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然，法国人战败以及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时，补贴款生意的结束已经可以预见——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的；或者说这些业务不会带来赚大钱的机会。1814年的法国财政似乎被战争赔款消耗殆尽。尽管1800年之前累积的法国国债大部分被大革命时期发行的纸币带来的通货膨胀抵消，但是拿破仑的战争还是在国内形成了12.7亿法郎的债务，而且国债的市价一直徘徊在面值的58%左右。拿破仑成功地改革了货币体系，将发行纸币的垄断权交给了法兰西银行，并且有效地用新的法郎代替了金银币。但是到1814年为止，巴黎贵重金属的储备量几近枯竭。当时要求波旁王朝复辟的盟军希望法国以附息证券的形式支付占领军的各项费用。罗斯柴尔德兄弟谋划在这些款项的转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毕竟他们在英国补助款输送业务上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他们的愿望却落空了。尽管他们处理过一些以法郎为主的俄罗斯补贴款业务，但他们竞标法国给奥地利赔款中的一部分业务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开出的佣金只有0.5%；而且后来希望代理他盟国款项转移业务的愿望同样破灭。
因为如此，1815年3月1日，拿破仑从厄尔巴的回归似乎是一个喜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好运来了。波拿巴的“百日王朝”把欧洲再次拖进了战争，也让各国财政陷入了能够让罗斯柴尔德兄弟如鱼得水的状况。内森从1815年急剧变化的局势中获利的想法是罗斯柴尔德神话的核心：他一再声称，由于首先得到了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的消息——甚至比政府知道得都要早——内森能够从股市中赚一大笔钱。神话中更为离谱的情节——内森自己出现在了战场上，他骑着马跟随在威灵顿的身边，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从奥斯坦德回到了多佛，他的利润在2 000万~1.35亿英镑之间——很久之前就被揭穿了。但是，历史学家——包括维克托·罗斯柴尔德本人——仍继续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至少从战争爆发以及盟军最终胜利的预判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即便在战争刚刚结束时，他们投资英国政府股票的收益就超过了1万英镑，他们从滑铁卢战役中获得的总利润据估计约为100万英镑。
但真实的情形远非如此。在1814年，战火再度燃起似乎能够带来高利润生意所需的环境，这没错——但是并不是因为战争对同一公债的影响，因为当时公债对于内森的重要性相对较小（当时是巴林兄弟公司获得了在1815年发行一批新金边证券的授权），而是他之前与赫里斯进行的生意此时有望恢复，因为内森认为拿破仑回归将带来资金从英国流向欧洲大陆的急切需求。某种程度上，这个判断完全正确。但罗斯柴尔德的通信表明，支付给威灵顿以及英国欧洲大陆盟友的资金比起1814年要容易得多。实际上，可能由于兄弟几个在滑铁卢战役前后的一系列错误估算，他们蒙受了损失而不是获得了利润。在这点上，似乎现实与神话截然不同。
一开始，拿破仑的回归如内森说的那样，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个“让人不快的消息”。1814年3月初的时候，兄弟几个因预测维也纳和伦敦股市即将进入牛市，从而买进了奥地利股票。当拿破仑从厄尔巴逃脱的消息在同年3月10日传到内森那里时，这种预期落空了。他通知萨洛蒙，“资金转移出现了停滞，我被阻止向你汇送大额款项”。而在巴黎，情况更加糟糕：“目前不可能继续生意了。”詹姆斯报告说。但内森很快就重新投入到投机当中，这是事实。基于英国政府即将再次需要将现金运往欧洲大陆的设想，他开始在伦敦囤积黄金，后来将这些黄金卖给赫里斯，运送给威灵顿。涉及的金额是巨大的：单单4月的第一周，内森就买了“10万金币、5万英镑的外国金币、10万西班牙币以及近20万优质票据”。为了尽可能多地向赫里斯提供黄金数量，内森还将萨洛蒙派去阿姆斯特丹，将詹姆斯派去汉堡，“为军队采购大量黄金”并发回伦敦。