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耶·阿姆谢尔的遗产

布德鲁斯在这个时期写给威廉的一封信里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在其创始人生命最后几个月中的活动给予了简要的概括：

他们的父亲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他最大的儿子阿姆谢尔·迈耶和二儿子萨洛蒙是他大量的业务活动不可或缺的帮手。第三个儿子卡尔几乎一直在为您到处奔走，而四子内森非常能干，在伦敦站稳了脚跟。最小的儿子詹姆斯则奔走在伦敦和巴黎之间。

到这个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的权力移交成功地由迈耶·阿姆谢尔传到了5个儿子手里。但是，就在几年前，老迈耶仍然扮演着“一家之主”的角色。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那样，即便远在英国的内森已经具备了熟练的商业技能，一直到1805年，他仍然得按照父亲的指令行事。而他的兄弟们则被当成雇员使唤：

阿姆谢尔写信说，卡尔曼（卡尔）想去你那边，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目前仍需要卡尔曼留在法兰克福跟我在一起，而且他跟你在一起，能起到作用更小……他很想去伦敦，但是我认为，从整个家族来看，这样做并不明智；萨洛蒙在收账和付钱方面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他有义务帮忙处理……（如果卡尔曼去了伦敦，）那么我所有的商品生意就必须交给泽利希曼和亚伯拉罕·施纳佩尔，以及施纳佩尔的儿子迈耶·施纳佩尔。因为尽管雅各布（詹姆斯）已经开始做业务，但他毕竟才十几岁。所以真需要卡尔曼留下来帮我们。他实在想去伦敦，而你又很需要他，那么我就让他过去。但如果现在就让卡尔曼离开，而不是再等几年，等雅各布成人后再走，就有些愚蠢。不要告诉卡尔曼我跟你说过这些……另外，我亲爱的内森，你写信给卡尔曼时，我建议你多赞扬他一点。多谢神的眷顾，在这个年纪，他是非常聪明的孩子了，尽管他做事还非常鲁莽……他确实想去伦敦，但我真不想他为了3个星期的旅行漂洋过海，我希望宝贝卡尔曼能活到100岁；而且我也不能长时间没他在身边，因为我告诉过你，阿姆谢尔在卡塞尔也有了生意。他去伦敦待3周时间，但实际上可能会待6个月，这段时间里要教会自负的外人来做我的靛青生意是绝对不可能的。

迈耶·阿姆谢尔赢得了“卡尔”争夺战，他留了下来；不过让内森稍感欣慰的是，3年后詹姆斯被派去帮他的忙。

这封信同时也显示出，迈耶·阿姆谢尔的亲家施纳佩尔一家此时也参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另外还有伊莎贝拉的婆家西歇尔家族和贝弗斯兄弟泽利希曼和迈耶，他们分别在1808年和1811年娶了芭贝特和朱莉。迈耶·阿姆谢尔同时也特别关注内森与林德斯科普夫以及内森的岳父莱维·巴伦特·科恩的合伙生意。但是从一开始，迈耶·阿姆谢尔就不让亲家们染指家族企业的管理工作：把施纳佩尔称作“外人”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写给内森的同一封信里，他问了一个极富特色的问题：“亲爱的内森，如果我们的信件直接交到你手上，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是跟你的家人（指内森的岳父科恩）一起阅读信件？请告诉我。”在如此早的阶段，迈耶·阿姆谢尔就确立了一条规则，这条规则之后被严格执行了一个多世纪：他的男性后代，就运作家族企业而言，是最核心的部分。在实务中，这意味着要把家庭或私人通信（几乎都一直用希伯来文书写）与商业通信（通常由办事员用德语、法语和英语写成）区分开。迈耶·阿姆谢尔不止一次地告诫内森忘记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上次就重申过，你的希伯来文用来写家信很合适，但商业信件你必须用德语、法语或英语来写；我不能把你用希伯来语写得乱糟糟还夹着家事的信件交给我的秘书处理，否则，如果他们有良好的记录习惯，就会产生大量的困惑。”当然，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些信件——尽管他们的内容经常重复，而且凌乱——在目前看来有着更重大的价值。

