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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著宝典，影响时代；而哲思与伟人，也都是时代的产物。所以，论世然后知人，知其人、知其书，然后知其短长得失。《论语》的研习，也是如此。
论语，两个“言”旁的字，一本记录言语、反映时代的儒学圣经，活现了孔子“言教”与“身教”，代表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伦理宝典。
读了《论语》所记录的孔子以及门徒高足言行，有志之士，便知道如徐复观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所谓：“程文之外，另有学问；科第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脚地。”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成功否认：孔子是东亚文明的典范，中华文化之光；让人见到这光的书，便是《论语》。
直言曰“论”，答难曰“语”——这是《周礼·春官·大司乐》贾逵《疏》引《说文》的讲法。“论”是直接陈述，“语”是答复询问。《论语》邢《疏》，以“经纶世务”释“论”，又等于“圆转无穷”的“轮”。依此，有人主张据《说文》二徐本惟载“卢昆”切而读平声。不过，段玉裁说古无平去之别，赵翼《陔余丛考》卷四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常时读了去声，也未为不通了。其实，研习《论语》，主要是在通义理、学为人，所以，语音与字义既都通转，在此也不必多费笔墨了。
总之，这本把孔子自说和答问的话，连同附带资料，编纂流传的记录，就称为《论语》。
《论语》的时代，是周代文制动摇而价值重估的时代，是孔子出而百家随之并兴的时代。
《论语》表现孔子。孔子自觉的社会使命，是复礼兴仁、拨乱反正，以处理“王纲解纽”的时代问题。继起的那批思想家也有同样的使命感，如后来《文心雕龙》所描述，他们“身与时舛，志共道申”，于是开创了诸子百家时代，形成了以后二千多年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有史可据的第一个灿烂时期，就是春秋战国那几百年，政治上列邦竞存，思想上百家争鸣的世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承刘歆《七略》而论“诸子出于王官”，今人虽不尽从，其实也并非凭空设想。由于人性与时代条件，以管理知识为专利，以学术资料为禁脔，自然是当时世袭掌权者（即所谓“贵人”、“君子”、“世族”）的必然做法。到争夺战乱而使贵族地位不保，特权崩坏，《庄子·天下篇》所谓“旧法世传之史”的垄断局面无可维持，学术就流入民间，才俊就纷纷兴起了。沦落而有才有德的贵族，传授学术以营生和栽培后继者；不甘贫寒愚昧的平民，奋斗学习以攀升社会阶梯，为了荣身、为了华国、为了救世，他们纷纷努力，薪火相传，于是推进了文化。由于社群处境与个人才性的不同，自然有诸子百家的分别。到秦汉一变自古以来列邦并存而为帝国一统，政治上或强势之合，而文化随而定于一尊；或弱势之分，而思想得以异葩耀采。二千多年来，由“先秦诸子”而“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而现代的中西交流，相荡相激。这样，溯始探源，自然不能离开作为首要重镇的孔子与《论语》。
诸子百家兴于春秋，盛于战国，合起来便是周朝的下半场——东周。自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六国尽灭（前二二一年）这几百年间，夏、商、西周二千多年来的贵族世袭封建政治逐渐动摇衰废，代之以秦、汉以迄明、清又二千多年的君主世袭专制、郡县中央集权，然后进入民主共和的现代。生于春秋后期的孔子（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所耳闻目睹的大动乱、大转型，就是“王纲解纽”。
所谓“王纲”，就是王朝的纲纪：西周建政，行封建、立宗法、社会藉以维持、人心因而安顿的礼乐文化。所谓“解纽”，就是这种种的纽带组织，崩坏松弛，于是社会动乱不息，人心普遍难安——怎么办？
作为开启诸子时代的第一人，孔子主张：正名辨分，安定秩序，恢复与振扬西周建政的礼乐文化。
政治礼文的设计者、示范者，是孔子梦寐敬佩的姬旦——周公。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孔子所属鲁国的始祖。他伐商、东征，制礼作乐，建立和稳定西周王朝，不过，最值得想慕钦崇，还在于克制政治人物必然强烈的权力欲望，而遵守自己所参与制定、于是也应当制约于其中的那套秩序规矩。
胜利则骄狂，专权则纵滥，人情大都如此。不过，人性也有高贵难得之处，就是：理智清明以自警自制，宅心仁惠以爱众安民。孔子之敬慕周公在此，《论语》之垂教后世也在此。周公所言所行，见于《尚书》中最可信的《周书》各篇。不论对周国臣民、友邦之君，抑或殷商遗族，周公都反复叮咛，谆谆告诫，总不外申说小周之能代大殷，都是天命与天意之归于有德；如果承命者也失德，照样会重蹈殷亡之鉴。所以有国者必须勤政爱民、修身立德。这种省勉训诫，代表一种新的时代共识，就是：要保持忧患意识，要知道“天命靡常、有德居之”，别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在周公领导之下，他们就努力以表现人本人文的礼乐制度，代替前朝所特别看重的——甚至可以说“偏重”的——几乎无日不做的宗教献祭。殷商敬祀，周人尚文，时代精神是不同的。
