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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罗小朋（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张学军（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
边勇壮（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历史俯览：螺旋式上升
1988年秋，在改革10年之际，我们在相同的题目下写过一篇长文。文章开头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点现在恐怕很少有人怀疑了。8亿农民开始卷入商品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变迁，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0年以年平均9.3％的速度增长，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较早地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逐渐被‘摸着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厌恶，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加剧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腐败因素的恶性膨胀，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初步进入造成的社会生活空间令人压抑的拥挤，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中国改革经过10年的匆匆行进，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关头。”
针对当时社会上普遍的焦躁情绪，我们总结10年改革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并未走到尽头，中国的文化并未预先注定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转变中将再次经受磨难，中国人只要选择正确的战略转折，是可以避免动乱或停滞的前景，而争取腾飞的前途。
后来的发展表明，历史并不是简单地选择了一个路径，从1989年起，中国经过一个短暂的动荡，稍稍的停滞和迟疑，然后迅速走上了腾飞的大道。
20年过去了，变化天翻地覆，问题似曾相识，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增强了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与1988年相比，社会没有那样不安和躁动，外部世界倒是变得更不可靠。居安思危，中国人是否已经走出了低中等收入国家动荡和停滞的发展陷阱？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能否持续，有何变数，原因何在？今后30年的道路，有何选择，制约在哪儿？显然，这些是摆在今天中国人面前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中国奇迹：分享的经济持续高增长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国内外的观察者都很少有分歧，就是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收入199美元的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360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门槛。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改善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而并不是只惠及少数人。迄今为止，中国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停滞陷阱，或在经济增长期所出现的那种社会两极化的大规模对抗和动荡。亿万中国农民，在继续保有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和收益权的同时，通过进城打工，普遍显著提高了收入和生活水平。中国人的选择自由和机会，无论对最偏僻和最草根的乡村农民还是对多少得天独厚的各类精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阔，既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国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创造力勃发、财富空前涌流的基础和源泉。
原因的探寻与疑问
那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这样的经济奇迹？人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主流的说法是说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搞了市场经济，界定了产权包括私有产权，从而搞对了激励。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独独中国取得了这样的经济成功？况且要说私有产权界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还要彻底得多，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框框禁忌，为什么他们几乎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当然也有人说，在东亚模式里中国并非绝无仅有，与经济起飞时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除了规模大，中国也无特别之处。但大国外向型经济成功，本身就是奇迹。同时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未加证明的判断：中国延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也会马上结束，因为可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期一般最长也只有20～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显然面临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已经耗尽，我们又将如何面对一个不同时期的挑战？
四轮驱动的中国高速经济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找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使社会普遍受惠的真正原因。在我们看来，这大体上有以下四方面。
一、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
对外开放对中国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改革，这是很多人的感慨和共识。从“文革”后中国的极度封闭和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巨大差距起步，中国人实行了坚决而又有步骤的对外开放。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对外依存度，从只占GDP的10％以下，到65％以上，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设备、管理制度与经验乃至各种信息的全面涌入，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催化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因此，说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利用了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肯定没有什么错。同时应当看到，从“文革”后的统治经济和思想禁锢，只经过短短的30年，中国就极大地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惊人差距，没有导致自身的迷失、瘫痪、分裂或解体，而是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交流和对话的能力，这绝不是一个简单和无保留的开放能够做到的。许多国家开放的程度比中国彻底得多，但结果往往是沦落为国际资本纵横捭阖的场所，目睹令人沮丧和难以缩短的差距，陷入无助的内部争斗和自信心与凝聚力的溃散。因此，中国的成功至少包含了两个最重要的机制设计：一个是对外开放特区的陆续设立和发展，使得开放能够既大胆放手又有梯度的扩散和传导；二是本国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导向。
