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耶·阿姆谢尔

就是这个部分（并非全部）与世隔绝的社区里，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于1743年或1744年来到这个世界。有关他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更远的先辈，我们掌握的情况很少。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发现，人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是难以避免的：缴税和死亡——这些差不多也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成员的材料。值得说明的是，这个家族可能从没有被称为“罗斯柴尔德”——字面意义是“红盾”。我们知道，埃尔哈南的儿子伊萨克在16世纪60年代建了一栋叫做“红盾”的房子，名字可能来源于某种经常挂在房子正面的盾牌。这种情况在犹太社区中非常普遍，人们通常以彼此的住址来标志对方。但是，伊萨克的孙子纳夫塔利·赫茨（死于1685年）离开这栋挂着红盾的房子，移居到了另一栋叫做“辛特凡”（zur Hinterpfann，意为“温暖的平底锅”）的房子里。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这个时候起被人称为“辛特凡家族”。事实上，尽管纳夫塔利·赫茨的儿子、孙子和曾孙继续沿用“罗斯柴尔德”这个姓，他们也用过“鲍尔”这个姓，但可能直到之后的一代人，即迈耶·阿姆谢尔这代，罗斯柴尔德才被确定为家族的姓氏，尽管阿姆谢尔本人移居到另一栋叫做“绿盾”房子里时，可能再次改过自己的姓。

对早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我们能够做出的评价就是他们是虔诚的、相对成功的小商人，售卖布料和其他东西。伊萨克去世的前5年，也就是在1585年，他的纳税额为2 700古尔登。他死后，墓志铭中写道，他是一个“品德高尚”、“正直”、“诚实”的人。1个世纪后，他的曾孙卡尔曼的纳税额超过了他的两倍，卡尔曼经营的是钱币兑换生意，同时也卖毛线和丝绸；而且似乎他儿子——迈耶·阿姆谢尔的祖父摩西——成功地继承和光大了父亲的生意，他先后娶了一个收税官以及一个医生的女儿，从而延续了家族社会地位提升的过程。不幸的是，我们对阿姆谢尔父亲阿姆谢尔·摩西的经济成就近乎一无所知，尽管当时整个家族仍然居住在中等大小的“辛特凡”之中；这栋房屋的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厨房，再上面是狭小的卧室。这似乎说明家族极为团结，但经济发展却陷于停滞。从他墓碑上冗长、过分的赞美之词可以判断出，阿姆谢尔·摩西死时，这个家族只是在犹太人社区里获得了广泛的尊敬。

阿姆谢尔·摩西很明显是一个喜好学问的人——根据他的墓志铭，确实如此，“他总是给自己留出时间来钻研犹太法典”。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他在儿子迈耶·阿姆谢尔到法兰克福完成小学学业后，将他送去菲尔特的希伯来语学校学习。这并不是说迈耶·阿姆谢尔希望成为犹太法学博士，一些历史学家曾错误地认为他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迈耶·阿姆谢尔死后不久，科恩便写了一部简短、充满赞美之词的迈耶·阿姆谢尔传记，两人很可能认识；科恩在书中说，迈耶·阿姆谢尔“学习自己的宗教，只是为了成为一名好的犹太人”。不过，迈耶·阿姆谢尔的学业由于父母分别在1755年以及1756年去世而中断，两人都是死于某种瘟疫；直到今天，德国城镇里仍间歇性地爆发席卷全城的瘟疫。那年，迈耶·阿姆谢尔刚刚12岁。

按照常理，他应该回到家里，与姐姐古特尔歇以及两个弟弟摩西和卡尔曼团聚。但是，他却被送去汉诺威的沃尔夫·雅各布·奥本海姆公司（可能是他父亲生意上的一个客户）学习初级商业知识。这是一段难得的经历，因为它让他第一次直接触及了“宫廷犹太人”的特权世界。当然，迈耶·阿姆谢尔对这个世界也应该已经有所认识。毕竟，在他出生前6年，祖斯–奥本海姆才被处死。此外，我们知道祖斯至少与迈耶·阿姆谢尔的祖父有过一次票据交易。但是此时，这个男孩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成为一个“宫廷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因为奥本海姆的祖父塞缪尔曾是奥地利国王的“代理人”，他的叔叔则是科隆大主教“代理人”。正是在汉诺威，迈耶·阿姆谢尔开始获得专业经验，这使他后来也得到了“权宦代理人”的身份。他开始从事珍稀钱币徽章买卖，这是个门槛颇高的行业，它的客户几乎都是贵族收藏者，而且必须了解塞缪尔·马代有关钱币徽章分级的复杂理论。

