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

历史学家一直没有详细地阐述过，一个毫无名气的犹太商业银行家——几年前还是一个走私者、一个小小的纺织品出口商——如何能够成为英国政府与欧洲大陆战场之间的主要资金流通渠道，而正是这种资金的流通决定了1814年以及1815年欧洲的命运。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过程中，内森这一步的意义无疑是最为巨大的，但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

将内森变成“司令”，变成“金融界的拿破仑”，需要3个独一无二的条件。第一，缺少竞争。这一点完全归功于好运，因为1810年之前，伦敦城并不缺乏著名的银行。哈曼、里德、欧文、史密斯、佩恩和史密斯，还有著名的巴林兄弟都期望为政府提供财政方面的协助。实际上，巴林兄弟公司已经以贷款的形式将英国基金输送到葡萄牙。而且，内森也不是期望挑战已有银行的唯一犹太商人：亚伯拉罕和本杰明·戈德斯米德自18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努力；与此同时，1802年之后，一批德国银行家抵达伦敦（最著名的是施罗德、布兰茨和胡特），他们也希望在业绩方面迎头赶上。新任军粮供应大臣（由他为威灵顿提供资金）在1813年11月说道：“许多银行已经向我提供他们的服务了。”实际上，他的第一直觉是，巴林兄弟公司“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我们资金转移的最理想渠道”。但很快形势就表明无论是巴林兄弟，还是其他已有银行，都无法投入运行。对于巴林公司，部分原因是公司的领导权刚刚由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死于1810年）传给了儿子亚历山大，但主要的原因是伦敦城陷入了两次重大震荡之中。第一个是1810年的危机，其爆发的部分原因是“金块委员会”（Bullion Committee）公布的一份报告，报告不顾英格兰银行的反对，推荐恢复黄金支付方式。银根紧缩的预期——报告所暗示的导致了政府股价的暴跌，也让大量新近发行的政府贷款堵在了巴林兄弟和戈德斯米德公司的手里。巴林兄弟损失了4.3万英镑，亚伯拉罕·戈德斯米德自杀，伦敦城“警报四起，慌乱无措”，恐慌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市场也因为吞并荷兰而崩溃。这也让巴林兄弟在欧洲大陆的合伙人霍普公司变成了一个空壳，而它此前曾在俄罗斯财政中扮演着统治角色。

有利于内森的第二个因素是，1811年10月，约翰·查尔斯·赫里斯被任命为军粮供应大臣。赫里斯对内森来说相当于布德鲁斯，是他在政府高层中的第一个“朋友”。赫里斯是一个小商业银行家的儿子，他在1798年进入财政部担任办事员，此后一路平步青云。3年后，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西塔特的私人秘书，他同时还为斯潘塞·帕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1807~1809年掌管国库）工作。但是，赫里斯的金融背景并不是他确定内森·罗斯柴尔德是解决军粮供应难题理想人选的唯一因素。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赫里斯是一个亲德派，他不仅曾在莱比锡学习过，还将弗里德里希·根茨的反法小册子《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国家》翻译成了英文。也有可能，他在莱比锡期间的一个朋友让他意识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可用之处。根据史料记载，赫里斯在学生时代与当地一个女子曾交往过，这名女子此时已经成为莱比锡一个有名的烟草商人巴龙·林堡的妻子——更有意思的是，赫里斯与这名女子还有一个私生子。林堡家族后来声称，是他们把内森推荐给了赫里斯，从他们日后要求内森从政府业务中赚到的钱里抽取1%作为佣金（3万~4万英镑）的情况来看，这个说法似乎比较可靠。另一方面，一直到1814年2月——在内森得到政府的第一项委任之后——林堡才写信给赫里斯，称赞罗斯柴尔德家族“热心、精明”，而且同时他也推荐自己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行动的管理人，赫里斯一开始对此反应冷淡。但经过考虑之后，他的确决定按照林堡建议的方式雇用他，但是他非常谨慎地强调，他在林堡推荐之前就已信任内森。类似的是，一直到1814年6月，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开始意识到林堡对赫里斯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有可能，林堡只是拿破仑时期欧洲大批无法无天、投机取巧的骗子之一，他可能巧妙地利用赫里斯的私生子实施了勒索。1815年初卡尔·罗斯柴尔德怀疑林堡的妻子是“一个大财迷”，阿姆谢尔则怀疑林堡是在耍赫里斯。最终，林堡得到了1.5万英镑，这个价码更像是勒索，而不是作为合伙人应拿的数目。不过，无论怎么样，卡尔承认，从作为贵族中间人促成兄弟几个与欧洲大陆政府达成交易方面，林堡“帮了我们一个忙”。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与竞争对手不同的是，内森知道如何将钱送给威灵顿的方法。内森后来经常提到他当时所做的事，而且说得轻描淡写：