二、坚定然而又是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取消或废止计划体制，而是承认计划经济的现实和存在合理性，采用了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途径，逐步发展市场经济和转化计划体制，因而避免了许多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断、混乱和经济滑坡，保持了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增长趋势。市场经济激发了个人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满足任何能带来经济收益的社会需求的动力，从而迅速带来了供给充裕、经济繁荣和社会富庶。中国的私有产权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个体户经济、家庭私有财产的发展、扩大和普遍化，承包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资本经济的渐次发展阶段，使得社会有一个认识、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始终保持了混合经济的形态，就是市场领域、政府干预和调控的领域并存，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并存，从而保证了宏观的可控性和稳定性，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和对抗。中国一方面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另一方面又保证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同时通过废除官员的终身制和世袭倾向以及持续不懈地反腐败努力，比较成功地扼制了中上层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大规模转化为私人或家族资本的企图，使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落入家族寡头的手中，避免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家族化或官商勾结的演变。而这在一个血缘关系传统深厚、法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本来是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最容易出现，从而导致社会对抗和动荡、经济增长中断的陷阱。
三、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城乡隔绝的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的，这就是实行了最严格的人口迁移管理和城乡户籍管制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不是去取消或直接冲击这种二元经济体制，而是在农村保存原来集体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了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从而迅速地解决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中的经济激励问题，大大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普遍福利水平。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更大意义是它解放了原先被计划体制和集体生产方式所禁锢的农村劳动人口，从而诱发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
首先，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农民迅速从边际投入的收入接近于零的单纯粮食生产向边际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等农副产业转移投入；其次，是创办乡镇企业，向离土不离乡的非农产业转移；再次，是出现了全面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农民工劳动大军。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既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原本僵化的国营企业的用工制度，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延续，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工业和城市中的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和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制提供的务工农民在家乡有一小块均分地的安全保障相配合，极大地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造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政府垄断征地使城郊土地改变用途的级差地租主要落到了城市政府手中，这样就为城市的迅速扩张和升级提供了财政来源。显然，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作为最终保障的均分承包土地，垄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低价征地，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之一。
四、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史以来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权力划分上，也是多次拉锯和反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放权让利开始，从大一统计划经济的一个大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中央和地方之间也是从1980年起，就“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其间几经变动，包括1994年在按照1993年中央和地方分成基数的基础上，实行不同比例的分税制，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分成规则的透明性和稳定性，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分灶吃饭则是改革以来一以贯之的大格局。
