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互助的典范

在19世纪的欧洲，兄弟互助的想法极其重要。互济会成员、自由党人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均将兄弟互助的关系理想化，寻求超越家庭建立一种虚幻的兄弟情谊。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宗教教义几百年来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但是《欢乐颂》这首席勒的诗被贝多芬谱写成曲后，兄弟情谊便被赋予了革命性的重要意义。正如法国大革命广为人知的口号所喻示的那样，想象把所有的人变成兄弟，是把他们想象成自由平等关系的关键。

当时的人们经常从罗斯柴尔德兄弟超乎寻常的成功中得到启发，认为他们是兄弟互助理想的典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在今天的欧洲，一个家庭像迈耶·阿姆谢尔夫妇一样生5个儿子，或再生5个女儿，也并不少见。弗朗西斯·巴林也有5个儿子。实际上，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18%的已婚妇女都有10个或更多存活的子女，超过一半的妇女有6个或更多的孩子；德国的统计数据也大致相同。让当时的人感到惊奇的是，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似乎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协作关系运转着家族生意。这也是弗里德里希·根茨在他为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写的那篇著名文章中着重强调的一点：

五兄弟以巨大的责任心谨遵他们父亲临终的教诲，维系牢不可破的团结，在所有生意中保持协作……每一宗生意的提议都出自集体的考虑；每项业务，即便不是那么重要的业务，也都根据一致同意的计划进行并展开分工协作；生意的成果由五人平分。

他们在法兰克福的竞争对手西蒙·莫里茨·冯·贝特曼也认同这一观点：“五兄弟之间的和谐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着挑另一个人的毛病，不会批评另一个人的生意，即使生意的结果与预期相差甚远。”“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兴盛，”本杰明·迪斯雷利后来评论说，“归功于他们的团结，这种团结的感情似乎遍布于那个家庭的所有分支；这种团结与他们的资金和能力一样重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像是阿拉伯的部落。”这很快演化成了“五个法兰克福人”的神话。一个德国作家在19世纪30年代写道：

这五个弟兄一起组成了一个难以攻破的方阵……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即从不单独地从事任何一件事，所有业务都由几个人共同完成，总是遵从相同的体系并追逐相同的目标。

如果兄弟间的和谐一直是这样的话，这些评论便显得多余。矛盾之处在于，与诗歌中颂扬的理想化兄弟情谊不同的是，真正的兄弟很少能很好地共事。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知道约瑟夫和他兄弟的故事，有关兄弟阋墙的著名案例：加德和阿舍对他们同父异母弟弟约瑟夫的憎恨，约瑟夫与弟弟本杰明亲密的兄弟情，大哥鲁本复杂的感情，暴力的冲突和最后的和解。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代的霍普兄弟以及巴林兄弟，兄弟之间也少见吵闹，但却未能以兄弟团结的名义超越个人的差异。当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财力上超越他们时，他们似乎成为了混乱理想的化身。

但是，在现实中，在1814年和1815年混乱的环境下，维持兄弟间的友爱远不是那么容易。由于他们的资源被一系列巨额、高风险的生意套住，罗斯柴尔德几兄弟的个人关系经常恶化——有时甚至到了破裂的边缘。最主要的原因毫无疑问便是内森对生意伙伴日益傲慢的态度。从技术上讲，根据1815年的协议，五兄弟都是平等的：利润平均分配，内森给每人一张价值5万英镑的本票，以补偿他在资金中占据的超大份额（而多出的利润）。但是萨洛蒙和其他几个弟兄当时评论说，内森富有攻击性的脾气以及公司业务以英国为核心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使得其他几个兄弟沦落到了代理人的地位。萨洛蒙一次半开玩笑地说，内森是“发号施令的司令”，其他几个则是他的“元帅”，而他们要处理的资金则是“士兵”，这些士兵“必须时刻准备好”。内森也被人们拿来与拿破仑——而反对拿破仑成为罗斯柴尔德兄弟金融活动的最终指向——相提并论，便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事例，而他的兄弟们在这个对比中也没有被落下。