当我在伦敦定居下来后，东印度公司有价值80万英镑的货物要卖。我接下这桩买卖，买下了所有货物。我知道威灵顿公爵一定需要这些货物。我已经以折扣价买了很多他的汇票。政府后来找到我，说他们需要那些货物。当他们得到货物后，却不知道如何运到葡萄牙。我又接下了货物，将他们发到了法国（给了威灵顿），那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一笔生意。

当然，这个故事后来又被有心人进行了修饰润色，在内森身上增添了许多爱国色彩，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詹姆斯如何化装成一个女子穿越法国防线的情节。而事实远非如此。1811年3月前的一天，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事着从英国走私金块到法国的业务。这一行为从技术上讲，是违背大陆封锁政策的，但是它却为拿破仑所容忍，后来还将其合法化。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负责在海峡的另一边照应生意，在格拉沃兰或敦刻尔克将运过去的金币兑换成英国汇票，那时的英国汇票在法国，价格自然低很多，将其再运回伦敦就能赚得大量利润。1812年4月，内森发给詹姆斯的6船金币的一批价值为27 300英镑，詹姆斯用它们从法兰西银行家奥廷格、达维利耶、法贝尔、莫雷尔等人手里换回了票面价值为65 798英镑的汇票。其他几兄弟则从汉堡和法兰克福将合适的汇票转给詹姆斯。

早年代表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偷偷进行买卖的经历，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创造了一套朴实无华的密码，它或多或少地降低了法国人的怀疑。内森变成了“朗拜因”，伦敦变成了“耶路撒冷”，跨越英吉利海峡运送的金币被称为“摩西先生”或“莫施先生”。寄送的物品被称为“啤酒”、“鱼”或“孩子”。其他关键人物（已经无从考证）则被称为“胖子”和“该死的人”。此外，为了确保跨海峡通信尽可能安全快捷，在多佛尔的代理人被授权替罗斯柴尔德的业务租船。詹姆斯在1813年正是搭这样的走私船前往伦敦见了内森。与官方玩捉迷藏的游戏成为兄弟几个的习惯。实际上，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教自己的儿子有关保密的重要性：萨洛蒙11岁的儿子安塞尔姆拒绝让老师修改他正在写的、寄给父亲的一封信。“我亲爱的妈妈，”小家伙解释道，“我怎么可能把我和爸爸之间的秘密泄露给萨克斯先生呢？”