赫里斯运往欧洲大陆的第一船黄金——价值3 000英镑的3个金锭4月4日起航；5月1日第二船价值2.8万英镑。到6月13日，他一共运送了价值超过25万英镑的黄金。4月22日，内森卖给赫里斯总价约为80万英镑的黄金；到10月20日为止，他提供的金币总价为2 136 916英镑——有884箱55桶那么多。此外，他再次接下了向英国盟友输送补助款的生意，最高峰时，一个月就要输送多达100万英镑的资金。这次，不仅俄罗斯和普鲁士，而且还包括此前反应冷淡的奥地利，都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现金——其他一批国家也同样如此，包括萨克森、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魏玛、黑森、丹麦和撒丁。1815年，赫里斯与内森的交易金额总数达到了9 789 778英镑。
试想一下，这些款项的转移业务所收到的佣金与1814年一样，在2%~6%之间，仅此一项获得的利润就可能有39万英镑。但是，这还没有考虑到动荡汇率所扮演的角色，与1814年一样，它是补贴款交易获利的关键因素。内森在伦敦进行的黄金交易立竿见影的影响就是英镑的走弱，进而将金价推高，升幅高达23%。这是一场豪赌，因为整个3月份，英国是否再次对拿破仑开战还不确定。（如果战争推迟，内森可能会发现自己囤积的是一批没人要并且不断贬值的黄金。）当开战的决定最终确定时，内森寻求再次用欧洲大陆的货币推高英镑的汇率——他将英镑的汇率从对法郎的17.50的水平推高到22。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司令”此时对自己控制交易所的能力十分自信。“任何地方都无须担忧，”他告诉詹姆斯，“我们在这里的资源就像‘狮子’，能够满足所有需求。”他在写给卡尔的信中表现出了同样的自信：“我不再为汇率的细小差异所限制，它给了我控制市场的力量。”内森还认为，他敢确定与赫里斯签订的协议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因为任何运到欧洲大陆的款项能够立刻从赫里斯那里得到偿还（之前他必须替政府预付大量的资金）。
但是他的计算在两个方面犯了致命的错误：设想击败拿破仑还需要冗长的战争，一年前欧洲大陆财政瘫痪的状况会快速再现，自己将不会遇到任何竞争。但事实上，拿破仑从厄尔巴回归，再到兵败滑铁卢，只不过是3个月的时间，而且前两个月只有两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由于这种情形的出现，罗斯柴尔德家族中阿姆斯特丹、汉堡以及法兰克福的竞争对手能够在货币市场与他们展开竞争，这种情形在1814年可是从未出现的。麻烦的第一丝迹象出现在汉堡，让内森感到沮丧的是，詹姆斯发现自己购买金银并不能控制住汇率。接着阿姆斯特丹传来消息说，威灵顿拥有的金银比他预计的要多得多，因此1814年5月5日，内森“接到英国政府的命令，要求我终止行动，因为你们发送的钱币太多了”。盛怒的他把矛头指向了詹姆斯：
我对你未能遵循我不断跟你重复的指令的原因自然会感到迷惑不解……我肯定你不知道你对我造成的伤害……由于你的疏忽，我失去了至少7/8的应得的生意……你所做的遵循的是政府的命令，而不是我的指令，我之前就提到过。我请求你立刻停止购买钱币或以伦敦的名义出票，如果这样做了，我将不会再支持你的任何业务，也不会接收任何汇票，我会让他们返回给你，以示抗议。希望我无须再重复这一点。
但这一切很难说是詹姆斯的错。如戴维森指出的那样，原因很简单，内森遭到了诸如赫克舍等欧洲大陆银行家的偷袭，赫克舍洞察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运送金银的秘密，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兄弟从汉堡以及阿姆斯特丹向伦敦运送金银的目的，是要将它们再次运回欧洲大陆：
当我离开伦敦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先生和军需大臣每个人都焦急不安，因为要尽可能筹集尽量多的金银。要完成这些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由伦敦花钱筹集。但形势自那时起发生了逆转，长久期待的战争只停留在准备阶段，没有任何真正的战争打响，其后果就是金银能够从四面八方筹集到。此外，波拿巴再次占领法国时那些无意参与金银买卖的银行，现在都想分一杯羹。
