旦由一个支出超出正常收入两三倍的政府来管理，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吗？

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从以上简述中已不难看出：哈布斯堡要管的事太多了，要对付的敌人太多了，要防卫的阵线太多了。虽说西班牙军队在战场上很坚强，但把他们分散到国内守备，分散到北非、西西里、意大利、新大陆和荷兰，就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了。正像3个世纪以后的英帝国一样，哈布斯堡集团把分布广泛的领土糅合在一起，是一个政治王朝的惊人绝技，需要极大的物质来源和心计维持其运转。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战略过分扩张的最佳例证之一；占领广大领土，代价就是树立众多的仇敌，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也背着同样的包袱。

与此相关的是哈布斯堡战争年表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欧洲冲突频频爆发，其费用对每个社会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但是，所有其他国家——法国、英国、瑞典甚至奥斯曼帝国，都或多或少享有和平与恢复的时期。只有哈布斯堡，特别是西班牙，总是不停地从对一个敌人的战争转向对另一个敌人的战争。刚刚与法国媾和，接着就是同土耳其人交战；地中海停战，接着就是大西洋上的广泛冲突和西北欧战争。在某些困难时期，西班牙帝国同时三面受敌，而敌人即使没有军事援助，也有意识地在外交和商业上相互支援。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西班牙像一只掉在坑里的大熊，比任何一条进攻它的狗都强大，然而，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

那么，哈布斯堡如何才能逃脱这种恶性循环呢？历史学家指出了长期分散力量的状况，提出查理五世和他的继承人应制定一套清楚明确的优先防御计划。这就暗示了某些地区是可以放弃的，但指的是哪些地区呢？

回过头来反思，人们可以说奥地利，特别是斐迪南二世的统治，要是聪明一点的话，就不会随着德意志北部的反改革势力向前推进，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然而，皇帝硬是要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防止诸公的派系倾向、法国人的诡计和瑞典人的野心：而且只要土耳其人骄横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维也纳150英里），哈布斯堡的军队就不能减少。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它不能让奥地利表兄弟落入法国人和路德派手里，也不能让他们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因为这对西班牙自己在欧洲的地位至关重要。不过，奥地利似乎并没有这么想。查理五世在1556年退位后，帝国目睹马德里在西欧和海上作战时，并未感到有义务帮忙；而西班牙意识到了这个更高的利益，总是愿为帝国效忠。此种不同感觉和义务所造成的长远结果很有意思。17世纪中叶，西班牙哈布斯堡在欧洲的失败与它内部的问题和相对的经济衰退有明显的关系；它在各个方面过于疲劳之后，现在“心脏衰弱”了。而奥地利哈布斯堡，虽然没有击退德意志的新教主义，却在王朝土地上（奥地利、波希米亚等）达到一种权力的巩固，在这片广阔的领地上，随着后来建立起一支职业常备军，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有能力再度成为欧洲大国，而此时西班牙的国势却更趋衰微。然而，到了那个阶段，奥地利的元气复苏对马德里的政治家们已谈不上什么安慰了，他们感觉要到别处寻找盟友了。

人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新大陆的领地对西班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它们补充着西班牙的财富以及军事力量。没有这些补充，哈布斯堡家族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继续维持。甚至当英国人和荷兰人进攻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帝国，致使海外的舰队和防御工事费用越来越膨胀时，西班牙王室从这些领土获取的直接和间接收益仍然相当可观，放弃这种好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值得考虑的还有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和弗兰德斯的领地。关于这两个地方，从意大利撤军这件事本身就显得不妙。16世纪前半叶，法国已想到要填补这块霸权真空，攫取意大利的财富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这当然要伤害哈布斯堡的利益。在16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实际上是西班牙抵御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的屏障。土耳其人对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罗马的攻击也是对西班牙的威信以及基督教的打击，失去意大利将会是一个战略上的严重倒退，那样一来，西班牙就得把越来越多的金钱用于海岸防御和大帆船舰队的建造上，而这些活动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早期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预算。因此，利用现存力量保卫地中海的中段在军事上是合理的，可以拒土耳其敌人于一定距离之外；另一个有利点在于，这场战争的费用将由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领地和教皇乃至威尼斯分担。而从这条战线撤退则将无利可图，其潜在危险更无须多言。

如此权衡以后，尼德兰就是哈布斯堡可以减少损失的唯一地区了，而且归根到底，弗兰德斯军在对荷兰的“八十年战争”中的费用支出极其惊人，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战线。这是由于地形复杂、防御工事先进的缘故。甚至当“三十年战争”进入高峰期，用在弗兰德斯驻军身上的金钱，仍相当于德意志驻军的5到6倍。一位西班牙参议员评论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事实上，1566年到1654年，西班牙至少向荷兰军用财库输送了21800万达克特，这比王室从印度群岛得到的财富总数12100万达克特要多得多。从战略上讲，弗兰德斯的防御也更加困难；海路经常处在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控制之下，1639年荷兰舰队司令特龙普击溃一支装载增援部队的西班牙舰队就是明证。但是，从伦巴第经瑞士山谷或萨伏依和弗朗什-孔泰，北上法国东部边境，到莱茵河下游的这条“西班牙路”，也有几处非常脆弱的咽喉部。难道值得用如此巨大的代价来力图控制处于漫长交通线顶端的200万顽固的尼德兰人吗？为什么不能像卡斯蒂利亚担负着沉重税务的国会代表们狡猾地指出的那样，让那些反叛者在异教中堕落呢？上帝肯定会惩罚他们，西班牙用不着再担这副担子了。

尽管反对从那个战区撤出帝国军队的人所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说服那些埋怨浪费资源的人，但也不乏某些道理。首先，如果西班牙不占领弗兰德斯，它就会落到法国或尼德兰联邦手里，从而加强哈布斯堡那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力量和威望；这是西班牙决策者所不能接受的。对他们说来，“威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其次，菲利普四世和他的顾问所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那个地区的对抗起码能把敌军的力量从敏感地区调开：“虽然我们在尼德兰进行的战争耗尽了我们的国库，迫使我们举债，但也把我们的敌人调到了那些地区，否则，肯定会在西班牙或其他附近地区发生战争。”最后，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丢失尼德兰，那么，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利益，弗朗什-孔泰这类小领地，甚至于意大利都会相继失去。这当然只是些假设性的理由，有趣的是马德里的政治家和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军事指挥官已看到一个相互关联的战略整体，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陷落，整体就会随之动摇。