由于中央政府垄断了货币证券发行权和政府发债权，在中央给定的规则之下和之外，千方百计地组织地方政府掌握的其他全部可能的资源和增加财政收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谋求发展的唯一途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地方有限责任公司，统筹调动和配置地方各种资源，包括与上级政府及部门讨价还价、争取更多垂直资源。创造更有利于资本流入的外部条件，使用更有吸引力的财政税收返还和土地优惠，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这样，在私人资本和外部资本以及劳动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竞争。中央政府对统一市场的维护和对地方封锁的抑制，地方政府对外来资本的渴望，以及地方市、县一级政府的国企已经很少且一般退出了竞争性领域，大大削弱了地方竞争中的地方垄断和地方保护。地方所有制主导的资源整合与自由流动的劳动资本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私人资本发育和规范不足的产权替代，它在丧失一部分效率的同时，又以规模经济和公平效应进行了补偿。从而使中央集权、统一市场下的地方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由此可见，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既不是简单模仿移植别人现有模式的结果，也不是其他人能够拷贝复制的普遍模式。
以实践理性探索改革开放的彼岸
那么，基于以上几方面特点的中国道路的本质是什么？是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中国模式或称北京共识存在的成功和证明，还是如另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这只是在已知西方彼岸下本来很简单的转轨，只因囿于中国国情因而变成不能或不便说明的曲折过渡？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政治上需要的口号，还是包含了实质性的内容？显然，这是我们总结和反思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能回避的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改革开放是从1977年开始批评“两个凡是”和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酝酿发端的。实际上，这里已经包含了改革开放的导出在认识论上的根本转折，这就是从毛泽东的“文革”模式和前30年先验设计的计划经济理想模式的固守和试验，转向实践出真知的试错探索。从认识论上说，就是从对未来经济社会模式的预知假定和设计理性，转到实践后知和有限理性。后来的发展表明，实践标准打破的实际上不仅是对毛泽东的凡是，也打破对所有以前被奉为神明理论的凡是。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特别是起点来看，除了一些大的目标，要实现现代化，要跟上时代的脚步，要实现中国仁人志士几百年的强国梦想，同时又能使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和对立以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并不是知道中国一定要具体怎么做，而是知道了中国一定不能再做什么（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才在探索中逐步走向和提出改革开放的（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明确提到开放，讲改革也只是说到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改革，但各种求实的探索则已陆续开始）。农村改革最初确实只是为了应对落后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建立出口加工特区最初似乎也只是为了改变边民越境讨生活的窘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好像只是逼出来的权宜之计。但是20世纪60年代更大的饥荒并未逼出改革开放，而20世纪70年代末的似乎只是地方乃至基层自然理性的应对却引起了连锁性的重大制度变迁，这后面显然还有更深厚的背景和哲理。
应当指出，在这些似乎偶然事件的背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解放思想的开放态度和实践出真知的探索精神，是这整个变革的认识论基础。在以开放的心态频繁出访学习考察西方世界（这在毛泽东时代是绝对没有的）之后，仍然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错了就改的实践理性，这从改革开放以来曾被讥为实用主义和目光短浅而受到很多人批评。其实从理想主义的先知假定和设计理性到实践后知和有限理性是中国人在认识论上的重大飞跃。这就是承认未来是有不确定性的，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对未来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先验设计需要后验查正。前人的理论、别人的模式包含了多少真理，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自己和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正如什么样的鞋适合自己的脚，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真正知道。甚至人类已经称之为科学的，也只不过是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实践已经验证了的知识信息，它也有可能被新的实践或信息所修正。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多次发生。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或彼岸不是也变不成历史文化传统与资源禀赋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美国，更不是许多中国人自己也不以为然的其他某国，而是中国人世代追求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实现这个目标本身就是个世界级的难题。更进一步，如何在中国这样历史遗产和包袱都很重的发展中大国实现这个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更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才真正关切和必须面对的顶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不乏有人认为只有自己抓住了真理，因而提出的方案就是唯一正确的途径。但回过来看，都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并不全面的一孔之见，因为还有太多的东西有待搞清和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实践标准论，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哲学理念和认识论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报告的开篇之题，它也是伴随了改革开放30年直到今天的口号。但是，解放思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很多人至今并没有真正明白。从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解放思想首先是从“两个凡是”即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从阶级斗争为纲中解放出来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反帝反修、闭关锁国中解放出来到对外开放、平等互利，从计划经济、公有制一统天下中解放出来倒也可以市场调节，搞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成分，其实也还包括从西方的私有化、民主化模式中解放出来搞适合中国国情、能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总之，就是要一事当前，从先问姓“资”姓“社”、姓张姓李的意识形态化中解放出来，就事论事，实事求是，不贴标签，这样，才能使中国的一切历史文化遗产、革命遗产中的精华，外国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的文明成果，尽可以被我们拿来所用，不用自封门路，不必怕人扣帽子，打棍子，贴上什么主义、思想的标签。这样国家发展才如虎添翼。没有这种思想解放，凡事对本本条条，先贴标签，那就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干不成。因此，解脱贴标签的泛意识形态化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实际上，意识形态化包括宗教化，是在人类社会信息成本很高的阶段上动员与组织民众和社会的一种形式。