可能是由于内森在伦敦进行的金币买卖规模引起了赫里斯的注意，也可能是一些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手回到伦敦的汇票是威灵顿通过西班牙、葡萄牙以及马耳他银行卖给法兰西银行的，这触动了赫里斯。这有可能是詹姆斯已经用内森发给他的金币购买西班牙和葡萄牙银行越过比利牛斯山、提供给威灵顿的汇票。尽管证明这一论断的证据缺乏，但并不是不可能。毕竟，在1806年和1807年，一些资金就通过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辗转运到了法国，船只从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出发，向北经纽约，然后越过大西洋，经伦敦再到巴黎。实际上，有一次，价值1 400万法郎的墨西哥比索竟然是用一艘英国战舰运到法国，交由法国财政部的。一般说来，这种交易的利润被认为比敌人从这笔钱中得到的好处更大。此外，对于这种黄金交易的经济重要性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理论困惑，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法国官方能够容忍詹姆斯在巴黎以及波尔多的活动（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尽管一些法国警察心存怀疑，拿破仑还是采纳了财政大臣弗朗索瓦·尼古拉·莫利安的建议，莫利安认为英国流出黄金是经济脆弱的标志，对法国来说，能够进一步增强自己的优势。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推论；恰恰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跨越海峡运送货币的能力将成为增强英国实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814年1月11日，内森正式被分配了经法国资助威灵顿的任务。按照范西塔特的说法，赫里斯将“在最秘密的情况下，雇用那位先生（内森），在德国、法国和荷兰筹集大量的法国金币和银币，总值不超过60万英镑，这些钱能够在今后的两个月时间内筹集到”。这些钱之后将被运到停泊在德国赫尔沃茨吕伊斯港口的英国战舰上，从那里再启程，经法国比亚里茨附近的圣让–德吕兹送到威灵顿手里。对这些“罗斯柴尔德先生完全了解……他自己将承担所有风险和损失，在将钱运到国王陛下的船上前，这些风险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成功，他将获得所运货币总额的2%作为佣金。不过，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守秘密。这项任务是一个突破，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英国政府手里接过的第一项正式委任，它不仅让内森能够与赫里斯直接联系——他在当年3月见了赫里斯，而且“经常出现”在赫里斯的办公室里——而且，还能直接联系范西塔特以及首相利物浦本人。

需要承认的是，运钱的过程后来被证实比内森预料的要困难得多。内森派到阿姆斯特丹的迈耶·戴维森不停地抱怨，由于法国的占领，在荷兰很难筹集到合适的钱币，而且他很快得出结论称，如果内森要完成合约中规定的数额，就必须自己铸造新的拿破仑金币（老路易金币的替代品）。到1814年2月末的时候，戴维森只筹集到15万英镑的钱币。“这就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为什么？因为它是英国政府的一项委任，英国政府能够调用存在欧洲大陆的所有金钱，而且即使这样也不能让他们满意。”戴维森开始担忧交易难以为继，开始商谈是否将目标数字从60万英镑降到30万英镑。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困难，赫里斯仍不为所动。早在1814年2月22日，威灵顿写信向巴瑟斯特表示感谢，因为“巴瑟斯特给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到同年4月的时候，内森和詹姆斯将2万英镑换成了古尔登银币，供英国军队急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一直为军队提供资金，直到年底英国政府恢复正常的支付方式为止。赫里斯曾向英国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人员乔治·伯格曼透露：“这个地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提供了多种服务，他做得很好。尽管是一个犹太人，但我们对他有足够的信心。”令赫里斯满意的一个原因是，罗斯柴尔德兄弟在政府付给他们报酬之前，向赫尔沃茨吕伊斯运送了大量现金，这也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内森利用威廉在伦敦的股票作为担保，从伦敦和巴黎借到了大笔款项。这是可能的，但是考虑到所涉金额的庞大，这不可能是几兄弟唯一的信用资源。对此，尼尔做了解释，内森“资助反法战争利用了欧洲大陆的资源”——罗斯柴尔德兄弟购买了各国中的英国汇票，然后将它们兑换成黄金，然后以赫里斯的名义输送给威灵顿。到同年5月中间的时候，内森欠了英国政府1.167万英镑——这笔钱的数额吓到了他的哥哥萨洛蒙，而且很明显超出了内森能够承担的范围，但赫里斯对他在法国的代表德拉蒙德说：

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兄弟向你借钱，而让你感到万分担忧，我一点都不吃惊。他们现在以他们自己的信用为我们服务，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就难以为继，因为这种介入需要的资金远超过任何个人能够支撑的范围，不论他多么富有。罗斯柴尔德兄弟在伦敦所经营的业务非常好，他们似乎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为某人提供资金。