斯温顿·霍兰德1824年对他的合伙人亚历山大·巴林说：“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对他的金融活动并不感到忧虑。它们通常经过精心策划，被聪明、熟练地执行——但他就如战争中的波拿巴一样，所不同的是他身处金钱和基金的世界里；一旦有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他就将和法国人一样一败涂地。”对路德维希·伯恩来说，内森和他的兄弟都是“金融波拿巴”，这样的故事在19世纪70年代仍然被作家们刻画着。但是实际上是内森成为银行业世界中的波拿巴，他与法国皇帝一样对风险有超越常人的兴趣，并且难以容忍无能的部下。

早在1811年——甚至在他们父亲去世前——内森的兄弟们就开始抱怨他在来信中偶尔出现的自大语调。但直到1814年年中，他才真正开始以主导合伙人的形象出现，更别说他“作威作福”的做派了。1814年6月，他命令萨洛蒙去阿姆斯特丹协助詹姆斯，并抓住机会抨击他在法兰克福的兄弟：“我告诉你，阿姆谢尔和卡尔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你不会知道他们写信给我时是多么的愚蠢，向我要钱时就像疯子一样……老天爷作证，他们如此愚蠢地写信给我，今天我太生气了。阿姆谢尔写信给詹姆斯，似乎觉得詹姆斯可以独自处理生意。”这些话显然让几个弟兄极为不满，而戴维森希望内森停止“蔑视性通信”的呼吁也来得太晚。心力交瘁的卡尔气得病倒了，他警告内森，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他的“一个合伙人很快便会到另一个世界去”。萨洛蒙也抱怨说“我心里绞痛”，他的语调比卡尔更为愤怒：

我一刻也不能相信，即便我是学识过人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也不能将其他四个兄弟看做是愚蠢的学童，自己是唯一睿智的人……我不希望自己比现在更加难过。坦率地说，我们既没有喝醉，也不愚蠢。我们有一些伦敦显然没有的东西——我们的账目清晰有序……如果我的眼泪是黑色的，那么我就能更轻易地写更多的内容，而不是用墨水来写……每到英国通信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噩梦。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这些信件……一个人不能这样给他的家人、兄弟和合伙人写信。

但是他们所有的抗议，得到的回应只是内森强硬的威胁——解散家族生意：

我必须承认，我彻底厌恶了周期冗长的生意和令人不快的后果……从今天起……我想如果萨洛蒙关闭巴黎的业务、带着账本来伦敦将再好不过。戴维森可以带着阿姆斯特丹的账目过来，届时我们就可以清理账目了。我也希望得到法兰克福的账目……因为我厌倦了合伙人制度……我知道你们全都非常聪明，现在感谢上帝，我们5个人将会和平了。

这番话收到了效果；这之后，内森下命令时很少遭到挑战，萨洛蒙在1814年8月写给萨洛蒙·科恩的信中承认了这一点：

我在伦敦的兄弟是发号施令的司令，我是他的陆军元帅，我必须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履行我的职责，因此，我必须向司令提供报告、评论等。我有时必须把事情描述得夸张点，以显示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是多么认真，但是我仍然十分迷茫……做一个好司令，你应该知道一个好司令应该知道的东西，不要总是想着往前冲，你应该偶尔采取防御的策略，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就如这封信所显示的那样，萨洛蒙仍然担心内森做事过了头，但是他显然将自己看成了一个从属和顾问的角色：“我们把你看成是司令，我们自己则是将军。上帝可能会给予我们幸运和祝福以及成功。这点上我们仍然是将军。那些缺少平和、运气的人甚至连下士都不是，但愿不是这样。”卡尔也接受了内森的统帅地位，尽管他说得比较隐晦：“我只是马车的最后一个轮子，只把自己看做是一部机器。”他和萨洛蒙可能并不喜欢阿姆斯特丹，但是如果内森让他们待在那里的话，他们便会照做。即便萨洛蒙请求回法兰克福——他在之前3年只在法兰克福待了3个星期——看望他的妻子或出席他孩子的洗礼，都被内森认为是不合理的；第二个请求被批准的前提是萨洛蒙在法兰克福待一天后便要回到巴黎，而且在法兰克福期间还要参与整理那里的账目。内森只关心一件事：生意。“你所有的来信，”萨洛蒙厌烦地抱怨说，“都是付这个钱，付那个钱，发送这个，发送那个。”