首要的危险（在1635年危机中人们这样解释）是来自对伦巴第、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威胁。三处中任何一方的失败都是对王国的致命打击。如果在这些地方的失败是一次大失败，王国的其余部分就会土崩瓦解；因为德意志完了，接着就会是意大利和尼德兰，尼德兰之后就是美洲；伦巴第之后就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要想保全哪一方都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接受了这个逻辑，把自己拖进了一场广泛持久的消耗战，或拖到胜利的到来，或等到和平妥协的实现，或使整个体系衰竭崩溃。

不断开战的巨额费用以及不愿放弃四大战场中的任何一方，可能足以表明西班牙帝国的野心是肯定实现不了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联系紧密、证据充分的原因，即西班牙政府没有把可利用的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其经济上的愚蠢导致权力的腐败。

外国人通常把查理五世或菲利普二世的帝国视为律令严明的整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过是一片分散的领土，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权及其引以为豪的特殊性。没有真正的中央管理机构（立法或司法除外），唯一的实际联系是君主本人。这里缺乏一个使人产生整体感的机构，统治者可能从来就没有视察过整个国家，国王很难从他的一部分领土筹款到另一部分去作战。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纳税人情愿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一支舰队，但一想到要用钱支持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战争就怒气冲天；而葡萄牙人懂得保卫新世界的意义，但对德意志的战争毫无热情。这种强烈的地方主义助长并反映在各地紧抓着自己的财政权上。例如，西西里的领地抵制哈布斯堡家族早期增加赋税的做法，于1516年和1517年起来反抗西班牙总督；西西里既穷又有无政府倾向，并有一个议会，当然不能为哈布斯堡的整体防卫利益做出多大贡献。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新占领的米兰，迫于马德里压力的西班牙行政官筹集新款项所遇到的立法障碍较少，因此两者都能在查理五世时期提供相当的财政援助，但实际上在为保住米兰而进行的战争和反土耳其的战争中，钱是朝相反方向流去的。西班牙为了守住地中海这个“屏障”，不得不向意大利送去数百万达克特，以补充从当地征走的款项。“三十年战争”期间，这种模式被颠倒过来，意大利纳税人资助在尼德兰和德意志的战争。不过，如果把1519年到1659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很难相信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领地对公共基金所作的贡献，会大大超过他们为自己的防御而从公共基金中支出的部分。

尼德兰当然是帝国总收入更大的耗费之地。查理五世统治初期，国会提供的税款不断增加，尽管总要为数字讨价还价，并坚持要承认他们的特权。到了查理五世的晚年，他们为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进行战争而需要频繁地拿出额外款项而愤怒，这与宗教不满情绪和商业上的困难结合起来，产生了普遍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情绪。到1565年，低地国家的国债达1000万弗罗林，债务加上一般行政费用已超过赋税，于是西班牙就得弥补这个差额。又经过马德里的10年不当指挥，地方性反感演变成公开暴动，尼德兰成为帝国资源的一大漏洞，6.5万人以上的弗兰德斯军在一个又一个十年里消耗着西班牙政府总支出的1/4。

但是，在动员资源方面最惨重的失败发生在西班牙本土。那里，王室的财政权实际上极其有限，阿拉贡的三块领地（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税务制度，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结果，国王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来自王室的财产，额外的款项既数目微少，又很难征集。例如，菲利普四世这样一个不顾一切的统治者，在1640年想要加泰罗尼亚为派到那里保卫西班牙前线的军队拨款时，结果只是引起了一场历时经久的著名暴动。葡萄牙虽然从1580年到1640年起义时期被接管，但在财政上完全自治，从不为哈布斯堡的整个利益提供定期款项。剩下的卡斯蒂利亚是西班牙税务体系中的真正“奶牛”，尽管这里的巴斯克诸省也都是免税的。乡绅们在卡斯蒂利亚议会中拥有强有力的代表，通常很愿意为他们免交的税款投票。况且，1/10的营业税、关税这类正常赋税，加上服务税（议会特批）、食品税（也是议会特批）以及各种教会摊派等（这些都是主要的额外赋税），很容易伤害商业、物品交换和穷人，因而造成普遍贫困化和不满，致使人口下降（通过向国外移民）。

直到美洲白银的流入给西班牙王室带来大量的额外收入之前（大约为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后期），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主要由卡斯蒂利亚的农民和商人承担；即使是白银流入的高峰期，王室从新世界得到的收入，也只有从卡斯蒂利亚及其600万居民中榨取的1/4到1/3。除非将捐税负担较平均地分摊给整个王国，换言之，就是分摊到哈布斯堡的全部领土，否则，仅靠卡斯蒂利亚来维持那个时代压死人的军事开支，确实是杯水车薪。

在剥削卡斯蒂利亚纳税人时所采用的经济倒退手段，使得这种不合比例的情况更趋严重。这个王国的社会思潮从来就不利于商业，但是在16世纪初叶，那里有过相对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工业。然而，反宗教改革的到来和哈布斯堡的频繁战争，刺激了西班牙社会的许多军事部门，减弱了商业成分。这个社会存在的经济刺激因素，使人感到求一份教会有俸圣职或买一份小贵族的特权是明智的。这里长期缺乏熟练的手工业工人，例如在武器制造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的灵活性受到行会的阻碍。甚至农业的发展也受到有名的牧羊主行会（即麦斯塔的特权）的妨害，这些人的羊群可以在全国到处放牧。由于16世纪前半叶西班牙人口的增长，导致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麦斯塔为这些放牧权付出的钱进入王室金库，而要废除这种做法就会激怒王室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没有可能改变这种制度。最后，虽然存在一些显著的例外，如从事羊毛贸易的商人金融家西蒙·鲁伊兹，以及塞维利亚地区，但卡斯蒂利亚的经济整体来说还是大量依靠进口外国工业品，依靠非西班牙人，特别是热那亚、葡萄牙和弗兰德斯企业家提供的服务。它也依靠荷兰人，即使是在敌对期间——“到1640年，西班牙海港3/4的货物都是荷兰船运来的”，让这个国家的最大敌人占了便宜。毫不奇怪，西班牙一直不能维持贸易平衡，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再出口来自美洲的金银。

