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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过去的第1个100天里华盛顿的变化深感自豪，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一点在座的各位也很清楚。下面，我将简要地介绍本届政府的近期计划。在即将到来的100天里，我们将设计、建造一座图书馆并投入使用，献给之前的第1个100天……我相信，如果即将到来的100天一切顺利，我只需花72天就能完成计划，这样到第73天我就能歇口气了。
这是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2008年11月，奥巴马在民众排山倒海般的希望和期待中入主白宫。几个月过去了，奥巴马召开记者招待会对过去的100天进行总结，按照惯例，他在发言中开了几个轻松的玩笑。现在看来，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奥巴马当时的玩笑一针见血：人们总是对一个人抱有太多的期望。
这是因为人们迫切需要相信领袖拥有过人的能力。在面对复杂挑战时，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寻找一个领袖来应对挑战。不仅是奥巴马，每一任美国总统在当选前都承诺会让政坛气象焕然一新，但现实情况总是不容乐观，几乎每位总统随后的民意支持率都大幅下跌。原因不在于人们选总统时总是看走眼，而在于现代社会里人们过分夸大了领袖的能力。
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本能反应，可能是因为人类社会首先进化成了狩猎采集部落，面临的都是狩猎采集问题。虽然当时人类的大脑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社会却很落后：那时的社会上只有几百种而不是几百亿种产品。那种社会面临的挑战无论多么令人生畏，都相对简单，聪明、智慧、勇敢的领袖足以想出解决方法。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所面临的挑战相比，那些挑战更是微不足道。
无论原因是什么，人们这种依赖领袖解决问题的想法根深蒂固。当然，领袖也不必单枪匹马解决所有问题。卓越领袖的身边聚集着众多的专业顾问，他还会寻找对当前问题独具慧眼的资深专家，但是这种有深度的专家意见也未必能解决当今社会的复杂问题。
对于这个现象，最好的例子当属一项针对专家意见局限性的调查研究。这项研究始于1984年，主持研究的是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家菲利普 · 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
泰特洛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一个专题委员会里最年轻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受托调查冷战期间苏联面对里根政府的强硬态度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里根政府是会把苏联的反应看作恃强凌弱者的恫吓，还是会给出有效的反击？泰特洛克尽最大可能寻找所有的相关专家，仔细征求他们的意见。事实让他大为震惊：这些最权威的冷战问题研究专家的看法竟然一次次地互相矛盾。我们早就对电视上受访者的意见相左习以为常，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对此大惊小怪；不过，当我们意识到这些人都是知名专家，而他们对最关键的现实问题的看法也不能达成基本一致的话，我们就该明白所谓的专家意见远不如我们期望的那么可靠。
泰特洛克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20年来，专家判断力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跟踪调查了300多位专家——他所说的专家是指专业从事政治、经济动向评论或咨询的人，这样的专家多得惊人，有政治学者、经济学家、律师、外交官，还有间谍、智囊团成员和记者。这些人多半拥有博士学位，几乎人人都有硕士学位。泰特洛克评估专家判断力质量的方式就是死盯到底：他让这些人作出明确的、可以量化的预测——私下回答他提出的27540个问题，然后他静观其变，看这些人的预言能否变成事实。实际上，这些预言很少能命中。专家们失败了，他们无法预测未来，这表明他们也没能完全把握异常复杂的当前局势。
但这并不是说专家意见一无是处。泰特洛克把专家们的回答和研究生对照组的回答进行了比较，专家们的表现更胜一筹。不过客观地讲，专家意见带来的收益极为有限。只要专家们对政治世界有大概的了解，特定领域的深厚专业知识似乎就起不到多大作用了。预测俄罗斯问题时，俄罗斯问题专家并不比加拿大问题专家预测得更准确。
泰特洛克的多数研究记录都透露出贬低权威专家的味道。为什么不呢？泰特洛克最值得品味的发现就是，专家——花大量时间接受记者采访的那些人，名气越大就越担当不起专家这个头衔。路易斯 · 梅南（Louis Menand）在《纽约客》中写道，他很喜欢泰特洛克对装模作样的预测专家的看法，他发现“泰特洛克这本书有一个最宝贵的经验，就是他似乎很不情愿得出的那个结论：‘自己动脑思考’”。
泰特洛克不愿仓促得出结论还有一个原因：他的研究结果还显示专家们确实比非专业人士做得更好。这些才智过人、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拥有独到的见解——只是这些见解也不过如此。问题不在于专家本身，而在于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复杂，任何人都没法看透它。
既然面对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专家意见也于事无补，我们该如何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呢？或许我们应该从我们看到的成功故事中寻找答案——从这些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发达国家中寻找答案。