自从1811年以来……哪里的业务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如果今天西伯利亚需要我，我就会去西伯利亚……请帮我一个忙，不要再给我寄让人不快的信件。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小旅馆里，经常在一支蜡烛的昏暗光线下，等待他弟弟的来信。而读完信，他并不是满心欢喜地上床睡觉，而是极度沮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年轻时的欢乐已经离我们而去；不幸的是，我们还要跟它们说“晚安”。我们的胃口如此的差，再难享受到饕餮美食的快乐。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欢乐都远离了我们。我们应该放弃通信的快乐吗？

但是内森仍旧沉迷于他唯物至上的信念：

我写信给你以表达我的想法，写信给你也是我的职责，见鬼……我不止一次地通读你的信件，可能不下100次。可以很好地想象那便是你自己。晚饭后，我通常没事可做。我不读书，不玩牌，不去剧院，唯一的欢乐就是我的生意；出于这点，我读阿姆谢尔、萨洛蒙、詹姆斯和卡尔的来信……就卡尔的信（说的是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来说，说的都是废话，因为只要我们生意好，保持富有，所有人都会讨好我们，那些没兴趣通过我们赚钱的人则会妒忌我们。我们的萨洛蒙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太好，如果一个好事者向他耳朵里吹一些风，他就会想，所有的人都是高尚的，但事实上是，他们追逐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私下里，即便根茨也承认，现实中，内森才是“护民官”（五兄弟之首），是他拥有“敏锐的直觉，让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两个好的选择中，挑对更好的一个”：

巴林最复杂的推理启发了我，由于我近距离地目睹了所有的事情，巴林和霍普兄弟比更聪明的罗斯柴尔德兄弟中拥有良好判断力的一个（五个兄弟中，一个不那么聪明，另一个聪明却有些软弱）少了一点自信，如果巴林和霍普失败了，我能很自信地断定，这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罗斯柴尔德更聪明，而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这段话中使用的是单数“罗斯柴尔德”，而不是罗斯柴尔德兄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一个真正的“金融波拿巴”。

而根茨提到的“不怎么聪明以及聪明却有些软弱的人”可能是指阿姆谢尔和卡尔。这有些不太公允：更准确的性格描述是，他们比起其他兄弟，更倾向于少冒风险。阿姆谢尔是五个兄弟中最谨慎的，经常希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我，不想吞下整个世界。”他在一封典型的家信中写道。他的理想是“安安静静地工作”，不用担忧任何事，而这恰恰是内森的拿破仑式方法必然带来的东西。

排行第四的卡尔则一直紧张而且缺乏安全感，他和阿姆谢尔一样野心不大。“我厌倦了生意，”他在写给大哥阿姆谢尔的信中这样说道，“希望上帝能给我小小的、足够住的地方，能够让我有衣服穿，有面包吃。我并不想飞上天。”这种感觉在阿姆斯特丹遭遇英国国库券买卖惨败后，无疑更加强烈，那次惨败使他遭到了猛烈的指责。在这之后，如萨洛蒙提到的那样，卡尔心理上开始“恐惧”内森，尽管他仍然能够在“老板的背后”小声地数落他的不是。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萨洛蒙自己有智慧和信心质疑内森的策略；但是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高级雇员，如戴维森和博朗的说法，萨洛蒙太“安静而且思前顾后”，“把许多事情埋在心里”以容忍他弟弟好斗的性格。而且只要有可能，他更倾向于和内森一样反对其他兄弟。

