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两条主线

张维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格的自由化，第二就是企业的非国有化。那我们走到什么程度呢？我个人的判断是到1993年的时候，也就是改革的前15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价格的自由化，而改革的后15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的改革。我说的是基本上完成，不是全部完成，就是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但是在1993年之后，价格改革不再是中国改革的关键，2008年之后，企业改革也不再是中国改革的核心环节。

但是剩下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我们仍然要处理。好比1993年之后，我们仍然有一些价格是国家控制的，要不断地调整；2008年之后，国家仍然持有着好多企业特别是特大型企业的股份，这些股份怎么减持，用多快的步伐，每次减持的幅度有多大，我想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打一个比方，像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事实上那时候仗还没有打完，特别是在长江以南，但是毛泽东已经很有把握地说，革命已经成功了。所以我现在判断，中国经济改革到2008年，两大战役基本完成。

首先谈一下价格改革。价格改革的核心就是从政府定价到市场定价这样一个转变。到什么程度呢？大致来讲，以零售业为例，在1978年的时候，97%的零售业的价格都是由政府定的，到了1993年已经有83.8%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而工业品，在1978年的时候100%的价格由政府决定，到了1993年的时候81%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价格改革我们现在谈起来非常轻松，但当时可以说惊心动魄。价格改革过程中，由于涉及好多的利益关系，比如老百姓每天生活所需的东西都是国家定价的，价格一变化，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还有财政，因为财政收入是与价格相关的，价格变了，财政收入也会变。所以当时价格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1984年之前，我们并没有想实行市场价格，当时主导的改革思路是怎么调整价格。我们认为政府是有能力定价的，原来价格不合理，是因为政府没有尊重价值规律，只要尊重价值规律，价格就可以定得合理。但事实上这个思路是行不通的。

到了1984年的时候，价格已经扭曲得非常严重，但是政府一直没有办法把它理顺，所以当时叫经济秩序混乱。在1988年开全国人大会议的时候，据说李鹏总理去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问代表们最关心什么问题，李鹏说最关心价格，邓小平决定搞“价格闯关”。但是“价格闯关”决定做出之后，引起了普遍的社会抢购，银行的存款大幅度下降。这时候中央就有点害怕了，停止了价格改革，搞三年治理整顿。

三年治理整顿期间，在价格方面没有大的作为，甚至走了一些回头路，把原来放开的价格又给它收起来。但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大部分价格全给放开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经过15年历程，中国的大部分商品从计划定价转向市场供求决定。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再看一下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2年，有两个主要内容：第一是大量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第二是国有企业实行了以扩大自主权、利润留成为主要特点的承包制改革。在1992年之前，我们假定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怎么搞好它？我们就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让它利润留成，调动积极性。1993年之后，这个思路完全转变了，我们不再假定国有企业一定能够搞好，事实上开始实行股份制改造这样一条道路。

股份制改造是厉以宁教授最早提出来的一种思路，但到了1993年之后，才变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思路。在过去15年里，经过大体上三个五年，第一个五年就是1993～1997年，基本把县级以下的国有企业都给改掉了，包括一些乡镇企业的产权也明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1998～2002年，县级以上的一些中型国有企业通过减员增效和企业重组，也改革了；第三个五年是2003年之后，一些特大型的国有企业，像中石油、中移动、中国电信等等，这样的企业都上市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改革就是银行改革。我们知道四大国有银行已经上市了，它们的股东里边有国外公司、国外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实行了股权分置的改革。也就是说原来股票市场上的这些企业，一部分股权是不能流通的，是国家持有或者代表国家持有的。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改革了，就是在理论上讲，所有上市公司的股权都是可以流通的。经过这样15年的改革，我们看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举几个数据。首先看工业总产值。在1978年的时候，国有部门的工业总产值占到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80.7%，但到2006年的时候，国有部门的工业产值比重下降到了9.7%，而非国有的已经上升到了90.3%。再看城市就业人口，1978年时，78.3%的城市就业人口在国有部门，而到了2006年的时候，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口只占到总就业人口的22.7%，非国有部门上升到了77.3%。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8万多家国有企业，但到2006年，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降到了2.5万家。国有企业职工的数量，1978年的时候全国有将近6000万左右，到1992年达到了顶峰，将近8000万，而到2006年，已经降到2600万左右，也就是经过30年改革，国有企业职工的数量不到改革开放前的一半。