詹姆斯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巴黎，萨洛蒙此时到了阿姆斯特丹与卡尔会合，试图扭转英镑的下滑势头，但是损害已经造成。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滑铁卢的战争形势到了结束一个时代的最高潮。毫无疑问，首先接到拿破仑战败的消息非常值得高兴，这归功于罗斯柴尔德消息传递系统的迅捷，使得信使能够将消息版的第5份公报——1814年6月18日午夜在布鲁塞尔发布——经敦刻尔克和迪尔，在19日夜里送到了纽考特。这离威灵顿与布吕歇尔在战场上胜利会师只过了24小时。近48小时后，亨利·珀西上校才派威灵顿的军官向内阁报告获胜的消息，而消息送达时，内阁大臣们正在哈罗比爵士的家里共进晚餐（21日晚上11点）。实际上，内森20日就将有关消息转达给了政府，但没人愿意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名信使从根特带来的消息同样没人信。但无论消息到得多么早，在内森看来，滑铁卢获胜的消息一点用也没有。他并不期望决定性的结局如此快速到来；实际上，就在战役结束的5天前，他刚为英国政府在阿姆斯特丹借了一笔100万英镑的贷款，而且就在他的信使即将到达伦敦时，他正在安排一笔支付给巴登的补助款。现在滑铁卢战役的结果让他以反法联盟的名义进行的金融业务显得过早了，而且会带来非常糟糕的结果。因为兄弟几个不仅持有大量不断贬值的金银，而且还持有需要在阿姆斯特丹出售的100多万英镑的国库券，更不用说一系列只完成一半的补贴款业务，和平协议一旦签署，这些业务全部要终止。当军队报告抵达纽考特证实战争结束指日可待时，内森面对的不是传说中巨额的利润，而是沉重且不断增加的亏损。他在英国军队中的代理人约翰·罗沃思描述了他从蒙斯步行前往热纳普的经历，白天顶着烈日和滚滚灰尘，晚上在战场上露宿。当他最终找到威灵顿的军需官邓莫尔时，后者将他带去的价值23万英镑的普鲁士币退给了他，因为已经不需要了。
尽管内森让兄弟们继续为威灵顿提供货币，但是只有停止这样做才能存活下去。7月底，“惊恐的”卡尔暂停向军队提供款项。两个月后，詹姆斯发现自己现金极为短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与他们不同的是，阿姆谢尔此时沉浸在法兰克福的钱海里，但是那些钱没有一个人需要。卡尔承认，“现在我们不需要为军队找钱，它们已经有足够的钱了”。到这年年底，詹姆斯减少了向德拉蒙德在巴黎的存款机构提供的资金，试图收回一部分货币——这一建议遭到了断然拒绝。更大的困难出现在阿姆斯特丹，卡尔发现很难以内森与赫里斯达成的相对理想的折扣卖出英国国库券。事实上，和平的突然到来使得阿姆斯特丹的市场流动性变得极强，这类长期的票据根本卖不出去，兄弟之间新一轮的争执再次出现。法国的崩溃也对补助款业务带来不利的冲击。在柏林，詹姆斯与普鲁士政府的谈判陷入了迷茫之中，因为滑铁卢战役的消息让英镑的汇率飙升。其他的德意志公国很快开始为自己的补助款争取更好的汇率。更加让几兄弟感到痛苦的是，家里传来了噩耗：朱莉·罗斯柴尔德去世，年仅35岁。“我真的感到非常沮丧。”内森在滑铁卢战役两周后跟卡尔说：“我难以支撑着去参与原本希望参与的生意。妹妹去世的消息让我精神恍惚，由于这个原因，我今天只做了一点生意。”所以，威灵顿获胜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的并不是大量的利润，而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在伦敦，狂乱的内森希望从损失中寻找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被传出购买英国股票。7月20日，伦敦《信使报》的晚报版报道说，内森买了“大量的股票”。一个星期后，罗沃思听说内森“利用得到的滑铁卢大捷信息赚了不少钱”，并且希望参与更多的政府证券的买卖，“只要你认为哪些是值得买的”。这似乎证实了一种看法，即内森确实凭借他对战争结果的信息优势，买了统一公债。但是，他从中赚到的利润不会很多。维克托·罗斯柴尔德已经证实，统一公债的价格在滑铁卢战役结束前一周左右已经从最低点攀升到53点，即使内森在6月20日在公债价格为56.5点时，以2万英镑购买了最大数量的公债，一周后在60.5点时抛出，他的利润也仅仅约7 000英镑。有关信托债券（Omnium，另一种政府债券）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它在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升了8个点。实际上，几兄弟的消息人建议这类交易的规模不宜过大，等到和平协议真正签署之后再大规模投入。一封来自内森的信中透露出了不寻常的焦虑，信中暗示，这些债券都是颇伤脑筋的投机，因为它们全部建立在法国人将无条件接受任何和平条款的假设之上：