长达140年的战争造成的可怕巨额费用，就这样强加到一个在经济上无力承担的社会身上。哈布斯堡的君主们没有能力用最有效的方式征集赋税，只得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这样做短期内方便，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却极其有害。税额以各种方式不断上升，却很少落到那些有能力担负的人的肩上，而且总是要伤害商业。一个急于得到现款的政府出售各种特权、专利和荣誉，一种形式简陋的赤字财政发展起来——一方面以卡斯蒂利亚将来的赋税和美洲财富作抵押，大量向银行家借款；一方面发放带利息的政府债券，这反过来又抽走了可以投入贸易和工业的资金。而政府的债务政策总是采用过一天算一天的方式，从来没有谨慎的限制，也没有一种由中央银行可能施加的控制来制约。甚至在查理五世统治的后期，政府的赋税就已提前多年抵押了；1543年，普通赋税的65%要用来偿付已经发出的债券利息。王室的“正常”收入被转让出去越多，就越要急切地寻找额外收入和新税。例如，银币就一再用铜币维隆来替代，实行贬值。有的时候，政府干脆扣押运给私人的美洲白银，强迫货主接受债券作为补偿。还有些时候，如前所述，西班牙国王宣布暂时破产，停止偿付利息。如果说这种行为经常毁掉金融家族本身，那么也肯定降低了马德里将来的信用。

虽说这些岁月里打击卡斯蒂利亚经济的某些因素不是人为的，但它们却因人为的愚蠢而更具破坏力。17世纪初期造成农村人口锐减的瘟疫是不可预料的，它们加剧了别的因素——横征暴敛的租税、麦斯塔的所作所为以及军役，这些因素已经侵害了农业。美洲白银的流入肯定会造成经济问题（特别是价格上涨），那时的社会却没有对付这个问题的经验，但西班牙通行的条件意味着这种现象对生产者阶级的危害超过非生产阶级，白银很容易从塞维利亚流出，迅速流入外国银行家和军火商手里，结果，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新财富在王室手里没有用来造成“稳定的财政”，而是起了反作用。有人说，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贵重金属，对西班牙而言，就像水浇在屋顶上，浇上去就流走了。

因此，西班牙衰落的核心问题是，没有认识到保存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经济支柱的重要性。它一次又一次地采取错误的决策：驱赶犹太人，后来是驱赶摩尔人；中断与外国大学的联系；政府指示比斯开造船厂集中生产大型战船，而几乎完全排斥生产较小的更有用途的商船；出卖专利权、限制了贸易；对羊毛出口课以重税，使其在国外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内部关卡不利于商业，造成物价上涨。所有这一切只是其中一些不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从长远来看，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给自己规定的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事务中扮演重要军事角色的能力。虽然西班牙大国的衰落痕迹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充分暴露出来，但其原因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了。

国际较量

强调哈布斯堡的失败是重要的，但这个失败也是相对的。不研究其他欧洲大国的经历而就此停笔，不能算是全面的分析，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论证的，战争“是16世纪国家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变化使得军队大规模扩张，而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海军冲突，给西方有组织的社会增加了巨大的新压力。每个参战国都要学会怎样组织一个有能力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对付这场“军事革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寻求新办法来支付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臣民承受的压力可能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们的军队作战年头最长；但是，如表1所示，监督和供养大量的武装部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它们当中的很多国家看来比西班牙帝国占有的资源要少得多，它们是怎样应付这个考验的呢？

这个表的概述省略了哈布斯堡家族最顽强、最有威胁性的敌人——奥斯曼帝国，这主要是由于它的长处和弱点已在前一章讨论过了。但值得回味的是，土耳其行政官员不得不对付的许多问题和缺陷，看起来类似于菲利普二世及其继承人所遇到的——战略扩张过度，未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为了宗教的正统或军事威望而压制商人的企业家精神。俄国和普鲁士的状况也被省略了，因为它们成为欧洲政治强国的时代尚未到来。还有波兰、立陶宛，虽然领土广大，但由于民族分散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农奴制、落后的经济、选举君主制，“一种贵族无政府状况，即俗话所说的政治无能”），妨碍了它起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里要讨论的国家是法国、英国这种“新君主国”，以及瑞典和尼德兰联邦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

因为法国将最终取代西班牙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要强调前者的许多长处。但是，因此而把法国占优势的日期提前就错了。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看起来（实际上也如此）比它南边的邻国弱得多。在百年战争后的几十年中，将英格兰的王室土地——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并入法国，征收直接税（特别是人头税）而不向议会申请的习惯，新国务大臣们稳妥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辎重队的“王家军队”的存在，都使法兰西似乎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统一的、封建后期的王国。然而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很快就显现了。意大利战争不仅一再显示，法国想在那个半岛争取努力的举动是多么短命和可悲（甚至当威尼斯和土耳其联盟都是如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昂贵：在致命的1557年，不仅哈布斯堡家族，法国王室也宣告破产。早在那次崩溃之前，尽管人头税和间接税如盐税和关税都提高了，法国王室依然从金融家那里以高利（10%～16%）举借重债，而且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权宜之计，如卖官鬻爵。更糟的是，正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国，宗教竞争和大贵族的野心相互起作用，造成了一场血腥的、长期的内战。1560年以后的法兰西不仅谈不上是一个国际事务中的强国，而且有可能变为欧洲的新斗鸡场，说不定会像尼德兰和德意志那样，按照宗教边界而被永久地分割了。

在纳瓦拉的亨利继承法国王位，成为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以后，他的对内妥协、对外以武力反抗西班牙的政策才使情况得以好转。他在1598年与马德里签订的和约非常有利于法国保持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那是一个被内战、盗匪、昂贵的物价、毫无规律的贸易和农业严重削弱的国家，加上其支离破碎的财务制度。1596年法国国家债务几乎达到3亿里弗尔，那年3100万里弗尔的赋税有4/5已经派了用场，被事先花出去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是一个正在恢复的社会。但是，它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其人口有l600万，是西班牙的两倍、英格兰的4倍。虽然在都市化、商业和金融方面比不上尼德兰、北意大利和伦敦地区，但它的农业是多样的、健康的，通常总有剩余食品。法兰西潜在的财富在17世纪初明显地表现出来，那时由亨利四世的得力大臣萨利管理经济和国家财政，萨利除了出卖世袭官爵并向其征税外，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财务手段。他只是对税收机构进行全面整顿，清除了数千名非法的自称免税的人，恢复了王室土地和收入，重新商定国债的利息。1600年以后的几年里，法国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先是萨利，后来则有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贝尔想出各种办法支持工业和农业：降低人头税、造桥、修路、开凿运河，以利物资的运输；鼓励纺织工业，建立王室工厂，生产奢侈品替代进口货等。并非所有这些措施都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但比起菲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却是出色之举。