殷商即使在盘庚迁都之后，游牧渔猎仍然是重要的生产方式，西方的周，国虽未大，土地农耕已较先进。灭商之后，就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进一步以具体严密的政治策略封土建国，来安养同姓亲族，酬庸异姓而立大功的臣属，和为数较少的前代帝王之后，以及原先存在而不得不封的盟友部族。同姓异姓各国间杂而居，以利通婚与制约。爵位军力都有规定。仅次于王的公爵尊而极少，以下侯伯子男四等以侯为尚，所以称为“诸侯”。周王称为天子，有事则诸侯勤王，丧德败政，则天王号召各国共讨。国君之下，卿、大夫立家，各有采邑，提供财赋与武力。贵族最基层的士，则承上级之命以临民为治，若有失职，可遭废黜。广大的庶民，就耕织制作以至简单商业以事贵族，命亦系之。此之谓“封建”。
农耕安土定居，宗族乡里家庭组织亦远较游牧稳固。各国之间以至君臣上下，皆异姓为婚以繁衍后代。君长继承，亦不再兼行“兄终弟及”而一律“父死子继”——而且尽量是嫡长子，以安天命而减纷争。嫡庶长幼，因此必须严格分别。嫡长子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其余则是“小宗”，五世亲尽而迁，另开支派，自为大宗，以后再开若干小宗，这样一路广远地繁衍下去。此后三千多年，自天子以至庶民，都是如此。此之谓“宗法”。
“宗法”与“封建”两种制度交织，用亲情、血缘、亲疏、利害为基础，制定辈分、等级种种关系，就构成西周建政推行的礼文。一切从个人生命最先的依靠——父母兄弟开始。《论语》首篇次章记有所谓“孝悌”是“仁之本”，次篇孔子引《尚书》记“孝友”即所以“为政”。这样，由家而国而天下，以天子为永远的、最高的地主、最大的族长，领导王朝万邦，人人各安其位，一切井然有序，加上农业生产发展，于是有周初的“成康之治”和稍后的和平安定之世。所以，孔子虽是殷人之后，也称赞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就是说：周以夏商二代为鉴戒，修正、改善、建立了种种文化礼制，于是一切都上了轨道，一切都美好！
可能不美的是世事与人性。世事常变，而人性不改。人性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道德自觉的一面，更有“见富贵而争先、见掠夺而恐后”——动物的一面。以“宗法”而论：亲情有厚薄，关系有亲疏，为长上者资以服众的才德势位有高下；以“封建”而论：土地有肥瘠、疆域有大小、人民有众寡，基础本来就已难平。天时不定、地利不均、人力的欲望与智愚勤惰不齐，列国以至卿大夫（其实可说是所有人）之间随着生产的发展，贫富强弱的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大到礼法制约不来，既定的秩序便不能维持，大侵小、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种种乱象就越来越多了！《礼记·礼运》篇视为比乱世好得多的“小康”之治，也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本来也是出于自然而保障于法律、视之为当然的“私”；那个时代，又远远未想到由长期血的教训而培育成功的“民主宪政”这个迄今为止最好的想法和办法，又怎能防范、制裁、消弭由另一部分人性而来的、更强烈、更原始的贪求与争夺呢？
周康王之后，昭王经略南方不返，可能是被当地人沉舟而谋杀之于江上吧。穆王远游四方，留下不少神话，跟着厉王无道，监谤以压制舆情，结果发生民变而被逐。周召二公共和行政之后，宣王号称中兴，周室威德仍然未足服人，继任者幽王又无道，废申后而宠褒姒，烽火戏诸侯，结果被申侯与犬戎联攻，诸侯不至，于是死于骊山之下，镐京残破，平王东迁洛邑，开始了东周。
这时，列国因兼并而疆域日大、数目渐减，周则直辖王畿相形见绌、成势更堕。其始，郑国勤王有功，庄公初成小霸，即竟与桓王战而射之中肩，已视同诸侯。到楚兴于南，甚至北上而问鼎轻重，有志取代。齐桓公应时而起，用管仲之策，官山府海，以渔盐农矿充裕国力，以尊王攘夷令诸侯，首为盟主以开霸政。死后内乱，国势稍衰，宋襄公欲继之而败。跟着，晋以北方之强，文公北并群狄，东阻秦穆，南败强楚，霸业为春秋之最。其后楚亦败晋而称霸，两强缠斗，互有胜负，众国依违其间，郑的处境尤难，赖有名相子产贤能，内政外交，扬声国际。宋向戎以战频民苦，倡“弭兵”之议，而干戈终不能息。这就是孔子青少年时的世局。到稍后吴越争雄，就已是春秋末期了。
《春秋》本当时列国编年史之通称，孔子据鲁史所记编为教本，于是亦成所记上起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至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的时代之称。司马迁《史记·自序》承《淮南子》、董仲舒等说在此期间，诸侯各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时世之动荡、百姓之痛苦可知。周初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观世》），到春秋晚期，大小诸侯减到一百以下。后来再到战国，只剩七雄，事态的必然发展，明显地趋向统一，孟子就清楚肯定地如此说（《孟子·梁惠王上》）。不过，他想不到最后竟然统一于最残暴善战的秦，更无论在他之前百余年、想保持秩序不再坏下去的孔子了！
为时代、为人类而焦心苦虑的人，也不只孔子。卫大夫石劝谏庄公：“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六顺”；“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六逆”；如果“去顺而放逆，招祸必速”（《左传·隐公二年》）。结果是：“弗听”——不信邪！忠言逆耳、明知故犯的人，为数又岂少呢！
