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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阁临水。兴来即命棹，归去辄隐几。”这朗朗上口的五言佳句，简单淳朴、清丽如画，说的却是清末民初，横绝百年的才子王国维的身世。王国维，字静安，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3岁丧母，却自幼聪慧，年少就赋成这五言诗，表达了自己对江南故乡的无限深情。
父亲一生清苦、劳倦奔波，吃尽了没有功名的亏，因而早早地把理想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可这王国维偏偏自小至大都讨厌空洞乏味的八股文和形式迂腐的科举制，就像今天的学生厌烦应试教育和高考一样。平常日子也不见他为科考努力争取过，倒是对诗词歌赋和一些闲书野书铭记于心。少年时在私塾，看到同学读《汉书》，他借了来看，但见书间文采飞扬，当即就喜欢得不行，马上回家拿了科考用的压岁钱，屁颠屁颠地也买回《汉书》《史记》《三国志》等一系列古书，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在17岁至20岁间，三次被父亲逼着赴杭州考乡试，三次都名落孙山。真够打击人的。这却并不妨碍他喜欢上历史哲学，填词写诗，甚至开始写字撰文，评论前人文章。虽科第不及，但王国维的才情在家乡已悄然散播，被誉为“海宁的才子”。
当年的内织染局，便是今天的织染局胡同。
20岁时，迎娶了第一任夫人莫氏。婚后不久，为谋生计，他去了上海。因同学介绍在《时务报》任职书记，月薪12银圆。这《时务报》当时闻名上海滩，是全国的核心媒体。王国维的头衔是书记，实质上就是个杂役。门房登记来客啦，收发信件报纸啦，帮领导写写序文啦。当时有一个叫罗振玉的颇有声名，在上海创办了“东文学社”，教授日文。王国维就向《时务报》的馆主请示，允许他每日过去东文学社学习，馆主答应了。由此因缘际会，王国维便与罗振玉渐渐熟络起来。不久后，《时务报》报馆解散，罗振玉请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帮助做撰写编译工作。
罗振玉对这个年轻人非常赏识，深知他是做学问的料。更重要的是，这罗振玉年轻时也是满腹诗才，却也屡屡科举不中，和王国维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一相见，怎能不相逢恨晚，惺惺相惜？自此，两人共同著书立说，相携相依，不在话下。
今天的织染局胡同10号门牌，斑驳迹象仿佛有当年王国维住过的气息。
1906年，罗振玉被清政府任为学部参事，约王国维同行进京。不久，他举荐王国维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负责图书馆的编译及审定工作。这一年，王国维年届30岁。7月，夫人莫氏病逝。次年3月，他续娶潘氏女子为妻。这个时期的王国维，在诗词研读方面，造诣已颇高。开始撰写《人间词话》，著名的“境界论”由此而出，轰动了整个诗坛文坛。及至今天，仍声威不减。而“人间”一词，不过是王国维其时求知治学的名号。后他与罗振玉通信，有时候的落款署名也是“人间”。30岁的他，已敢大放豪言道：“南宋以后的词人中，除却一两个外，再没有比得上我王国维的。”他的一阕《蝶恋花》中的两句“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便是诗词中的绝妙佳句，为世人所称道。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数月间，清朝灭亡。王国维沦为清末遗老，携儿带女，一家东渡日本避难。从此，“清末遗老”这个身份如同一枚无形的标签，跟随他终生。王国维在日本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常常连书都买不起。1912年9月，他写信跟友人道：“维在此间生计尚无把握，叩尽囊底，足支一年，此后不知如何。”这时期的王国维相当醉心于经史考据，例如古文字、古器物。他于1916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得到著名犹太富商哈同的赏识，被聘为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在哈同花园静心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1923年5月，王国维受人举荐，自沪返京，混进了紫禁城，做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忠心臣子，一个五品官。按照当时的住房标准，搬入一栋两进的四合院，在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房屋高大宽敞，有二十间房。所谓地安门内织染局，便是今天处于地安门内大街及北河沿大街之间的织染局胡同。胡同长约300米，东南方向与胡适住过的钟鼓胡同毗邻，西边又与美学家朱光潜住过的慈慧胡同相通。王国维当年住过的10号院便是后来的29号，可惜因工程改造已被拆除，昔日芳踪难以觅寻。
当官之后，王国维高兴得不得了。一来他年轻时受父亲逼迫，一心想谋取功名而屡遭打击，这好歹遂了平生的一个愿望，弥补人生的些许遗憾。二来是做官俸禄高，王国维生在乱世，深知自己不过是一个升斗小民，携家带口，谋生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如今福禄双临，焉能不喜？他对这位末代帝王十分忠心，写了奏折，煞费苦心地给溥仪进谏上疏，却被溥仪身旁的师傅给挡了下来。都这个时候了，还恁认真干吗？溥仪一干人等躲在紫禁城，不过是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跟新政权玩“藏猫猫”。很快，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政变，把这一拨子厚脸皮的人赶出了故宫，这“藏猫猫”的闹剧才宣告彻底终结。王国维这个清末遗老的美梦自然也是草草收场，被残酷地打回现实的冷宫之中。
此时，他已是快50岁的人，而一生仍似在流离飘荡，穷愁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