很难说，要不是亨利四世在1610年遭到暗杀，这些恢复工作是否仍将继续。很明显，这个“新君主国”没有一个能在缺乏适当的领导的情况下正常运行，从亨利四世遇刺到17世纪30年代黎塞留巩固王权的这段时间里，法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胡格诺教徒的不满以及贵族的阴谋倾向，再一次削弱了它作为欧洲大国的能力。而且，当法国终于公开加入“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它并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健康的国家，而是一个仍然被老毛病折磨的国家。贵族的阴谋活动仍然很猖狂，在1648～1653年达到高潮；农民、城市失业工人以及胡格诺教徒的起义，加上地方官僚对议事进行的阻碍，全都妨害了政府机构行使正常职能；人口普遍下降，气候恶化，农业减产，以及那个时期似乎扰乱欧洲许多地方的发生率很高的瘟疫，都影响了法国的经济，使它难以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

因此，从1635年之后，法国的税收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增加。官爵出售加快了，早年曾削减的人头税增长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到1643年时，人头税的岁入已经加倍。但即使这样仍不足以弥补反对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直接的军事负担是支持一支15万人的军队，另有给盟国的津贴。1643年是法国在罗克鲁瓦战役对西班牙大胜的年份，政府的开支几乎是收入的两倍，黎塞留的继承人马萨林陷入绝境，只好加紧出售政府官爵，更加严格地控制人头税，而这两项政策都很不得人心。1648年的起义从拒绝纳税开始，反对马萨林的新财政措施并非偶然。这类动乱迅速导致法国政府失去信用并无可奈何地宣布破产。

结果，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法西11年战争中，两个对手就像被打得昏头昏脑的拳击手一样，在几乎耗尽体力的情况下，互相紧紧地抓住对方，而不能将另一方打倒。双方都遭受国内起义、普遍贫困化和厌战情绪的折磨，都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诚然，在大孔代和蒂雷纳这样的将领和勒·泰利埃这样的军事改革家指导下，法国军队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但是，黎塞留建立的海军由于陆战的需要，很快解体。而这个国家仍需要巩固的经济基础。结果，法国人的好运到来，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重振海军和陆军，选择时机加入冲突，终于使天平开始不利于倒霉的西班牙。此后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与其说象征着法兰西的伟大，不如说象征着它那过分扩张的南方邻国的相对衰落，西班牙此时只是在凭借极其顽强的精神而进行战斗了。

换句话说，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其优势和弱点，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防止弱点压倒优点。这点适用于处在西边和北边的“侧翼”国——英国和瑞典，它们的干涉在几个关键时刻有助于打击哈布斯堡的野心。在这140年里，比方说，英国站在那里保持中立，装备好以待大陆上冲突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玫瑰战争以后英国元气恢复的关键在于，亨利七世着力于国内稳定和紧缩财政开支，至少是在1492年与法国达成和议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削减自己的开销，还清债务，鼓励羊毛贸易和渔业，普遍地鼓励商业，为这个饱受内战和动乱之苦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急需的休养生息的空间；农业的自然高产，与低地国家进行的繁荣的布匹贸易，扩大利用富饶的沿海渔场，热闹不凡的沿海贸易，都起了作用。在国家财政方面，这位国王收复王室土地，接管原属于反叛者和王位竞争者的财产，与贸易繁荣带来的关税收入，以及星室法庭 和其他法院的收益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健康的入超。

但是政治和财政稳定并不等于拥有权力。比起法国和西班牙的众多人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300万～400万居民并不算多。这个国家的财政机构和商业基础设施，比起意大利、德意志南部以及低地国家还很粗糙。尽管在都铎王朝时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在军事水平上，差距就大多了。亨利七世坐稳王位后，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禁止大权贵保有私人军队（除少数例外）；在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改变军事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时期，英国除了“皇家卫队”和某些守备部队以外，没有正规的常备军。结果，都铎王朝初期的武装力量仍沿用传统武器（长弓、长柄矛）装备，用传统方式征集（郡民兵、志愿“联队”等）。然而，这种落后状况并不能阻止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对苏格兰人发动战争，或妨碍他在1513年和1522～1523年对法国进行干涉，因为英国国王可以从德意志雇佣大量“现代”军队——长枪兵、火绳枪兵和重骑兵。

虽说这两次早期在法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后来在1528年和1544年的英国入侵没有以军事惨剧告终，虽说他们真的经常迫使法国君主收买这些捣乱的英国进攻者，但这些军事行动确实造成了灾难性的财政后果。1513年英国内阁财政部70万英镑的总支出中，有63.2万英镑用来支付士兵薪饷、军需、战船和其他军事费用。 亨利七世积累的库存很快就被他那野心勃勃的后代花掉了。亨利八世的红衣主教沃尔西因采取强迫借债、“恩税”以及其他武断方式筹款，而引起普遍不满。到16世纪30年代托马斯·克伦威尔夺取教会地产才使财政情况缓和；实际上，英国宗教改革使王室收入加倍，使大规模军事防卫项目的建设成为可能，如沿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边境的要塞、皇家海军新造的大军舰、对爱尔兰起义的镇压等。但是，16世纪40年代对法国、对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用掉了213.5万英镑，约为王室正常收入的10倍，这就迫使国王的大臣们采用最不择手段的权宜之计：低价出售宗教财产，捏造罪名没收贵族产业，一再强行借债，货币大贬值，最后是求助于富格尔家族和其他外国银行家。1550年同法国和解，也成了一个濒于破产的政府的救急良方。