逆而不顺，从个人到国家都必然战争。战争靠臣下出力卖命，自然论功行赏。到赏不胜赏、“尾大不掉”，功高权重势大者控制了财富与人民，臣下就必然由“震主”而“代主”了。春秋与战国之间，震动当时的天下大事：“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实在是理有固然、事有必至。在此之前，孔子所深深慨叹：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可说是历史的总结，也是历史的预警。
以当时的鲁国而论，政权实操于“三桓”，亦称“三家”（不是后来分晋的那三家）。鲁桓公除嫡长子继为君主外，又有仲庆父、叔牙、季友三子，下开“仲孙”（又称“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自宣公九年（前六〇〇年）起，轮流为执政之卿，其中季孙一族（简称“季氏”）为时最久，势力最大。但三桓实权，又渐下移于家臣之手。层层上逼，逼得号称一国之君的鲁侯形同傀儡，寝食不安，时时恐慌被害，也刻刻伺机回击，于是情况日劣，两败俱伤，其他各国情况亦似。只有秦用商鞅变法，中央集权（“强公室”），削减私家武力（“杜私门”），卒之尽灭六国，废封建而行郡县，这更是孔子所梦想不及了。到这时，经过一传以至若干传弟子的补充增订，作为孔子言行记录的《论语》，也已编成了。
《论语》是首创的民间私修之书，正如孔子是最超卓的私人办学之始。如前所说，夏商西周以来学术，本属王官专守、贵族所习；到封建崩坏，一批又一批贵族流落民间，他们之中的有学有志者，出其所能以自养，甚至培训后起，于是学术就渐渐流入民间了。没有人可以查考谁是如此作为的第一人，不过，最先开风气、最有超卓成就、最广受敬爱、久被尊崇的，肯定是孔子。
“孔子”是二千多年来世人对他习常的尊称。
自称其名：“丘”，人称其字：“仲尼”。
有人私底下、甚至公然称他“孔老二”，表现了轻薄与不服气——甚至嫉妒、狂妄、不知地厚天高。
孔子，一位失败的周文维修者；一位成功的全民教育创始者；一位永受尊崇的人性发现者。
孔子是人，所以不可愚昧地、别有用心地神化。
孔子是三代礼乐的承传者，中华文化的集成与教导者，所以，应当平心研孔，不该无知地丑孔、狂妄地诋孔。
孔子是人类良知的发扬者、伟大的教育家，所以，应当尊孔。
先交代这位先师、圣人的家世。
要讲世系、遗传，理应兼顾父母两系——就如基督教《圣经》的耶稣家谱。不过，中国旧日传统，实际只有父系。有史以来，妇女的教育权、参政权都微不足道。说起来实在羞愧。直到现代才有改变。连《论语》中也有两句孔子稀有地被人指责的话：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
并非不可以辩解。这里的“小人”，是论位非论德；“女子”与之并列，也只因为“难以应付”；武王母后太姒不与其他九位功臣并列，因为参问政治是“妇女不宜”——这真是时代的错、社会的错——也因此，没有人可以获得满分，包括孔子。
无奈地，讲孔子家世，仍然只能从他父、祖说起。
孔子先世，就是他所熟悉而痛心的、一部典型的贵族兴亡史，男人主导的相争相斫史。
孔子先代是殷商贵族，“子”姓。纣王无道，庶兄微（国）子（爵）启（名）出走。武王灭商，初封纣王子武庚以承祀。武庚勾结管、蔡以反周公，既被诛平，周乃改封微子启于殷之故都以奉先王祭祀，这就是贵为公爵的宋。
宋开国四传到公，长子弗父（字）阿（名）让国于弟而降为卿。再传数世，至孔父（字）嘉（名），依礼制：五世别开新公族，改“子”姓而以“孔”为氏。据传因妻美，孔父嘉为太宰华父督所妒杀，殇公亦遇害，其子木金父逃鲁，孔氏从此再降为士，也从此便是鲁人了。
鲁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典籍文物保存得最佳。到传统学术随贵族政治之崩坏而渐次下移，就替孔子思想学问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渊源与凭借。
孔子父亲，被称为叔梁（字）纥（名），曾做陬（又作“鄹”、“郰”，今曲阜东南）大夫。
叔梁纥年过六十连生九女，娶妾得子孟皮又生而残足，于是求婚颜氏，长次二女皆拒，独幼者征在允嫁，历史称为“野合”——前人或解为未合礼仪、或释以年龄差距太大，总之没有确定的说法。
孔子生于昌平乡陬邑，在今曲阜泗水两县之间。名丘，据说是因头顶中平而四周如阜，又或说父母祷于曲阜东南之尼山而得，故名“丘”，字“仲尼”。不久父亡，墓在何处母亲讳之，跟着更迁回曲阜城中阙里，加起来只是二十岁多点的孤贫母子，便从此相依为命了。这几年间的实录太少，后人随“尊孔”或“诋孔”以至“诬孔”的动机而各骋想象，随意解说，唯一只表现了讲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对事情真相以至孔子的贡献与评价，毫无影响。对此而作太多研究，也并无意义。
没有人能离开父母以至祖先的影响。父母对孔子的遗传，是高大健壮的躯体和坚毅的意志；殷宋以来父系祖先的影响，是礼法的娴熟与持守。孔子自幼喜欢习礼，早年入太庙而每事问（《论语·八佾》），其后就以此为出发点，因研“礼”而知“义”（礼法背后的义理），循义理而探“仁”（义理根本在仁心）。人之所以为人，就在道德价值自觉（“仁”），因之而有行为合宜的途径（“义”），实现为具体的典章制度以至生活仪节（“礼”）。细则基于原则，原则出自内心，这便是《论语》全书所透显的、以孔子为宗师的整个儒学的最基本架构——这便是儒学，这便是《论语》，这便是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有人不服气这个文学性的赞叹，只证明他自己不欣赏夸饰修辞艺术，更不明白中华文化！
孔子一生事迹，自古以来研习多、传扬广、争论少、查考易，这里分为四阶段列成表解，简要地交代，系以可能有关的篇章——例如《为政第二》篇第四章，就是2.4，如此类推。