但是，内森的主导地位也不是绝对的：合伙人制度并没有降格为独裁制度。这其中有一些原因。首先，内森的小弟弟詹姆斯——1815年才23岁——与其他三个相比，不怎么顺从他的意思。在1814年兄弟几个争执最火暴的时候，詹姆斯仍然保持着冷静，他有些讽刺地告诉萨洛蒙·科恩，他允许内森“指挥他数百万次，他会把它们当做是苹果和梨，乐意承受”。尽管詹姆斯有时想要离开巴黎，但他却一直留在那里，而他这样做不可能是因为内森的要求。最小的弟弟与内森一样聪明，脾气也类似，而且詹姆斯也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敦促他的哥哥们采用复式记账法。实际上，只是年龄上的差异才迫使詹姆斯在之后的20年里继续顺从内森。即便承认了内森的领导地位，詹姆斯也远不那么恭敬。“现在重要的一点是为英国制订一个明智的计划，”他在1818年3月写信给内森，“你必须做到这一点……我让你自己做决定。我的职责就是让你注意到这件事，而你作为统帅的责任，就是要拿出解决办法。”早在1816年12月，卡尔就抱怨詹姆斯措词尖刻的信件，詹姆斯在信里说法兰克福公司挣的钱不够多。他这时已经表露出与内森相似的特性。与此同时，内森（以及后来的詹姆斯）有时需要其他兄弟来牵制一下。阿姆谢尔在滑铁卢战役后生意最糟糕的时候，写信给詹姆斯说：

一个人不应该感到困惑。这里就涉及合伙关系的好处。如果一个合伙人失去了理智，其他人必须保持平静。如果他们全部失去了理智——那么说晚安吧！我希望这封信能让你安静下来，并感谢上帝，我们获得财富的速度比任何人都要快。

实际上，内森有时确实非常乐意将一个困难的决定推迟做出，声称需要咨询兄弟们的意见。有时，这是一种谈判策略；有时，他确实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最后，不论他们争吵得多厉害，兄弟几个仍是相互间最信任的人。我们知道，有一次，萨洛蒙模仿内森的笔迹在一些票据上签了名，因为内森忘了背书，而这意味着其他人也能这么做。即便最好的办事员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一个叫做费德尔的人似乎对阿姆谢尔产生不适当的影响时，卡尔的反应不能被看做仅仅是嫉妒。同样的，他们的姐夫（妹夫）或妻子的哥哥弟弟都被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他们被看做是有意染指家族生意的“外来人”。詹姆斯曾特地提醒内森，他过于信赖他妻子的亲戚萨洛蒙·科恩和妹夫亚伯拉罕·蒙蒂菲奥里（摩西的兄弟）了，听不进其他人的意见：

一个人应该意识到，即便他的朋友告诉他的东西，也无外于吹捧，没有一句真话，这很难得；当他们走开时便会嘲笑你的轻信。亲爱的内森……你聪明坦诚，你了解这个世界……在你的书信到达之前，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了，因为萨洛蒙告诉我，伦敦现在已经与以前不同了，不仅蒙蒂菲奥里和萨洛蒙·科恩不允许再阅读和仔细研讨信件和生意，即便戴维森也不允许这样做了。这点从你的信中也得到了证实。

类似的是，兄弟几个都密切关注卡尔试图在汉堡找一个妻子的事情，因为卡尔与哪个家族联姻是关系到他们共同利益的大事。说到底，他们之间有着兄弟情谊的深厚纽带，它发源于犹太街，也是其他任何关系所难以替代的。“当我们全部睡在一个小房间里时，有人答应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吗？”萨洛蒙有一次这样对内森说，因为内森埋怨他过早地卖出公债。这些记忆从没被完全忘记，不管兄弟几个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不管他们在信中争吵过多少次。

兄弟团结的长处和短处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次，便是兄弟几个争执是否要修改1815年的合伙人协议。1814年和1815年大交易的结果是几个兄弟之间财务上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这很难解开。而此时的问题是，詹姆斯是否被允许在巴黎以“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名字来成立一家新公司，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兄弟五人。尽管詹姆斯反对合并各个分公司的账目，阿姆谢尔仍然心存忧虑，他担心詹姆斯会把他扯进风险业务中。他和卡尔只有在詹姆斯保证不公开合伙人资金的情况下——为保密起见而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也将成为一个被沿用的举措——才能同意了詹姆斯的要求。结果是一个折中妥协，花费了近两年时间才达成协议。1818年的协议相应地将兄弟五人的合伙人关系定义为“三家联合商业机构，按照五个合伙人的相互责任进行运作”，与此同时“形成协调一致的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分，它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五兄弟以更深远、持久的兄弟互助情感来协调个人分歧的方式。 80FI/nRj3a99e4o2u8i9jeSspvji5LxxilcoBhcwbXj2AYFjYuXQGOmzKaOW5fz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