这一切都表明，16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实力非常有限。它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在边境地区和爱尔兰的控制力要差得多，并常有可能把王室的资源和注意力吸引去。主要出于亨利八世的兴趣，英国在防御方面很强，拥有一些现代堡垒、炮兵、船坞、相当可观的军火工业，以及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不过，陆军的质量不高，又受财政限制，不可能进行一场大战。当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登上王位时，她的谨慎足以使她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在不超过这些限度的情形下达到她的目的。在1570年以后的危险年代，当反宗教改革达到高峰，西班牙军队活跃在尼德兰时，她的目的实在是难以实现。因为伊丽莎白的国家不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欧洲“超级大国”的对手，于是她想办法通过外交保持英国的独立，甚至当英、西关系恶化时，她将对付菲利普二世的“冷战”施行于海上，这样做至少是低成本的，偶尔还可得利。虽然需要为保住苏格兰和爱尔兰两翼提供款项，并在16世纪70年代需要支援荷兰起义者，但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还是在她执政的前25年成功地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这笔款项的积累恰逢其时，当1585年决定派遣一支由莱斯特伯爵指挥的远征军去尼德兰时，这位女王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笔“战争基金”。

1585年以后英国与西班牙的冲突，给伊丽莎白政府加上了战略和财政的双重负担。海军领袖如霍金斯、雷利和德雷克等人，在考虑英国应采取的最佳战略时，敦促女王采用拦截西班牙的白银贸易的政策，进攻敌人的沿海和殖民地。总之，就是利用海上优势打一场实惠的战争——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很诱人的建议，虽然在实践中很难实行，但是还需要将部队送到尼德兰和法国北部去，以援助那些同西班牙军队作战的部队。采用这个战略并非出于热爱荷兰反抗者或者法国新教徒，其唯一的原因，正如伊丽莎白所解释的，是“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欧洲“均势”至关重要，必要的话就进行实际干涉。这种“对大陆的义务”持续到17世纪初，至少是以个人的形式，因为当远征部队在1594年并入尼德兰联邦的军队时，很多英国部队留了下来。

英国一方面在陆地上阻碍菲利普二世的计划，一方面在海上干扰他的帝国，这种双重作用为维持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支持8000人在海外作战是个很大的压力。1586年送往尼德兰的经费总数超过10万英镑，1587年为17.5万英镑，每年相当于当年总支出的一半；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那年，英国政府给英国舰队的拨款超过了15万英镑。结果，伊丽莎白的年度支出在16世纪80年代末期相当于初期的两三倍。在下一个10年里，王室每年耗费35万英镑以上；在女王统治的最后4年里，爱尔兰战争将每年的平均支出提到50万英镑以上。英国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来源筹款，如拍卖王室地产、出卖专利，但还是无济于事，只得一再召集下院开会，请求额外拨款。总共200万英镑左右的款项终于批拨出来，英国政府既没有宣布破产，也没有拒付军队的薪饷，足以证明这位君主和她的大臣们的技巧与谨慎。战争年代考验了这整个制度，给斯图亚特家族的第一位英国国王留下债务，使他和他的继承者处于依赖一个失信的下院和一个提心吊胆的伦敦金融市场的地位。

这里没有篇幅探讨王室和议会之间越来越深刻的冲突，这个冲突在1603年以后的40年里居英国政治的主要地位，而财政则是冲突中心。英国军队在17世纪20年代对欧洲大战不适当的、偶尔的干涉虽然花钱不少，但对“三十年战争”的进程却影响甚微。在此期间，英国的贸易、人口、海外殖民地和一般的财富都增长了，但缺乏国内的和谐，这些并不能为国家权力提供一个坚固的基础；实际上，关于“船款税”这类在理论上可以加强国家武装力量的争吵，很快导致了王室同议会的一场内战，削弱了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对欧洲政治的作用。英国重新出现的时候，是在一场激烈的贸易战中向荷兰人挑战（1652～1654年），不管交战者的目标何在，这对整个欧洲均势的作用不大。

克伦威尔当政的英国在17世纪50年代有可能比任何前任政府更为成功地扮演了大国角色，从内战中产生的新军，终于消除了英国军队和它的欧洲伙伴之间存在的传统差距。按照拿骚的莫里斯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方式建立的、以现代方法组织和训练出来的英国军队，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纪律严明，（一般）按期领饷，能够对欧洲的均势发生作用，这已为1658年在沙丘战役中击败西班牙军队所证实。不仅如此，共和国的海军在那个时代更为先进。下院宠爱它，因为它在内战中一般是宣布反对查理一世的。舰队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场更新，规模扩大了一倍多，从39艘战舰（1649年）增加到80艘（1651年），工资和条件改善了，船坞和后勤支援改进了，所有这些款项都由一个深信利益和权力是同步的下院按期投票批准。海军在对荷兰的第一战中就碰上了劲旅——指挥官特龙普和德·吕泰尔，是同布莱克和蒙克一样出色的将领。1655年后对西班牙帝国进行作战时，无怪乎战果累累：占领阿卡迪亚（新斯科舍），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一场惨败后占领牙买加，1656年夺取西班牙的部分财宝舰队，1657年封锁加的斯并在圣克鲁斯消灭西班牙舰队。

英国军队终于打破平衡，迫使西班牙在1659年结束了同法国的战争，但这个成就并非没有国内的压力。在1655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可图的西班牙贸易让给了中立的荷兰人，敌人的私掠船沿着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线掠夺了不少英国商船。最重要的是，负担一支多达7万人的陆军和庞大的海军是耗资巨大的；有一种估计认为，1657年英国政府支出的287.8万英镑中，有190万镑用于陆军，74.2万镑用于海军。捐税制通过了，在史无前例的水平上有效地征收着，但对于一个花费“相当于查理一世时代4倍”的政府来说还是不够，而在英国革命以前的查理一世在位时的支出“就被认为令人难以容忍了”。债务不断增加，士兵和水手的薪饷推迟发放。西班牙战争这几年无疑增加了公众对克伦威尔统治的不满，使得大多数商人阶级恳求和平。当然，英国并没有被这场冲突完全摧毁，要是它像西班牙那样长期地争夺大国霸权，那肯定就会毁灭了。英国内陆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加上来自殖民地和航运的利润，开始造就一个坚固的经济基础，使伦敦政府在将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以有所依赖。确切地说，因为英国和尼德兰联邦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市场经济，所以在把提高生活水平和人口增长结合起来的方面取得了少有的成就。但是，在国家的军事努力同鼓励国民财富增长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护国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平衡变得太脆弱了。