（一）成长与教学
（二）从政与挫折
（三）周游列国
（四）归鲁与终老
（五）孔子与鲁国地图
（六）及门弟子
孔子教学早、年寿高，化育宏广，声誉远播。以当时传播条件，已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的盛况。《史记·仲尼弟子传》考其显有年名及受业见闻于书传者居半，无年及不见书传者亦四十二人。孔子以“文、行、忠、信”（7.25）为教，弟子就各自才性志向发展。其最卓异者，后世因有所谓“四科十哲”（11.3）：
这也只是大概的模拟，并非如此判然四途。忠、信其实都是“德行”之一；而大贤子张、曾子，都不在所谓“十哲”之内。就《论语》所见，著名弟子略如下表：
《论语》所载孔门著名弟子表（年岁序）
孔子既逝，门人结庐守墓三年，如父丧哀思，子贡甚至六年方归。他们跟着就各本所学，或散游诸侯，达者为王佐卿相；次者结交贤俊，教育人才；未遇者隐在民间，待时养备。最著名者，除子路在卫而殉职于孔子卒前外，子张居陈。澹台灭明居楚。子贡善辞令外交，货殖甚富，终老于齐。子夏居西河，教学年寿均久，化泽甚众，仕于明君魏文侯之贤人田子方、殷干木，以至战略名家吴起、墨翟之徒禽滑厘等，都出其门下。
到了生存竞争更残酷的战国时期，儒学自然被视为迂阔，不过有志于仁义根本者仍然诵习不绝，特别是齐鲁之间，继承曾子、子思一系的孟子，以善学孔子为任，声誉最隆，宣扬最切。
后来，生于赵而卒于楚的荀子反对他而另倡性恶、隆礼，特尊仲弓，法家的韩非、李斯，都出门下。不过他仍然宗奉孔子，年寿既长，教化亦广，其影响经秦而入汉，群经传授，渊源都可溯源于荀子。
暴秦焚书禁学，备受迫害的儒生，就在陈涉起事时，带着祭孔的礼器往归，表示：拥戴他为文化与人心的正统所归。孔子八世孙孔鲋就任他的博士，并且同死。刘邦破项羽，唯有曲阜因曾被羽封为鲁公，所以弦歌不辍而坚守，到确知羽死，才与众归降。
汉兴，干戈未息，用叔孙通制朝仪，参与的儒生渐渐抬头，不过跟着的文景之世，重黄老虚静无为，与世休息，所以儒者未见大用。跟着是汉武亲政，尊崇儒术，风气于是大改——这时《论语》也就渐有定本了。
（七）孔门人物称谓
《论语》所见孔门人物名字称呼，也就是当时和以后二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礼仪规矩，即是：
一、“子”或“夫子”是直接呼唤对方时的尊称。（清汪中《述学》卷六说“子”本是小国之君，相当于大国之卿，于是作为尊称云云。）在《论语》中，除了少数例外，一般就是称孔子。
二、自称或称卑晚辈用本名——所以孔子自称“丘”，称弟子为“回”（姓颜）、“由”（姓仲）、“赐”（姓端木）。
三、称平或长辈用别字——《论语》记述者提及孔子门人，例如上述三位，称“颜渊”、“子路”、“子贡”。名与字意义相发，深“渊”之水“回”旋，“由”是田出之“路”，“赐”与“贡”都关资财，诸如此类。后世如诸葛“亮”字“孔明”，秦观（少游）与陆游（务观）名字对易，现代如张学良字“汉卿”（张良开汉功臣）等等，佳例不胜枚举。
四、姓名直书，是纯然第三者或后人提及时的一般语气。《论语》并非一时一人所记，由于辈分、关系、情感等等因素，有时又碰到姓氏雷同或名字近似，须加分别，于是便有变例。譬如：颜渊、樊迟、公冶长、闵子骞……是“姓字直书”。又有“名字直书”，甚至连姓。譬如：宰我又称宰予，冉有又称冉求，陈子禽又称陈亢。《论语》首篇次章就出现的有若，《论语》全书仅曾子和他称为“子”。后来《孟子》和《史记·仲尼弟子传》更提到他“似圣人”，孔子既卒，门人一度以“事孔子”之礼事之，唯有曾子不从，他也因不胜任、不堪当而退下。——究竟是姓“有”名“若”抑或字“有”名“若”，甚至曾否受业于孔子，都可以考究。
甲、《论语》的篇章组织
谁编《论语》？什么时候？确实已无从考定，更不必臆度；总之是孔子某些得意门生的一传再传弟子。他们怀念师教，经过多次收集、讨论，把公认可信可传的宝贵事迹与教训记录下来，化各人心中的个别回忆为天下后世的宝典，这已经是孔子卒后好多年的事了。
《论语》的话题，主要是“天”（天道与命运）、“人”（人性与人生）、“政”（政经与伦理）、“教”（教育与学习）四类。特别是“仁”（人类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核心）、“礼”（人际交往规范准则）理念的阐扬，“君子”（由“有位治民者”而“有德服众者”）、“小人”（由“平凡卑微者”而“道德低下者”）的分别等等，着意最多。形式上，有孔子话语的单独记录（包括自述和评说古今人物），孔子与门人或者时贤的问答，入门弟子对先师的怀念、评述，以及彼此间的讨论。
今本《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多字，分章近五百，辑为二十篇，各依首章首句“子曰”以下二三字作篇目。（此后其他先秦子书也大都如此。）
值得特别注意的几点：
（一）篇内章数，此依元明清七百年士人科举必读的朱熹《集注》，后来各家稍有出入（如※各篇），有些是重出的各章不计，有些是章中首或末句属上属下意见不同。第十篇《乡党》（※※）朱熹只作一章，他人或分若干章，所以章数并不一致。
（二）第十篇《乡党》不记言而只述起居琐事，似《论语》初编至此拟告总结，其后续有新辑，所以又有以下各篇，故文字风格与前九篇稍有不同，末五篇词语尤异。篇末又每有文义不类或无关孔门的杂散文字，似属后人利用竹简剩处空白补记，而再后又羼入正文者，在于上古，此属常有。（详见崔述《洙泗考信录》、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钱穆《论语要略》等书。）
（三）《公冶长第五》多评论弟子与其他人物；《先进第十一》多评论门人；《子张第十九》皆子贡、子张、子夏、子游、曾子等最著名孔门高弟的语录；《尧曰第二十》章数特少而首章特长，言尧舜禹汤圣王承传之事，显似最后附录。