家族生意转变成“迈耶·阿姆谢尔父子公司”发生在1810年9月，他与3个儿子阿姆谢尔、萨洛蒙和卡尔散发了一些印刷的传单，称自己将通过这家公司进行合伙经营。当一年前家族成员遭到萨瓦奈的盘问时，迈耶·阿姆谢尔仍然称自己是公司的唯一负责人，他的儿子只是他的“助手”。但是，他撒谎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防止萨瓦奈起诉公司。1810年早些时候，阿姆谢尔、萨洛蒙和卡尔在犹太街里买了一块空地（重建工作终于开始），以便为公司建一间办公室。1810年9月，正式的合伙协议公布的时候，在前言里明确地说明，“一个贸易公司已经存在”，这个公司中，迈耶·阿姆谢尔、阿姆谢尔和萨洛蒙是合作“伙伴”。1810年协议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吸纳卡尔为合伙人，同时确保詹姆斯在成年后也将获得合伙人的资格。卡尔获得了公司总资产80万古尔登中的3万古尔登股份，而迈耶·阿姆谢尔的份额是37万，阿姆谢尔是18.5万，萨洛蒙也是18.5万。

迈耶·阿姆谢尔不仅从资金方面来讲保持着一家之主的地位，而且还拥有独一无二的可在合同期间抽走自己股份的权利；他掌握着公司聘用和解雇员工的权利；而且儿子们只有在他的同意下才能结婚。协议将这些表述得非常明确。正是迈耶·阿姆谢尔“通过自己在年轻时候便表现出来的勤勉，灵敏的商业嗅觉以及一直到老仍保持着的不知疲倦的精神，为公司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为他的孩子建立世界性的财富铺平了道路”。

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份协议也成了几兄弟后来与自己的后代订立协议时的范本，几乎整个19世纪都在沿用这份协议。利润按照资金份额的比例分成，每个合伙人都不能脱离其他人独立地运作生意；而且协议都有一定的有效期（上述合同的有效期为10年）。协议中最著名的条款是关于一名合伙人死亡时的规定。每个人都庄严地宣布，如果自己离世，将放弃自己妻子、孩子或监护人的一些权利，禁止他们以各种方式质疑其他合伙人确定的自己的资金份额。更具体的是，已逝合伙人的妻子和继承人无权接触公司的账本和信件。这是第一次正式地阐述罗斯柴尔德家族独特且一直沿用的一条规则：禁止女性成员——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后代以及嫁进家族的女性——涉足家族生意的核心区域，禁止接触神圣的账簿和信件。

而一名合伙人的离世也并不是一件遥远的事。迈耶·阿姆谢尔不仅年事已高——1810年协议签署的时候，他已经66岁或67岁了——而且体弱多病。他在两年前曾大病一场，可能是慢性痔疮引起的直肠溃疡，尽管手术很成功，但他的健康一直未能完全恢复。这种疾病在犹太街里非常普遍，可能是由于久坐的生活习惯造成的，也可能与一条街上500多户人家内部通婚造成的基因缺陷有关。1812年9月16日，他再次病倒，3天后便撒手人寰。但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迈耶·阿姆谢尔还是匆忙地修改了自己的遗嘱，似乎要强化1810年协议中传递给几个儿子的信息。新遗嘱按照协议规定，迈耶·阿姆谢尔从自己的股份中只提取了19万古尔登——很明显做了大量的保留。而且遗嘱再次着重强调禁止女性成员涉足家族生意：

我在此宣布并希望我的女儿和女婿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对“迈耶·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资金不占有任何份额，更不能以任何理由索要或被允许索取公司资金。我希望公司应该只属于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以及她们的后人对于公司不具备任何权利，我绝不原谅我的孩子违背我的遗愿，打搅我的儿子，使他们不能平静地经营他们的生意。