1814年，不仅英国军队收到了罗斯柴尔德通过赫里斯的账户提供的资金，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资助的欧洲大陆盟友也得到了补贴。给盟友提供的这些补贴款之前一直由巴林兄弟、里德和欧文银行负责处理，但此时内森赢得了赫里斯的信任，将这些业务一并揽到自己手中。唯一的困难就是要说服借到补助的国家对海峡另一边的罗斯柴尔德成员给予同样的信任。他们很轻易地获得了俄罗斯的信任，比较容易地争取到了普鲁士，只是在奥地利那里遇到了一点困难。小盟国——包括梅克伦堡以及黑森–卡塞尔也通过罗斯柴尔德兄弟接受补助，重登王位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八也不例外。所有款项加起来的总额异常庞大。在1811~1815年期间，英国一共向盟友支付了4 200万英镑。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介入得比较晚，但却迅速地确立了主导地位。在1814年6月，赫里斯列出了他支付给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国王以及英国军队的款项，包括还没有支付的款项，总额一共是1 260法郎，而且更多的款项还在不断地涌过来。所以，利物浦首相将“罗斯柴尔德先生”称为“非常有用的朋友”毫不奇怪。“我不知道，”他对卡斯尔雷说，“没有他，我们去年（1814年）能做些什么。”

罗斯柴尔德家族确保获得英国与俄罗斯业务中的一个份额被证明相对容易。1813年，英国、俄罗斯和普鲁士在赖兴巴赫签订了一项协议，英国承诺向俄罗斯提供1 333 333英镑的资助，向普鲁士提供666 666英镑，部分款项以附息短期国库券形式支付。但是，由于现金紧张，英国政府不断地推迟支付款项，直到1814年5月底，协议才真正达成，英国以15个月、每期100万普鲁士泰勒元（以附息汇票形式支付）的分期付款方式向俄罗斯和普鲁士提供资助，其中2/3的款项支付给俄罗斯，1/3给普鲁士。俄罗斯外交人员热尔韦负责将这些补助款兑换成现金，他起初找到了霍普公司，希望预支前7个月的款项，并给予了2%的回扣。但是霍普公司的老板拉布谢尔却犹豫不决，罗斯柴尔德兄弟巧妙地由萨洛蒙和詹姆斯出面，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不仅把预支的价值400万泰勒元的分期付款款项兑换成路易金币和欧洲通用金币，而且还将这些钱运到了汉堡、德累斯顿和华沙，这些地方的俄国军队急等着用钱。

罗斯柴尔德兄弟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尤其是缺乏竞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如詹姆斯说的那样，热尔韦“需要现金，越快越好”，而且没有其他公司愿意冒险将如此多的现金运到遥远的华沙。从英国政府方面来看，让罗斯柴尔德兄弟接受这起交易也有利可图，他们大大缩减了应付的利息，并且能够获得比之前商定的利率更好的利率来兑换英镑和泰勒元。实际上，詹姆斯声情并茂地宣称，“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达成如此诱人的交易”。“你可以满怀信心地告诉利物浦阁下，”他带着年轻人的傲气对内森说，“这宗交易是一件杰作。”

确实，从多方面来看，这宗交易都是一件杰作。正如他们父亲教导他们的那样，在与政府以及官员做交易时，兄弟几个总是小心地将自己的条件开得具有吸引力。也正是这样，为了确保热尔韦自己有兴趣与罗斯柴尔德兄弟做生意——为了把他变成公司可靠的“朋友”或“帮手”——他们向热尔韦本人以及其他俄国官员提供了大量金钱（以佣金和无息贷款的方式支付）。这种做法，兄弟几个私下里也承认，无异于贿赂。在与俄罗斯政府单独签订的一项协议中，1%的佣金直接进了热尔韦的腰包。正如詹姆斯和卡尔说的那样，“我们的朋友津贴”不仅在敲定交易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为将来的交易铺平了道路。戴维森诙谐地解释道：“现在俄国人知道了萨洛蒙，萨洛蒙也了解了俄国人。”有趣的是，兄弟几个对于热尔韦该拿多少钱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萨洛蒙知道——或者说他认为自己知道热尔韦的身价。经过一番考虑后，他认为詹姆斯给俄国人“太多的利润了”，而且“显然不知道如何贿赂”：一块手表和一些英国袜子就足够了。但是詹姆斯认为这“非常荒谬”，他向兄弟保证，他能够在俄罗斯的下一次交易中得到更大的生意：“给热尔韦的钱让一切都变得不同了，而我恰巧了解这个人。”在这起争执中，卡尔似乎站到了詹姆斯一边，但他坚持说，贿赂热尔韦的主意最初是他提出来的。