除此之外，各篇内容大同小异，皆言为学为教为政为人之道，后世学者屡屡尝试综合大意而再次分类分篇，往往细碎而层次难明，更不可取代原典。
（四）现代编者或仿基督教《圣经》西人之法，篇章分别系以数码（例如《学而第一》首章是1.1，《尧曰第二十》末章是20.3），简便清晰，乐用者渐多。此法亦宜推广于其他典籍。
（五）清代大学者赵翼（瓯北）名著《陔余丛考》卷四：“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详见本《导读》下节）钱穆《论语要略》援引此语以叮咛读者，值得记取。
（六）《论语》是现存有关孔子言行最可靠的记载，最值得旁参的是《左传》之中性质相同的史料，再次就是《史记》。除此之外，从战国到汉初，许多同道后学（如《礼记》中各篇，特别是《大学》、《中庸》）、异路以至敌对学派（例如庄子、墨子、韩非子）种种或引申发挥、或假托拟设、或造作嘲讽、或栽赃诬陷，主要是借以申抒各自的思想与情感，极少数是不可不信，有些是不宜轻信、不必尽信，甚至不值一哂。总之最好以《论语》作为稽考——当然，对《论语》本身，尊重的同时，也要冷静、理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为政》2.17）
乙、《论语》的流播
《论语》流传，自然从孔子的故乡开始。汉初，有《鲁论》二十篇；《齐论》与《问王》、《知道》，共二十二篇，各篇中章句，时亦稍多于《鲁论》。两种本子，都用当代流行的隶书（“今文”）。又有据说是出自孔子旧宅、因鲁共（恭）王欲扩建而坏之于是发现的，用秦统一前东方六国文字（“古文”）的《古论》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而多一《子张》或《从政》，篇章次第亦异。汉成帝在位时（公元前三十二年至前七年），安昌侯张禹以帝师的尊贵势位，据《鲁论》而汇合《齐》、《古》二本，号《张侯论》，于是天下从之。后汉晚期灵帝熹平（一七二年至一七八年）所刻石经，即用此本，而他本渐废。汉末郑玄即就此为注，可惜已佚，今所能见只有敦煌残卷。另外，魏何晏有《论语集解》，梁皇侃有《疏》，后来也渐微而佚，今所见者清乾隆时自日本流回。又有赵宋邢《义疏》，即《十三经注疏》所采之本。
最普及而有政教权威的是南宋朱熹《集注》本。这位理学大儒，四十八岁时，萃尽精力，集前人心得，撰《论语集注》十卷，与《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集注》。元仁宗时，诏复科举，出题考试即以此为准。明清沿之，七百年来成为士人必读、官民共遵，视作礼教规范。到学风甚至政风改变，自然也受到质疑、修正甚至批判了。
宋明理学重哲思而轻训诂，疏失之处，赖清人缜密的考据补之正之。晚清刘宝楠、恭冕父子先后勉力逾三十年，成《论语正义》，融汇汉宋，旁采子史，集清儒之大成，补《集注》之不足，至今仍推为典范之作，不过那时国家民族以至文化危机，又甚于孔子之时了！
晚清政昏世乱，列强交侵，为了救亡图存，学风又改。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以至孔子都备受抨击，至六七十年代间乃达巅峰。出于种种动机而丑诋污蔑孔子与《论语》者不少，也就是世道人心的印记。相形之下，中国艰苦抗战期间，困守北平的程树德（一八七八至一九四四），以贫穷病瘫之身，处敌伪暴虐之区，口述而赖亲戚笔录，奋斗九年，成《论语集释》一百四十万言，引书六百八十余种，翔实精备，嘉惠士林，实可谓“时穷节乃现”，不只是《论语》以至中华文化的大功臣，更真正活现了孔门之教！
《论语集释》一九六五年初版于台北，一九九〇年初版于北京，其后“孔子学院”遍设世界，虽然重在教习语文，未涉哲理，至少不再在文化上长城自毁。学风既随政风趋于温和而稍复正常，重刊或新著有关孔子《论语》之作，也纷纷出现。以大陆地区而论，得力于传统训诂而出之以简要者，如杨伯峻《译注》；博采西人近现代哲理而间出己见者如，李泽厚之《今读》、李作干（金纲）之《鼓吹》；以至许多其他有关书刊篇章，都对学术与人心有所裨益。此外更有女士之作，因现代传媒而及于西方。如果孔子有知，也会喜欢时代不同，对女性要刮目相看了！至于台湾、香港以至海外地区，几十年来，孔子与《论语》平稳地受到近乎冷漠的认识与尊重，其间尊孔知儒的少数学人始终不懈地努力教研，以承先启后。当然，主要的希望与前途，还是看整体的华人自己了！
现代华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特别是欧风美雨的冲击。西洋文化汇合自“希伯来一神信仰”与“希腊爱智罗马法律精神”，精分析、崇功利、尚商战、贵科研，与中国传统大异其趣。西人一向对《论语》以至整体东方学术，兴趣和了解都很贫弱肤浅。晚明耶稣会士来华，思想初有交流。十七八世纪，启蒙学者伏尔泰（Voltaire，一六九四至一七七八）等崇理性而疏宗教，于是推介儒学，不免热情有余而了解不足，兴趣并不持久。大哲康德（I. Kant，一七二四至一八〇四）、黑格尔（G. Hegel，一七七〇至一八三一）等更对儒学不知其长而只轻其短。晚清嘉庆、道光间，新教马礼逊（R. Morrison，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东来，精力瘁于译经传道，未遑了解儒学真相。并且中国衰败病弱已显，跟着一败再败，挟工业革命所得的军事、经济优势，几乎就要沦中国为非洲之续，以供其宰割瓜分，连绝大多数传教士在内的西人，都充满种族偏见与文化优越感，更谈不上对中华文化有什么了解和尊重了！
其间只有马礼逊后继者理雅各（J. Legge）用助手而译《四书》、《五经》，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但终极目标仍在传教。至于非基督教国家，意识形态既异，其评估儒学《论语》、孔子等等，又自不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与中国政治局势一改再改，美国首当其冲而资源最足，培养人才、广搜典籍，研究《论语》以至整体汉学的成绩，较之欧陆，又渐有积薪之势了。