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成本的急剧下降，贴标签的意识形态化代价越来越高，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必须摆脱的一种羁绊。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呼吁，面对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困局，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阻碍，使美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这说明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羁绊，不仅是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它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当代世界和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因为意识形态化往往把人类追求的目标和价值的实现形式凝固化了，从而超越了这些目标和价值实现本身。中国改革中的许多困惑和悖论往往产生于此。我们过去长期宣传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就能实现平等和共同富裕，但结果却南辕北辙，平等并未真正实现，相反却走到了共同贫困。邓小平之所以反对贴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化标签，就是因为过去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又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复杂形态，既有贫富差距很大的美国模式、拉美模式，也有相当不同和比较平等的北欧模式。对于对象和自己的认识都还处在演变中的事物简单贴上意识形态化的标签，只会封闭自己前进的道路。显然，没有解放思想和去意识形态化，自由价格和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和雇工经营，国企股份化和公职人员、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等等，这些过去完全不可思议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观念的历史性变迁，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选择自由越来越广泛，政府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宽阔，从思想基础来说，就是得益于解放思想，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羁绊。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王朝的文字狱，中国的泛意识形态化绝非只是革命的产物，而是有深厚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根源的。现在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宽容，越来越远离过去人们熟悉的动辄搞政治运动和随意贴标签、搞批判的时代，这是中国社会的伟大进步。
当然，信息时代意识形态重要性的下降，不等于人类价值理性重要性也下降了。信息时代仍然是价值竞争的时代。但价值理性不是靠空洞高调的口号实现的，而要通过适合本民族积累的知识存量、集体行动方式和组织制度资源的机制设计去实现。机制设计就是解决在去意识形态化下的桥或船的问题。因此，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不是要不要改革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宣示，而是进行什么改革、如何改革的讨论和探究，进行不同改革模式和机制设计的批评与竞争。因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等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不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高调，而是取决于机制、路径即桥或船的设计。随便用改革反改革画线，容易封闭对改革不同路径的讨论和批评，那样其实还是没有跳出意识形态化窠臼的表现。
改革的真实历程和真正含义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不是说可以怀疑和否定一切，而是有边界和底线，这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让一些人很困惑和失望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明白解放思想是以且仅以解脱意识形态化的羁绊为目标和边界。这样至少可以在经济和发展的领域甩掉包袱，实事求是，开拓前进。但一个社会要不因发散而失序，必须收敛于自己可以站立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基础和框架。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是以经济改革带动全面改革，道理也在于此。其实，在一个发展中大国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价值认同和道德取向是自然状态。因此，有左派、右派，乃至极端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也完全正常，毫不奇怪。现在人们也慢慢地习惯，甚至开始学会尊重某些也许看似荒唐、出轨，但实际上也是看到或抓住了社会某个侧面、侧点的观点和价值诉求，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进步。但是一个国家要能组织和动员自己的历史与人力资源、组织与制度资源，不是陷入纷争、内耗乃至对抗、动乱，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就必须考量和优先满足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形成集体赶超的凝聚力与力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左冲右突、披荆斩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在市场化、民营化、国企改造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大刀阔斧，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都是这样一种集体行动的轨迹。
由于所谓沉默的多数的存在，集体行动与多数人的利益，在信息时代之前是个有些暧昧的空间。不过在今天的网络时代，这个过去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开始并不沉默。尽管网络的声音并不总是和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民意，但也不难看出，它和爱走极端或拥有话语权的精英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往往并不相同，甚至经常冲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解放思想不是也不能是各路精英主导、自行其是。改革要形成集体行动力，就必须抵制两极的诉求干扰，特别是不让极端诉求挟持和葬送改革。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从改革伊始邓小平就提出了要破除对原苏式和毛泽东模式的迷信，对原先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同时又拒绝简单移植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实践中并未成功的西方模式。在邓小平看来，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改革开放能够展开和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并不是像很多人描述的那样是改革与反改革斗争、领导人最终一锤定音的单线条漫画史，那并不是中国改革真实完整的图画。