如果女儿们确实违背了他的遗愿，她们将只能按照拿破仑时代的法律得到很少一部分遗产。儿子和女儿之间的差别在迈耶·阿姆谢尔的遗嘱里清晰地表述了出来。

迈耶·阿姆谢尔的戒律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不仅是他的儿女们遵从了他的遗愿，他之后的数代子孙也都未越雷池一步；这一点也证实了他写给儿子们的信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在他的家庭里，他掌握着发号施令的权力，而且还可能是一个让人害怕的角色。有趣的是，这并不是外部世界所记得的迈耶·阿姆谢尔。在那些与他有过生意来往的异教徒眼里，迈耶·阿姆谢尔更像那种聪明但刻板老套的宫廷犹太人。应该要着重说明的是，现代对他的描述——尤其是荧幕上由乔治·亚理斯以及埃里克·蓬托扮演的形象——可能夸大了他的外貌以及行为上的“犹太特色”，亚理斯扮演的迈耶·阿姆谢尔留着长胡子，戴着类似土耳其毡帽的帽子；而蓬托版的迈耶·阿姆谢尔则一头卷发，戴着小圆帽。另一方面，19世纪被广泛复制的迈耶·阿姆谢尔的雕像——方形的下巴，没有胡须，戴着漂亮的假发——则完全是一个艺术家想象的产物。一个在青年时期见过迈耶·阿姆谢尔的人回忆说，他是一个“大块头，戴着圆形的假发，留着一点山羊胡子”。另一个人记得他戴的帽子和穿的衣服与同时代的异教徒商人没什么两样，尽管有点破旧。

这些标签反映出迈耶·阿姆谢尔在犹太街里有着某种模棱两可的声誉，在宗教信仰方面他相对正统，但在教育和政治方面却越来越自由。他并不是犹太启蒙运动孕育的民间智慧者之一，虽然他后来参与了改革运动以及犹太文化现代化运动，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当成自己的信仰；然而他也不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科恩未获授权的迈耶·阿姆谢尔回忆录（在他死后不久即出版）将他描绘成了屹立在新旧之间那类人的典范——“证明了犹太教的教义，即使是《犹太法典》的教义，都不包含任何与道德准则相冲突的地方。”罗斯柴尔德一直是“一个《犹太法典》的虔诚信奉者，他将它作为指引自己行动的唯一准则”；实际上，在科恩看来，迈耶·阿姆谢尔倾向宗教保守主义的说法“有些夸张”。他和弟弟摩西（他掌管社区救济基金长达数年）都是犹太社区的积极分子。但是迈耶·阿姆谢尔也是一个“好公民”——这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

这在迈耶·阿姆谢尔对待慈善的态度中一览无遗。上文提到，他和兄弟们都自觉地将收入的10%拿出来给社区的穷人。路德维希·博恩曾回忆说，经常有一大帮乞丐躺在街上等迈耶·阿姆谢尔路过，如果有足够耐心等到他的话，就能得到一些救济的财物。而且，他不仅仅只向犹太社区提供救济。科恩在书里描写了一次一个流浪的顽童冲着迈耶·阿姆谢尔喊“犹太佬！”时的情景：

迈耶·阿姆谢尔冷静地拿出钱包，给了贫穷的年轻人一些钱，并让他经常重复刚刚喊的话。没人比被施舍的人更开心了，顽童拿着钱，高声喊着：“犹太佬！犹太佬！”另外几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不明所以地加入到叫喊的行列。罗斯柴尔德带着十分愉悦的表情听着，口里说着希伯来祝福语：“赞美他吧，他给了以色列的子民指引。”

在他的遗愿里，他还给“三个值得赞许的基督教慈善团体”留了100古尔登。即使在犹太社区里，他的慈善工作也越来越世俗化。1804年，他带头为贫穷的犹太儿童盖了一座学校——慈善学校——全部课程几乎都是世俗化的。这似乎反映了他的簿记师盖森海姆以及他为自己孩子聘请的家庭教师迈克尔·赫斯对他的影响——赫斯后来成为慈善学校的校长。这也可能是他年幼的儿子带给他的启发，至少有一个孩子（萨洛蒙）与盖森海姆同属于一个共济会组织。重要的一点是，迈耶·阿姆谢尔仍然支持公有制式的教育，而当时许多犹太家庭将自己的孩子送去犹太社区外的异教徒学校读书。路德维希·博恩就是不满法兰克福犹太居住区相对保守的氛围，最终皈依基督教，免受歧视的人之一。但是，海涅后来回忆，博恩仍难抑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虔诚的景仰。1827年，他经过犹太街的老家时，他被罗斯柴尔德家的情景触动了藏在心底的乡愁，迈耶·阿姆谢尔的遗孀居特林用白色的窗帘和蜡烛将橱窗装饰一新，庆祝光明节的到来：