总之，中国人对世界文化，固然最好不可无知；对本土传统学术思想的得失优劣，更应先有自知之明，然后他山之石，可以为助。否则随人轻重，彼云亦云，甚至是非颠倒，那就可叹可悲，而不只是可哂可笑了。
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德望崇隆、化泽广远，当时评论与身后追思者无数，言行记录自然在去世后一段长时期再辑三辑。那时既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理想的统筹编整的条件，作为“语录”体之祖的这本《论语》，虽然比之其他古籍，已经绝大部分是可珍、可信，不过，所记内容的详略先后甚至真假问题，还是不能没有。
最明显的是“上论”（前十篇）思想较纯粹，文法较清简；“下论”（后十篇）内容较驳杂、文例较驳杂。最后五篇情况，尤其特别。分述如下：
（一）前九篇非孔子和门弟子之言不录。《乡党第十》纯记孔子行事，似作总结。后来再有收录，于是续编。后十篇各篇之末，往往有无关孔门之事，杂记古人之言，似《礼记》（特别是《檀弓》）而与前十篇不类。
（二）篇目方面：前九篇即首章首句而除去“子曰”、“子谓”等字；后十篇即以发端二三字为目，而且都是人名。
（三）篇幅方面：前十篇每章大都二三十字，时或更短；后十篇则一般较长，最长者《颛臾》章（16.1）二百七十四字，《侍坐》章（11.26）四百一十五字！
（四）语气方面：前十篇简朴直接，后十篇波澜曲折较多。孔子答问，也往往先极简略，再问方作详解。
（五）称谓方面：前十篇只言“某人问某一德行”，称“子曰”，面对孔子单称“子”，背面作第三人称“夫子”；后十篇则每有“某人问于孔子”的句法，称“孔子曰”，面对时称“夫子”。
（六）词语方面：前十篇孔子答君问称“孔子对曰”，答卿问称“子曰”，礼序分明；后十篇皆称“孔子对曰”，似是后来卿位益高的时代痕迹。前十篇只言“君卿大夫问”；后十篇连门人亦有“问于孔子”，参差不一。
（七）最后五篇问题更多，依次再分数项观察：
① 《季氏第十六》文多俳偶。首先《颛臾》（16.1）章，孔子之言既繁且曲，情事亦多可疑。子路曾主堕三都，不应曲从季氏之擅权扩张，此其一。其为季氏宰，不与冉有同时，此其二。《左传》并无颛臾为鲁臣、为东蒙主、见伐于季氏等等记载，此其三。末章《邦君之妻》（16.14）显是后人注释，不似正文。
② 《阳货第十七》纯驳互见，《武城》（17.4）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似战国时言语。《公山弗扰》（17.5）章，季氏家臣叛鲁而竟召时为司寇的孔子。《佛肸》（17.7）章，晋范氏家臣叛而召周游列国、向主正名崇礼守分的孔子。都违情理，亦背史实。
③ 《微子第十八》、《楚狂》三章（18.5，18.6，18.7）有道家隐士讥嘲儒者意，虽孔子结语仍归用世，但亦更见后起之迹，不一定是孔子子路当时的实际记述。末四章（18.8—12）更杂记古今轶事，或无涉孔门。
④ 《子张第十九》皆弟子之言，而称孔子为“仲尼”，与他篇异。
⑤ 《尧曰第二十》最特别，只有三章；首章特长，述前代圣王相授与为治要诀，或附会以孔子继之，其实似是断简无所属，而附于书末者。
推考其原因，大抵如下：
① 孔子没有留下无可怀疑的自传或系统性论述，要考究他的思想情况，自然大费工夫。
② 当初记者未必亲闻，又以撰写条件所限，力求简略，往往只记其言而不记其所以言，极少交代时空环境与后果前因。
③ 当时著述与传播条件，远不能和今日相比，《论语》不出一时一人之手，又没有条件极超卓者的统筹，各则记录，既非依时序，又无法清晰谨严地分类，时间一过，后人即使想作较有系统的整理，亦难免劳而寡功，甚至无从着手。
④ 清晰准确的标点符号，现代才有。原文模棱欠解之处，后人无法裁决，聚讼不休。
⑤ 社群感情、地域偏见、贤者不免。即如前六八五年相齐的管仲，齐人或尊之爱之，鲁人或贬之辱之，即孔子亦可能因个别时空环境不同，而有相异评价，形诸记述，在《论语》中就似乎前后并不一致。
⑥ 上古简重帛贵，刀刻漆书不便，篇末空白往往缀记若干附录文字，非必有意作伪，后来辗转传抄，就混入正文，久而难辨。上古典籍类此者甚多。
⑦ 战国至汉初，百家并起，先行而热心用世的孔子自然成为标靶人物，道家嘲之戏之，法墨诋之排之，甚至污蔑诬捏，割裂曲解其言以为己用，无所不为。
⑧ 汉初《齐》、《鲁》、《古》三论并行，倘皆流传，后人便可考较是非，明其得失，遇张禹巧之人而官高宦达，合为一本，时人靡然从之，于是他本皆亡，难以取证。
⑨ 秦汉一统以迄明清，长期君主专制，加以儒学早成利禄之途，读书应试，粗心、不用心、欺心、瞒心者多，细心怀疑、独立思考者少，或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于是以讹传讹，欺人自欺。及宋人尚理好思，清人考证细密，前述《论语》可疑之处，袁枚、赵翼等已有发现，崔述《洙泗考信录》尤多创获，近人梁启超、钱穆等承其绪，今人读书，于是大得启发。
《论语》近五百章，编成于二千多年前，比之相近年代、分量相近之其他中外典籍，词句歧义已算不多了。
这个课题，古今谈论的早已汗牛充栋，只就几大套清代的《经解》再撮录出来，也可以另成一套大丛书。“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年，崇扬歌颂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也不在话下了。
不过，即使像本篇这样，作为简介性质的一本书的导读，如果罗列许多道德项目，许多与各大宗教大同小异的伦理条款，而彼此之间本末层次不明、逻辑关系不清，也难免零碎散漫，徒乱人意。其实，《论语·述而篇》（7.6）有几句话极重要：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简要地解释：