1764年，迈耶·阿姆谢尔回到法兰克福——按照居住地法的要求，他的学徒生活结束后，必须回到原住地；很快他就将自己的专业经验发挥了出来。他回到法兰克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将一些珍稀徽章卖给了出身显赫的客户，这些人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的辉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迈耶·阿姆谢尔与黑森–卡塞尔威廉王储的第一次交易价值微不足道。1765年6月在威廉的私人买卖账户中，迈耶·阿姆谢尔被称为“犹太人迈耶”，交易金额不过是38古尔登30克罗伊茨（1古尔登≈7.5克罗伊茨）——少得可怜的金额，它只是1763年之后王储与许多交易者进行的小额交易中的一宗，当时威廉痴迷于徽章与钱币的收藏。不过，这次交易——以及另外无记录留存下来的“多宗交易”——使得迈耶·阿姆谢尔1769年能够提出获得“宫廷犹太人”头衔的要求，那年9月，他如愿以偿。一年后，他进一步巩固了这个新身份。1770年8月（当时他26岁），他娶了沃尔夫·萨洛蒙·施纳佩尔16岁的女儿居特林，施纳佩尔当时是萨克逊–梅宁根王储的“宫廷犹太人”。除了岳父社会地位带来的好处外，这次的结合还给迈耶·阿姆谢尔带来了一笔数目不菲的资金，总额达到了2 400古尔登。这应该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精心选择婚姻对象的第一个成功例子：奠定血缘富贵成色的基础，与奠定皇室庇护的基础同样重要。

在这之后的岁月里，迈耶·阿姆谢尔成功地确立了法兰克福知名交易商的地位，最初他与兄弟卡尔曼合伙，但卡尔曼在1782年去世；此时的业务也不仅仅是买卖钱币和徽章，同时也买卖各种古董。从他精心绘制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为逐日扩大的贵族客户提供服务的。到18世纪80年代，目录中的物品除了古希腊、罗马以及德国的钱币，还包括了其他各种古董以及富有收藏者喜欢的“奇怪”物品，他们会将这些东西与自己收藏的钱币陈列在一起，比如雕像、奇石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个目录中的物品总价从2 500~5 000古尔登不等；但是，如果一个客户对某件东西感兴趣，迈耶·阿姆谢尔就会将它寄给客户细看，如果客户希望买下，双方就会商定一个价格，这个价格通常低于目录中的指导价。根据残存的威廉王储私人财产账户资料，威廉直到1790年之后才成为迈耶·阿姆谢尔的一个固定客户，在这之后，他几乎每年都会买一些东西。其他一些顾客包括歌德的资助人魏玛公爵。

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根基竟然是以邮寄方式向贵族收藏者出售古董，这一点似乎有点让人吃惊，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迈耶·阿姆谢尔不是通过买卖古董积累资金，他可能就不会有转向银行业的资源。他作为一个古董商人究竟有多成功，我们还无法作出准确地判断：1773~1794年期间，他的财产税的估计数额一直是2 000古尔登。但是，他在账本中细心记录的慈善捐赠数额（按照犹太法律，需捐出年收入的10％），在他的自传作者伯格菲尔看来，等于是透露了他的年收入大概为2 400古尔登——差不多与歌德家的收入持平，比当时的地方官员，如税收官员的收入要多。根据这些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有用的数字，伯格菲尔估计迈耶·阿姆谢尔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总资产大概为15万古尔登（约合1.5万英镑）。