蜡烛是多么的明亮——她双手点燃这些蜡烛，是为了庆祝尤达·马加比和他的兄弟们解放了祖国，他们的壮举可以媲美弗雷德里克·威廉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和弗朗西斯二世！当这位老夫人看着这些弱小的火苗时，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带着哀愁回想起了与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年轻岁月，想起了全家庆祝光明节的情形，孩子们把蜡烛放在地板上，然后欢笑着从上面跳过，这也是古以色列王国的习俗。

正是迈耶·阿姆谢尔的努力，才为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争取到了全部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点最好地表达了他对犹太教义的忠诚。我们知道，他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比法国大革命还早，因为他是1787年7个联名向参议院抗议的人之一（第一章里讲到过），当时他们要求放松对犹太人在星期天以及宗教节日外出居住区的限制。但是，只有在法国支持的法兰克福政府成立，大多数犹太人的社会处境得到改善时才能成为可能。如果由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Jerome），即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直接统治法兰克福的话，犹太人解放的过程可能更快，因为热罗姆倾向于采纳完全解放的政策。但是，与他形成对比的是，达尔贝格有些谨小慎微，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不敢冒疏远当地异教徒社区的风险，另外是由于他担心获得解放的犹太社区可能“会让基督教徒感到不公正”。他在1808年颁布的新治安法是一次历史倒退，它再次禁止犹太人在犹太街（仍然是一片断壁残垣）外居住，重新征收“人头税”并再次确定之前对犹太人家庭数量以及婚姻的限制。

也就是在这时，迈耶·阿姆谢尔能够通过他的财政杠杆，让达尔贝格迈出改变的步伐——这也是一个罗斯柴尔德人以这种方式来为他明确定义的“我们的民族”服务，他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么做的人。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达尔贝格是比较顺从的：只要有足够多的资金能够弥补解放犹太人造成的税收损失，他就可以同意让犹太人获得自由。经过与达尔贝格的谈判代表、警察局长伊策斯泰因商议后，价码最终确定为44万古尔登——这是犹太人每年所交“保护费”总额的20倍——这其中，迈耶·阿姆谢尔以社区的名义用折价债券支付了29万。1811年12月，经过与法兰克福参议员进一步协商之后，迈耶·阿姆谢尔带着满意的心情对儿子说：“你是公民了。”两周后，有关“犹太社区平等权利”的法令生效。

成为出生国的公民，但仍保留“我们民族”成员的身份，这是迈耶·阿姆谢尔的目标。这个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许多其他获得成功的犹太家族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追求与异教徒同等的社会、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同时，也拒绝把放弃犹太教信仰当做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因此他们自己的愿望从一开始就与犹太解放的政治运动密不可分，而且不仅仅是法兰克福的解放运动，而是整个欧洲的。

在这点上，如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迈耶·阿姆谢尔对后代的影响是复杂而又持久的。在他死后4天，他的儿子给他们最重要的客户发了一份传单，向他们保证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不会有任何变动：“他永远存在于我们和他的合伙人的记忆中……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深爱的父亲。”这些发自内心的情感在第一缕伤痛消逝过后，并不总是能够付诸实际行动，但是迈耶·阿姆谢尔的儿子们却言出必行。在迈耶·阿姆谢尔死后的数年里，他们一次次履行着父亲的教诲——他的生意格言，他对犹太人解放的看法，最重要的，他留给他们的只允许男性后代经商的训诫。在许多方面，这些描述迈耶·阿姆谢尔的细节——之前历史学家并未注意到——比其他任何信息都更能反映他的性格。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阿姆谢尔1814年10月希望从内森那里获得更好的股票市场信息：“父亲经常说：‘一个银行家必须精于计算，一无所知地进行交易不会有好的结果。’”他在1817年谈到了类似的观点：他们的父亲告诉他们“有一条法则，即犹太人富不过二代。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开支和其他费用没有被算在内，二是因为犹太人的愚蠢”。这些也与迈耶·阿姆谢尔对于内森在记账方面的草率提出的批评有相同之处，其他一些格言则与公司和各国政府的关系有关。这方面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迈耶·阿姆谢尔从自己与威廉的关系中获得的一切。“我从敬爱的父亲那里学到一点，”萨洛蒙1818年对内森说，“他总是说，‘即便在宫廷里拥有让人低头的气势，它所带来的好处也不如（领事或御用银行家的头衔带来的好处多）’。”但是，阿姆谢尔记得，仅仅获得最低等级的头衔，如“御用代理人”还不够。“现在每个人都称自己为‘阁下’。但是，我记得，我们的父亲曾经说过，‘有了钱你就变成了阁下’。”关键的一点是要获得某种财政杠杆。阿姆谢尔对此做了比较好的解释：“最好与处在困难中的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一切平稳的政府。这点我们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