目的：志于道——探求天地不变之道，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以人道表彰天道。以天道监督、训示、培养人道。
依据：据于德——这是就整体来说：以人得于天赋的生命本性为依据。人是理性的、群居的、社会的动物，这就是人所以别于其他生物的德。
依据：依于仁——这是就核心来说：人的生命有个价值中心观念，就是伦理道德自觉。
方法：游于艺，“涵泳”于各种智能技艺汇成的文化海洋，有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乐趣，所以贵在一个“游”字。
换句话说，《论语》与孔子之学的——
总旨：是尊天爱人；
基础：是本心原性；
始端：是孝亲敬长；
方法：是勤学尚思；
功能：是兴仁复礼；
典范：是君子、圣、王。
以此为纲领，归纳全书的有关言论，大抵可窥全貌了。
春秋之世，贵族政治动摇而尚未崩溃，人心纷乱，社会不安。孔子主张重振周初文化礼制精神，以维持纲纪，恢复秩序。其实，贵族与非贵族，即传统所谓“君子”、“小人”，本质就是少数的、特权的，与绝大多数的、非特权的；而权势地位之产生，又源于血缘和武力。随着社会与民族发展，其间的矛盾怨毒，自然渐多。不过，人的品性、才能，天生就不等不同；而人情的亲疏厚薄，又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孔子于是顺应时势，把《诗》《书》以来“君子”、“小人”的意义，由“势位”渐变而为“才德”，此所以《论语》之中“君子”、“小人”之别，也时以德分、时以位别，要看上下文理和语意情境而别，显现了时代转型之迹。此所以后来孟子尊崇称誉之为“圣之时者也”。
当然，“亲亲”与“尊贤”这两大用人原则，后来《礼记·中庸》所谓“九经”的头两项，到最后必然矛盾而难以两全，直到现代民主宪政取代终身君主专制独裁，然后松解。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也就无可奈何了！
比起前代文献，《论语》中特多“仁”“礼”两字。“仁”既有时与“人”同音通假，又有“核心”之义，就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就在“见贤思齐”而作“君子”，“见不贤而内自省”（《里仁》）于是耻作“小人”的那个道德价值自觉心，此所谓“仁”。人类社会的教育与政治，就在“把人当人”、“勉人为仁”、“以仁树人”、“使人心安”的文化内容。在此之前，“礼”原本是“不下庶人”、平民只能仰望而无可参预的贵族生活方式。孔子从小即以知礼著名，“入太庙每事问”（3.15）——问的不只是“然”，而且是“所以然”；不只是“何如”，而且是“何以”。探索研问礼的仪文秩序何以如此？自然就找出背后的义理，再问义理何据何来？自然就发现所根所源的道德价值自觉，即所谓“仁心”。简言之：因仁而有义，因义而有礼。所以，“君子义以为质”（15.18），“克己复礼为仁”（12.1），所以，仁为万德之本！
春秋以前，甲骨、金文之中，都罕有“仁”字，到《论语》所见：论仁者五十八章，“仁”字出现凡一百次。孔子勉励门徒，要做“君子之儒”，勿为“小人之儒”（6.13）。儒也就由赞襄礼仪的一种谋生职业，提升而为读书教学、致君泽民的终身事业了。
从《论语》所见，孔子的理论贡献，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人文精神的发扬、尚德传统的建立、心性主宰的显现。换一种说法来说也可以，就是：根据良心、建立道德；凭着道德、表现人文。这便是儒学的精蕴。
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发扬”。
上古人类，都震怖于自然变化，想象于万物精灵，俯伏于神鬼赏罚。希伯来信仰，纯化之为独一真神，犹太、基督、伊斯兰三大宗教于以建立。中国古代，殷人尚鬼而好祭祀，到西周代兴，鉴前朝之弊，重修德、兴礼乐，人文精神跃起。在《诗》《书》文献中已见端倪。到孔子仍然敬鬼神、信天命，但更强调人的知命守义，博文约礼，以尽其在我。山林隐逸之士讥讽或者惋惜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其实真正显示他所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18.6），因此要珍重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尊严和努力。
其次，是“尚德传统的建立”。
人文精神，可以表现于高举智慧，可以着重在律法典章，中国自古传统则是崇尚伦理道德。孔子之所以承周文而垂教后世，就在这里。儒学把一切勇力、财富、知识、艺术成就，都统辖在道德之下，以规范人心，维系社会，其作用几乎等同宗教。至于因此而对道德以外的文化表现——诸如科学精神，艺术精神等等的发展，有若干制约，这也是历史的现实了。
最终而最高，是“心性主宰的显现”。
独神宗教信仰上帝为万有之本。唯物主义者以物质为第一性，认为真理只在科学。《论语》所见孔子之教，尊天敬神，而又虚之远之，一切为学、成德、立教、化民的努力，都归本于人类自觉良知——即所谓“仁心”。由此而开展义理，构组礼制，达至最高的仁的境界。因此，“仁”是成终，也是创始，一切发动于本身的意念。所以，《论语》有几句话最为关键：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4.4）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7.30）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12.1）