我们还知道，迈耶·阿姆谢尔在1787年时已有足够的钱搬家。在他回到法兰克福后不久，他和两个兄弟就获得了“辛特凡”的所有权，他们买断了一些远亲的股份——“辛特凡”是他们的父母与远亲们合伙买的。在他回到法兰克福的20年后，他（以3 300古尔登的价格）将自己拥有的38％的“辛特凡”股份卖给了弟弟摩西，并且从1783年开始，他花费1.1万古尔登购买了一栋相对较大的房屋——“绿盾”。按照异教徒家族，如歌德家族的标准，“绿盾”居住起来依旧非常局促：只有14英尺宽，房间极其狭窄，床只能以一定的角度贴着靠街的墙放着。对于下一代罗斯柴尔德人来说，这栋房子同样太过狭小：迈耶·阿姆谢尔的儿子们回忆过去的岁月时，毫无眷念之意，“我们当时全部睡在一个狭小的阁楼里”。不过按照犹太街的标准，它已是一个非常惬意的安身之所。它坐落在整条街的中部——差不多正对着中部——它是1711年大火之后重新修建的，与众不同的是，它有自己的水泵。这栋房子上面的3层中，每层有一个朝街的小房间、一个烟囱和一个入墙壁橱——也有一个朝向后院类似的小房间。从后门出去是一个小院子，那里还有一个两层的建筑，其中建有整栋房子中唯一的洗手间。有些特别的（也非常有用的）是，这栋房子有两个地窖，其中一个的入口比较明显，就是门廊里一个活动门；另一个更大的地窖，是罗斯柴尔德与邻居共享的，入口非常隐蔽，藏在楼梯下，并且与另一个地窖互不相通。比起老房子，新家增加的空间是必需的，因为，即便按照18世纪晚期的标准，迈耶·阿姆谢尔和他的妻子也是一对多产的夫妇。居特林·罗斯柴尔德从1771年（结婚那年）到1792年期间，几乎每年生一个孩子。在19个孩子中，10个存活下来：舍恩歇（1771年）、阿姆谢尔·迈耶（1773年）、萨洛蒙·迈耶（1774年）、内森·迈耶（1777年）、伊莎贝拉或贝蒂（1781年）、布鲁尔或芭贝特（1784年）、卡尔曼或卡尔（1788年）、戈滕或朱莉（1790年）、杰特琛或亨丽埃塔（1791年）以及雅各布或詹姆斯（1792年）。

在最小的孩子降生之后，迈耶·阿姆谢尔开始介入到能够被称为银行业的业务中。从某些方面来讲，这种转变是很自然的事。随着买卖圈子越做越大，货源和客户日益增加的时候，一个古董商人就会很自然地时不时允许一部分人赊欠自己一些钱。我们发现，早在1790年，迈耶·阿姆谢尔就是一个叫约瑟夫·卡塞尔的人的债主之一，卡塞尔住在附近的城镇多伊茨，欠款也只有365古尔登而已。与此类似的是，钱币以及徽章生意不可避免地让他与黑森铸币厂建立了联系，特别是胃口最大的客户威廉王储经常委托他打造新的徽章。例如，1794年，罗斯柴尔德被授意“以尽可能好的价格”向黑森战时财政部出售一批银币。

不过，18世纪90年代迈耶·阿姆谢尔财富的增长速度使他的生意与之前相比，实现了真正的突破。在18世纪90年代初，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不再仅仅是一个富有的古董商人。到1797年的时候，他已是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人之一，他生意中的核心部分已经毫无疑问地转为银行业。他实现突破的证据也是非常清晰的。1795年，官方记录的迈耶·阿姆谢尔的财产税已经比以前翻了一番，达到了4 000古尔登；一年后，他就跨入了纳税大户的行列，缴税额达到了1.5万古尔登；在同一年，他以超过6万古尔登的应纳税财产成为犹太街第十大富豪。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迈耶·阿姆谢尔的努力，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1800年犹太街11大富豪家族的一员。差不多在同一时段，他在犹太街外租了一座有4个房间的仓库。他还从宾根雇用了一个能干的簿记师，这个名叫泽利希曼·盖森海姆的簿记师懂多种语言。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增长的其他证据就是迈耶·阿姆谢尔送给孩子们的丰厚结婚礼物。1795年，大女儿嫁给贝内迪克特·摩西·沃尔姆时，她收到了5 000古尔登的嫁妆，而且在父母过世后，她还能得到1万古尔登的遗产。1796年，大儿子娶埃娃·哈瑙时，他得到的是家族生意的一份股权，价值3万古尔登。

这样一份股权意味着什么，你可以从最近开放的莫斯科博物馆档案文件中找到线索：那是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一张资产负债表，它制于200多年前的1797年夏天。这张表上，当时罗斯柴尔德公司的总资产是471 221帝国元或843 485古尔登，总负债是734 981古尔登，盈余为108 504古尔登（约合1万英镑），用迈耶·阿姆谢尔自己的话说：“我的资金实现了平衡，感谢上帝。”这份重要的文件还提供了一个可以推敲的细节，它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迈耶·阿姆谢尔此时已远不是一个此前人们认为的国际商业银行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方并不包括迈耶·阿姆谢尔的个人财产，家族所拥有的房产并没有出现在表里：他所说的“我的资产”是指公司的资产。表里所列的大部分资产要么是各种类型的国家债券，要么是个人贷款和各种公司的欠款。另一方面，迈耶·阿姆谢尔的“债主”同样多种多样，从各种机构到私人都有。