不仅仅只是几个年长的兄弟以这种方式追忆父亲，1817年3月，詹姆斯提到了一个小提示，他在处理与竞争公司的关系时经常用到这个提示：“父亲常对我说：‘如果你不能让自己受到拥戴，那就让别人畏惧你。’”直到1840年，仍然可以听到卡尔回忆“他的父亲如何经常教导他，当他需要一个资历尚浅或能力不足的人协助自己实施某个项目时，他就会与这个人进行深入交谈，让此人觉得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尽管他可能知道此人对生意所具备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在所有这些生意建议中，经常被提到的可能应该是萨洛蒙最喜欢的那个，即讨好政客的重要性。他在1815年10月写给内森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你知道，亲爱的内森，父亲经常谈到如何与政府中的某个人保持紧密联系。”这一点在几天后的信件中再次出现：“尽管你记住了父亲的教诲，但你也应该做好准备，尽一切可能与政府中重要的一位人物建立联系。”而且迈耶·阿姆谢尔毫无疑问留给了他们如何讨好这样的政客的建议：“我们的先父教导说，如果一个高级官员与一个犹太人建立了（财务上的）伙伴关系，那么他就属于这个犹太人了。”

兄弟几个对自己犹太身份的认知以及对犹太社区所承担的责任也都受到了他们父亲的影响。有趣的是，萨洛蒙和卡尔似乎都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进行着父亲的犹太解放事业。卡尔在1817年5月这样解释道：“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就是为犹太人服务了。我们的父亲这样做了，我们则看到了自己收到的回报是多么的丰厚。”萨洛蒙几个月后也把善举与好运联系在一起，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他在写给内森的信中提醒内森要代表欧洲犹太人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真正获得幸福，我们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为父亲替犹太人谋利的未竟事业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他在随后一年的年初重申了这个观点：

如果任何事都依赖上帝（事实如此），如果我们希望（也确实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幸运，那么，亲爱的内森，（所有犹太人的利益）对你来说，应该处在与生意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做的任何事，有哪件比继续他坚持了数年的善举更能显出我们对父亲的尊敬？

但是，在他们父亲所有的建议中，他最后的遗言——保持兄弟间的团结的作用最为重大，而且历经岁月冲刷一直未被淡忘。萨洛蒙有一次曾说：“我们所有的好运都来自父亲临终前一小时带给我们的祝福。”阿姆谢尔同样记得这些祝福：“我记得，他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对我说：‘阿姆谢尔，你们兄弟几个团结在一起，就会变成德国最富有的人。’这几乎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个建议在几个兄弟发生争执时也经常被想起——迈耶·阿姆谢尔死后不久，在艰难的时局中，兄弟几个确实经常吵架。“我们的父亲命令我们和睦相处。”萨洛蒙提醒内森，他说这番话是因为内森尖刻地攻击了卡尔。一周后，他再次提醒内森：“亲爱的内森，我的兄弟，我们的父亲教导我们要和睦相处，否则我们就会失去勇气。让我们和睦相处吧。”20多年后，这一建议被写到了一个新的合伙协议中，这份协议是在内森死后拟定的：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证明，证明我们对父亲最神圣记忆的敬畏，他一生中展现出来的各种美德是我们的神圣典范。按照神的指示，在神的帮助下，通过自我约束的坦诚和不知疲倦的勤勉工作，父亲奠定了我们好运的根基。而且，将近40年前，他让他的儿子们变成了他自己生意上的伙伴，他告诉他们，保持团结必然会获得成功，并将兄弟和睦作为神圣的祝福推荐给了他们。