如果我们把英国的兴起与另一个“侧翼”国瑞典相比较，在国家管理方面的这个严重教训就更清楚了。在整个16世纪，这个北方王国的形势都不太妙。吕贝克和（特别是）丹麦挡住了它自由进入西欧的通道，东侧不断地同俄国发生战争，与波兰的关系也一再分散注意力，瑞典要维持生存已经够忙的了。在1611～1613年的战争中惨败给丹麦，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衰落而不是扩张，而且还将遭遇内部分裂之苦。这种分裂是立宪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结果是肯定了贵族的广泛特权。但瑞典最大的弱点是它的经济基础。它的广大领土多是北极圈内的荒地和森林；分散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占它90万人口的95%；加上芬兰，大约有125万人，比许多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都要小。城镇和工业太少了，“中产阶级”简直谈不上，以物易物和提供劳务仍是主要的交换形式。因此，年轻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在1611年登上王位时，瑞典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只不过是一个侏儒。

两个因素——个外部的、一个内部的——促使瑞典从这个不景气的基础上迅速成长起来。首要的因素是外国企业家，特别是荷兰人，但也有德意志人和瓦隆人 ，在他们看来，瑞典是一个有前途的“未发展”国家，有丰富的原料如木材、铁矿和铜矿。这些外国企业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德·吉尔，他不仅卖给瑞典人成品、买走矿石，而且时间长了，还建立了木材厂、铸造厂和工厂，向国王贷款，把瑞典人拉进主要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商业“世界体系”。这个国家很快就变成了欧洲最大的铁和铜的生产地，而这些东西的出口又带来大量外汇，很快有助于建设武装部队。而且瑞典在军备上也变得自给自足，这种少有的特长还得感谢外国的投资和技术。

内部因素就是古斯塔夫及其助手实行的一系列有名的改革。法庭、国库、税收制度、中央管理最高法院以及教育，都在这个时期变成有效率、有成果的领域，而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把贵族从派系斗争中引开，让他们为国家服务。宗教团结巩固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看起来都在发挥职能。在这些坚实的基础上，古斯塔夫可以建立一支瑞典海军用来保护海岸线不受丹麦人和波兰敌手的侵犯，保证瑞典军队安全通过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是，这位国王的名声来自他的军事改革；他以征兵制为基础发展了国家常备军，用新式战术训练部队，改进骑兵，引进机动性强的轻炮兵，最后，他的指导给部队带来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当古斯塔夫在1630年夏天开进德意志北部去支援新教运动时，他指挥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战斗部队。

这种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欧洲战争比起瑞典早期经历过的任何一场对邻国的地区性战争，规模都大得多，代价也大得多。到1630年底，古斯塔夫指挥着一支4.2万人的军队；12个月以后，军队人数翻了一番；在决定他命运的吕岑战役之前，他的军队膨胀到15万人。瑞典军队在主要战斗中构成精锐部队，也用来把守战略要地，但没有足够的人力组成那样庞大的军队。实际上，那15万“瑞典军队”中有4/5是外国雇佣军，包括苏格兰人、英国人、德意志人，他们的花费是极其昂贵的。早在17世纪20年代，对波兰的战争就使瑞典的国家财政感到紧张，而德意志的战争更加费钱。然而瑞典人却出色地想出了办法让别人为战争付钱。外国人的资助，特别是法国人的资助是人人皆知的，但那只能补偿一小部分开销。真正的来源是德意志本身，各个公国和自由城市如果是盟友，就要资助这一事业；如果是敌对的，就得拿出赎金，以免遭劫掠。另外，这支由瑞典人控制的庞大军队从他们驻扎的领土上索取驻地、食品和饲料。其实这个制度已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助手华伦斯坦完善了，他的索取“资助”的政策养活了一支10万人以上的帝国军队。这里的关键是，并非瑞典人出钱在1630年到1648年这一时期用这支大军帮助打击哈布斯堡家族。就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和谈判的那个月，瑞典军队还在抢掠波希米亚，而它要求一大笔“赔款”才肯撤兵，也是完全正当的。

虽然这是瑞典人的一个惊人成就，但它在很多方面使人对瑞典在欧洲的地位有了一种幻觉。事实上，它强大的战争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性的。瑞典军队要在德意志活下去必须抢劫，否则部队就会哗变，那对德意志更有害。当然，瑞典人要自己花钱供养海军，保持国内防御，支持德意志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军队；像其他国家一样，它消耗了政府的财政，导致不顾一切地向贵族出售王室土地和赋税，因而减少了长期的收入。“三十年战争”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极其沉重的税收压在农民身上。加上瑞典的军事胜利给它带来好几块波罗的海对岸的领地——爱沙尼亚、利沃尼亚、不来梅、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虽然应当承认它们带来了商业和金融上的利益，但是在和平时期维持它们，在战时保卫它们免入嫉妒的敌人之手，给瑞典政府造成的费用大大超过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德意志进行的大规模战争。

甚至到1648年以后，瑞典仍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但只是属于地区性的。在查理十世（1654～1660年在位）和查理十一世（1660～1697年在位）时，有人争论说它在波罗的海舞台上处于高峰，成功地挡住了丹麦人，顶住了波兰、俄国和兴起的普鲁士政权。查理十一世转向绝对专制的做法，扩大了王室的财权，有可能维持一支和平时期的庞大常备军。不过，这些都是在瑞典逐渐从一流国家下降时用来加强自己的措施。用罗伯特教授的话说：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瑞典沉湎在胜利之中，被战利品所膨胀；查理十一世把它带回日常生活的灰色光线之下，制定适合其资源和真正利益的政策，给它以实行这些政策的装备，为它准备了符合二等强国身份和尊严的前途。

这些成就并不小，只是在更大的欧洲范围内它们的意义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波罗的海权力平衡的程度，即瑞典和丹麦、波兰以及勃兰登堡所依赖的权力平衡的程度，在17世纪后半叶是受法国、荷兰甚至英国（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影响和“操纵”的，手段是财政补助和外交干涉，在1644年和1659年则是一支荷兰舰队。最后，虽瑞典在这场外交大战中不再能被称为“傀儡”国家，但比起西方兴起的强国，它仍然是一个经济侏儒，总要依靠它们的补贴。在1700年前后，它的外贸不过是尼德兰联邦或英国的很小一部分；它的政府开支大概只有法国的1/50。在这个不坚实的物质基础上，瑞典没有可能获得海外殖民地，它尽管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性，却再没有机会保持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统治下所取得的短期军事优势。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它始终要抓紧防备，想办法阻止普鲁士从南方、俄国从东部的进攻。