事业早期的阶段，迈耶·阿姆谢尔的商业信用网络从地理层面上讲已经比较广阔了。资产负债表显示，他不仅与紧挨着法兰克福的公司（如卡塞尔和哈瑙的公司）有业务往来，还与更为遥远的德国其他城市的公司做生意，从汉堡、不来梅到雷根斯堡、奥格斯堡、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同时还包括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此外，除了那些被认为必定会出现在借贷名单上的人物（如迈耶·阿姆谢尔的女婿沃尔姆以及后来的另一个女婿西歇尔），名单中还包括了一些杰出的异教徒公司，如贝特曼、德纳夫维尔以及布伦塔诺（这家公司欠迈耶·阿姆谢尔很多钱）。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施塔德尔也在罗斯柴尔德那里存了17 600古尔登。最后，资产负债表提供了迈耶·阿姆谢尔与黑森–卡塞尔政府的新型关系，后者欠他24 093古尔登。而且，两名黑森官员——路易斯·哈尼尔以及卡尔·布德鲁斯——作为债务人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自然也包含着重要的意义。

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说，这都标志着经济地位的飞速上升。实际上，迈耶·阿姆谢尔的成功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巨大，以至于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他自己的能力范围。1797年，他赫然发现，手下一个资历颇浅的员工——一个叫希尔舍·利布曼的青年——在他的鼻子底下，挪走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犯罪调查随后进行，部分相关记录也得以保存下来，也让我们能够较好地透视当时迈耶·阿姆谢尔的急速扩张带来的混乱状况。根据迈耶·阿姆谢尔的记录，利布曼在公司里待了大约3年时间，从他办公室偷走了1 500~2 000金卡罗林（约合3万古尔登）。偷窃得以进行是由于3个原因。第一，迈耶·阿姆谢尔允许利布曼用自己的账户来买卖货物，以补贴他可怜的薪水——除去合租的房屋租金后，每个月只能余下1.5古尔登。实际上，因为他租房子，罗斯柴尔德还借了一小笔钱给他。因此，利布曼看似在补贴自己的工资，实际却在挪用公款，没人觉得诧异。第二，公司没有储藏贵重钱物的保险柜，甚至毫无安全可言：主要办公室的橱柜在工作时间内经常敞开，员工与客户随意进出，因此没人注意到硬币、支票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从办公室里一一消失。第三，迈耶·阿姆谢尔簿记体系极为粗糙：当他对利布曼提起诉讼时，他竟然拿不出文件来证明究竟损失了多少钱。利布曼偷窃行为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公司的钱正被窃走。一个当地的交易商出现在办公室里，声称利布曼希望从他手里买些种子，这才使迈耶·阿姆谢尔起了疑心。在施加少许压力之后，这个交易商承认此举只是利布曼用来掩人耳目而编造的一个托词；实际上，交易商是前来购买一张价值1 220古尔登的奥地利支票，利布曼此前答应卖给他。迈耶·阿姆谢尔这时才明白利布曼购买金表和手制衬衣的钱来自何处。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了他的怀疑：利布曼不仅自己大肆挥霍偷来的钱，还将其中一部分寄给了住在博肯海姆的父母，此前，他父母穷得叮当响，但突然间，他们却能够承担女儿价值500古尔登的嫁妆。利布曼被捕时，在他的个人物品中发现了8枚泰勒银币以及一张帝国财政部支票，此外还有一些银质汤匙、一个金质盐瓶、一个金杯以及7个徽章；这些物品的发现也让他自称无辜的辩解变得苍白无力。进一步的犯罪证据则是利布曼不谙世故的父亲提供的，他返还了儿子给他的1 000古尔登，并称如果罗斯柴尔德撤销控诉，将再支付500古尔登。最终，在遭遇了冗长的问讯后，利布曼坦白了一切。

利布曼对盗窃案的陈述前后矛盾，他一会说自己是分多次，每次拿走小额钱财；一会说他是趁迈耶·阿姆谢尔的二儿子萨洛蒙与一些客户商谈事情时，从办公室里的橱柜里偷走了两袋硬币。无论他以何种方式行窃，都可以证明最晚在1797年，生意带来的巨额现金已经超出了罗斯柴尔德自我管理的范围：就如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成袋的钱放在办公室里，一些在橱柜里，一些干脆就放在地上。他经常把大笔的现金放在家里，他说，因为他的“生意太过红火”。而随后的10年间，罗斯柴尔德的生意比之前更为火暴。 0OZRkmH+Kcb+rdCd9JTferW58QEOQplmJA99Ydl3DsGyPbDEVbJ7EPzWHA418O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