当然，这些给政客和公务员提供的报酬不能用20世纪晚期的英国标准来衡量：政府官员禁止收受贿赂，国会议员必须公布他们的私人生意所得和咨询费数额，甚至礼物也要公布。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贿赂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是一种常见的做事方式，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需要向政客和公务员送钱。当然，那时的人们也常说，“腐败”的特色和程度因地域差异而异，因时间不同而不同。即使在1814年——几十年后，格莱斯顿首相提出政府廉洁主张——英国官员也被认为比俄国人要谨慎很多；或者说，他们是担心国会和媒体的审查。出于这样的原因，提供给热尔韦的贿赂都被小心地向赫里斯隐瞒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赫里斯自己也收到了类似数额的钱财。但是他收受好处的方式比较隐蔽。1814年7月，阿姆谢尔寄给内森一封信，信是林堡夫人写的，信里提到了她与赫里斯的私生子。阿姆谢尔建议内森把信拿给赫里斯看。“（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会大有好处，”他写道，“因为当他看到他的孩子能够赚到这么多钱的时候，他可能会把普鲁士和俄罗斯的生意给你。如果这个孩子能得到1/4的利润，我们那时也会得到我们的利润。”

俄罗斯补助的交易对英国政府、热尔韦，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兄弟来说，都是一件杰作。他们从英国那里得到2%的佣金，额外的2%作为成本补偿以及俄罗斯政府支付的4%，他们在第一笔400万泰勒元款项中赚取的毛利润是8%。后来的款项（370万法郎和530万泰勒元）也带来了可观的收获。其他一些政府也愿意向罗斯柴尔德兄弟支付可观的佣金，以求将他们的补贴兑换成现金。梅克伦堡甚至愿意放弃自己150万泰勒元补贴中的30%，并支付5%的佣金，只要罗斯柴尔德兄弟能够“立刻付钱”。“他们愿意做任何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詹姆斯欣喜地写道，“以便尽快拿到钱。”重回王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同样收到了罗斯柴尔德兄弟以法国汇票形式提供给他的资金。争取到黑森–卡塞尔更为容易，由于达尔贝格的离去以及威廉尚未回到国内，黑森政府挣扎着支付盟军的各项费用。俄罗斯第二集团军拿走了全部粮食，而且战争基金也一分不剩，威廉的官员只得从罗斯柴尔德兄弟那里借了25万古尔登。一开始，借款的期限是6个月，但因为从被劫掠一空、筋疲力尽的百姓身上增收税费根本不可能，部分款项的偿还又进行了延期。

与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鲁士的生意比较难做，而且利润不高。部分原因是普鲁士的官员比热尔韦难对付。兄弟几个竭力讨好财政大臣比洛王子以及哈登贝格王子的顾问克里斯蒂安·罗特尔，尽管赫里斯的推荐给这几个人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但罗斯柴尔德兄弟得到仍然是“不冷不热”的回应。詹姆斯使出浑身解数，拿到了3笔总额为100万泰勒元的分期付款业务，但是普鲁士人认为他提出的2%佣金太高。“与俄罗斯做生意有利可图，”詹姆斯怀疑道，“但从普鲁士那里一个子儿都赚不到。”6个月后，他仍找不到改变自己这个判断的理由：“与普鲁士人做生意没有任何快乐可言。”他抱怨道，因为此时他的另一项竞标再次遭到拒绝。最后，罗斯柴尔德兄弟被迫不收佣金来做这笔生意，但他们最终从中赚取的3%利润超过了预期，不过相比其他国家利润还是十分微薄，几兄弟聊以自慰的是，他们认为至少保证了在柏林的地位，这可能会在将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至少，”詹姆斯说道，“感谢上帝，我们成功地挤进了这些生意，它将为我们联络普鲁士王室提供重要的帮助。”