一切都还好，比想象的要好。我十分满意，我去见了赫里斯，他让我感到……挺好的。他发誓一切都很好。我在61.125和61.5两个价位买进了证券，赫里斯发誓说……一切会很好，我们都信心十足。我希望你们也一样。
按照萨洛蒙的说法，内森还以107点的价格购买了45万英镑的信托债券；如果他采纳了他兄弟的建议，在120点的价位抛出，他的利润将可能达到5.8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显然没能打动内森；他懊悔当初怎么没有多买一点，并且仍旧持有债券，等待第二年冲到更高的价格。事实上，直到1816年后期，内森或许才在证券投机中获得最大的胜利：他以62点的平均价格购买了65万英镑，其中的大多数他在1817年以82.75点的价格抛出，赚到了13万英镑。但是，这并不是他自己能保留的利润，因为最初的资金是按照赫里斯的建议，以政府基金投入的。
弥补滑铁卢战役损失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途径是，尽可能地延长英国支付盟国补贴款的时间。在这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盟国中有着许多“无价的共犯”，这些人也希望在和平协定签订、补贴款终止前，尽可能多地往自己的口袋里捞钱。10月，普鲁士代表约尔丹私下里承认，欧洲大陆多国正在拖延和谈，以确保获得多一个月的补贴款；而价值为1 100英镑英国证券的礼物确保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负责处理普鲁士的补贴款。另一个合作的官员与之前一样，是俄罗斯的热尔韦，他得到了一份大礼（他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的补贴款的2%份额）。“最重要的事情，”詹姆斯从巴黎报告说，“是热尔韦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特使。他昨天对我说：‘罗斯柴尔德，我们一定赚钱’！”之前不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奥地利政府也将其一部分补贴款业务交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部分归功于林堡的游说）。正如卡尔发现的那样：“与奥地利人做生意并不容易……但是你只要赢得了他们的信心，你就一劳永逸了。”另一方面，欧洲大陆竞争的增加导致佣金减少，套汇获利也变得艰难。一些政府——比如，萨克逊–魏玛就急切地希望避免“钱最后全部落到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手中，他毕竟是个犹太人”。几个兄弟不断提及这段时期他们的利润十分微薄（经常是1%），而阿姆谢尔是否值得为那些由他代理补贴款业务的德意志小公国——包括法兰克福、萨克逊–科堡和科堡–萨菲尔德感到“心碎”，让人怀疑。萨洛蒙和阿姆谢尔都非常冷静：“你不可能每天都能挣到百万利润。”萨洛蒙提到与普鲁士的谈判时这样说道，“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可以被迫发生的事情。做你能做到的事；除此之外，你无能为力。”整个世界不可能“属于罗斯柴尔德”。“这里的情形与英国不同，在伦敦，每周都有数百万的交易发生。而在德国，10万古尔登已经是笔大生意了。”这些“宿命论”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讲给在伦敦的内森听的。
1815年的夏天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无疑是个大丰收的季节。这年3月签订的一份协议似乎表明，兄弟几个的总资产与1810年相比，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在1815年，至少2/3的金额是内森名下的，而他并不是1810年家族协议的一分子。考虑到1810年的资金全部是其他4个兄弟的，这意味着欧洲大陆方面的资金实际上可能出现了减少的情况。此外，1815年的协议签署在百日王朝危机前，因此可以被看做是早期成功的证据（主要是，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1814年为赫里斯进行的业务利润丰厚）。1816年夏天，兄弟几个估计他们所有的资金总额在90万~100万英镑之间，这暗示资金在1815年3月~1816年7月间翻了一番。1818年6月，资金总额已经是177.2万英镑了（两年内增长了3/4），这是个非常显著的增长。但是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怀疑滑铁卢战役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就是这种高速增长出现的时期。