为了遵循他神圣的愿望，也为了遵循我们自己的心愿，我们今天希望，通过这个更新的协议增强我们彼此之间的依靠，并希望以这种焕然一新的兄弟之爱，确保我们家族未来活动的成功。祝愿我们的孩子和后代将来能够得到同样的指引，只要保持长久的团结，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会繁荣昌盛，富甲一方……希望他们能够与我们一样，聆听先辈们的神圣训诫，并为后代展现团结、协作的美丽画面。

保持兄弟团结的训诫在协议附录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它庄严地希望“在将来（与过去一样），我们敬爱的父亲对我们的家族和公司作出的祝愿”应得到履行。他向他们承诺，只要他们“一直保持和睦，相互爱戴”，那么就能“得到神的护佑；事业就能获得成功；我们的家族就能变得富有，我们的名声、荣誉和得到的尊重也将一直持续”。

当然，所有这些都能看到《旧约全书》的影响；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迈耶·阿姆谢尔之前以及之后，许多其他犹太人（或加尔文教徒，Calvinist）也试图将同样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的儿子。而且家庭团结的理念也不仅仅出自《圣经》：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曾讲过一个与西徐亚国王锡卢勒斯的寓言，锡卢勒斯让儿子们明白，一束箭是无法折断的，但是一支箭却能轻易折断。罗斯柴尔德家族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就是，几个儿子对父亲的教诲是如此遵从。这也是根茨为1827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文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罗斯柴尔德指导方针的第一方针是：

强制5兄弟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团体中开展他们的联合业务。这是他们的父亲在临终前留给他们的准则。他死后，任何动议，无论是谁提出来的，都将经过集体讨论；任何业务，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生意，也必须按照一致同意的计划共同实施；业务带来的成果由5人平均分配。

根茨在他的文章开头，实际上已经提到了迈耶·阿姆谢尔给儿子的最后训诫是保持“牢不可破的团结”。“一个父亲的遗言被用心地付诸行动并且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观察到，“这是这个家族的一大特色，它所有的成员在他们生命每个重要的阶段，在衡量每宗交易时都会想到他们父亲的影子；提醒自己——通常是逐字逐句地——牢记他的教诲。”在1836年的版本中，百科全书条目甚至称，几兄弟“如此虔诚地敬畏他们的父亲，以至于他们处理所有重要生意时，都会想起父亲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内森经常在父亲的原则基础上决断有疑虑的生意”。

如果这只是普通的行为，那就不值得书写，但它们显然不是。即使到了1841年，在迈耶·阿姆谢尔死后近30年，他的长子阿姆谢尔仍然动容地提醒所有其他的合伙人——甚至包括那些从未见过祖父的人——必须留心团结与成功之间的所有重要联系：

团结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在最后的遗言中，命令我必须将其作为第一条，也是最神圣的职责——我们的父亲，拥有无比的真诚，深邃的洞察力以及圣人般的经历、智慧以及虔诚的习惯。我坚信，我肯定你们也会坚信，在神的祝福下，我们的财富以及在社会中的高贵地位，主要归功于团结的精神以及与所有伙伴、银行和机构的合作。因此，我最衷心地要求你们，我挚爱的兄弟和侄子们，能够向你们的后代传递团结和协作的传统，这样今天的这种团结合作精神就能够长久地存在。做到这一点，不仅有益于你们自己，同时也能庇佑你们的后代。它能够防止我们的生意遭到分裂，也能够阻止别人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知识以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中获利。因此，我要求你们为了确保团结，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任何可能导致交恶的观点，都不要立刻作出决定，要过几天，等心平气和的时候再作决定，这样可以避免草率举措的出现。愿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团结、协作、同情和相互信任能够永久持续下去。

1812~1841年间，阿姆谢尔和他的弟弟们许多次几乎走到了打破兄弟团结的边缘，但是他们最后总是能及时醒悟，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将会看到。即便在父亲死后30多年，他们仍然记得他临终前的教诲，这也是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家长式权威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ZLLGzoYt7bnwu66Nm4T6ZConQppWxCxUfLhYKDLoivS5r9cD2xtkty2wfPby++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