而与奥地利官方建立联系被证明更为艰难。根据1813年的《特雷普利茨条约》，奥地利人应该得到100万英镑的补助；而1814年1月签署的《肖蒙条约》将总额提高了2/3，奥地利每月得到的款项为138 888英镑。法国被打败后，应付补助总额又降到了555 555英镑。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竞标处理部分款项的交付，当然还是由赫里斯从中引荐。他们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不仅免除任何佣金，而且按照8.48的比率将英镑兑换成古尔登。但是奥地利财政部副大臣巴比尔以及他的上司、财政大臣乌加特伯爵却拒绝了罗斯柴尔德兄弟，他们认为应该由奥地利自己的银行来处理款项的转移。第二次竞标同样失败，当时几笔款项要从比利时运往奥地利（作为战争赔款），奥地利人试图在罗斯柴尔德兄弟开出的条件中添加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条款。

罗斯柴尔德兄弟在1814年成功得到的政府间支付生意有一个共同点：每宗交易中，获取利润的方法至少有两种（有时是三种）。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是以佣金的形式得到，我们从上文中也能看到，它可以是8%，也可以是零。第二个——可能利润更为丰厚，但风险也更大——利用这个时期经常快速、大幅改变的兑换比率来获利。这也是为何没有任何吸引力的普鲁士的生意能够获利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也被运用于大多数其他交易。从根本上说，罗斯柴尔德兄弟充分利用了欧洲各地不同的汇率，这反映了统一欧洲外汇市场的缺失——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而且政治的不确定效果在1814~1815年也达到了顶峰。在某一天，一张英镑票面的汇票或钞票按照古尔登来换算的话，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法兰克福的差异可能相当大。套汇交易正是试图利用这种差异在一个市场买入较便宜的通货，然后在另一个市场以较高的价格卖出。同样，泰勒元或通用金币的汇率在很短的时间内也会有相当大的差别。经典的期汇投机便是在某种通货汇率最低的时候买进，在最高的时候抛出。

罗斯柴尔德兄弟罕见地恰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使得他们可以进行这样的交易。他们不仅在伦敦和法兰克福拥有永久性的基地，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也有半永久性的办公室；几兄弟各自因为生意而经常前往柏林和布拉格。此外，归功于他们与赫里斯良好的关系，他们比竞争者拥有很大的优势。而导致外汇汇率剧烈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英国运到欧洲大陆的金钱，而这些钱恰恰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按照要求输送的。在1814年前，英国观察家就意识到，如果用英国货币大量购进外国通货，将会导致英镑贬值。英国收支平衡表上的赤字越大——实际上，没有回报的补贴款支出得越多——英镑的汇率下跌得就越多。而内森正是向赫里斯许诺以最小的汇率差异来完成款项的转移，他才成为赫里斯每笔补贴交易的首选；而几兄弟也从没停止让赫里斯注意到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功。（这也是詹姆斯为什么说第一笔俄罗斯补助款从英国方面看是一件杰作的原因。）但是，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兄弟可以通过各种货币市场中的交易获得大量利润。