最后一个例子是这个时期的荷兰政权，它与瑞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是在革命的混乱局面中产生的国家，是由7个各不相同的省份组成的集团，这些省份以不规则的边界与哈布斯堡所属尼德兰的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只是一个大王朝帝国中的一小部分，人口和领土都很有限，但它迅速变成了欧洲内外的一大强国，并持续几乎一个世纪。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是，它有一个共和式的、寡头政治形式的政府，虽然这一点和意大利的前身威尼斯是相同的。但它真正的特点是，它的力量牢固地建立在贸易、工业和金融基础上。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强国，至少在防御方面是如此。直到17世纪后期英国的海军兴起，它一直是最有力量的海上强国。但这些武装力量的表现只是荷兰的力量和影响的结果，而不是本质。

当然，在7万余荷兰暴动者暴动的早期，他们在欧洲事务中没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几十年后荷兰才把自己看成一个单独的国家，到17世纪初期边界才形成。所谓尼德兰的起义，一开始只是零星分散的事件，这其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地区互相争斗，同时也反对他们的哈布斯堡统治者，有时也与哈布斯堡妥协，在16世纪80年代就有好几次。当帕尔马公爵为西班牙收复领土进行卓越的指挥时，他几乎看到了胜利。要不是来自英国和其他新教国家的补贴和援助，要不是进口了大量的英国枪炮，要不是西班牙军队被频繁地调往法国，暴动在那时可能就被镇压下去了。由于港口和船坞几乎全都在起义者手里，西班牙不可能掌握制海权，帕尔马只能用慢速的、陆上包围的作战法，而一旦他得到命令把军队开往法国，这种作战就失去了力量。

于是到了16世纪90年代，尼德兰联邦留存了下来，而且有可能夺回东部失去的大部分省份和城镇。到这一阶段，它的军队也已训练有素，由拿骚的莫里斯指挥，他的战术发明和利用沼泽地作战的本领，使他成为当时最好的指挥官之一。将这支军队称为荷兰军队是不恰当的：在1600年它有43个英国人联队，32个法国人联队，20个苏格兰人联队，11个瓦隆人联队，9个德意志人联队，只有7个荷兰人联队。尽管民族大混杂（但并非不典型），莫里斯却把它铸成了一个一致的、标准的整体。毫无疑问，荷兰政府的财政能支持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军队比欧洲大部分军队更能按期得到薪饷，正如政府一贯为支持强大的海军而提供经费一样。

夸大尼德兰联邦的财富和财政稳定，或者说它能轻松地支付这场长期冲突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它的早期阶段。在尼德兰联邦的东部和南部，战争造成相当大的破坏，贸易损失，人口下降，甚至繁荣的荷兰省也感到税收太重；1579年它要为战争拿出96万弗罗林，1595年几乎达550万弗罗林。到17世纪初，反西班牙的年度费用升到1000万弗罗林，很多人担心，这场战争不用坚持多久就会造成财政困难。荷兰的幸运在于西班牙的经济遭受损失更大，加上相应的、供养爱闹事的弗兰德斯军的能力不济，终于迫使马德里同意1609年停火。

战争考验了荷兰的资源，但并没有将之耗尽。实际情况是，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荷兰经济发展迅速，当政府像所有的参战国那样需要向金融市场借债时，它有一个牢固的基础。经济繁荣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人口增长与摆脱哈布斯堡统治以后的更旺盛的进取精神相互作用。除了自然人口增长外，还有来自南边或欧洲其他地区的好几万（或许几十万）难民。这些移民大都是技术工人、教师、手艺人或资本家，很明显，他们可以做出很多贡献。1576年，西班牙军队攻陷安特卫普，这给了阿姆斯特丹更多的机会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起作用，而荷兰人确实利用了一切可乘之机发展贸易。他们控制有利的鲱鱼贸易，开垦海田，这些增加了荷兰的资源。他们的大型贸易船队，特别是那种简单结实的货船，到1600年包揽了欧洲大部分运输业，木材、粮食、布匹、盐、鲱鱼，由荷兰船只通过每条水路运输。使英国盟友和荷兰加尔文派牧师反感的是，只要利润超过风险，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竟然愿意把这类物资运给他们的死敌西班牙。荷兰会进口大批原材料，由阿姆斯特丹、代夫特和莱顿等地的各行各业进行加工。其主要工业有“糖加工、冶金、蒸馏、酿造、制烟、缫丝、制陶、玻璃、军工、印刷、造纸”，不用惊讶，到1622年，荷兰67万人口中有56%生活在中等城镇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与之相比都显得落后了。

荷兰经济的另外两个方面也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其一是海外扩张。虽然这项贸易与欧洲水域低级但大宗的买卖不能相比，但也是共和国的另一项来源。“从1598年到1605年，每年有25只船到西非，20只船到巴西，10只船到东印度群岛，150只船到加勒比海。1605年在安汶、1607年在德那地岛建立有主权的殖民地；印度洋周围，在亚马孙河口和日本（1609年）一带都建立了工厂和贸易站。”尼德兰联邦和英国一样，在经济活动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世界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而这个转移是1500年到1700年的主要潮流之一；它一开始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有利，后来给了那些更有能力从全球商业获利的政权以强大的刺激。

其二是阿姆斯特丹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是这个共和国充当欧洲的船运商、交换人和商品经济人的必然结果。金融家和机构所能提供的（接受有息存款，转移款项，给汇票记账和结算，发行债券），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已实行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反映出联合王国的贸易财富规模更大，可靠性更强，特别是因为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的一部分，愿意想办法保持货币可靠、有保证的信誉和定期偿还债务的原则。这样的结果是，总是有钱借给政府，这使荷兰共和国相比它的敌人具有无可估量的优势；由于它的信用好，还债及时，因此总能以比任何其他政府优惠的条件借到钱。这在17世纪是个主要优势，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1621年与西班牙再次开战以后，这种能够轻易举债的能力就更重要了，因为武装力量的费用不断上升，从l340万弗罗林（1622年）增至1880万弗罗林（1640年）。即使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笔巨款，特别是在荷兰的海外贸易因战争而受损失——或者是直接损失，或者是贸易转入中立国手中的情况下。因此，尽可能让公共贷款支持大部分战争费用在政治上容易些。虽然这造成公债猛增——荷兰省在1651年的债务为1.53亿弗罗林，但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以及对偿付利息的谨慎态度，意味着其信用体系从没有过垮台的危险。虽然它显示了即使富国也在军事支出面前退缩，但它也证实了，战争胜利取决于各方钱包的大小，而荷兰总能比其他国家耗得长久。

