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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被称为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又一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今天，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对于我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0页）。2002年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时，我撰文论述了邓小平理论怎样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哪些理论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个“新阶段”，并将这个“新阶段”解读为一个既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设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形态；文中提出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
十几年过去了，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理论，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形态。这个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内涵很多，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至科学发展观，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许多创造性发展，但这些理论创新的最突出的代表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我们党之所以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思想，则是由于南方谈话首次正式公开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具有很强的政治感召力。
按照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若要鼓吹市场经济，就是离经叛道，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必说20世纪前期至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外对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的探索都被斥责为修正主义而遭到严厉批判；就是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前一个时期，尽管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媒体宣传中却将此视为禁区。邓小平本人自1979年始就在小范围谈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研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前后达十四五次之多（不过，他在小范围所谈论的观点在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才对外公开），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第203页）。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更加明确地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且，他还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样，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此后20年里，党中央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使这个理论愈益丰富和完善。因此，南方谈话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是政治家、战略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发表南方谈话时，尽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仍然关心、思考党和国家大事，“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他的权威仍然对我们党和国家发挥着巨大影响。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既然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更大优势，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那么他在经过长期思考而有了明确结论后，就不能不表明坚决的态度。改革开放后，他的许多谈话都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例如，党的十三大关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论述，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一个时期有一种舆论要否定十三大。对此，他明确表示：十三大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还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第371页、第373页）邓小平这样鲜明的态度，无疑为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壮了胆，解除了他们的许多顾虑。起草党的十四大报告征求他对经济体制改革采用哪种方案的意见时，他毫无保留地赞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因此，南方谈话实际上发挥了政治感召的巨大作用。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讲，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那时这么讲，主要是强调改革的伟大意义，提高人们对改革的觉悟。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改革对于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意义。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南方谈话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改变了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不完全认识，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既要发展生产力、还要解放生产力这两个问题讲全了。
南方谈话之所以把问题讲全了，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搞市场经济这个伟大的理论创新。对改革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早就有这个认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放生产力；城市企业下放自主权，是解放生产力；建立经济特区，也是解放生产力等。但这些都是局部的，某一个领域或方面的。只有实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才是全局性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实现生产力的大解放。如果说计划经济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同汽车在普通公路上行驶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则犹如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犹如动车在高速铁路上奔驰。它的历史起点则无疑从南方谈话开始，在党的十四大形成全党共识将其作为党的重大决策通过后，党中央陆续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0条”等一系列条例、法规，不断在朝着改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方面做巨大努力。也正因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2001年我们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崛起，这是2010年我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不到20年就取得这样令世人惊羡的奇迹，这是邓小平当年发表南方谈话时未曾想到的。创造这样的奇迹，为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和此后制定的政策，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起了决定性作用。
改革，无论古今中外，从来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万全之策，总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但经过权衡，若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就应该进行。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双刃剑，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且负面效应的“杀伤力”不会很小，但是如邓小平所说，有办法克服，可以抵御。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一方面使其正面效应得以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使其负面效应受到最大的遏制，将其消极作用限制到最低程度。所以，“社会主义”四个字，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容词，或点缀作秀的虚语；而是牢牢地套在市场经济头上的“紧箍咒”，起约束负面效应的抵御作用。
纵观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的情况，尽管对限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做了巨大努力，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措施，但政策的制定往往滞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漏洞太多，使下面的“对策”化解了上面的不少政策，从而其消极作用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集中表现为“四大失衡”：一是权力失衡，钱权交易，一些官员腐败；二是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相关政策没有使先富者很好地带动未富者，有产生两极分化的潜在危险；三是社会心理失衡，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问题使人们的心理感到缺乏保障；四是生态失衡，一些地区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破坏严重，生活环境污染的治理缺乏力度。这些问题的凸显，虽然是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发酵的结果，但绝不能因此就否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这是因为：