困难在于几乎不可能准确地判定罗斯柴尔德兄弟财务上的表现，因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拿破仑从厄尔巴的回归让整个局势变得一团糟，他们的各种补贴款生意在1814~1815年间巨大的变化，让他们原本就已混乱的会计程序彻底崩溃。
问题第一次浮出水面是在1814年6月，卡尔继续筹集一笔大额补贴款生意所需的资金。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就是“诈骗”（发行融通汇票，或与真正商品买卖不相关的票据）。当詹姆斯抱怨这一点时，卡尔指出，“记账”并不是他的职责。在这个时期，萨洛蒙被认为是家族的会计师——他是能够让父亲一直感到高兴的人，因为他能够“在一分钟之内让他在纸上变得富有”。但即便是萨洛蒙，也很快发现难以追寻内森以几个兄弟的名义进行巨额生意的去向。到1814年8月的时候，萨洛蒙和阿姆谢尔只能承认：“完全陷入混乱，根本不知道钱在哪里。”“我们加在一起非常富有，即使我们五个人各自分开来看，身家同样不菲。”萨洛蒙焦急地写信跟内森说，“但是钱在哪里？”内森的回答（可能更尖刻）是“（卡尔）应该有一个账本”。
问题在1815年9月再次出现，当时在欧洲大陆的几兄弟出现了现金短缺的危机。“但是亲爱的内森，”萨洛蒙写道，“你那里一定有大量的资金，因为我现在已经陷入了负债状态，而阿姆谢尔的现金也所剩无几。钱肯定全部到了你那边，但你却写信说你也有如此多的债务。那么我们的现金储备去哪里了？”经过计算，萨洛蒙发现自己仅巴黎一个地方就欠了12万英镑，他几天后再次质问内森：
我们的钱一定在你那边。我们这里近乎赤贫，没有一分钱可以动用。阿姆谢尔剩下的钱不足100万，因此大部分钱一定在你那里……找出家族的钱在哪里，亲爱的内森。我不知道我们的钱去了哪里。这很荒谬。但愿我们进行春季大扫除的时候，它们能够冒出来。
内森则回信暗示，阿姆谢尔才是一个“大财主”时，形势变得近乎恐慌。
问题是阿姆谢尔在柏林和其他地方有一系列的补贴款业务要处理，最终也将面临现金干涸的局面，而卡尔的基金在阿姆斯特丹几乎全部被英国国库券套牢。巴黎的形势同样紧急。“这种无穷无尽的债务真让人苦恼。”詹姆斯抱怨说，“我们必须支付的款项巨大，非常巨大。”萨洛蒙也应声说：“亲爱的内森，你写信说你那边有一百万或两百万英镑。你实际上一定有，因为我们的哥哥阿姆谢尔已经没钱了，我们都没钱了。但我们中的一个人一定有钱才对。”实际上，欧洲大陆的几个罗斯柴尔德这段时期避免“破产”的办法只能是短期借贷和进一步使用融通汇票。当然，毫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指责内森应该为他们的窘境负责。与他们的父亲早年批评内森一样，萨洛蒙尖锐地指责他弟弟管理不善：“我们只能依靠奇迹和好运，我再跟你说一次，你的账做得十分糟糕。看在上帝的分上，这样重要的交易应该非常精确地进行。不幸的是，你处理这些事的时候毫无章法可言。”他们的账记在“头脑里”的太多，而不是写在纸上。奥地利政府担心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破产”，这让人觉得惊愕吗？
内森试图向兄弟们保证，他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是阿姆谢尔还是提出了一些有关家族财富脆弱的一些证据。“你说我无须质询钱到底在哪里。”他向内森抱怨说，“在这方面，我与小安塞尔姆（萨洛蒙的儿子，当时13岁）很像，他总是问钱在哪里。‘人们说我父亲有500万英镑。’他说。他希望看到堆在一起的这些钱。”安塞尔姆想知道，父亲和叔叔们是百万富翁，还是破产的人。现实的不确定性让阿姆谢尔感到无比困惑：“我必须告诉你，自从1815年10月以来，我身体一直不好，我不能再承受下去。如果你希望你的哥哥身体健康，那么你就必须减少他对钱的忧虑。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我必须放松下来……我已经丧失了投机的激情。”他抱怨说，兄弟几个“生活得像酒鬼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欠英国政府的钱。”