“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颜渊》12.4）
人本，而不是神本；主要靠自力，而并非他力，这就大异于独神信仰，而与原始佛教相似。不过佛教讲一切山河大地、万事万法，都不外人心幻化，因缘生灭，并非真实，所以必须戳破迷执。这个理论推展至极，必然以“无善无恶”为心之本体。这又与儒学的“道不远人”（《中庸》）大异其趣了。至于不论儒家的“开物成务”也好，佛教的“舍离解脱”也好，作为价值与力量根源的“心”，是否“自有永有”？能不能“自本自根”？这就是最高层次的、耐人思考的哲理核心问题所在了。
连智慧高、学问广、成就大、敬爱孔子又真诚热切的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13）。孔子的主要兴趣，还是“学不厌、教不倦”（7.2）地探究、维持与改良伦理现实。他一生努力最久、贡献最大，也就在于教育。“学”也就是《论语》首章首句的第一个字。幼学之先，就在孝悌，既长而学，优则仕（19.13），以致君泽民，为元首者，更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这便是二千多年来以孔子为圣人，以《论语》为宝典者的共识了。
逃避不了的问题是：
孔子为什么终无所遇？
汉武帝开始以君王之尊而独崇儒术，两汉皇帝以“孝”为谥，此后直至民初，执政者大都尊孔——他们的真正用心何在？
二千多年来，士人都读《论语》，百姓也都祀孔子、尊儒学，不过，孔子与《论语》的崇高理想到底实现了多少？主要困难在哪里？
从秦汉一统直到明清，君王专制的病害为什么愈演愈烈？权力的腐败，人性的贪婪、自私，儒家为什么无有效的对策？乱臣贼子，治之以圣君贤父；但是，君父而终身绝对权力，又竟然（在大一统之国、至高无上的皇帝尤其“易然”甚至“必然”）“父不父”“君不君”，又有何对策？靠阴阳五行所假借的吓之以宗教迷信吗？像黄老之术所教导的，诱之以自然虚静、垂拱无为吗？这些，两汉行之四百年，如果有效，就不会有“外戚”、“宦官”、“党锢”等等大祸了。天下兴亡，生民休戚系于一身一念，而又庸弱或者昏暴之君，根本“贤臣”、“小人”不辨，甚至更以近贤为苦、亲佞为乐，那么，即使公忠睿智如诸葛孔明，除了力疾从公，还撰《出师表》，垂涕泣而道君臣语亦父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外，又能做什么？还侥幸他碰到的是不能不倚赖他、信靠他的阿斗，而并非秦二世、隋炀帝，或者自毁长城、到死不悟的崇祯！
南北朝隋唐，外来的佛学变成最大的宗教信仰，以“一念悟迷”来消融苦乐，以“轮回报应”来解释人生，问题是虚诞难凭，无补现实！儒者要抗“佛老二氏”而有宋明理学，结果也滑入“谈心论性”、抽象玄秘的哲学探究。清儒要矫其弊，提倡“朴”实之学，又怯于政治高压，不敢接触社会“实”务，更囿于传统，不知穷究自然“实”物之理，于是只能自困于语言文字和古史的考据之中来求实证，同样是象牙之塔中的埋首沙堆！
晚清以来，列强交侵，国家民族、社会文化，都面临“数千年未有”的危难！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痛苦检讨，才发觉自己既不“民主”，也缺“科学”！
于是人们质疑：
孔子说仁者“爱人”，后来孟子更说“民贵”君轻，理论上被爱被贵的人民，为什么二千多年来都不被擢升、被培养、被承认可以（而且应该）作“主”？即使现代“民主”、“共和”早成共识，为什么实际发展，还是迟迟牛步？
历史上，儒学对人类良知的发扬、个人私德的培训，功高效广，炳耀千秋；可是，对掌权者的“君德”，对社会整体的“公德”，督导、维持的成绩又如何？
现代政治剧变，儒学饱受轻视、打击，再加上经济上和某些外来思想上的因素，人民道德大滑坡，中国早已愧称“礼义之邦”。对此，是否复兴儒学即可有效改善？实现孔子之道的过往困难既然仍在，当今情况如此，又如何“复兴”？
传统文化偏重“尚德”，于是“尚智”之效不彰，有实用“科技”成就而基础的、抽象的“科学”精神仍然亏缺。一百五十多年来，西潮激荡，于是事事落后的情况明显，对此，仍然只知“无事袖手谈心性”者，是否就可以更新儒学？如何“开出”科学、“转出”民主？
人类既有两性，谈“心”说“人”，自应男女兼及。不过，以上云云，传统云云，都绝大部分似乎单为有史以来就掌权作主的男性而言，妇女的教育权、参政权，直到现代才提升到平等。不必“诉诸他恶”地辩说：“人家西方也是近世的事”，如果不是人家的打击与传教，我们还不会“见贤思齐”而奋起直追，我们还继续以“阴阳”“尊卑”的理论来欺人自欺，来掩饰不公不义！
……
以上种种思想的、文化的基本问题，我们当然不应对“是人，不是神”的孔子求全责备，当然不能让二千多年来早已“曲突徙薪”、“补苴罅漏”以艰苦经营、撑持那“人文化成”大局而弄得焦头烂额的儒家良士独任其咎，当然对同样责无旁贷的、以逍遥观赏为高、以舍离解脱为能的其他重要思想放过不讲。——讲公道话：如果没有孔子的栖栖遑遑、教诲开示，如果没有《论语》的记录言行、流传百世，没有历代读圣贤书者的薪尽火传、成仁取义，一切更不堪设想！
不过，要反省、要深思的是：单就儒家来说，是否对人性过于乐观，所以方法欠周密、观察不通透？
早在汉初，杂家而近于老庄的《淮南子》批评儒者：
“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精神训》）实在是生动、深刻而精到！
当然，道家也只是冷静而高逸地惋惜、讥嘲，自己并不提出，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二千多年来的历史早已说明这点。现代我们怀念而尊敬孔子、珍惜而研读《论语》的人，要怎样思想？尝试一些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