国有企业改革从1992年之前在保持国有企业的前提下改革，转向1993年之后的非国有化，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就是1992年之前放权让利的改革表明，我们所有要解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要政企分开，其实政企没有分开，要企业自负盈亏，企业仍然不可能自负盈亏。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山东诸城的改革。那里有个市委书记，叫陈光，他把当地的一百几十家国有企业都给卖了，或者甚至送给别人了——因为有些企业亏损，资不抵债，没人要，他就送给别人。他得了一个称号叫“陈卖光”。

国有企业最后走的这条道路，是国有企业的困难导致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家银行再不敢给国有企业继续提供所谓的“安定团结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包括让国有企业上市，包括出售国有企业。经过这样15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技术性的问题。好比我们几大银行，现在国家持有70%以上的股份，未来如果需要，国家随时可以减持这些银行的股份，那就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谈中国的两大改革，我们不能忽略了另外一项重要的变化，这就是非国有企业的崛起。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崛起，价格改革不会那么成功，国有企业改革也不会那么成功。因为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就没有人接手国有企业减员增效释放出来的资产和劳动力。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更是非常曲折。在1988年之前，私有企业是非法的。1982年有一个很大的案子叫温州“八大王”，包括什么纽扣大王、项链大王等等，有7人被逮捕判刑，一人逃跑了。原因很简单，他们雇人了，雇人就是私人企业，私人企业是不合法的。1988年之后私有企业合法化，中国经济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个人把中国这30年私有企业发展和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分为三个10年。1988年之前，可以说主要是农民转变的企业家。那时候稍微有门路进入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不会去做私人企业。第二个10年，就是1988～1997年这个阶段，由于私有企业合法化，特别是1989年之后有些人失去了在政府工作的前途，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几个事件刺激很多原来在政府、国有部门工作的人离开做私人企业，可以叫第二代企业家。第三代企业家是过去10年以海归和工程师为主的企业家，好比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等。这三代企业家，可以说推动了我国这30年的经济成长。第一个10年，主要靠制造业和商业，那是农民企业家干的事。第二个10年，主要靠地产和金融，那就是政府官员转变的企业家做的事。第三个10年就是高科技产业，靠海归企业家。没有这三代企业家像接力赛那样传承的话，中国经济不会如此成功。我们谈改革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还有一个比喻。我们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然后再逐步把假斑马变成真斑马的一个过程。好比一个村里边，以马为主要生产工具，这些马很懒，没有效率。村长看到其他以斑马为主的村很富有，所以想把马换成斑马，但是所有的村民都不同意。为啥呢？我们祖祖辈辈都跟马在一块儿，你干吗给我们换成斑马，那村长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等村民都睡觉之后，偷偷拿一桶漆，在马背上画了好多的白道道。第二天早晨，村民发现，我们的马怎么变成斑马了，就去质问这个村长。村长说，我没有换成斑马，只是觉得好玩，画了些白道道，你们去仔细看一下，还是我们原来的马。村民一看，对了，还是原来的马，所以就不再跟他争论了。而这个村长每天晚上干同样的事情。后来村民们对马和斑马的区别已经没有概念了，村长就把这些画成白道道的马真的换成了斑马。直到有一天，村民发现，他们的马真的变成斑马了，但是比原来的马更能干活，所以就不再跟村长闹事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就是这个帮着画白道道的村长。

现在我们看，中国的一部分马已经彻底换成斑马了，但是仍然有一部分还是画着白道道的马，包括我刚才讲的大的银行、大的国有企业。不过，既然已经把道道画好了，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些画了白道道的马变成真正的斑马。为了完成这个过程，我觉得未来30年的改革重点，就应该由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制度的改革。

我预测，未来的30年，前15年主要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对产权进行更好的保护。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况下，前30年改革的成就才能得到稳固。然后到了后15年，就可能要改进完善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这样的话，经过60年的改革，中国应该变成一个经济上富强，又是一个民主化的发达国家。我记得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讲过一句话，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大体需要200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的1840年算起，到2040年刚好200年。可以说，从1978年开始的当代改革，是中国历史性转轨的最后60年。我希望，再过30年，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可以很自豪地讲，这60年是我们中国恢复到世界最强大国家地位的时代。

（原文为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访谈，有删节） Io829bYSF202HoDP7ZUw7EicBz1ArVgYU97igWb9VIgLybZRoujAG1KK4dTXRc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