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本章的结论。1450年后进行的战争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密切相关。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后期这段时间，大多数欧洲国家经历了政治和军事权力实现中央集权的过程，通常在君主之下（但在有些地方是在当地王公或一个商业寡头政体之下），伴随着国家税收权力增加和方法增多，收税的官僚机器也复杂多了，不像过去那样，国王是“自己过自己的”，国家的军队则靠封建征募。

欧洲民族国家的这种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经济变化已经破坏了不少旧的封建秩序，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得不通过新形式的合同和义务来互相联系。宗教改革把基督教社会按统治者的宗教偏爱划分，把世俗和宗教权威合到一起，因而把世俗制度扩大至整个民族。拉丁语衰落了，政治家、律师、官僚和诗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地方语言，也推动了这股世俗的潮流。交通工具的改善，更为广泛的物资交换，印刷术的发明，超越大洋的地理发现等，使人们不仅知道有其他种族的人民，而且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趣味、文化习惯和宗教。在这种环境下，无怪乎当时的许多哲学家和其他作家把民族国家当作公民社会自然的也是最好的形式，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应该加强，它的利益应该保卫，不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享受的是哪种宪法形式，都应该为共同的民族利益而和谐地工作。

而战争以及战争的结果推动“民族建设”的紧迫而持续的压力，远远超过这些哲学思考和缓慢进化的社会潮流，军事实力使得许多欧洲王朝可以镇住他们本国的大亨，保证政治一致性和权威（虽然经常要向贵族妥协）。军事因素，或者确切地说，地理战略因素，有助于形成这些新的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同时频繁的战争诱导民族意识（以消极的形式）滋生，让英国人学会恨西班牙人，让瑞典人恨丹麦人，让荷兰反抗者恨他们从前的主子哈布斯堡家族。最重要的是，战争，特别是有利于步兵的那些费钱的防御工事和舰队发展的那些新技术，迫使参战国家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费用，消耗了收入中的大部分。所有关于早期近代欧洲政治花费的普遍增加，关于新的税收组织，关于国王与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在改变的议论，如果不提到军事冲突的核心作用就只是抽象的空论。在伊丽莎白一世的英格兰或者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的最后几年里，政府全部开销的3/4用于战争，或者用于偿还上次战争欠下的债务。陆军和海军行动并不一定总是新的民族国家存在的原因，但肯定是这些国家最费钱、最紧迫的行动。

不过要是假定在16和17世纪，征收赋税、支持军队、装备舰队、发布命令、指挥军事战役这类行动，能像1944年诺曼底登陆那样进行，那就错了。正如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的，早期近代欧洲的军事机器是笨拙低效的。在此期间征集和控制一支军队是一桩困难之极的事业；衣衫褴褛的部队，运输问题，不标准化的武器，这些都是令大多数指挥官感到绝望的问题。即使有足够的款项用于军事目的，贪污和浪费又要从中分一杯羹。

因而武装力量并不是一个国家可预知的、可靠的工具。大队人马由于后勤供给短缺或更严重的缺乏薪饷而失去控制情况，屡见不鲜。弗兰德斯军在1572年到1607年至少发生了46次哗变，其他劲旅亦然，虽然不是那么频繁。例如，黎塞留曾在他的“政治宣言”中憎恶地评论在德意志的瑞典军队和克伦威尔的新军：

历史上由于供给匮乏和体制混乱而自我毁掉的军队，比毁于敌人之手的多得多；我已亲眼看见了，在我的任期内开始进行的所有行动，都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能完成。

薪饷和供给的问题从所有方面影响军事行动。有位历史学家证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德意志的惊人机动性，并不是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军事战略计划的要求，而是反映了他在被迫为他们庞大的军队寻找食品和饲料。早在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之前，指挥官们就已知道，一支军队吃饱了肚子才能前进。

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也适用于国家政权，特别是在为战争筹款的问题上。这个时期的国家不管多么繁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这场漫长冲突的费用立即付款；不管征了什么样的新税，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之间总有一个差距，只能靠贷款来弥补，或者从私人银行家如富格尔家族那里去借，或者像后来那样，从一个经营政府债券的正式组织的金融市场去借。不过，螺旋式上升的费用迫使君主拒付债务，贬值货币，或者试图采取它不得已的措施，急功近利造成了长期损害，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正如他们的指挥官拼命想办法维持军队秩序，喂饱战马，近代早期的那些政府也过着不安定的入不敷出的日子。纠缠着要议会批准更多的额外赋税、强迫富人和教会“捐赠”、与银行家和军火商讨价还价、劫掠外国财宝货船、回避众多的债权人等等，这就是那些年代里统治者和他们的官僚被迫从事的差不多是经常性的活动。

因此，本章的论点并不是说哈布斯堡家族没有做出其他大国干得很漂亮的事情，这里并没有出现惊人的对照，成功和失败仅仅是由很小的差别来决定的。所有的国家，包括尼德兰联邦，都由于军事和海军战役造成的不断的资源损耗而处于重压之下。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财政困难、军队哗变、供给不足、国内反对增税。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年代经受的应该说是耐受力的斗争，把参战国逼得越来越接近财穷力竭。到了“三十年战争”的最后10年，很明显，对立阵营都不能拿出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指挥的那样规模的军队，因为各方都确确实实用光了人力和物力。因此，反哈布斯堡的胜利只是模糊的、相对的。他们在维持物质基础与军事实力的平衡上，干得恰好比对手哈布斯堡强了一点点。至少有些胜利者看到了在一场长期斗争中，国家的财富资源应该小心使用，而不是乱用。他们也可能承认（不管是多么勉强地承认），商人、制造商、农夫与骑兵军官以及长枪兵对他们来说一样重要。但是，他们对此的理解超过哈布斯堡的程度是很小的。借用威灵顿公爵后来的话说，这是一个“要命的势均力敌的事”。大多数大规模竞争都是如此。 nqRr0zmo7HyQx8531XQxMC2Smz71qEcn7AOaPDCibSHP7X1mwIwYWFvs0y1xeD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