第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走富裕和繁荣之路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指出：“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至150页）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有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经历了至少200年，我们国家才只有20年。期盼在短时期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个愿望很好，但要在短时期完全消除其负面效应，恐怕不现实。
第三，这与不少人忽视套在市场经济头上的那个“紧箍咒”——“社会主义”有密切关系。忽视了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不可能牢牢地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因此，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加强堵住各种漏洞的制度建设，牢牢地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环节。
“义”与“利”，历来是中华民族处理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义”为先，还是以满足个人私欲的“利”为先？这一直是区别善与恶、高尚与低劣的一个重要标尺。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就是无限追求利润的最大值，是个人利益和与个人相关的集团利益第一。有如前述，我们国家所以强调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要像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咒”一样，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约束其背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负面效应，但是，不少人对这个“紧箍咒”很不以为然。如邓小平所说：“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所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页）同样的，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也只讲市场经济，忘了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掉了市场经济头上的那个“紧箍咒”，任其负面效应危害社会。他们只看到市场经济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值和利益的最大化，根本不管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姓什么，把套在其头上的那个“紧箍咒”抛到了九霄云外。什么“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社会诚信、国家利益至上等等，在他们的头脑里根本没有这些观念。为了无限追求利润的最大值和利益的最大化，什么坑蒙拐骗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了那个“紧箍咒”，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资本的原始积累时引述的一段评论所说：资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就会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会开始活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现实社会中的那些不法分子不正是这样吗？！只要有资本存在，不管在什么社会，其运行规律就是如此。在我们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如果不套牢社会主义的“紧箍咒”，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走向也会如此。
长期以来，不能说对这种现象没有任何认识，也不能说对这样的犯罪行为没有打击和惩治。但是，思想顾虑重重，严惩的力度不够，这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会遏制不住，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在努力健全和完善其体制机制，堵塞各种制度漏洞的同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片面追求个人、群体和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要用大道理管小道理，用正道理管歪道理。
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此后他不断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单纯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不能消除，经济体制改革也很难坚持下去。这是因为我国原有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连为一体的，旧的计划体制是依靠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社会的运转的。要改变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不改革原有的某些政治体制，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就在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异常艰巨复杂的大工程。它牵扯的面既广且深，涉及许许多多人的利益，处理不好，社会震动大，影响政治稳定。邓小平多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谨慎从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第177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中央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先易后难，进行了诸如行政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监察制度、国家机构的精简与调整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在我看来，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也体现了这个思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改革既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起重要促进作用，也在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做重要准备。
有一种看法认为，目前我国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替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存在没有改革的问题。二是文化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做某种准备，但代替不了政治体制本身的改革，两者的内容根本不同。
但是，对于那些对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顾虑的人也不能不说，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回避的，也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单纯是经济体制问题，它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目前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凸显，与我国政治体制现状存在的弊端的关系太密切了。上述“四大失衡”，最根本、最危险的是权力失衡。权力过分集中，是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体制性原因。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只会愈演愈烈。因此，加大力度，继续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使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
在20世纪，邓小平发表了两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第一个是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它既是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指南，也是对由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作的深刻总结，是我们党面向世界启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第二个就是南方谈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面临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人们产生了许多思想困惑。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改革的姓“资”姓“社”、政治倾向的“左”与“右”，以及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重要理论观点，改变了长期束缚人们的陈旧观念，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它既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坚定了人们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它引发的思想解放之深刻程度，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有深切感受。就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所产生的影响看，其思想解放的震撼力如同前一次那样巨大。如果说前一次思想解放释放的能量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的话，那么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巨大能量之一，则是使此后的历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个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如果说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成果是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话，那么它在20年后应当是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器”。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当今，我国有许多老百姓感受到的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的步子不太大。这是否与邓小平讲的缺乏那么“一股气呀、劲呀”有关系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以为，首先要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一些顾虑消除了，在制订具体方案时才会有一些大的举措。又如邓小平说的：“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只要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只要坚持这种态度，我们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就会出现更重要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