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就指出的，改革起步就面临来自“左”的方面指责改革是离经叛道的压力，同时又面临来自“右”的方面根本否定既有的经济政治制度，要求全盘拷贝移植西方模式的压力。改革的真实历史，是在实践、认识、舆论和政策的互动中，为了实现现代化赶超而又不出轨、翻车，最高决策集团平衡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的过程和历史。改革开放的彼岸或终极目标是邓小平在他的全部讲话中反复宣示的中国的现代化和允许先富后富的共同富裕，这也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在路径上，邓小平则认定必须改革开放，学习和借鉴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否则只能死路一条。但过去“老师”总是“欺负”学生，是中国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外部原因。因此，在今天全球化过程中，面对西方的权益优势和话语霸权，保存自己的民族思考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邓小平积自己20世纪的全部经验，深知中国社会失序的危险性，他确信移植照搬西方的私有化、民主制模式，国家经济命脉就会落入私人家族手中，中国必乱，不仅会两极分化，现代化也肯定搞不成。因此，邓小平的路线就是现代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市场经济要大胆尝试运用，私有经济可以允许存在发展，无碍大局，民主建设要适应国情，循序渐进，半个世纪后条件具备了，也可以搞普选。（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
回过来看，既拒绝固守传统模式，守旧倒退，又拒绝简单以西方模式为样板，全面移植拷贝，沦为别人的跟差，而坚持从国情和民族利益出发，既学习、模仿和借鉴，又自主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贯穿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的几乎所有重要历程都是在抵制这两方面的拉力和冲击中走过来的。探索这样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道路，就是既承认现状的历史继承性与合理性，又强调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既肯定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中国革命的遗产，坚持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弱势大众谋利益的旗帜，同时又与时俱进，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承认各类精英集团在任何制度安排中都会优先受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又抑制大规模的两极分化，努力使绝大多数人包括强势和弱势群体都能在改革开放中不同程度地受益。这样，通过把馅饼做大和实践中的每一步成功来巩固改革的阵地，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探索，来认识和确定下一步前进的步骤，使中国人在实践中不断改变这个国家面貌的同时，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通过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时间的积累和代际的交替，使拥护改革而不是走两个极端的人在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够胜出，使改革既不被守旧者阻挠，又不被激进的移植拷贝者所半道劫持。这期间，尽管也有太多的不尽如人意，乃至痛苦、失望和彷徨，尽管有许多发展或伴生品并不符合不同的人有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意、价值判断和追求，但最终内外的观察者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现代化努力和民族的集体行动最成功的30年。因此，中国的改革路线，用邓小平自己的描述，就是既反“左”，又防“右”，但特别警惕“左”这样一条代表多数、走极端的路线。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改革的特殊困难和困惑之处。革命成功了伟大，失败了壮烈，而改革本质上就是改善和妥协。开放不能迷失自我，变革不能抛弃传统，学习模仿又不能抄袭而要自主创新。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就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它积累变迁的意义而言。就其行进的每一步而言，改革就是改良，就是有妥协的前进，是在承认保护和转化既得利益的同时，发展新生增量的双轨推进。这样的改革从来就饱受两翼的批评：它既有旧体制的残迹，又有新体制的幼稚；既有变革中的失序，又有妥协中的痛苦，就是没有站在传统或现代的道德高地上的批评者们自己不必兑现的乌托邦期许。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由于丧权辱国、贫困落后，急于求成的激进主义引领潮流以来，曾经创造了伟大历史文明的中国人最不习惯的变革和推动社会前进的方式。但其实正因为如此，它在惊人的变革中避免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撕裂和对抗，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改革总是以悲剧结束的宿命，也走出了过去总是在理想的憧憬中以暴力和革命摧毁社会、从头再来的历史循环，这才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伟大成功之处和奥妙所在。
互动型创新与链锁式制度变迁
改革既然是建设性的变革，就需要在全面开放和学习、借鉴他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成果与经验的同时，进行适合国情和能利用本土资源的制度创新和机制设计。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梯级对外开放，农村中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的创造（分田单干可以是传统回归，但保持集体所有框架下的家庭土地承包则是制度模式创新），价格改革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路径选择，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架构，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与国有资产出资人框架的构造，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创新，依靠这些以及其他的制度遗产，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奇迹的经济制度基础。
因此，仔细考察中国这30年的制度变迁，既不是完全自发诱导的，又不是单纯政府强制推行的，而是往往或先自下而上的实践试错（如家庭承包、企业承包、股票市场），或先自上而下的政策试错（如经济特区、财政分级包干、国有股减持与股权分置改革），或二者兼有（如价格改革放调结合、双轨推进、国企股份制），总之是在试错过程中，实践、认识、舆论（其中理论后来包括网络扮演着积极角色）和政策的互动形成一定的改革气候与共识，产生体制变革创新的冲动或推力，由此激发和引致链锁式制度变迁。这样人们看到，路径依赖的实践，依实践而发展的认识，受他律与自律约束的舆论，政府内部博弈产生的政策，它们之间微妙的交叉作用，发酵变化，制约着利益博弈和信息交流导致的整体理性和决策主导潮流的演变，并最终产生制度创新与社会变迁。这种非正式的互动型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制度和社会变化的真实轨迹。显然，这种非正式互动型沟通向效率更高的正式沟通制度的转变将是今后改革的重要方向。同时，当一个新的30年在严峻的内外挑战中开启的时候，怎样再次聚集改革的势能和动力、产生和推动更广泛和深入的制度创新，决定了中国奇迹能否延续的命运。
（本文原载于华生教授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