让问题更加严重的是，这段混乱的时期到来时，赫里斯也在下院中面临着“管理不善”的指责，然后他向内森索要所有详细的财务报表。赫里斯在下院里最主要的批评者亚历山大·巴林突然发难，毫无疑问有着自己的盘算。但另一方面，他的一些指控并无不妥。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各国政府的交易中，至少与一个国家（俄罗斯）的交易获得了额外的佣金，并进行了贿赂，而这些赫里斯并不知悉。此外，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补贴款业务的早期曾利用汇率差异赚取利润。因为需要润色原本已经混乱不堪的账本，所以尽管面对“非常挑剔”的赫里斯的再三要求，罗斯柴尔德兄弟还是竭力拖延了好几个月。即使这意味着需要让巴黎的办事员通宵达旦地赶工，但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中伦敦的声誉免遭破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萨洛蒙说：“英国是我们的粮仓。”1816年初，如此害怕卷入丑闻的内森写信给阿姆谢尔，建议他暂时不要在法兰克福买新房子：
我问过赫里斯，他给了我了一个没头没尾的回答，让我别购买奢侈品，因为报纸会立刻写文章针对我，英国官员也会开始质询我……你最好能听从我和赫里斯的建议，别买房子，等到我的账目理顺了再说。
赫里斯此时已经接到德拉蒙德从巴黎发回的不安信息，德拉蒙德说，詹姆斯向他保证说，为了避免引起汇率变化，进行“虚假交易”是必要的。“这一点我敢说是千真万确的。”德拉蒙德焦虑地说，“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即将接受审计人员核查的账目，要竭力避免的就是弄虚作假，因为这通常是审查的重点……但要求所有的会计人员摒弃所有虚假，这是合适的要求吗？”德拉蒙德不知道的是这种虚假的程度。当他的同事邓莫尔1816年3月探访詹姆斯时，詹姆斯承认：“我的心剧烈跳动，我害怕他可能要求我把他的钱送交军队。”詹姆斯当时手里只有不到70万法郎，远低于邓莫尔可以合法要求的数字。
最终，几兄弟无人能够承担解决账目问题的任务。这一重担落到了本杰明·戴维森的肩上，他必须重组前一年超乎寻常的交易，并竭力隐藏无数的违规行为。他面对的困难是令人畏惧的。首先，罗斯柴尔德兄弟没有一个采用复式记账法。就如阿姆谢尔说的那样，柏林的银行家门德尔松“知道如何处理每个（联合账户），而在罗斯柴尔德公司，我们只能依赖簿记员所说的话。加塞尔告诉我，‘我们在普鲁士交易中赚到了不错的利润’，我只能相信他”。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毕竟，复式记账法1494年就由威尼斯人卢卡·帕乔利发明，至16世纪末期时，已被欧洲大多数国家采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未采用它的事实也说明，资本主义化的法兰克福犹太社区在技术上是相当落后的（但当然，这也意味着商业天才可以在没有会计的情况下运作生意——至少一段时间）。第二，会计记录之间存在巨大的缺漏，这反映了在法国占领期间，在法兰克福以及其他地方养成的保密习惯。第三，便是大量利润来自汇率波动的难题，这些也是赫里斯不知道的。最后，最让戴维森感到头疼的是，几个兄弟发行了“虚假”的融通汇票，总额达到了200万英镑。戴维森无奈地说：“他们早就应该想到……赫里斯有一天会查看这些账目。”
幸运的是，戴维森能够将账目“修葺一新”，向政府展示的数字显示，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补贴款以及其他支付业务的主要受益人；最后，萨洛蒙的论断似乎被首相利物浦和他的同僚所接受，即“即便100家银行也不可能在9个月里承担如此规模的业务，并为政府带来利润”。当军需部1816年10月撤销时，赫里斯在得到了一笔补偿金后光荣地离任，而且下院阻止他担任皇室专款审计员的动议也被否决。但无论怎样，直到1818年1月，萨洛蒙仍然担忧账目的事情：
我们现在仍然未摆脱政府的怀疑……只要政府仍然怀疑与赫里斯有关的账目，我们就难脱干系。我们富有还是我们能够逍遥自在？在我看来，没什么钱的仆人比我们还自在。为什么？因为他手头没有一个拙劣的账目，而且政府不会时刻掐着他的脖子。
因此，公平地说，1814年和1815年的巨额利润获得的途径比传统的滑铁卢神话中提到的方式要更神秘，也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