秘诀就在于控制英镑的汇率，这也是几兄弟在这一时期最为关注的一点。早在1811年6月，当他们第一次进行跨海峡金块走私时，阿姆谢尔就责怪詹姆斯“使耶路撒冷（伦敦）的汇率攀升得过高了”（实际是指，英镑对法郎的汇率下跌）；詹姆斯后一年写给内森的信中提到了他阻止法郎升值所做的努力。他向内森保证：“在保证汇率尽可能低方面，不可能有人比我做得更多了。”这些早期的经历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兄弟为赫里斯转移大量资金，却避免了汇率大幅下跌的原因所在。让赫里斯感到惊奇和高兴的是，内森能够“购买多达70万英镑的荷兰和法兰克福货币，却不会给市场带来一丁点的波动……汇率比他出手时更好了……我相信一个外国大臣或军需部官员谈妥的10万英镑对市场带来的波动都会比罗斯柴尔德的举动大10倍。”法国败在盟军手里自然地强化了英镑，但源源不断的补贴款再次让它面临走弱的困境。由于这个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介入，将英镑推高。到这个时候，市场开始跟随罗斯柴尔德的步伐。卡尔曾提到：“我们买时，每个人都会买入。”这反映了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即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代表英国政府采取行动的，这么做是为了迫使英镑的汇率坚挺……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当然，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几兄弟持有英镑有自己的原因。在英镑升跌趋势或多或少可预测的前提下，就能够在大规模补贴款转移过程中实现套汇。例如，1814年5月，萨洛蒙让内森注意巴黎和伦敦黄金报价的巨大差异。一个月后，轮到内森促使詹姆斯在法兰克福买进估价偏低的英镑。支付给热尔韦的补贴款带来了一系列的汇率差异利润。比如，阿姆谢尔7月底去柏林，利用欧洲通用金币对路易金币的汇率差抛出通用金币；8月和9月运给热尔韦的通用金币则是詹姆斯在阿姆斯特丹以低价购进的，这一系列举动额外地增加了4%利润。

这类交易产生的利润可能占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时期所赚取的利润的绝大部分。拿破仑战败后，英镑急速升值，阿姆谢尔半开玩笑地写信督促萨洛蒙：“让你的职员利用100万法郎让法兰克福分部变得更富有，用100万路易金币让巴黎分部变得更富有，用100万英镑把伦敦分部变得更富有。做到这一点，就给发‘军团勋章’！”但是，要强调的一点是，这种策略也伴随着高额风险。汇集输送俄罗斯和普鲁士补贴款所需的现金极为困难。法兰克福分部动用了所有信用资源，但仍不止一次地感到力不从心，卡尔和阿姆谢尔经常抱怨内森的胃口超过了他们能够承受的范围。卡尔就曾抱怨，搜集到60万古尔登的资金“简直是个玩笑”。与此同时，补贴款转移中涉及的国家自然会眼红罗斯柴尔德家族赚取的大量利润。即便赫里斯和热尔韦有时也有怨言，普鲁士政府则至少将部分因英镑意外走低产生的成本转嫁给了罗斯柴尔德兄弟。汇率也是阻碍罗斯柴尔德兄弟与奥地利达成妥协的绊脚石。

此外，套汇和期汇操作的成功依赖于快速通讯。兄弟几个尽可能地共享可能影响外汇市场的消息：即将到来的新补贴款，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一项和平协议即将签订等。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已经能够通过自己的快递系统传输比通过官方渠道或邮递系统更快的信息。但是时间间隔仍然非常重要，而内森经常被敦促加快系统的运转速度。当英镑在阿姆斯特丹猛涨了6%之后，詹姆斯难以抑制心中的焦急，写信指导内森：

亲爱的内森，现在如果你认为补贴款即将停止，由于货币少了，你应该知道汇率肯定会上升。但是如果你认为还会有更多的补贴款要转移，那么汇率将再次下跌……让我感到可怕的是，亲爱的哥哥，你竟然不写信告诉我你的看法，现在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而阿姆谢尔同样非常焦急地想知道伦敦每天的消息，他让内森通过多种途径给他寄信——经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以及敦刻尔克——并用不同颜色的信封，这样他在邮局里的联系人扫一眼信封就能知道汇率是涨了（蓝色）还是跌了（红色）。

