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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内森）在伦敦是司令，我则是他的陆军元帅……
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即我们任何人对另一个人的品行都不应有任何的责难，作为合伙人，我们应一直保持利益一致，因此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指责另一个尽力争取最大利益的人。
萨洛蒙·罗斯柴尔德
拿破仑著名的格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些“粮草”如何得来。威灵顿公爵也有一句类似的格言：“填饱肚皮，你才能实现目标。”1793~1815年，欧洲战场上的所有军队都重新采用了古老的补给方法：从百姓中强制征收。他们也不同程度地从自己的领土上运送物资。以武力威胁获取给养会使得军队遭人怨恨，并会出现食物短缺现象，而延长的补给线又非常脆弱，易受攻击。在漫长的战役，如威灵顿的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需要更为妥当、高明的征收军费方法。毕竟，它是能否购买给养以及支付军饷的关键所在。西塞罗（Cicero，古罗马政治家）的格言：“无穷尽的金钱是支撑战争的基础”，在1808~1815年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适用。亨利·邓达斯在威廉·皮特与法国开战前夕也曾说过：“所有现代战争都是金钱的较量。”
早在1809年5月，威灵顿就向伦敦政府抱怨他没有足够的军费。1811年3月，他写信给首相利物浦，威胁称由于缺乏经费，他将不得不终止所有战役。一年半后，入侵法国前夕，这个问题再一次提上台面。他的军队金库每个月的运转资金约为10万英镑，这其中不仅包括英军自己的军饷，还包括葡萄牙和西班牙军队的补贴。但是威灵顿跟巴瑟斯特伯爵说，他的钱只够支付盟友的补贴。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他只能以贬值的纸钞支付军官们的薪水，而低阶军官（拒绝接受纸币）根本就没拿到任何报酬。他警告政府说，“这支军队除非在非常早的时候得到一大笔资金的扶助”，否则：
所有军队的受挫感会变得很严重……而且它也将使我举步维艰……（西班牙军队）处在如此困窘的境地，所以期望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一个风景如画的国家时不发生劫掠行为，是不太公平的；尤其我们要注意到他们国家遭受别国入侵时遭受的痛苦。因此，我不能冒险把他们带回法国，除非我能够给他们提供军粮，并支付报酬……没有军饷和粮食，他们必定会抢劫，而他们一旦这样做了，就会把我们全毁了。
最困难的时刻出现在1813年2月，威灵顿报告说，他“几乎不敢出门，因为债主等在外面索要应该还给他们的钱”。也正是威灵顿的财政窘境给了内森·罗斯柴尔德事业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机会，这里，我们有必要花一些笔墨说说威灵顿财政困难的原因。
在所有旧体制（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与社会体制）的国家中，英国拥有最为有效的财政体系。主要的架构在光荣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已经发展成形：一个相对低廉和中央直辖的收入集纳体系；国会中相当透明的预算过程；比较稳定的公开借款体系，有基金支撑的国债体系；一个同样稳定的货币体系（主要涉及英格兰银行以及纸币与黄金的兑换）。这样的财政体系使得18世纪发动的6场战争没有引发出政治危机，而所谓的政治危机曾拖垮了财政实力比英国更为雄厚的法国。但是1789年之后，战争的成本急速上升（部分原因是革命政权能够投入规模空前的军队）：据估计，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年实际开支是一个世纪前的5倍。1793~1815年间，英国公共开支急剧膨胀，从每年的1 800万英镑升到了1亿英镑左右（约占国民收入的16%）。这一时期与法国开战的所有费用约为8.3亿英镑，其中的5 900万英镑以津贴的形式提供给了英国的盟友。形势需要，英国不得不设立一些新的税收项目，这当中，收入税最为重要，不过这些收入也只支付了1/4的战争费用。结果，英国国债从1793年的2.4亿英镑飙升到了1815年的9亿英镑，几乎是国民收入的两倍。此外，在1797年，英格兰银行认为有必要暂停黄金兑换，结果导致了一段时期的货币贬值。由于战争期间的物资短缺加上流通纸币的增加导致了通货膨胀：1815年前，物价在20年内翻了一番。而威灵顿的战役正是在这一时期打响的。
不过，这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公爵先生的窘境，但有一定的关联。即便伦敦的国库丰盈，把钱以西班牙商人愿意接受的方式提供给威灵顿仍然很困难。1813年之前，有两个渠道能够将英国的金钱输送到西班牙。要么以黄金（以金币的形式）支付，用船运到葡萄牙或西班牙，在那里兑换成当地的货币；要么是威灵顿通过向当地银行出售英国汇票的方式来借贷。由于大规模运送黄金存在着风险，威灵顿经常采用的是后面一种方式。问题是到1812年的时候，伊比利亚的英国汇票市场已经饱和，威灵顿发现，如果要兜售新的汇票，就必须提供一个难以想象的折扣。“里斯本的爱国人士，”他向巴瑟斯特抱怨说，“不会给我们提供金钱，一丁点儿都不会给，因为国库空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内森·罗斯柴尔德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