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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约150—219)，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大医学家。他对当时的流行病症及其治疗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建立起一整套流行病的治疗原则，成为后世医家的准绳。后世为了感戴他的恩德，为了纪念他救民于疾渊病海、造福万代的不朽业绩，将他奉为“医圣”，奉其著作为“医经”。
张仲景又叫张机，出生于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善于思索，不论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求个来龙去脉。他读了很多的书，对那些殚精竭虑、勇于钻研为民众排忧解难的官吏和其他人士格外仰慕。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为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特别感动，下决心要像扁鹊那样，把救死扶伤、解除世人的病痛之苦当做自己的使命。从此，他刻苦钻研病理，在年轻时就掌握了丰富的医学知识。
那时正是东汉王朝末期，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大地主、大军阀也为了争权夺利，依据武力，各霸一方。烽火连年，田地荒芜，死尸枕藉，饿殍遍野，天灾交下，瘟疫流行。无情的瘟疫每年都要夺去无数人的生命。张仲景目睹着因病而死去的人以及死者家属痛不欲生的情状，耳闻着病人悲凉的呻吟，心里十分痛苦。他辞去官职，专心研究医学，给百姓看病，横下一条心，非要制服瘟疫不可。
面对着像伤寒这样传染性极强的流行病，当时很多的医家都叹为困惑、束手无策。因此，张仲景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制服这种流行病，是必须下一番苦工夫的。于是，他废寝忘食，翻遍了古代的医书，凡是前人医病的宝贵方法，他都搜集起来，然后进行分析、归纳，真正做到了“勤求古训”。有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向自己的老师——同乡人张伯祖求教，以便完整准确地领会以往医家对病理的看法以及治疗方法。张仲景在潜心钻研《内经》、《难经》、《胎胪药录》等古医典药著的同时，把收获的心得应用于治病救人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他发现单单依靠前代医家的某些见解和结论，并不能完全奏效。有人说：“天下万事万物，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他认为对流行瘟疫的治疗也是如此，医家治病救人的关键，就是遵循病理和药理，对前人的结论不可拘泥，重在实践。于是，他对病理进行周密的观察和揣摩，经常到旷野乡村，不弃村妇野老之见，广泛搜集有效的药方，力争做到“博采众方”。早出，穿雾踏露，不待雄鸡的啼鸣；晚归，披星戴月，伴着荒野的凄风和野狼的号叫，不管路途多么艰险，身体多么困乏，只要能有所收获，那就是他最大的慰藉。枯荣交替、寒来暑往，张仲景这样不畏艰辛、虚心好学，再加上勤于思考，逐渐掌握了“六经分证”和“辩证论治”的治疗原则，运用这些原则，治好了无数被瘟疫困扰的病人。当他看到这些病人又重新走向生活，额头上斑斑的皱纹都绽开了。
张仲景不但勇于实践，还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经过认真观察，反复实践，他参考先代医家的见解，综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写成了十六卷的《伤寒杂病论》，把伤寒的病症分辨成六类八型，从而使古代“辩证论治”方法更加具体化了。此后，医生治伤寒感冒，只要根据病人的症状，分辨出属于哪一种类型，再对症下药，就很容易把病治好了。
在《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中，一共记载了治疗传染病的方子三十个，治疗原则三百九十七条，此外，还有许多治疗各种杂病的方子。这部书后来散失，历经后人多次收集整理，今存有晋代名医王叔和改编的《伤寒论》及《今匮要略》两书。《伤寒论》系我国最早论述多种外感热性病的专著。《今匮要略》以论述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妇科和儿科。张仲景将前人之病因学说、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理、虚、实、寒、热)结合，概括出一整套六经分证和辩证论治原则，以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为各种病症的疗法。这些原则为后世医家奉为准绳。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是中国医学史上一束明艳的花朵，它的根须汲满了张仲景求索的艰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养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