而且，即便拥有了快速通信的便利，仍有可能犯错。1814年7月，内森出乎意料地——“像一个疯子”——给法兰克福的兄弟们汇去了十几万英镑。这立刻导致了法兰克福英镑的贬值；下滑趋势一直持续到8月，并且扩展到了阿姆斯特丹，“沮丧”的卡尔开始担忧内森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萨洛蒙紧张地警告内森不要“把英镑压到某个水平以下”：“如果你不小心谨慎，你就很难再控制住股票交易所。”即便事态停止了恶化，但欧洲大陆对英镑的信心却遭到了重大打击。这种焦虑也被阿姆谢尔的自信进一步复杂化（这可能是因为，正如他自己担心的那样，坏消息没有尽快地到达他那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卡尔觉得应该停止投机英镑了：

如果早一点将这点写信告诉（在柏林）的阿姆谢尔，他就会采取截然相反的做法，他会毫不犹豫地买进英镑。没人能够想象我所经历的事。他抵达莱比锡后，立刻以汇率136的价格购进了1万英镑。他的想法是英镑汇率会升到140，但是升到140后，他仍然不能决定是否抛出。他仍然坚持认为它会升到150左右……如果你那时写信给他，在自己头脑中有一个确定的数量，告诉他一半的数量，那么他就会毫不迟疑地买进更多的英镑。

当阿姆谢尔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他感到“目瞪口呆”——他对英镑在柏林下跌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对于弟弟们的批评，“我还不够小心吗？”他反驳说。“你是希望在雨中跑出去而不淋湿自己。”萨洛蒙忧虑地总结，认为是内森指责过了头：“世界上没人能够在任何时候固定住英镑的汇率，除非一个政府做好准备，愿意在一年内拿50万英镑去冒险，以实施一项货币计划……我真的认为，不存在某个时刻买进英镑能够阻止英镑下跌的情况，因为这个世界上这种货币已经太多了。”詹姆斯甚至建议改变战略：以持续下跌为预期，增加英镑的债务。从这时起，兄弟几个才慢慢对英镑恢复信心。到1814年11月的时候，詹姆斯发现时机再次成熟，他应该再次在汉堡股票交易所亮相来推高英镑，他在第二年初访问柏林时也确实如愿以偿。到1815年2月的时候，他能够信心百倍地向内森报告说：“在巴黎，英镑是升还是跌完全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从补贴款中赚取利润还有一种间接的方法：投机价格波动的债券。与汇率一样，债券价格对大规模国际款项转移反应高度灵敏，对相关的政治发展趋势同样如此。譬如，1812年2~10月间，俄罗斯债券的价格从其票面价格的65%跌到了25%，原因是法国入侵导致国债利息暂时停止发放。法国人从莫斯科撤军的消息让债券价格重振旗鼓：1812年11月30日，它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价格升到了票面价格的35%，1813年3月升到了50%，只有当拿破仑6月在萨克森获胜的消息传出后，它才再次跌到41%。而当盟军胜利消息的临近，俄罗斯债券的价格飙升，英国的补助款也为利息的支付提供了强有力的预期。这也让那些预测法国即将战败的人开始购买英国盟国的国债，尽管这些国家当时还处在风雨飘摇当中。罗斯柴尔德兄弟也试图尝试，尽管涉足时已经很晚。内森派摩西·蒙蒂菲奥里前往巴黎进行一些投机买卖时，俄罗斯债券的价格已经接近票面价格。但是，詹姆斯相信它们的价格还会上升，因为他从热尔韦那里得知，债券利息即将发放。阿姆谢尔在1815年8月也从邻近的德国诸侯国购买了一定数量的债券。1815年3月，罗斯柴尔德几兄弟依据类似的计算，推高了奥地利债券。但是，从这些交易中赚到的钱远远少于套汇和期汇投机。实际上，持续的债券买卖非常可能导致惨痛的亏损——其中的原因将变得很明显。 DFg6sxZ091IDp/lOd3mCR1oSfzR+zTQYlEl1tH9aJnmLMXkxt+ETjkH+pMy+pF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